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雄后昌
第一节 九夫长
朱元璋出身贫寒，在天灾人祸频频发生的时期，生活无依无靠，投身寺庙，继而沦落为乞丐。然而，贫寒的生活并没有磨灭他的斗志，朱元璋在苦难中成长起来，感受到了反抗的强大力量，并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
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日，朱元璋因被人告发，在获得了伽蓝菩萨的“从雄而后昌”的吉兆卦示后，终于下定决心，投奔反元队伍。
元朝末年，民生凋残，遍地荆丛，兵荒马乱。朱元璋亲眼看到借口镇压反元起义的元兵，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百姓人人自危，惶惶不安，于是，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再次外出逃荒；二是继续留在乡里受苦受罪；三是参加反元队伍。前两者他实际早就尝试过，虽风险不大，但有希望因此摆脱困境，格外艰难，后者是崭新的路，但前途未卜。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恰好有一个曾经一起当过放牛娃、并参加了郭子兴反元队伍的穷朋友汤和来信，劝朱元璋与他一道投身反元义旅，信中说：“今四方兵乱，人无宁居，非田野所能自保之时也，盍从我以自全。”
汤和的意思是劝说朱元璋到郭子兴的队伍中去效力，也许还有绝处逢生之机。但此时朱元璋的决心还没有下定。虽然朱元璋想极力保守这个秘密，但还是被他寺院中的一个师兄得知，准备向官府告发，顿时谣言四起。在这种四门紧闭，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朱元璋通过求到了山上的皇觉寺中，求法师高彬收朱元璋为徒。高彬见朱元璋身板结实，头脑灵活，觉得身边需要这么一个机灵的小和尚伺候，而且寺神问卦，获得了伽蓝菩萨的“从雄而后昌” 的吉兆卦示后，连夜下山，往濠洲城方向赶去。
朱元璋到了濠洲城，守城的红巾军士兵看他衣服破旧，以为是元朝派来的间谍，便把他绑了起来，打算推到城外去处决。朱元璋大声据理力争，吵吵嚷嚷吸引了许多人观看，最后把郭子兴惊动了。郭子兴看朱元璋相貌出奇，又生就一副好身板，问明情况之后，就把朱元璋收为步卒，让他换了衣裳到队伍中当了一名红巾军战士。
这次抉择是朱元璋一生荣枯成败以至生死的一个转折点。朱元璋的投军过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这种貌似偶然的里面也带有其必然的一面。在接到朋友的信之后，他一开始并没有盲从，而是思考了很久，这说明了朱元璋的心细与勤思，这是一个智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对于关系到自己一生安危的重大转折，年轻的朱元璋对自己人生中这一完全是由个人独立决定的道路小心计划。尽管他很年轻，却在走南闯北的游历中，总结出了许多处事经验，他明白，参加与朝廷作对的起义军事关重大，在悬赏捉拿的威慑下，选择机会上的任何失误都必然会带来最惨重的教训，甚至丢掉自己的性命。然而情况突然生变，在遭遇危机，面临生命之虞的情况下，他又一次地表现出了无比果敢，毅然投身于红巾军。
朱元璋初到义军，没有什么背景，人生地不熟，在起义军队伍当中没有人为他撑腰，那些将领们对于朱元璋更是一无所知，也就更别提什么受人赏识、重用了。
有的人总是抱怨生不逢时，抱怨没有机会，无法展示才能，其实这是一种很急功近利的想法。你的际遇如何，并不在于你的机会如何，这只是客观因素，但却不是全部，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你的主观因素来决定的，只有自己努力了才能有所表现，才会被别人发现进而赏识，才有可能得到重用。既然现在已经走上了绝路，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身在义军的朱元璋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可言了，怎么办？恐怕唯有拼命地创造机会表现自己，才能实现心中的梦想，像外祖父那样飞驰沙场。
朱元璋脱下袈裟，穿上了红袄，缠上了红头巾，成为郭子兴身边的一名近身步卒。这对于朱元璋来说，并非只是表面上的转变，而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深层次的灵魂升华。
朱元璋在训练上表现得异常出色，不仅能够完成训练任务，而且还能时时有所发挥，充分显示了积极的进取心和事业上的主动性。这种行为是做首领的最为高兴和欣慰的，郭子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朱元璋引为同类，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材。
