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讨论20世纪的日本中国研究时，有两个名字必然会被提及，那就是竹内好和武田泰淳。有日本学者认为，竹内好和武田泰淳起着连接战时日本中国研究和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作用，他们同时也是战时日本中国研究和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转折点。如果不探讨这两个人的思想，20世纪日本中国研究的历史将不会画上句号。^[1]既是连接点又是转折点，这样一种评价看似有些矛盾，但是如果进入两人的世界可以发现正是这样一种矛盾才完整而准确地说明了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在20世纪日本中国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可以说竹内好和武田泰淳从他们在1930年代中期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之日起到1970年代后期两人先后去世，他们一生的工作就几乎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个主题。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对这两个人的研究很少，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没有人知道在20世纪的日本中国研究界还存在着两位占据如此重要地位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作者，也是中国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的实藤惠秀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竹内好去世的时候，中国的媒体没有做任何报道。然而几天后，因在竹内葬礼上致辞倒地而不省人事的增田涉去世之时，中国各大媒体却竞相报道。因为增田曾师从于鲁迅，因为鲁迅与增田的往来书信被出版，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在中国的报道中却只字没提增田是在竹内葬礼上致辞时倒下的，甚至连个“竹”字都没有出现。完全不去提及两人之间这种真挚的感情，就不可能完整地报道增田这个人。我个人因此而为中国的媒体抱憾不已。^[2]

为中国媒体抱憾不已的实藤惠秀非常委婉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当时的中国，对日本中国研究界不甚了解，增田涉也仅仅因为其和鲁迅的一段师生情谊被视为中日友好的美谈而受瞩目。至于竹内好和中国文学研究会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存在。当然这样一种不了解和陌生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并且这样一种情形在其后仍然持续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值得庆幸的是，2000年以后国内因为孙歌的研究及大力介绍，作为思想家的竹内好开始被人们所熟知，甚至在小范围内形成了一股竹内好热。相较于竹内好在中国的一时流行，武田泰淳的名字在中国除了一部分做日本文学研究的人以外几乎无人知晓，如果以武田泰淳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的话，可以得到300余条检索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在这300余篇与武田泰淳有关的论文中真正以武田泰淳为论述对象的不超过20篇。实际上武田泰淳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日本以“写中国”著称，很多日本评论家认为，如果没有武田泰淳的中国题材作品，那么“日本文学中的中国”这一主题将大打折扣。武田的代表作《风媒花》《富士》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均占据着重要地位。一位是思想家，一位是作家，看似两人之间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但是在日本，无论是在中国研究领域还是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这两个人的名字总是会相伴出现，这是因为竹内好和武田泰淳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他们是（或曾经是^[3]）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1934年，当他们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两人就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下面的分析中有时会简称为“研究会”）——一个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为宗旨的小小同人组织，前文中出现过的实藤惠秀和增田涉也是这个研究会的主要同人会员。

今天在谈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人们可能更多地会提到丸山升，提到木山英雄，提到伊藤虎丸，然而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序列中他们属于第二代学人，在他们前面奠定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础的一代则是以竹内好、武田泰淳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就曾经说过：“曾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环而被论及的中国现代文学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分裂、退潮，一时呈衰退之势。当中国现代文学再次被大张旗鼓地提及时则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正式开始活动之后。”^[4]并且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一部分旧同人在战后都进入了日本的各个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日本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中的很多人都是他们的弟子，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文学研究会奠定了战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在战后进入了体制之内，但是从研究会成立之日起直至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存在于学院体制之外的在野小社团，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对抗学院体制出发的一个文学研究社团。研究会的理念和研究对象与当时正统的日本中国研究有着天壤之别。一个学院体制外的小社团却奠定了战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的现象。

