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地底宝藏

珀西·哈里森·福塞特从不曾感觉如此活力充沛。

那年是一八八八年，他才二十一岁，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中尉。他当时驻扎在英国的殖民地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刚获得一个月的慰劳假，穿着一身整洁利落的雪白色制服，上头缀着金色纽扣，头上系着一顶带有尖刺的头盔。不过，他虽然持枪佩剑，看起来却还是像个孩子——他总说自己是年轻军官里“最乳臭未干的一个”。

他走进自己位于弗雷德里克堡（Fort Frederick）的住处——这是一幢小屋，俯瞰着亭可马里（Trincomalee）湛蓝闪亮的港湾。福塞特非常爱狗，房间里养了七条猎狐。这种狗儿在那个时代经常跟着军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在房间里堆得到处都是的当地文物里，翻找着一封他先前保留下来的信件。不久后，他找到了这张以乌贼墨画着古怪卷曲文字的纸张。福塞特从一名殖民地行政官员那儿取得了这张纸笺，那名官员则是因为帮过一个村庄首领的忙，因而受赠这份礼物。福塞特后来在日志里写道，这行神秘的文字底下附有一段英文讯息，指称在锡兰内陆的巴杜勒（Badulla）这座城市里，有一片一端铺满了石头的平原。在僧伽罗人（Sin-halese，斯里兰卡的主要民族）口中，这里有时被称为“加拉—皮塔—加拉”，意即“石头叠着石头”。这段讯息接着指出：

这些石头底下藏着一道洞穴，过去极易进入，现在则因入口遭到岩石、树丛与长草遮挡而难以通行，偶尔还有豹出没。那个洞穴里藏着一笔宝藏……包括未经切割的宝石与黄金，其数量远多于许多国王所拥有的。

锡兰虽以“印度洋的珠宝箱”著称，但那位殖民地行政官员并不把这种异想天开的传说当一回事，而且把相关文献都交给了福塞特，认为他可能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福塞特不晓得该怎么看待这些资料——说不定全都是胡说八道。不过，不同于大部分的贵族军官，福塞特没什么钱。“身为阮囊羞涩的炮兵中尉，”他写道：“宝藏的吸引力实在让我舍不得把这些传闻抛在一旁。”此外，寻宝也可让他暂时摆脱军事基地以及其中的白人长官。那些高阶长官可说是英国上层阶级的翻版——在福塞特眼中，他们光鲜亮丽的表面下，隐藏着有如狄更斯小说中那种令人骇异的黑暗现实。

他的父亲爱德华·博伊德·福塞特上尉（Edward Boyd Fawcett）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曾是威尔士亲王的亲信，也是大英帝国数一数二的板球击球手。然而，他在年轻时代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他被人昵称为“膨哥”，喝酒喝得鼻子都膨胀了起来——而且不但到处拈花惹草，还败光了家族的财产。多年后，一名亲戚在一段记载中致力美化他的形象，指称福塞特上尉“具备优秀能力，却无处发挥——是个误入歧途的好人……曾获贝利奥尔学院奖学金，也是杰出的运动员……他是帆船好手，充满魅力，深富机智，曾任威尔士亲王（在维多利亚女王之后继任为爱德华七世）的侍从，在朝中挥霍了两笔丰硕的财富，对妻儿疏于照顾……后来因为生活放纵以及酗酒无度，在四十五岁即因肺痨而早逝”。

在这种“不健全”的环境当中，珀西并未从母亲麦拉·伊丽莎白（Myra Elizabeth）身上获得太多的庇护。“她由于婚姻不幸而深感挫折、怨恨，因此行事乖戾又反复无常，对子女尤其如此。”那名家族成员写道。珀西后来与柯南·道尔通信，在信中向他透露自己的母亲非常“讨人厌”。尽管如此，珀西还是努力保护父母的名声。《福塞特探险志》里只是婉转提到他们：“我的童年缺乏父母关爱也许是件好事……那让我变得坚强。”

福塞特的父母用全部余钱把他送进英国的精英私校，其中包括威斯敏斯特公学。这些学校都以严酷的管教方式著称。福塞特虽坚称经常遭受体罚“并未影响我的人生观”，但还是被迫表现出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绅士应有的模样。当时认为服装是人格的确切指标，因此他经常穿着黑色礼服大衣与背心，在正式场合上更是身穿燕尾服、头戴高帽。以撑具和撒粉器整理得洁白无瑕的手套，是绅士必备的配件，有些男士一天甚至可换上六双。多年后，福塞特抱怨道：“（这类服装）的可怕记忆，和就读威斯敏斯特公学的单调日子一同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尽管个性孤僻、好斗又极度敏感，福塞特必须学习与人谈论艺术作品（但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带领舞伴跳华尔兹，以及在异性面前言行端正合宜。因为担心工业化的发展会腐败基督教价值观，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对于操控生理本能执迷不已。当时有不少反对猥亵书籍与“自慰的疾病”的运动，在乡间发放的禁欲宣传册指导母亲“密切注意牧草地”。医生建议使用“尖刺阴茎环”遏止难以控制的冲动。这种狂热导致福塞特把人生视为一场无止境的战争，必须不停地对抗周围各种肉欲的诱惑。他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提出告诫，认为人应当注意“对性兴奋的渴求”，以及各种经常“隐而不显”的“恶行和欲望”。

