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词（代序）

诗，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什么是诗？我也说不明白。这都是老实话，自然，让我东拉西扯瞎吹，我也能吹出不少。但那只是瞎吹，穷聊，乱侃，那不是老老实实的真话，实话……但是我虽然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却似乎有时偶然有那么一点感觉，居然也会写出一些似诗非诗的东西，有时还刊登在报纸上，而且现在居然编成一本《诗词自话》准备出版，是自己过去很少想到的，却成为现实，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因而编完了，先想在前面作个说明。说说我与“诗”——这个说不清楚、说不明白的“它”的关系。

前年我偶然接到远在山西雁北、大同古城的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朋友韩府的来信，信中附了一个书目，问我与所附书目中的作者是否有宗亲关系，因为他从读我的一些书中，了解到我原籍是山西灵丘县，就寄来灵丘邓氏一些古人的书目，内开：

邓克劭，字如许，清灵丘人，著有《自适集》。

邓克昭，字晋德，克劭弟，岁贡生，著有《月令拾遗》、《灯余草》。

邓赞清，字少参，号梅亭，克劭子，恩贡生，著有《梅亭诗草》。

邓永清，字晓村，克劭子，乾隆丁酉拔贡，著有《南阜山房集》。

我得着这封信十分珍贵，因为我知道邓永清这个名字，小时在老家东河南镇北街戏台正面大匾，黑地金字：“霓裳羽衣”，上下场门小匾，白地黑字“今演古”、“假作真”，署款就是邓永清。我记得十分真确，而且直到五六十年代回北京，父亲说起家族旧事，还常常说“永清爷长……永清爷短……”等等，而且也知道他是“拔贡”。清代“拔贡”是没有考中举人的秀才，每隔十二年才考一次，一县只取一名，再到京中朝考，一等也可外放知县，也是很不容易的。是举人、进士而外，仕途中的一种特殊功名。一看这位老祖宗父子兄弟居然都有著述诗集流传下书名来，也是极为可喜的。而且我长期因听父亲说起，便误记这位老祖宗是我高祖父，但一看科甲年份是“乾隆丁酉拔贡”。乾隆丁酉是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而我曾祖父邓飞熊，是同、光时代的人，往前数二三十年，离开一七七七年还差半个世纪以上呢。我甚至怀疑乾隆丁酉是道光丁酉，即一八三七年，但又想材料虽是抄的，且十分清楚，如抄自古书不大会错，为此一直怀疑着。去年河南有家《寻根》杂志，让我写文章，我很感慨，又因老家祖居全部被地方拆光了，只剩一口井了，祖坟也被铲平改建车站了，小小老百姓生逢乱世，流浪在外，能保住一条命就很不错了，什么“根”？如何“寻”？早被连根拔了，还谈什么“寻根”呢？又一想，居然又有不相识的朋友，辗转寄来祖宗的书目，而且十分清楚，是诗集，这是多么可珍的“祖德”呢？但是“高祖”永清爷和曾祖飞熊公年代相差太远，接不上代，如何办？过去家中有《亡疏折》，由远祖直到近三代，记得清清楚楚，逢年过节，即使在异地他乡，也可以按折上所记，书写“亡疏”，祭祀各代祖宗，但这个《亡疏折》，“文革”时，早被抄家的“革命家”们当反动罪证抄走，不知哪里去了。这样我的高祖是谁？名讳是“某某”，就成永远的“？”了。但又有峰回路转之趣，最近山西文化厅厅长好友成葆德兄寄来一本《灵丘县志》，我才弄清了曾祖父邓飞熊的父亲、亦即我的高祖父名邓绍宗，曾祖的祖父名邓景元，亦即我的五世祖了。由曾祖往上数，再接两代，一般以六七十年计，才能接上十八世纪的乾嘉盛世，接上乾隆丁酉拔贡的永清公，那就是六世祖了。因而地面上的根，祖坟虽然掘了，祖宅虽然铲平改建粮仓，似乎“连根拔”，无处可寻了。而各种文献还在，从文献记载上寻根，居然找到六世祖、七世祖，不但各代清清楚楚，而且还有各种著述，所以“根”尚是可寻的。“连根拔”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我写给《寻根》杂志那篇短文，迄未登出，大概是编辑或者错会我意，感到我的话说的不中听，所以冷处理了。其实这是历史，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在任何时代，既无力抗拒历史，也无心改变历史，“寻根”也者，也只是一句话，说说而已……“逝者如斯夫”，又真能寻到什么？不过遗憾的是，永清公以上那么些远祖辈著述了什么《自适集》、《月令拾遗》、《灯余草》、《梅亭诗草》、《南阜山房集》等等，我却一部也没有见过，多么引人思念呢！

