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坛上，有数名被誉作“萨福”的女诗人，其中之一便是姬娜依达·尼古拉耶芙娜·吉皮乌斯。据说，她的创作“有着我们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安年斯基），“吉皮乌斯女士属于我们最杰出的艺术家之列。她的诗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勃柳索夫）。

1869年11月8日，吉皮乌斯诞生于图拉省别连瓦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的远祖属于十六世纪移居到莫斯科的德国侨民，母亲是一名迷人的西伯利亚女郎。童年时代，吉皮乌斯就显得与众不同，经常穿着一件玫瑰红的短毛衣，从不扣上衣的最后一粒纽扣，表情永远严肃而孤傲，极少与人交往，一直沉溺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她刚满十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这次事件给了她严重的打击，令其初次体验了死神那君临一切的威慑力，意识到生命出现之初，随即就被死亡的魔网所笼罩的处境。由于上述种种情态，在基辅学院校内，吉皮乌斯被称为“怀着大悲哀的小人儿”。

1889年1月8日，吉皮乌斯嫁给了梅列日柯夫斯基。丈夫是一名有着强烈的宗教激情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十月革命后，吉皮乌斯夫妇流亡到法国，在巴黎的寓所内聚集了一大批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组织“绿灯”社，举行文化沙龙，继续传播俄罗斯魂所散发的神秘主义思想，坚持宗教的虔敬感，倡导受难意识和悲悯感，以十字架上的爱去迎接世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耶稣的第三次复活的来临。除文学界的人物以外，当时与他们经常往来的，还有罗扎诺夫、费洛索弗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杰出的宗教哲学家。由于他们勤奋的著述和积极的活动，引出了一系列现代思想所关注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存在主义色彩较浓的学说，直接影响了法国哲学家马塞尔与德国人类学家舍勒。正是他们这些缺乏体系，看似零碎却能互相补充的观点的产生，与德国的马丁·布伯、布尔特曼及美国的蒂利希、尼布尔一起，形成了寻神论存在主义思潮。这一思想由于融合了基督教神学的精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二十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氛围里，仍起着“清洁剂”的作用。

1945年9月9日，吉皮乌斯病逝于巴黎近郊。

吉皮乌斯七岁即尝试写诗，1888年开始发表作品，其诗歌多以编年结集，有《1889—1903年诗选》《1903—1909年诗选》《1914—1918年最后的诗篇》《闪烁集》，长诗《最后一圈》（描写游历地狱的但丁）等；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鬼玩偶》《爱情——王子》，剧本《红如罂粟花》《绿戒指》，论文集《文学日记》和回忆录《活生生的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等。

人类打从脱离自然这一母体开始，便被判定为一个异化的临界点。一方面，主体意识逐渐加强的它，是自然的逆子，拼命地挖掘、搜刮养育过它的施恩者的财富，供自己大肆挥霍，造成两者永不间断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被客体化以后的它，又无可奈何地承受着社会对它的戏谑、嘲讽，乃至戕害，个人与群体潜在地构成了互为地狱的宿命。如此一来，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有如浮悬在大地与天空之间的空气一般：竭力向上飞升，期望进入美丽、纯洁、神圣的境界；同时又被大地的鄙陋、污秽、庸俗所牵扯，不得不深陷于淤泥之中。这种生命的两难必然带给人类以人格分裂的恶果。在吉皮乌斯的整个创作中，生命在两极之间的彷徨与犹豫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主题：

我以贪婪的眼睛远眺大海，
被钉牢在海岸的泥土中……
我在深渊之上凌空高悬——
我不能飞向蔚蓝的天穹。

我不知道该反抗还是该屈挠，
我既没勇气死，也没勇气生……
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
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

大海以其浩瀚辽阔引发了抒情主人公无限的遐想，“贪婪的眼睛”传神地暗示出追求的认真与执着。然而，不幸的是，高远的理想仍然必须忍受脚底现实淤泥的裹胁。有感于此，吉皮乌斯袒露了五组对立的矛盾：我渴望飞升的生活，脱离恐怖的深渊，却只能像一只“死鹰”似的僵卧在悬崖之上，“选择”的困难便油然而生，是反抗，还是屈服，是生，还是死，难以寻觅到确定的意义和价值，“我”在冥冥之中感到象征着幸福的上帝近在咫尺，却不能对之进行通常该做的祈祷；内心深处渴望情爱的温柔，却没有能力去做出牺牲，诗的末节如是诉说：“朝着太阳长长地伸出手臂/我瞥见了苍白的云幕……/我仿佛悟出了真理——/却找不到语词将它说出。”