朱元璋把队伍的建设当做自己的分内之事，把队伍当做自己的家，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统帅郭子兴的注意。朱元璋在日常的工作训练中积极主动，处处表现出与众不同，在士兵中鹤立鸡群。
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管在训练场上表现得如何出色，都不能代表在战场上同样出色。有的人平时往往给人以假相，而真到关键时刻根本派不上用场。对于这一点，郭子兴早已心知肚明。朱元璋是一个可造之材，但这毕竟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真的到了战场上，他连人都不敢杀，那不是“天桥的把式——假把式”，瞎耽误事吗？由于对朱元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缺乏直观认识，所以还是得“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英雄？狗熊？到时一看便知。
于是在出兵打仗的时候，郭子兴就有意把朱元璋带在身边，以此来考察朱元璋在战场上的能力。这一考察，就发现朱元璋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同样出色。在起兵反元初期，起义队伍中最需要的就是人才，郭子兴能够比别人更为深切地重视这一点。因而朱元璋的出现，对于惜才爱才需才的郭子兴来说，发现自己招到了一个才俊，他心中的欣慰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郭子兴的护卫亲兵，朱元璋主要的职责就是保证主帅的安全。朱元璋以队伍为家，以长官为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非常尽职尽责，在郭子兴的马前，经常掩护郭子兴，并且在掩护之余还能奋勇杀敌，为郭子兴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关于朱元璋的勇敢战斗精神，文献上有两段可以互为补充的具体记录。
《明太祖实录》记载：
“郭子兴……凡有攻讨，即命(朱元璋)以往，往辄胜，郭子兴由是兵益盛。”
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
“郭子兴骁勇善战，每出，太祖(朱元璋)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获生过当。”
《明史·郭子兴传》也简称朱元璋投奔后，“数从战有功”，究竟功在何处，语焉不详。综观全部记录可以看出：朱元璋在战斗中是十分勇敢的，战功卓著，无与伦比。
在主帅亲自领兵出战的时候，朱元璋担当起主帅的保驾翼卫的角色，纵横决荡，所向披靡，使主帅本人既有胜利的喜悦，又有踏实的安全感。当主帅在家留守，令部下自行攻讨的时候，也唯有朱元璋一人“往辄胜”，无败仗纪录；不仅斩杀敌兵是“过当”的，而且生俘人数也最多，结果使郭子兴的义军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这样英勇无畏的青年，怎能不叫人喜爱呢？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郭子兴就深刻地感觉到朱元璋不仅是一个可以引为心腹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将才。为了更加检证自己的观点，他把朱元璋调到了元帅府当亲兵，为了显示对朱元璋的赏识，还提升朱元璋为九夫长。由于朱元璋曾经读过几天书，处事很有些见识，郭子兴遇到什么事情都经常去找他商量、探讨。在问题的分析、解答过程中，郭子兴发现不仅朱元璋对问题的分析透彻，而且还总是能从他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郭子兴对朱元璋就更加信任了。
朱元璋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由于自己的努力，朱元璋升迁为郭子兴的亲兵，不仅与郭子兴更加接近，也为展示自己的才华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福人福相
朱元璋的意见常常与郭子兴一致，这实在是难得。正缘于此，郭子兴更加愿意与朱元璋亲近。
朱元璋的可造之处在于，他的脚步并没有在此停滞，他还拥有更为高远的目标。长期身处义军的队伍之中，他有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那就是自己身边的这支庄稼汉组成的队伍，以及其他红巾军队伍的素质都不是很高，并没有太多让人敬服的人物。从他的内心来说，这与他所想象的那种正规军队有很大的出入，因此他看不起这些起义军。也许这正是他日后带军领军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朱元璋的这种认识并非是没有根据的。郭子兴在起义的当初，由于考虑到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实在是难以与强大的元朝的军队相抗衡，他就联系了当地其他几个豪强一同举事。这联合起来共同反元的统一战线，说是联盟，但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指挥权力不能统一，谁也不服谁。