不过，绅士风度不只是言行端正合宜而已。如同一名史学家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描述，福塞特被期待成为“天生的领导者……在战争中英勇无畏”。体育活动被认为是年轻人的终极训练，因为不久后他们就要在遥远的战场上证明自己的勇气。福塞特和他父亲一样成了顶尖的板球手，地方报纸的报道一再为他的“出色”表现喝彩。福塞特又高又瘦，而且具备杰出的手眼协调能力，堪称天生的运动员。不过，观众却发现他的打球方式带有一股近乎疯狂的决心。一名评论家指出，福塞特总是让投手觉得，“一旦就定位，便不可能以普通的球路轻易打发他”。他打起橄榄球或拳击，也表现出这种执拗的凶悍态度。某一场橄榄球赛里，他在门牙被撞掉之后，还是一样从对手球员之间冲撞而过。

福塞特原本就坚毅过人，在十七岁被送入乌尔维奇（Woolwich）那所人称“工厂”的皇家军事学院之后，又磨炼得更加不屈不挠。他虽然无意从军，他的母亲却因为喜欢帅气的军服而强迫他就读军校。“工厂”的冷酷环境取代了他家里的冷酷环境。像福塞特这样的新生都被称为“呆瓜”，必须接受长达数小时的操练，而且一旦违反“军官候补生”的规章，就会遭到鞭打。学长总是要求学弟负责“留意暴风”，也就是在寒天中把裸露的双臂双腿伸出窗外达数小时之久。或者，呆瓜会被迫站到桌上两张叠在一起的板凳上，而由学长把底下的板凳踢掉。此外，他们也常常被学长用灼热的拨火棍烙伤皮肤。“虐待手法极富独创性，有些行为甚至足以和最野蛮的民族相提并论。”研究该学院的一名史学家表示。

就读近两年而毕业之后，福塞特已如一名当代人所说的，学会了“把死亡的危险视为人生最痛快的佐料”。更重要的是，经过这番训练，他已成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准备要把资本主义和基督教散播到全世界，把草地转为农场，把小木屋改建成旅馆，让生活在石器时代的民族见识蒸汽机与火车头的厉害，并确保大英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福塞特带着藏宝图，溜出了锡兰那座与外界隔绝的基地，发现自己周围的景象突然变成了绿意盎然的森林与闪闪发亮的海滩以及高山。当地居民的衣着颜色是他从来不曾看过的——不像伦敦人总是穿着像丧服一般的黑色与白色，而是紫色、黄色、宝红色，鲜艳耀眼又生气蓬勃——这幅景象极令人震惊，即便是最愤世嫉俗的马克·吐温，在约莫同一个时期走访了这座岛屿之后，也不禁赞叹：“天哪，真是太美了！”

福塞特跳上一艘小帆船，它在英军战舰旁看起来就像是木头和帆布构成的一个小点。驶出港湾之后，他可以看到弗雷德里克堡矗立在峭壁上，外墙布满了十八世纪末期留下的炮弹弹孔，当时英军试图从荷兰人手中夺下这座岬角，而荷兰人则是在更早之前驱逐了占领此地的葡萄牙人。沿着锡兰东部海岸线航行了约一百三十公里之后，船只在巴特卡洛亚（Batticaloa）靠岸，一入港就看见许多独木舟围拢过来。僧伽罗商人在船桨打水的声音中高声叫卖着宝石，他们特别喜欢向头戴高帽、背心上挂着怀表的老爷推销商品，因为这些人口袋里必然满是钞票。上岸之后，福塞特身边又围绕着更多小贩，有些是僧伽罗人，有些是泰米尔人（Tamils），有些是穆斯林，全都挤在市集里兜售着新鲜蔬果。空气中弥漫着干茶叶的芳香、香草与可可的甜味，还有另一种比较刺鼻的气味——这是鱼干的味道，但不是通常闻到的那种腥味，而是充斥着咖喱香气。放眼所见，四处都是人：占星家、小贩、都比人（dhobis，巴基斯坦与印度一群以洗衣为生的人）、棕榈糖商人、金匠、手鼓乐师及乞丐。为了抵达位于内陆一百六十公里处的巴杜勒，福塞特搭上一辆牛车。车身嘎吱作响，驾车人不时挥鞭抽打牛只的侧腹，驱使着它迈步爬上山路，沿途经过稻田与茶园。到了巴杜勒之后，福塞特问一名英国农场主人有没有听过“加拉—皮塔—加拉”这个地方。

“我恐怕帮不了你，”福塞特记得那个人这么说，“上面那里有个废墟，他们叫做‘国王的浴池’，以前也许是个水库之类的地方；至于石头嘛，妈的，那里到处都是石头啦！”他建议福塞特找一位名叫达斯（Jumna Das）的当地首领谈谈。锡兰在一八一五年之前原本由康提王国（Kandy）统治，而达斯正是国王的后代。“如果有人能够告诉你加拉—皮塔—加拉在哪儿，一定就是他了。”那名英国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