中国文学研究会是1930年代在日本第一个以“中国”冠名并且是第一个公开宣称以中国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研究社团。在日本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不算太少，然而遗憾的是基于历史原因，中国国内有关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介绍或研究寥寥无几。据笔者的调查，中国国内最早一篇有关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文章是北京大学王顺洪1989年发表的《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中国文学研究会及其核心人物介考》。^[5]在这篇文章里，王顺洪对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研究会的会刊《中国文学》及其核心人物竹内好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而20多年之后在《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上又刊载了徐静波所写《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始末及与中国文坛的关联》一文，这篇文章仍然停留在梳理和介绍的阶段。尽管国内对中国文学研究会不太关注，但是在考察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不可能绕过中国文学研究会。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的“前言”中，编者给予中国文学研究会应有的评价：“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的第一阶段，应是30年代至50年代初，其中包括了战前与战后两段时间。‘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结成，预示着这种研究活动的正式发足和勃兴。”^[6]在这篇“前言”中还提到：“只有掌握竹内好这把‘理论’钥匙，才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内涵及其意义。”^[7]通过这两段引文可以再次确认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及竹内好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个社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团体以及它的成员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除了从事日本学研究的少数人以及一部分海外汉学研究者有所了解外，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还是很陌生，曾有日本学者对此现象表示了相当的不满。2005年12月25～26日，“鲁迅与竹内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据说这是第二次以竹内好为主题进行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8]，会后出版了论文集《鲁迅与竹内好》，在这本论文集中有一篇题为《略谈“竹内好”应该缓论》的论文可以说指出了问题之所在。论文的作者坂井洋史是日本一桥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曾留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在论文中，坂井提到了他参加过的一次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研讨会，在回顾他在研讨会上所碰到的现象时，坂井用了“感觉啼笑”（原文如此）一词：

很多年轻的研究者在没有任何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动不动提到竹内好的名字（是否与会者中有几个日本人，所以出于礼貌才这样说），但深入理解竹内好的前提，即对现代日本社会、思想、文学尤其是日本modernization整个过程及其思想局限等语境要有基本的了解，在这方面大家似乎很欠缺。换言之，我认为他们对竹内好的“认识”是断章取义的，是极为功利化的“拿来主义”。很奇怪，而且有反讽意味的是，对于这种做法，竹内至少在主观上是一贯反对的。我们如果细心阅读竹内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本质论者，极力排斥如此浅层面的文化移植。^[9]

坂井的这段直言有点忠言逆耳的意味，但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现今中国学界对竹内好了解不足的弊端。在中国大陆，由于孙歌的开创性研究，竹内好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知，然而除了那部现已成为世界性的鲁迅研究名著《鲁迅》外，竹内好和中国、竹内好和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大多数人并不是太清楚。要深入了解这一切就有必要走进前文中提到的那个规模极小却极具传奇色彩的文学社团——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世界，因为它是竹内好和武田泰淳的原点。