由于其他几个豪强的势力比郭子兴的势力还要大，因此，在指挥权力的问题上，郭子兴有的时候就难免要听从他人的指挥和安排。况且郭子兴本人在性格上也有缺陷，他为人傲慢，易猜忌，缺少度量，而且好记仇，因此与其他几位将领们的关系处得并不是太好。很少有人能帮助他、理解他，这使他一直很困惑。正当这个时候，郭子兴遇到了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不但在平时操练时表现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场上也是一个勇敢善战的好手。为了自己主帅的安全常常冲入敌阵，奋不顾身，勇于做事，且尽职尽责、言听计从。
朱元璋对于义军的看法，郭子兴并不是没有想到。与他一同起事的那几位将领，没有一个是称心如意的理想伙伴，那些人其实也都是一些土豪，目光短浅，且不懂政治军事，只是迫于元朝的统治才起来反抗，但并不想彻底推翻元朝的政权，只是想自保一方。所以在军纪上自然也就不如郭子兴的军队严明，而且领导才能也不如郭子兴高超，只是在资本权势上比郭子兴略强而已。郭子兴认为这样下去，终非长久之计，因为反元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没有一支有着良好军纪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怎么能够在这场艰苦的持久战中取得优势，占尽先机，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呢？现在义军所缺少的正是这点。
可以说郭子兴还是有一点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的。他虽然知道对于这一群庄稼汉、农民起步的队伍来说，素质差是必然的，但终归有一个良好的信念，那就是以反元拯救自己。这一点就是“质的飞跃”。郭子兴知道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正规军队所要求的一切，但是他把自己所控制的义军向正规军队的“纪律严明，保证有力”这一点上尽力靠拢。如果能遇到一个与自己同心同德，而且又能为自己忠心做事的人，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而朱元璋又恰恰是这种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上上之选，可造其才，舍他其谁呢？
其他地区的红巾军姑且不论，就淮西起义军当时的情况来说，队伍素质低下、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强，的确是当时濠洲的起义军内部的实际情况。除郭子兴稍显出色之外，与他一起起兵的其他几位将领的志向并不高，只是固守一方，仅仅满足于眼前的利益，安于现状，而没有长远打算。
更让郭子兴忍无可忍的是这几位胸无大志的义军领袖。他们虽然性格憨厚，但是却纵容军队抢劫百姓财物，生活糜烂、腐朽。自视清高的郭子兴又不善言辞，与他们几个人全都合不来，经常借故不与这些人一起议事。时间一长，这几个人开始对郭子兴的动机起了疑心，开始时时刻刻提防起郭子兴来。
这个时候的郭子兴是非常苦闷的，他的抱负得不到施展，而且由于与起义军将领在权力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他几乎变成了孤家寡人。在郭子兴心目中，由于处境的孤单，使他觉得在偌大的濠州城内的起义军阵营中，只有朱元璋才是可以依靠的。不久，朱元璋便被郭子兴任命代替自己出兵作战。
战场上，朱元璋亲自上阵，带头深入敌后，与士兵一起坚持到战斗结束，取得了非常丰厚的战果。朱元璋为人仗义，他把所获得的战利品都分给了部下，从而更加赢得了部下的忠心。士兵们也知道了跟着朱元璋作战，不但能够打胜仗，而且还能够得到应得的报酬，因此，作战更加积极勇敢，而朱元璋也因此兵力扩展飞快。由于朱元璋是郭子兴一派的人，所以，连带着使得郭子兴的威望也后来居上，几乎要压倒其他一同起义的诸位将领。
郭子兴从朱元璋一系列的表现中，发现朱元璋不仅仅冲杀在前，享受在后，而且还深得士兵们的拥护和爱戴，觉得此人不寻常，将来必有前途。郭子兴又想起了自己的义女马秀英，早已到了当婚论嫁的年龄。马秀英是郭子兴的至交马公的小女儿。马公是宿州闵子乡新丰里的富户，善结交，秉性耿直，后因杀人，带着小女儿投奔了郭子兴。郭子兴起兵时，马公回宿州策应，但不久故去，留下小女儿马秀英由郭子兴的二夫人张氏抚养，并正式收为义女。马秀英聪明贤惠，端庄温柔，善解人意，且“知书精女红”。郭子兴想到要成就大业，身边就必须有一个像朱元璋这样精明能干的帮手。于是他多次与颇有见识的张氏商量，想将马秀英许托给朱元璋，招他为义婿。张夫人对朱元璋的为人早有耳闻，认为义女嫁给他不会受罪。更重要的是夫君兴事成大业，需要有能人相助，故欣然同意。在征求了朱元璋本人的意见后，由郭子兴张罗，择良日为25岁的朱元璋和自己的义女马秀英成婚。而马秀英就是日后那位助朱元璋一臂之力的马皇后。
