内心深藏的梦想

冯远征

说起我4年的“跳伞生涯”，朋友们都像听天方夜谭。那是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一天，北京跳伞队到我们108中学（现在的50中学）招学员，但是同学们都犹犹豫豫的不肯报名。我们学校一向有着良好的体育传统，老师见大家丝毫不踊跃，便赶鸭子上架，指定班干部必须带头表率。就这样，我成了参加跳伞队选拔考试的一员。

选拔考试的项目很简单：20米折返跑、蛙跳、90°弯腰转圈。主要考验的是个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些学生压根儿不愿意学跳伞，又迫不得已报了名，就在考试过程中耍小心眼儿，比如故意跑得磕磕绊绊，转完圈假装晕头转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不太会装，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我的表现令教练很满意。

从那天开始，我加入了北京军体学校跳伞队，也就是北京跳伞队的预备队。龙潭湖附近有一个跳伞塔，每周六下午和周日全天训练，跑步、俯卧撑、2米高台跳沙坑……也就是说，除了念书，我的时间全部花在了这里，一练就是4年。

最初，并不需要自己做动作，身上系着保险绳，被吊上60米的高塔，再缓缓放下来。或许之前的训练于我，都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当我第一次升上高空，又在过耳风声中降落，双脚触及大地的那一刹，我从心底里爱上了这项运动。那时候最羡慕的就是专业的老队员，老式的蓝白道运动服，胶底的白球鞋，走起路来左右晃膀子的架势，无一不是“资历”的象征。

1981年，念高三的我遇到一个两难的抉择：跳伞，还是考大学。那年的全国跳伞比赛和高考几乎同时进行，二选一，非此即彼。

跳伞教练十分看好我的潜质，他认为我是一个“比赛型选手”，比赛状态极佳。一旦夺得名次，我就可以加入专业队，和那些神气活现的老队员“平起平坐”了。我想，后来我能够成为演员，平时虽寡言少语，但上台就兴奋，上镜就兴奋，和跳伞训练不无关系。

而我的高中班主任同样对我寄予厚望。我读的是文科，历史、政治都是长项，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他说：“远征，以你的成绩考大学本科，没问题。”

我没跟父母商量，自己给自己拍了板儿：放弃高考，全力以赴投入跳伞集训。

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胜算几何，只是觉得，我喜欢跳伞，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何况教练对我的水平是信心十足的。

遗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鱼和熊掌兼失。我在大赛中如愿地取得了名次，我所在的小组还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但是，得到的结果居然是——我落选了。教练非常遗憾地告诉我，我已经19岁了，“年龄太大”，所以失去了这个机会。

到底还是年轻——如果不考虑国家对运动员服役年龄的限制的话，当时我并不痛苦，只是有种空茫的无力感。我问自己：“4年努力，就这么完了吗？”

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街道不再负责无业青年的工作分配了。我开始了两个月的待业生涯。

从得知比赛结果的第二天起，我重新拿起了语文、数学课本和《新概念英语》，梦想着复习一年，参加明年的高考。家里有个“熊猫”牌收音机，外面套着黑色皮套，在当时看来很高级，我每天抱着它收听英语广播。我还回学校问过复读班的招生情况，老师告诉我，只有当年参加高考并且成绩高于360分的，才有资格报名。看来此路不通，我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家住在东交民巷，离王府井很近。每天下午我都一个人到王府井逛一圈，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到工美大厦，到新中国妇女儿童商店，到东风市场（现在的新东安市场），再到亨得利钟表店、王府井百货商场。

百看不厌的，就是百货商场里的张秉贵师傅卖糖。他的拿手绝活儿“一抓准”、“一口清”，常常看得我流连忘返，叹为观止。无论顾客要二两、三两，还是半斤，张师傅抓起一把放进秤盘，手里还留一两块，以便分量不足时补充，但这一两块很少派上用场。有的顾客来买“杂拌儿”，各种糖单价不一，分量不一，他不但一抓一个准儿，都抓完了，总价也算出来了，毫厘不差。

