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创造从无到有的奇迹

经历了“文革”之后，整个中国百废待兴，浙江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地区甚至流行着“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这里提到的讨饭的“平阳”指的便是现在苍南的钱库、宜山、金乡一带。

图中左为分县前的平阳地图，右上为现平阳地图，右下为现苍南地图

1981年6月1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浙江省设立苍南县的批复》，新设立的苍南县管辖原属平阳县的7个区72个公社，县城设在灵溪镇。浙江省人民政府随即下发了《关于平阳县划分为平阳、苍南两个县的通知》。1981年10月10日，省委发文建立苍南县委、县政府。卢声亮同志任县委书记，金国仙同志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1982年4月，成立了县城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同时，决定在鳌江南岸成立沿江港区，开发全县的物资集散中心。

国务院《关于浙江省设立苍南县的批复》与浙江省《关于平阳县划分为平阳、苍南两个县的通知》 摄于苍南档案馆

1981年分县的时候，苍南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有人甚至说是“苍南苍南，泪下怆然”。苍南的面积是1261平方公里，人口92万多，但工业总产值只有6000多万元，其中全民工业产值只有1609万元，税收876万元。大的国营工厂、中小学、医院几乎都留在平阳，只有五个小酒厂和一些小米厂。城镇很少，基础设施落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建县最初的十年中，苍南县内部分大镇间的公路仍为沙石路面，坑坑洼洼，行车相当困难，乡镇之间来往非常不便。

1984年，由于交通状况尚不发达，苍南县城灵溪车站售票处是这样的简陋和拥挤不堪，线路和车次也很少。萧云集 摄

新建立的苍南县面临经济发展和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艰巨任务。苍南县委、县政府开始办公后，便对苍南的县情进行了分析，认为针对苍南建县之初基础薄弱、地少人多、公有制经济不占优势的情况，要解决百姓的生活、就业问题，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事业，主要得靠民营经济。

苍南建县，恰好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建县三十年来的成就发芽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成长在温州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扶持下，更植根于苍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中。

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就出现了个体户、雇工经营、合伙合作等经济社会现象。当时，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尚不明朗，社会上对个体私营经济，对雇工、个体老板都有许多看法，甚至有严厉的批评和责难。在这种社会政治压力下，温州政府不唯上是从，不消极观望，更不明哲保身，而是顶住压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为“草根经济”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宽松的环境。

1978年，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确认“挂户经营”的合法性，默许农村民间融资市场的发展，并给股份合作企业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这些政治上要冒风险的举动，很好地保护了刚刚产生不久的个体私营企业，加快了孵化和发展民营企业的步伐。1982年，温州市市委、市政府在袁芳烈的主持下召开了温州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代表参加的“两户大会”，明确宣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鼓励措施。1987年，在姓“资”姓“社”问题还争论不休的情况下，温州各地就大胆确立非国有投资在投资计划中的地位；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温州抓住机遇，出台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从1987年开始，温州市党政部门又先后出台了8个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四个不限”、“六个平等”，（即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登记申报平等、收费标准平等、税赋平等、金融贷款平等、市场准入平等、部门服务平等），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支持，从而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适合个私经济发展的氛围。90年代中期，在温州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自身结构严重制约的紧要关头，温州市政府一方面审时度势，帮助企业进行自身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的改造更新和升级，在企业用地、信贷、投资、税收等方面予以保护支持；另一方面加强引导管理，提出“质量兴市、科技兴市、立法治市”和“名牌温州”、“诚信温州”的口号，下大力气抓产品质量，制止无序竞争。温州地方政府将开明的“作为”和巧妙的“不作为”相结合，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激发并保护了温州人的创造力。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温州地方政府的鼓励扶持、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状态全面激活了苍南人的文化基因，造就了“敢吃第一口，勇为天下先”的苍南精神，哺育了苍南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苍南县东临大海，北界鳌江，西有南雁荡分支玉苍山，主峰大玉苍，距海岸线虽仅50公里，却已有海拔921.5米的高度；南边与福建省交界处亦为绵亘不绝的山地。全县海岸线168.88公里，大小河流154条，山区占总面积的63％。县内主要小平原如南港平原、江南平原和马站平原均被丘陵、河网、海洋重重禁锢，犹如匣中弹丸。

