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从身后的口袋抽出地图。地图又湿又皱，我在图面上画出的路线也已经褪色。我瞪视着自己做的标记，盼望这些标记能够引导我走出亚马逊丛林，而不是更往丛林深处去。

“Z”这个字母仍然清楚标示在地图的中央。然而，现在这个字母已不再像是指引目的地的标志，反而像是一记嘲弄的讪笑，见证了我的愚蠢。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冷静的记者，绝不卷入自己报道的故事。许多人经常臣服于疯狂的梦想与执迷，我却致力当个不引人注意的见证人。我也告诉自己，这正是我为什么跋涉了一万六千公里以上的距离，从纽约经伦敦到辛古河（Xingu River）这条亚马逊河最长的支流之一；也是我为什么花费数月时间详读好几百页维多利亚时代的日记和信件；更是我为什么抛下太太和才一岁的儿子，而且还为自己多保了一份寿险。

我对自己说，我到亚马逊只是为了记录世世代代的科学家与探险家，如何深深着迷于所谓的“二十世纪最大的探险之谜”，而不顾性命地寻找失落之城“Z”。这座布满了道路、桥梁和庙宇的古老城市，据信就隐藏在亚马逊这片世界最大的丛林当中。在飞机与卫星当道的时代，亚马逊丛林仍是全球地图上最后的一片空白之一。数百年来，这个地区深深吸引了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帝国征服者、宝藏猎人与哲学家。欧洲人在十六世纪初期首度来到南美洲，深信这片丛林里藏着金光闪耀的黄金之城。数以千计的人员为了寻找这座城市而牺牲性命。到了近代，许多科学家已认定先进的文明绝不可能出现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这里不但土地不适耕作，蚊子带有致命的疾病，浓密的林叶之下还埋伏着掠食动物。

这个地区一般被认为是原始的荒野，正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没有工艺，没有文字，没有社会；更糟糕的是，随时都充斥了恐惧以及死于非命的危险。”亚马逊丛林严酷至极的环境条件支持着一个历史悠久的理论：环境决定论。根据这项理论，就算有些早期的人类在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里勉强生存了下来，也不过发展成几个原始部落而已。换句话说，社会是地理的俘虏。因此，假若在一个如此不利人居的环境里发现Z城，那么这座城市将不只是一个黄金藏宝盒，也不只是一个学术惊奇，而是如一份一九二五年报纸所宣称的：“写下人类历史的新页。”

将近一个世纪，探险家为了找寻Z城不惜牺牲一切，甚至连生死也置之度外。寻求这个文明的探险活动，以及搜救因为找寻这座城市而失踪的人员，其引人入胜的程度，远远超越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与哈葛德（H.Rider Haggard）等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所写的探险小说——这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都加入了追寻Z城的行列。有时候，我必须提醒自己这故事里的一切都是真的：一位电影明星确实遭到印第安人绑架；食人族、废墟、秘密地图乃至间谍都确实存在；许多探险家确实死于饥饿、疾病、野生动物的攻击，以及原始部族的毒箭；而在冒险与死亡之中，赌上的是美洲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原本面貌。

然而，当我检视手上这份皱巴巴的地图时，那一切都不再重要。我抬头望着周遭纵横交错的枝叶与攀藤植物，看着在我皮肤上留下斑斑血迹的蚊蝇飞虫。我已和向导走失，食物和饮用水都耗尽了。我把地图塞回口袋里迈步前进，想要找寻出路，一根根树枝却迎面划过我的脸。接着，我看到树林里有什么东西在动。“谁在那边？”我高声叫喊。没有回答。一个黑影在枝叶间一闪而过，然后又是一个，他们逐渐朝我逼近。于是我第一次在心中问着自己：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