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深处的担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大规模侵略平津，7月29日，日军炮轰南开大学，该校图书馆、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均被击中，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化为灰烬。在一些知名学人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作出决定，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因为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庐山牯岭国防座谈会，并不在校，组织师生撤退的工作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其他一些担任行政职务的学人身上。

早在宋哲元、张自忠辈想以与日本人“和谈”的方式解决平津问题时，南开大学秘书长黄珏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已感到事态的严重，他们组织部分留守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动员教授眷属尽可能撤出校园，转往安全的地方。日军轰炸南开之后，黄珏生、杨石先、郭屏藩等教授冒着被枪弹击中的危险，查看详情。因为忙着处理学校的事情，黄珏生、杨石先无暇顾及家庭财产，撤离校园时，黄珏生只从自家的废墟中扒出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而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他们就带着这样的家当踏上了南下之路。

就在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进行骚扰。后来又以参观为名，数次窃取清华大学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并用卡车运出校园。见此情形，代理校务的叶企孙心急如焚，他与陈岱孙等几个教授会商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家属撤退，同时决定由秘书处毕正宣与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保护校园和校产。日军见此情形，派部队公开侵入学校，强占校舍，抢劫校产，并将“校产保管委员会”人员驱逐出校。叶企孙等人不得已才离开学校。

与南开、清华的留守学人相比，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时局激流深处的表现一点也不逊色。北京大学位于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北平沦陷后，某些没有民族气节的文人纷纷下水，他们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的困难，天天坚持到校办公，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转移上。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尔后又精心安排一些北大教授和家属安全转移。1937年9月3日，大批日军进入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于门口挂上了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在如此危境中，郑天挺依然每天到校料理校产与未能脱身的教授们的生活，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到北大二院门口，郑天挺再也无法工作，才一步三顾地离开自己的岗位。

人都是血肉之躯，南开、清华、北大担负主要行政职务的学人不是不知道穿行于炮火硝烟的危险，不是不明白自己一旦落入日寇之手将遭到怎样的处置，然而，为了保护民族的文化教育火种，为了让孱弱的民族有昂首挺立的一天，他们不惧牺牲、恪尽职守、勇于担当。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人，即使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中国的教育依然保持着高水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人，我们才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尊重。

激流深处的担当，最能显出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海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