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是竹内好倡导发起的，也是在竹内好的强力主张下解散的。但是研究会并不能被视为竹内好的个人产物，而他的思想也不能完全代表研究会。实际上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每一个同人会员都有着自己的主张，特别是竹内好的终身盟友武田泰淳，他在很多时候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另一种可能，因此很多学者将竹内好和武田泰淳视作驱动研究会前行的两个车轮，也就是说只讨论竹内好并不能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研究会。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所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会员中，只有竹内好发出了最强烈的声音，他也是最多通过著述表达自己主张的人，而且由于他在研究会活动期间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研究会的运营和会刊《中国文学》的编辑工作中，研究会的几乎所有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大多数时候也是通过竹内好向外传递的，所以在本书中使用的很多材料都源自竹内好的言论，这样一种分析论述导致的结果就是有可能引起误解，即以为本书是在书写竹内好的个人史，而不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史。但是笔者在此仍然要强调的是：虽然竹内好是中国文学研究会公认的精神领袖，很多时候代表了研究会的方向，但其他同人会员并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例如武田泰淳就不断通过他自己的实践去发现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另一种可能，而其他同人会员则是更专注于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因此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时，这三方面的讨论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可能展现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日本中国研究，为了凸显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历史意义，就有必要回到“竹内好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研究进行一番全面的梳理，这是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主题之前必须做的准备工作。在这一章中作者将从1930年代的日本传统汉学、日本战前的中国学以及中国研究三个方面全方位勾画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日本中国研究概况。第二章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在这一章中将重点讨论竹内好的第一次北京留学以及中国研究会成立初期的一些具体活动。在这一章中还将重点分析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将成为理解研究会精神的一把钥匙。第三章将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文学》。在这一章中将通过细读《中国文学》这一份连续出版近8年的同人杂志，分析和研究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以及虽然名为《中国文学》，但是《中国文学》究竟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杂志，它只是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吗？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第四章将谈论中国文学研究会和战争的问题。由于中国文学研究会诞生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时势必会面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的侵略战争进一步升级，在日本国内12月8日成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这样一个转折点，竹内好发表了《大东亚战争和吾等之宣言》。这一文本现在被视为竹内好的“污点”，但是该文发表时并没有署名，而是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的言论刊登在了《中国文学》的卷首，因而本书将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框架内讨论这一文本，而并不仅仅将其归结为竹内好个人的问题。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中有被征召入伍者，也有进入日本的外围国策组织工作的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个社团，中国文学研究会始终与当时的日本国家机器和国策保持着距离，这一点在研究会对待当时召开的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态度上表现得极为明确，这也将是本章所要论述的重点之一。第五章要谈论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于1943年1月宣告解散，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也宣告废刊。但是研究会解散的最重要原因是竹内好的态度，事实上除竹内好以外的其他同人对竹内好的解散主张或是保持沉默或是持反对意见。在这一章中将通过解读竹内好的那篇解散宣言《〈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分析竹内好为何要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他和其他同人之间的分歧在哪里。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解散了，但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除了会刊《中国文学》以外，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代的结晶，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分别出版了《鲁迅》和《司马迁——史记的世界》两部名著。在这一章中将从研究会的“遗产”这一视点对两部著作进行解读。

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日本战败以前就已宣告解散，此后再也没有恢复重建。然而即使是失去了研究会这一有形的组织形式，在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旧同人们却在实质上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始终进行着松散的活动，而这样一种松散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953年，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文学研究会才真正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因而在第六章中将以战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为题对解散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进行考察。在这一考察中，《复刊〈中国文学〉》将成为一个重点。围绕着《复刊〈中国文学〉》问题竹内好再一次和其他旧同人形成了对立，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事关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传统，竹内好不能容忍在没有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进行充分反省的情况下就恢复出版《中国文学》这一行为，因而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复刊〈中国文学〉》的地位。但是如果回避《复刊〈中国文学〉》的问题将直接导致中国文学研究会历史的不完整，因而有必要对《复刊〈中国文学〉》进行讨论。而对于战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除了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之外，最大的成果是已经变身为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的武田泰淳的长篇巨著《风媒花》的出版。《风媒花》这部小说几乎涵盖了近代中日之间所有的敏感问题，但是那些问题不在本书论述的范围之内，所以在本书中将紧扣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主题来解读《风媒花》。虽然《风媒花》是一部小说，小说一般说来呈现的是虚构的世界，但是对于武田泰淳来说，《风媒花》是他对逝去青春的纪念，也是对他和同伴们一起走过的岁月的纪念，因此在《风媒花》中他将虚构故事放置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真实团体的世界中展开。笔者也将通过对《风媒花》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研究会风貌进行解读，从而为本书对中国文学研究会历史的考察画上一个句号。

本书在结束了前六章的内容后就可以完成对中国文学研究会历史的考察。但是对一个团体的历史解读势必会和团体中的个人发生关系。中国文学研究会从成立至解散，几经波折，人员变动也很频繁。但是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增田涉、实藤惠秀、小野忍、千田九一、饭塚朗和斋藤秋男一直坚守着他们的中国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在正文之后的同人小传中，笔者将对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同人会员进行一番简单的素描。由于在前几章中已经对中国文学研究会开展活动期间的各主要同人有了一些分析，并且中国文学研究会时期是他们的起步阶段，是积蓄期，真正的开花结果要等到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所以在该章中对各人物描写的重点放在了他们战后的研究活动并对他们的代表作进行简单整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旧同人中，基于资料等原因将选取以下8人作为素描对象，他们是竹内好、武田泰淳、增田涉、松枝茂夫、实藤惠秀、冈崎俊夫、小野忍和饭塚朗。而在这8个人中，除了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其余6人主要是在大学里担任中国文学的讲授工作，留下的著述并不丰富，主要是以翻译作品为主。而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则始终活跃在体制之外，作为思想家的竹内好和作为小说家的武田泰淳都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并且分别出版了全集，但是由于本研究的主题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因而对于竹内和武田二人的素描将严格限定在和中国研究相关的层面上。