我天天去，只看不买，周围几个柜台的售货员都认识我了。那是我最失落最孤独的一段日子，看到张师傅干净利落、精神抖擞的样子，总能让我受到一点鼓舞。但是前途在哪里，我无比迷茫。

有一天，我听同院的孩子说沙河兵工厂招工，便请父亲帮我找人联系一下。父亲是当时的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只要他告诉相关人士“我有一个待业的儿子”，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这份工作，根本无需“走后门”。可是父亲坚决不肯，他认为军人的儿子，有本事就该自己去闯。

我又偷偷找到父亲的秘书，告诉他我还是喜欢跳伞，想先当伞兵，然后转到“八一”跳伞队。几天以后，父亲的秘书告诉我，还是算了吧，假如你稍有闪失，我们实在没办法向首长交代。

这么一晃，就到了1981年的冬天。我二哥在外地当兵，回家探亲时，看我这么无所事事的，也很着急。当时二哥正在和二嫂谈恋爱，二嫂的父亲是北京某拉链厂的厂长，为了安置职工子弟，在北京龙潭街道成立了一个民营拉锁工厂，他说，可以在这个街道工厂给我安排一份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我想象中，工人都像《青年鲁班》里那样神气十足，鸭舌帽、白衬衫、工装裤，手里拿着一本书，推着自行车，衬衫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听说能当工人，我激动万分，一晚上没睡着觉。

第二天，我坐35路公交车到了广渠门，与二嫂的父亲在车站会合，跟着他串大街，钻胡同，七弯八拐，来到一个仓库似的大房子跟前。我抬头一看，有点儿失望，和电影里演得不太一样，没有一个气派的大门。站在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巨大的“咚咚咚”的敲击声，此起彼伏。

掀开棉布门帘就是厂房了。里面有四张长长的条案，每张条案上面悬着一个日光灯管，旁边堆着小山一样的拉锁，大概有四五米高。工人们都穿着各自的衣服，“工作服”就是一条蓝布围裙。

我填了一张新员工表格，领到一条围裙、一副套袖，一个锤子，一把钳子，这就是全部的“统一配给”。我所在的工作台上全是新人，由两位老师傅带着干活。工厂给每个新人一周的学习时间，但是我第一天就学会了。

那时候，工人们拿的是计件工资。每天砸500条拉锁，能够领到1块钱基本工资，此外多砸多得。很多人为了多挣几毛钱，早上提前1小时来上班。所以，当带我的那位宁波女师傅第一个周末便通知我加班时，我很是受宠若惊，这意味着我刚刚参加工作，就能挣到比别人更多的钱了。

加班似乎比平时轻松，帮师傅打打下手，也没有工作指标，一天居然有2块钱的加班费。接下来的几周几乎成了惯例，一到周六，师傅就说：“小冯，明天没事吧？没事就来加个班。”我自然乐此不疲。第一个月结算工资，我领到了39元。

我觉得自己太有钱了。将这39元揣在兜里，我到处逛，到处瞅，好像什么都能买，就是什么都舍不得买。揣了一个礼拜，只打了一张月票，剩下的全数交给了母亲。母亲说：“攒着将来娶媳妇。”

可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师傅不再让我加班了，我很纳闷儿。有一天师傅悄悄告诉我：“小冯，我搞错啦！”

原来，跟我同一天进厂的有四五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跟我装束一模一样——绿上衣蓝裤子懒汉鞋，也瘦得跟麻秆似的，只是比我稍矮几分。此人过去曾有盗窃前科，厂领导本着挽救失足青年，避免其周日闲来无事重操旧业，嘱咐带班师傅每周给他安排加班，结果师傅搞错了人头。

有一个工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喜欢朗诵，声音非常标准，就是平时聊天也不会轻易改变这种语言习惯，以至于很多人说他“装腔作势”、“拿腔拿调”。但他并不在乎。他的理念是“为了艺术就得有所牺牲”。我觉得他挺可爱。

有一天我们一起骑车回家，他说：“远征，朝阳区文化馆正在办一个朗诵声乐班，咱们一起去报个名吧。”

我问他：“什么叫声乐啊？”