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温州“永嘉学派”提出了“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念，提倡功利实用。其功利、重商思想，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长远影响温州苍南人的思想和行动，奠定了苍南人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重商民风。

苍南靠山临海的地理位置使苍南文化兼具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复杂多样的生存环境使苍南人既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有滨海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功利、重商的思想传统使苍南人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与务实的群体性格。

改革开放后，苍南人凭借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自谋生路，走南闯北，寻求商机，开拓市场。一代又一代苍南人背起行装，漂流海外，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同时，苍南人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务实的观念使他们能够踏踏实实地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地创业；精明的商业头脑使他们能够凭着几十元、几百元的本钱起家经商或合伙办厂，一分一厘地赚钱。

在苍南精神的影响下，苍南人普遍不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别人的扶持，不等待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而是始终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努力。找不到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就办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自己造一个“泥饭碗”；农民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国家银行不给贷款，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利率浮动，自己给自己找资金。

一切的发展，无不依赖于人的发展；一切的奇迹，无不归结于人的奇迹。苍南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个个叱咤商海的财富英雄、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创业百姓、一个个挥洒人生的行业精英、一个个高瞻远瞩的人民公仆，他们都是推动苍南跨越发展的主人，正是他们体现了“苍南精神”。这种“苍南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成了苍南人全民创业、脱贫致富，“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的精神支撑，成了推动苍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并最终转化为苍南三十年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建县后的苍南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造就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奇迹。用苍南县第一任县长刘晓骅的话来说：苍南30年的发展“上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靠自己解放自己”。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苍南人民敢为人先，进行了大胆创新。在那个上头政策界线还不很明朗的时期，苍南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这种创新精神给予了大胆勇敢地支持。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苍南的广大基层干部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突破当时政策的某些限制，并敢于为此承担风险。

1984年4月，时任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毛遂自荐来到龙港担任镇委书记时，面对的是一没资金二没人才的困境。为此，他在全国率先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有偿使用，通过“八颗大印捆在一起盖”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以优质的服务改善了龙港的投资环境，几乎没花国家一分钱就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苍南地方政府在敢于进行制度改革，承担政治风险的同时，对于经济的发展更做到了“无为又无不为”，为商品经济大开绿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突破“左”的思想束缚，苍南县钱库区委领导在经济工作中实行了“三放”政策。首先是“放人”，即把善于经商的能人逐步放出来，为发展商业和繁荣市场出力。区工商所大胆打开登记大门，在几年内登记个体商业经营户达1200多户，让个体户开大店，开夫妻店，开父子店，搞经商致富。其次是“放店”，即调整商店经营规模，使之与管理水平相适应。如镇内一家西药店原有职工7人、家属工6人，商店的架子搭得很大。由于经营能力差，职工之间有矛盾，药店连年亏损，越办越糟。通过改革，自愿组合，该店分为5个小店，大大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很快扭亏为盈。第三是“放权”，即对集体商店实行经理负责，自由组合，盈利分红，亏损分摊，按劳取酬，奖勤罚懒，从而增加了商店销售额，增加了企业利润，增加了职工收入，商店越办越好。

吃“改革饭”长大，走“创新路”起家，正是在这种苍南经验的引领下，改革开放后的苍南成为了“温州模式”滥觞之地而声名远播。国内首创城镇土地有偿使用、户籍制度改革、股份制经济、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农民承包经营民航客运班机航线、信息服务社、浮动利率、第一家私人钱庄、挂户经营、粮油挂钩、第一家私人典当行等诸多“全国第一”成为了苍南建县三十年成就的“关键词”，折射出一条鲜明而辉煌的主线。

表1.1 “苍南建县三十年成就”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