过去有句古谚：“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直到今天，“积德”仍旧是一句普通话，也常常听人们在争吵时说：“积点德吧……”德是什么？自然科学上没有办法解释，但遗传学上的遗传基因，现在成了世界尖端科学。

先父汉英公一生也欢喜作诗，曾有两句诗道：

五百年来宅滱阴，绵绵累世尽儒林。

这是一首律诗的起句，可惜原诗我背不出来了。滱水是唐河的古名，中国古地名习惯，山北谓之阴，水南谓之阴，如淮阴，在淮水南岸，江阴，在长江南岸，故乡东河南镇在唐河南岸，故称“滱阴”。我祖父邓邦彦，字选青，是举人出身。考中举人的人，都会作试帖诗，所谓五言八韵，形同连在一起的两首五言律诗，且限韵。但祖父去世过早，且又有大烟瘾，不照相，不知什么样子，也未见过他写的诗文，更不要说诗集了。年轻时听父亲说，老家有祖父两箱日记，其中或记有诗文，不过从未见过。而父亲却很喜欢读诗作诗，而且都写近体诗，一部《十八家诗钞》，老年时，一直放在桌子边，反复咏诵。晚年六十年代前期，还和北京几位老先生时相唱和。写过一本系统的《京华纪事诗》，一百二十首，有诗有注，我曾替他小楷抄过一个复本，用的是朵云轩的竖格纸，他十分高兴。前面有序，后署“序于不食马肝之庐”。用《汉书·辕固传》“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典，以寄托其感慨。原稿留在北京，所抄复本装订好放在上海我家中，“文革”抄家抄走了，北京原稿扫“四旧”时烧了。自然都没有了。至于他平日的诗，都未留稿（自然留稿也留不住），我全首一首也记不住，只记得一些断句。如：

来时烽火地，归路藕花天。

一九三六年晋南打仗后，我姑丈贾理宣被任为某县县长，只数月至夏日即被撤换，他写了三首五言律诗去安慰他。他曾讲给我听，我只记住这两句。另有“撮土补创痍”句，另一句也忘了。

乱世犹闻弦诵声，与君重见不胜情。

劫历红羊伤国脉，变同苍狗亦天心。

一望家山见忽明……

这是沦陷时期一九四三年冬，他冒险回故乡探望时写的三首七律的断句。第一联是在县城见一亲戚教私塾时赠诗的起联。第二联是另一首感事七律的颈联。第三是近灵丘县境见某山七律的起句。

偶过正阳桥下望，惊心不是旧腰围。

这是五十年代他送一同乡回老家时二首绝句一首的结尾二句。

窗前正读高士传，门外忽停长者车。

一九六二年间，他北京老年诗友中，有位洪老先生，做过天文台长，早期留日，年已八十余。坐三轮车到里仁街家中去找他，他写一首七律答谢，这是中间一联。但可能我记错，因平仄失粘，“士”、“者”二字都是仄声字，对不上。记得“文革”前我也曾替老人家抄了一本，虽然不多，也有几十首，也是用朵云轩那种素雅格纸抄的，只可惜当时没有复印机，能复印几份保存多好……真是历史的遗憾，现在无处寻觅了。靠我脑子记忆储存毕竟有限。我真佩服二千多年前的伏生，能够背出《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等许多书，连用孔子家庙鲁壁中拆出来的竹片《论语》核对都不错，可见伏生背诵的功夫，所以《论语》又叫《鲁论》。但是中国两三千年的背诵的读书方法，自从五四运动以后，都为洋鬼子教育方法所代替，老的“背功”，没有人讲求了，所以我这一代就差多了。连老爷子的诗，只记得一些断句，整首的一首也背不出了，真是不肖子孙。有什么话说呢？