本书并不想过分夸大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传奇性，旨在从大量基础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入手，从发展史的维度去探讨分析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日本中国研究中的历史地位，以期展现一个完整的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在进入本书之前需要对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一番说明。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支那”一词将在书中频繁出现，这是因为在1930年代的日本，当大多数日本人都使用“支那”这一充满轻蔑之意的语词指称中国时，中国文学研究会却成为在那个年代第一个以“中国”为自己命名的团体，用“中国”为自己命名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也正是为了还原1930年代日本的历史语境，本书将在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相对立的特定前提之下使用“支那”一词以示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的独特性，因为如果没有任何的分析和反省，直接将“支那”转换成“中国”将导致遮蔽“支那”这一语词里蕴含的历史意义，也会导致中国文学研究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中国”是建立在与“支那”对抗的基础之上，自始至终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中国”还是“支那”关系着他们的立身之本，在本书中将会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与“支那”相关联的还会出现“支那学”“支那文学”“支那语”等字样，这些都是在1930年代那个特定语境中加以使用。

第二个经常出现的概念是中国文学研究会“旧同人”。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采取了同人会员和普通会员的组织体系。普通会员主要是指定期购买《中国文学》的人士，而同人会员则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他们负责研究会的运营和会刊的编辑工作。但是在1940年中国文学研究会进行改组时取消了同人制，尽管如此他们相互还是会以“旧同人”称呼改组前的同人会员，在书中也将使用“旧同人”指称中国文学研究会解散以后的同人会员。

还有一个概念是“战后”。这一概念来自日语。在日语语境中“战后”一词的狭义用法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具体来说，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社会即进入了战后时期；1952年4月日本签署《旧金山条约》，这份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结束战争状态，回归国际社会，日本也结束了其战后期。但是整个日本社会战后的完结则要到1970年代中期，有学者甚至认为直到1993年日本的战后才真正结束。在本书中将使用“战后”表示日本战败投降直到1970年代中期的日本社会。

其次还需要对书中的某些体例问题进行几点说明。

第一，本书中所使用的绝大部分资料为日语文献，除了有特别说明和注释以外，所有资料均为笔者翻译，不再另注。

第二，原则上本书使用的日语文献在进行表记时，均采用日语原文。对于引文中的“支那”等词语，保留原貌，不做更改。

第三，书中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代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发表的文章均引自《复刻中国文学》（汲古书店，1971年），而其他文章则分别引自《竹内好全集》（筑摩书房，1980～1981年）和《武田泰淳全集》（筑摩书房，1971～1978年）。

[1] 野村浩一「戦前と戦後をつなぐもの、断ち切るものーミクロの視点から」、小島晋治·大里浩秋·並木頼寿（編）『20世紀の中国研究―その遺産をどう生かすか』、研文出版、2001年、276-293頁。

[2] 実藤けいしゅう「月報」『竹内好全集』第九巻、筑摩書房、1980-1982年。

[3] 笔者使用“曾经是”原因在于武田泰淳在日本战败投降以后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中国是其小说的主要题材。和在战后陆续进入各大学执教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其他同人不同，武田曾在北海道大学执教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基于各种原因，他主动去职。从此远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因而战后的武田泰淳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作一名中国研究者。

[4]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研究史」『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七巻、筑摩書房、410頁。

[5] 《日本文化教育研究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6] 孙立川、王顺洪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1页。

[7] 孙立川、王顺洪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2页。

[8] 孙歌：《从那霸到上海》，薛毅编《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第366页。

[9] 薛毅编《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