他解释：“大体意思就是唱歌，不过跟一般的唱歌不一样。意大利的‘美声音乐’才叫声乐，一般的唱歌就叫唱歌。”

我对“意大利的美声音乐”十分好奇，跟他一起去报了名。报名费5毛，学费30元，能学三个月，每周二、五两天晚上上课。

之后，每逢周二、周五，我们俩一定准点儿下班，在小卖部买一个1毛多钱的“义利”维生素面包，骑车奔朝阳区文化馆。我发现这里是一个“文艺青年”集散地，大家一见面都情不自禁地操起了“话剧嗓”：“你好！”低沉浑厚，气自丹田。

课后，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发声练习和朗诵练习。好在我家书多，不愁找不到素材，父亲是个爱读书的人。除了朗诵诗，每天清早我还要在家里“啊啊”、“咿咿”地练声。

教我声乐的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声乐老师宋世珍。她认为我每次回课都有明显进步，是个“可造之才”，便邀请我周末到她家去，免费开小灶。那个年代的老师很少考虑自己付出和回报是否成正比，一旦发现一棵好苗子，就愿意毫不吝惜地倾注心血。在她家练习的时候，赶上吃饭的点儿，她还会拿出两块钱给我，让我下楼买肉，她在家做饭。

有一次，我回跳伞塔看望我的教练，告诉他我现在当工人了，业余时间还在学表演。钮心敏教练很意外，“你想学表演？找我姐啊！我姐是中戏导演系的老师。”

按照教练给我的地址，我在酒仙桥附近的一个文化馆里找到了正在上课的钮心慈老师。她很重视弟弟推荐的学生，告诉我此后每个周末都可以到中戏的宿舍楼去找她，她亲自辅导我。记得每一次走进中戏的大门，我的心中都涌动着一种神圣的憧憬。

其实，在我们那个朗诵声乐班里，除了我，报名的初衷不过是图个好玩儿，其他几乎所有人都想打入真正的演员圈子，这意味着可以被正式的国家剧团接纳，可以名正言顺地钻研艺术，并且以此谋生了。认识了宋世珍老师和钮心慈老师，我似乎也对表演产生了兴趣，甚至开始不切实际地幻想当一名专业演员。

朝阳区文化馆的学习班结束以后，我继续寻找各种机会上课。东城、西城、海淀、崇文、宣武，无论离家多远，我有班必报。不幸的是，我总在报名时受到老师的“盘问”，刚开始并不明白是为什么。

比如有的老师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做拉锁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哦……”老师若有所思，“我建议你还是专心搞好本职工作吧。”

我完全听不出所谓“弦外之音”，依然很真诚地表白：“做拉锁只是我的工作，但我真正的爱好是表演。”

老师只好把话说得更明白些，“你这个小伙子，一看就很勤奋，有激情，就是外形比较吃亏。”

当时，衡量男演员的标准只有两条：或者像阿兰?德隆一样帅，黑色、白色的绸质王子衫，花边领口，泡泡袖；或者像高仓健一样深沉，现在叫“酷”，神情冷峻，眉头紧锁。我呢，又瘦又高，五官还没长开，穿着绿上衣蓝裤子，整个一个十三不靠。

我知道自己相貌平平，时常自卑，但又总觉得在我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比如上课，老师讲到某种感觉，某种体会，别人都还不明白，我已经懂了。只是那时还没听说过“悟性”这个词。而且做小品的时候，我的构思和想象总是和别人不同。

不过老师说的“外形比较吃亏”，我也深有体会。我长得不算好看，又不会抽烟，不善调侃，不愿意扎人堆里凑热闹，基本上是男孩不搭理女孩不待见。所以和同学自由组合做小品的时候，组合来组合去，往往就剩我一个人像电线杆一样在旁边戳着，只能上赶着求人家带我玩儿。

在拉锁厂干满一年后，领导给了我一张转正表格。但我早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街道工厂的工人了，哪怕以我当时的表现，我可能很快被提拔成“车间主任”，安安稳稳地拿工资，享受福利，直到退休。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一个世界，在那里，有限的人生却有无限种可能。于是我到底没填那张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