一桩具有深远意义的婚姻大事就这样促成了。对于朱元璋来说，真可谓是天上掉馅饼，撞了个头彩！一个穷小子竟然娶了元帅的女儿为妻。真是福人、福相、福分大！连他自己都觉得好像是一场梦，简直连做梦也没想到，但如今是梦已成真。
朱元璋与郭子兴的义女结为夫妇，从此有了靠山，更加受到士兵的拥戴，人们纷纷称他为朱公子。这就像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从此，朱元璋率军出击更加卖力，每每打得元军落荒而逃。朱元璋先后攻打五河，攻取定远，攻克南宿，继而是征讨大店、固镇等地，颇有战功。
第三节 招降纳叛
为了扩大起义军的力量，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朱元璋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招兵买马。
冷兵器作战的年代里，尤其是那种接近肉搏战的时候，兵多将广，真是无人不想。因此，在同等条件下，除了将领的指挥部署作用之外，兵力的多寡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到了故乡，朱元璋的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不时有人来投奔，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徐达。
徐达比朱元璋小3岁，身材高大，性格刚毅，与朱元璋十分默契。他为日后朱元璋成就大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朱元璋在当和尚时给他送信、拉他“下水”的汤和此时已经是义军中的一名军官了，但由于非常钦佩朱元璋，不久也投到他的门下。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周德兴、郭兴、郭英、张龙、张温、张兴、顾时、陈德、王志、唐胜宗、吴良、吴祯、费聚、唐铎、陆仲亨、郑遇春、曹震、张翼、丁德兴、孙兴祖、陈桓、孙恪、谢成、李新、何福、邵荣，以及耿君用和耿炳文父子、李梦庚、郁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等人，这些人后来也成了朱元璋淮西战将集团中的中坚力量，并且绝大多数都被封为公侯，名留青史。
他在10天的时间里募集到了700多人，这支队伍用《皇陵碑》的文字形容便是“赤旗蔽野而盈冈”。朱元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后就带领着这批军队回到了军营。正在为兵力不足而苦恼的郭子兴大喜，原本已有些冷冷清清，现在又可以浩浩荡荡了。之后，郭子兴升朱元璋做了镇抚，并把这700多人让朱元璋统帅，这样，朱元璋终于算是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虽然少，却是家乡子弟兵，忠心方面绝对不成问题。如邵荣，打起仗来英勇善战，和周德兴等人一直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冲锋陷阵。
古时候的将领对子弟兵的信任是一种迷信式的，他们经常把自己的子弟兵视为骨干力量，把所有的好装备、武器、配发给他们，而且赏赐方面也有偏颇。这一点楚汉争霸时期项羽的例子就是明证，项羽带领着8000子弟兵，势力一度达到顶点，几乎伸手就可以做天下的皇帝。而且当项羽垓下被围的时候，跟随着他的依然是他的那些江东子弟。
然而在此时，朱元璋所招回的子弟兵却没有那么风光，不仅不能得到相应的装备，还要时刻防备着元朝军队的来袭。正是由于这种险恶的局面，才锻炼了朱元璋临危不惧、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
濠州城里的气氛实在太令人郁闷，统帅无大志，整日勾心斗角。朱元璋认为彭赵孙郭等六七名头领死捆在一起，固守濠州一地，而又全都浅视寡谋、尔虞我诈、互不相让，长此以往，前途渺茫。因此，朱元璋决定从新募的700人中挑选出24名精兵强将，如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郭兴、郭英、周德兴等，独树旗帜，另谋发展，开辟新的根据地，其余的人全交由郭子兴驻守濠州。
至正十四年(1354年)开春，朱元璋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决定南取定远。他先招募了一批人马，在进军途中接连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去定远的途中，朱元璋患了一场大病，只得中途返回，在濠州养了半个月，才略有好转。
有一天，朱元璋正躺在床上休息，听见门外有人在叹息，过了一会儿又走开了。朱元璋问夫人：“好像是元帅的声音，不知为何叹气？”夫人告诉他：“听说张家堡驴牌寨有三千兵马，孤立无援，想来投降，又有些犹豫。父帅与寨主相识，认为机会难得，可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劝降。估计父帅是在为这件事而发愁吧！”
