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背后有风烟——漫记香港书展

《旧路行人》中，有一辑的名字就叫“爱国爱港”，当年的知识人，是在完全主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巴西世界杯刚刚结束，第25届香港书展就尾随而来，这样的节奏，不待世界杯综合征发作，就可以在书海遨游中暂时忘掉绿茵场上的记忆，诚为一桩赏心乐事。

本届参展总人次首次突破100万，对于700万人口的香港来说，这个规模十分惊人，据说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不过，参展人数的可观，并不能就让香港摘掉戴了多年的“文化沙漠”的帽子。这一点，香港著名学者、作家小思先生15年前就对香港书展的“成功”表示了担忧。在《夜读闪念》一书中她说，香港书展商业味太浓，比如请来美女推销连环画，观众固然很多，但追捧的都是庸俗劣品，严肃作品则在炫目的商品前黯然失色。

小思先生担忧的情况，15年后依然存在。有推销电子阅读的摊位，请来帅哥促销，不时赤膊上阵，亮出块块肌肉，吸引少女合影。热闹固然热闹，但这热闹似乎与阅读并不相干。与此同时，通俗小说作者如“孤泣”、“小性奴”签名售书签到手软，学术思想类则相对落寞。

在娱乐至死的现代社会，这也是一幅通吃全球的阅读景观吧，又岂独香港为然？也或许，有深度的阅读向来总是在少数人中间进行，而一般大众的阅读以娱乐、休闲和实用为主，并非多么值得悲痛的事实。重要的是，有不同阅读旨趣的人们，都能从多元的阅读市场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多元与包容的视野，正是香港书展不可替代的优势。

事实上，严肃图书的景况也并非真正有多凄凉，相反，毋宁说，它们在低调中享受着另类的尊严与风光。

我长时间驻足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图书摊位，一次次目睹其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添货。对于厨子来说，还有比吃得一干二净更好的赞美方式吗？

本届书展的年度作家董启章，其小说有博尔赫斯式的玄奥与幽深，书写的是香港人的生存经验，其《梦华录》《繁胜录》，堪称对香港城市未来的预言。书展上，他的讲座听众踊跃，书的销售情况也不错。这一幕，与有评论者认为的严肃读物在香港向上走的趋势正相吻合。

7天里，近百万人亲近书籍，亲近文字，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是一场假面舞会。借用艾柯与卡里埃尔那本赫赫有名的书的书名说，这是百万人用脚和大脑在投票——“别想摆脱书”！

在次文化堂展位，我嗅到了历史烟云的味道。这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购书、阅读体验。次文化堂是一家中小出版社，已经有20余年历史。它出版的图书，除了实用类型，多以批判政治内容为主。

显然，这是今日香港本土论述的一座重镇。在这种论述中，与内地政治切割，内地的民主、内地人的生活是内地人的事，香港人不必再关心，是一种市场在渐渐扩大的声音。

书展期间，出于了解的兴趣，笔者多次往观次文化堂的展位，结果发现，次文化堂的这类图书，销售情况尽管不似通俗小说那般火爆，但细水长流，总有人驻足翻阅、解囊购买。而次文化堂的促销力度，也堪称书展中的翘楚。书的作者们轮番上阵签名售书，声势颇壮。立法会某女议员，是香港人熟悉的公众人物，她多次到次文化堂的展位站台，手持话筒，高声为其系列本土论述广而告之。

同样在次文化堂展位，在一个不醒目的角落，我发现了该社于临近回归的1997年6月出版的一本旧书，书名为《旧路行人——中国学生周报文辑》，编者是前述知名学者小思。《中国学生周报》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香港著名的报纸，读者群体以学生为主。

从《旧路行人》中可知，在《中国学生周报》的年代，已有关于香港人身份的论述，有关于中国认同问题的讨论。只是，同样的议题，同为香港人，彼时的论述，与今日次文化堂展位上推销的林林总总的书籍中的论述，却是大异其趣。

最可注意的是，《旧路行人》中，有一辑的名字就叫“爱国爱港”，当年的知识人，早已在完全主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它们。

1968年3月8日的《中国学生周报》上，刊有岑逸飞的《反“时髦爱国”》一文。此时，内地“文革”已爆发两年，文中有这样的话：“目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十分痛苦的，而这种痛苦也是无可奈何的。纵使你不愿意做一个中国人，你还是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液，你还是有着黄的皮肤、黑的头发。事实上，我们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是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血肉相连的中国人。我们根本不可能使自己在心灵上与中国隔绝。而作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我们也必然地要负起对中国的责任。”

岑逸飞同时批评了“时髦爱国”者，即那些“当中国人民受迫害的时候”，却不能坐言起行，而只是满足于呼号口号的人。

岑逸飞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曾主持电台时事节目《时事分析》达15年之久。书展期间，老迈的他，坐在轮椅中，神情落寞、萧然，出现在次文化堂的展位后面，为零星而至的他的读者签名。他的面前，是重重叠叠的关于香港、关于中国的书，那里的中国论述，已然与他近半个世纪前的文字有着截然不同的温度。

在今日香港，已经很难发现岑逸飞那样的文字了。

这样的历史轨迹，令人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