北大老教授罗膺中先生《鸭池十讲》中有一篇《诗人》中曾说道：

近二十年来，新诗发生，由外国诗的影响，诗人一名，才又在新文坛上出现。于是，凡有一两本诗集出版者，大家便群以诗人呼之。诗人一名，几乎代替了当日的骚人墨客。

我不知道在外国是否应当如此，若在中国，诗人一名，是不应该如此滥用的。

所以，诗人这个题目，有重讲一次之必要。

罗文前面还引了《楚辞·九辩》：“窃慕诗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其实这位罗老先生太认真，当年那些男女学子，能哼两句“妹妹我爱你……”或“热血沸腾了……”的新诗，以及哼两句“薛蟠体”的平平仄仄的打油句，谁不想戴一顶诗人的桂冠呢？我作中学生时也曾上过这个瘾，也写过新诗，也学过平仄。自然多少也受点老太爷的影响，也受点学校老师的影响。在我读高中二年级时，国文老师名陈斐然，鲁迅先生住砖塔胡同时，他常去看望，《鲁迅日记》中多次记到。也是苦雨斋座上客，而且还请知堂等名教授。《周作人日记》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记云：

又往忠信堂应斐然招宴，到者玄同、劭西、幼渔、子鹤、检斋、凤举、淑孙、祥×女士及陈君夫妇共十一人，九时回家。

钱玄同、黎锦熙、马幼渔、黎子鹤、吴检斋、张凤举等当时师大、北大经常来往苦雨斋的名教授都到了，可见陈斐然先生当时的身份，也可能新婚不久请老师，总之不同于一般老师，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沦陷八年的中期，一九四一年，陈先生教我们国文，讲唐代时期，讲唐诗，一次作文，就以贫富生活的反差对比，让我们拟一联七言律诗对句，简单说就是七言对子。而且让回家先想，我回家在父亲的帮助下拟了三副，现在只记得其中联是：“一派弦歌舞狐步；几家风雪泣牛衣。”学生初学，用字较为粗俗。第一句前四字，我原是“一阵弦歌”。陈先生说这一联对仗不错，只是“阵”字不好，改为“派”字。回到家中，父亲也说改得好。这样我对旧诗有了一些体会。但平时读了些古今人的诗，平仄懂了些，自己却不会作整首的诗，也没有想作过。

一九四三年春，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旁听夏枝巢先生讲诗词，时清明节近，忽有所感，写了四首绝句，现在只记得一首：

陶家庵畔草初生，一路春禽送好声。

只是有家归未得，年年客里过清明。

当时这四首绝句自然十分幼稚，只是陶家庵是故乡祖坟，童年在家乡时，年年清明，必伴随父亲去上坟祭祖，自到北京后，过了两年，就“七七事变”，再不能回老家去上坟了，所以感慨，写了四首小诗。因感情真挚，送给枝巢老人修改，老人改得十分细微。记得第三首结尾两句原来是“弱弟不知愁况味，声声频唤叠金钱”。枝巢老人把这两句都改了，前一句如何改，忘了，后一句改为“纸灰白袷晓风单”，回家父亲看了说，不如原来句子真切。抗战胜利后，我在北大上学，和陆语冰先生在《新民报》“北海”版上唱和七律，叠韵至七八次之多。首唱是我的，用“微”、“灰”韵《游陶然亭》二律。语冰先生和章用《江亭》题，用“微”、“灰”韵。后来三叠四叠，越和越多，题目就记不清了。

由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忙于找门路混饭吃，忙于交女朋友找对象，忙于交待历史、改造思想，忙于写交待、写检查、写检讨，忙于听报告、开会……空下来也读读古人诗词，至于自己写，那就再无此闲情逸致了。一九五六年正式调到上海，安顿了家，已经三十来岁，教书生涯，看书就多起来了，思想也细了，静了，有时偶有真情实感，便触动了诗的思致。有一次看报，见到一则救济民间艺人的新闻。我认识一些民间艺人，知道他们的一些身世，看了新闻，的确感慨系之，感到社会安定的好处。当时正是一九五七年初，形势很好，便写了两首七律，投寄当时《新闻日报》“人民广场”副刊，很快就登出来了。黄炎培老先生在北京见了写了一篇为《有感》的杂文，文章一开头就写“因他有感，使我有感”如何如何，这样等于捧了我的场，从此我又向报纸投稿，写短文，也写旧诗词，当时稿费高，物价低，足以补贴生活了。一直拖延到六十年代前期。这一期间，旧诗词写了不少，但发表的很少，大多是没有发表的，有的是自己有感随意写的，如自然灾害饥饿时期，想起旧时什么吃的东西都发馋，什么烤白薯、芝麻酱烧饼、一和汤面、豆腐脑等等，都仿知堂老人回忆诗写法，写了不少首散文式的五言古诗：现在只记得《烤白薯》起句为“长夏种山蓣，牵藤日壮足”两句，其他都忘光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一九六三、六四两年，稍得丰足安定，也和友人写了不少唱和词，这些当时都有杂稿，后来抄家都散失光了。