人是生而自由的，那无所不在的枷锁多半是他自己的手所铸造，神学存在主义把这种自由的预感重新归还给世人，鼓励他们摆脱既成的善恶原则，弘扬健康的天性。吉皮乌斯是一名虔敬的基督徒，尽管内心充满了许多异端的思想。她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的仁慈与强大。为此，她拥持上帝恢宏的包容性，并以人性的丰富多彩作为证明：

上帝！恶魔也是你的造物，
我为此来向你求情。
它身上烙印着我的痛苦，
这是我爱上恶魔的原因。

痛苦地反抗，它专心一致
给自己编织着罗网……
我不能不将怜悯施予
和我一样痛苦着的生物。

正如人类原本是出于偶然被抛进世界一样，生命的进程同样也被难以捕捉的偶然性所操纵，所谓“绝对”、“必然”更多的只是出于臆想。因此，绝对的恶，必然的善并不存在。正如丑陋的胚胎孕育出美的人体一样，善常常脱胎于恶。当世界充满了保守、虚伪、浅薄、麻木、愚昧、腐朽等种种存在物，作为破坏之象征的“恶”自有其革命物含义，对推动世界前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吉皮乌斯的整个诗歌创作中，《干杯》一诗较能传达出她对生活的辩证法的体认：

我的失败，真诚地欢迎你！
我爱你，正如我对胜利的眷恋；
谦卑蛰伏在我高傲的杯底，
欢乐与痛苦原本是并蒂相连。

多么地安谧呵，明亮的黄昏！
平静的水面有轻雾在徘徊；
最后的残酷蕴含无限的温馨，
上帝的真理包藏着上帝的欺骗。

女诗人笑傲人生的激情艺术化地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哲理：唯有正视人生，拥抱生活的全部，连同拥抱它的缺憾，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行为。在她看来，热爱人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幸福、欢乐、希望、成功、升腾、美善等正面东西的接受，也应该同时容纳它的负面，诸如失败、灾难、绝望、挫折、丑恶、痛苦，等等，唯其如此，方才称得上对人生圆满而完整的享受。人格的高贵在行世的谦卑里呈现，无限的柔情在最后的残酷中萌生，在苦难的深处咀嚼生活的甜蜜，透过一无际涯的绝望去感受绚丽的希望之迸发。她呼吁人们，不论人生的酒杯斟满的是什么样的液体，都要一饮而尽，应该以酒神式的豪放，笑对世界。

1893年11月17日，吉皮乌斯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通向自由的道路，一个人不能达到没有真理的自由……那是来自人民的自由，来自人性的所有事物，来自一个人自己的愿望，来自命运……”稍后几天，她又写道：“自由，这是我来自于你的思想的最美丽的思想。”女诗人深深地知道，自由不是没有重量的，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崇高的责任和义务。在《真理或者幸福》一诗中，她告诉世人，生命行使自由的权利在于寻找真理，并非追求幸福。尽管“你们”害怕凶险、痛苦、漫长的经历，为“我”指出一条宁静的没有炼狱之火的途径，但这并不是“我”要达到探索目标应走的道路，不符合“我”的自由选择。我的使命是为了获取真理，它恰恰与世俗的追求背道而驰。因此，尽管我们相互怜悯，我们为对方祈祷的内容却并不相同：

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
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吉皮乌斯对真理的体悟与她强烈的宗教意识关联很大，她渴望拥有一个精神的现实，对物质的现实则予以严厉的批判。这方面，吉皮乌斯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她的眼里，后者的作品过于贴近政治与社会，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及对人类精神的提升，隔断了人类与上帝的默契。她认为，对一部艺术作品来说，它的美学的和宗教的内容应该高置于社会的、政治的观念之上，借此净化人们的欲念，专事供奉上帝，答谢其所赐予的神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