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会“保皇”

作为公认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胡适一生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等人类普世价值，矢志不渝。他曾经写过《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对国民党的一些做法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提出尖锐批评。离开大陆后，他坚决支持雷震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组建反对党，希望以此推动蒋介石政权走向宪政。1960年9月，雷震因所谓“知匪不报”的罪名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胡适多方设法营救，充分表现了为民主自由理想殒身不恤的精神。然而，有一点大家也许想不到，胡适曾经当过铁杆“保皇党”。范泓《隔代的声音》一书介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宣布与吴佩孚脱离干系，他连夜班师回京，发动“首都革命”。11月15日，冯玉祥部逼清废帝溥仪立即搬出紫禁城，迁居醇亲王府。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当日胡适即致信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接着，又将此信发表于11月19日的《晨报》，批评冯玉祥的做法。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清室优待条例》曾规定“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故有此说，作者注），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的信发表后，除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表示赞许外，多数人纷纷指责，这些指责的人里包括胡适的朋友、同事周作人、李书华、李宗侗等人，指责胡适的人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之内，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共同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然而，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胡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中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现代契约意识。胡适自己也说过，他并不认为建立民国后清室应该保存帝号，但民国政府与清室双方的条约既已签订，而且又经过了南京参议院的批准，理应履行承诺。民国方面如果对这个优待条例不满意，自然可以加以修订，前提是它坐下来与清皇室重新谈判，以达成新的协议，在双方未达成共识之前，必须按原协议执行。

胡适在“保皇”过程中表现的这种契约意识，与他早年接受的西方教育关系甚大。1910年胡适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1915年转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6月学成归国，时间长达六年零十个月。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美国七年，他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的结论，修过政治理论和制度的课程，在1912年的大选年受过民主宪政方面的专门训练，最后奠定了对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而对基本规则的呵护是民主宪政的应有之义。

胡适逝世于1962年，离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因为某种人为的原因，他当年发出的许多声音一直尘封在历史的深处。然而，历史终究是公正的，随着大量有关胡适的书籍的出版，历史上真实的胡适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所表现出的现代契约意识和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守，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思想遗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烛照着我们今天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