在上海安家后，北京旧时师友，只有知堂老人偶然通通信。关于诗词，老人曾用我寄赠的绿色毛边稿纸小楷抄了两首《往昔诗》送我，一首是《东郭门》，一首是《炙糕担》，这都是老人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写的，共三十首，现收在《知堂杂诗钞》中，而四十多年前知者甚少，我收到十分珍贵，给几位好朋友看过，并未裱褙，与老人的信放在一起，被抄家者抄走，早已没有了。我写的《闻救济民间艺人有感》七律等诗，也抄给老夫子看，并说长江大桥一首有一个平仄失粘的字，不改文字顺，改了用字稍差，但平仄叶调了。老夫子回信说应该改，初学作律诗，格律要严格遵守。并要我平时多读《十八家诗钞》。这是曾国藩编选的。父亲两函放在案头，成年翻阅，与知堂老人信中教导，正好相合，而我一直不大重视。深信老一辈的踏实功夫，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六四年暑假期间我回北京，常到陶然亭游览，其时正读《吴梅村集》，于歌行稍有体会，就是把平仄互换韵的七言绝句有组织地串联起来，便写了一篇《陶然曲》，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十分成功。父亲看了十分高兴。逐句写了一篇长评，说明诗中内容及音韵在起承转合上如何工整严密，如何显现功力，我自己写时凭感情，意会不到的地方，父亲都一一指出了，对我教育启发很大。可惜这篇长评的手泽，也在抄家时失散了，在此只凭记忆，略作说明，以为纪念吧！

“文化大革命”，一晃又是十年，不过在此十年中，思维并未停止，诗思并未消失，偶然在一个人劳动中，比如扫院子，我曾较长时期一个人扫学校大院子，由校门口一路扫到后面校园及学生宿舍等处，一边扫，一边思考一些感触，便与诗思连起来了，我在一些小文中，曾经谈到过，在此就不多说了。在“文革”后期，白日劳动之余，晚间又可以看看借来的书，新买来的书，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之后，福州路旧书店又能买到一些破书了……这样晚间读读书，其诗词情思便不绝如缕了。

后来又有了暑假，可以回北京，便因老朋友、老同学之介，到天坛茶座上与京华各位诗老见面，回到上海，又与“文革”前几位诗友见面，唱和投赠又多，本来积习难除嘛，这样便写的多起来了。十年灾难之后，改革开放，不少报刊约稿，也时登旧体诗词，这样写的便又多了起来。不过存稿不及时，不少写了都丢了，甚至报纸上发表过的也忘了，也找不到了，这次将这些丛残零星旧作，汇编在一起。因有不少是纪事诗，有诗有解说，所以名之为《诗词自话》，盖不敢自称什么诗集、词集也。这正如前引罗膺中先生的文章所说，也不敢自称“诗人”，只是像过去中国读书人一样，懂得一点平仄，读过一些古人的诗词，偶有感触，随口遣兴。或用这些小诗小词的形式表达，较为便当。只不过是这些形式，表达一点个人的思致感情而已，哪里敢言诗、称诗人呢？前面略述祖上诗集书目及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也恋恋于吟诵的情况，倒不敢自表是家学源渊，也只不过说明一点吾家的文化传统而已。现在讲科学，或也有一点遗传基因乎？倒也是十分有趣的问题……编辑既了，略记前言于卷首。时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晨，亦即戊寅八月初四，水流云在之室南窗下秋光正好，迁于此室匆匆近十年，亦即吾妻蔡时言去世四周年忌日之前二日也。云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