朱元璋听罢，心想：募兵的效果虽然很好，但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到此来参军，各有各的目的、动机，这样便会对纪律严格的军营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些想建功立业的人想的自然是杀敌立功，晋升官职，而那些动机不纯的人则只会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这后一种人对于艰苦的训练会有抵触情绪。而且这些人刚刚加入军队，管理得再好，或者训练虽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技能，但是他们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一时半刻不会在战场上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这就得需要有一定战场经验的老兵掺夹其中，达到“带兵”的目的。应该说，招降也不失为一招妙棋，因为凡是被招降的军队一般都是些占山为王的“山大王”级别的人物，这些人的军队长期与官军作战，自然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元军的打击和义军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也自然都有一套保全自我的招数，这是募集的新兵所不具备的素质，因此张家堡驴牌寨的这帮人马，不能放过。朱元璋急忙来到郭子兴处，说明此意。
郭子兴听完朱元璋的一番话后，说：“我也想过这事，只有你去最合适，可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怎能担此大任呢？”
朱元璋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是被别人招降，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郭子兴见他态度坚决，也就同意了。于是，朱元璋带上十个人上路了。
当时是天气炎热的六月，朱元璋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没走多远就晕倒了。手下人劝他回去，他执意不从。就这样，走走停停，赶了6天，才来到宝公河边。河的对面就是驴牌寨营地。
朱元璋带领一行人马准备求见这个驴牌寨的寨主。刚走到边界，忽然间，驴牌寨营中便排列出军阵。朱元璋身后的几个步卒见状十分恐慌，打算掉头逃跑，朱元璋一声喝令，说道：彼众我寡，你能跑到哪里去？他们只要纵马而来，哪个也逃不掉。你们不要怕，都随我前去，听我命令，见机行事。几个人才镇静下来。这时营中走出两个将领问话。朱元璋高坐马上，命人回说：郭子兴命我从濠州来，与你们主帅议事！
驴牌寨的将领只允许朱元璋带一名侍从入寨。朱元璋并没有畏惧，他让其他人留下待命，自己带了费聚前往。
在大寨的正堂里，朱元璋见到了寨主，说：“我家元帅与将军是旧交，听说将军粮草不济，别人想趁机暗算将军，特派我前来相告。希望将军能随我一同到濠州与我家元帅共举大事。不然就移兵他处，躲避一下。”这些话说得不卑不亢，开门见山地为驴牌寨的主帅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刚柔并进中带着威逼利诱。言下之意：如果你想要投奔郭公，我们非常欢迎，如果一时半会儿不想投奔，也要防备被别人趁机攻打。寨主请朱元璋留下信物，说收拾好行装，过几天即去归附，让朱元璋先回去复命。朱元璋留下费聚等三人，自己带了其他人回濠州去了。
谁知三天之后，费聚突然驰马来报，说驴牌寨主变卦了，准备把队伍带到别的地方。朱元璋当机立断，带上三百人马赶到驴牌寨，对寨主说：“我家元帅听说你被别人欺侮，要去报仇，怕你人手不够，派我率三百人马助你一臂之力。报完此仇，我们再一同去濠州不迟。”寨主对他的话半信半疑。虽然把朱元璋的兵马留下来，但防范很严。
朱元璋见此计不成，又施一计。第二天早上，他让一个胆大的士兵向寨主报告说，寨中有两个兄弟与朱总管发生争斗，出了人命，请寨主去处理一下。寨主不知是计，被诓了出来。等寨主一到，朱元璋立即命士兵把他绑了起来，强行押离营地。走出十几里后，又派一个人回兵营传达寨主的“命令”，说大帅已在前面布置营地、让大家立即转移。三千名士兵信以为真，竟放了一把火烧掉了营寨，跟随而来。驴牌赛主见事已至此，木已成舟，想不投降都不行了，于是便归顺了朱元璋。郭子兴见朱元璋立了大功，就把这三千人马划归他指挥。
凭借着这手中的三千多人马，朱元璋又说服了另一个姓秦的把头，把他手下屯驻于豁鼻山的八百名“义兵”收归到了自己名下。这样，朱元璋已经拥有了四千多人的队伍。
在尝到了招降的甜头之后，朱元璋进一步把战争与招降紧密地结合起来，停中有打，打中有停，最终逼其就范。在打的时候，一半是为了消灭对方，同时也是为了动摇对方，而一旦停止进攻，则随即进行心理攻势，使得对方打则溃不成军，停则不战而溃，最终投向自己的阵营中来。
在朱元璋收归降军、扩大实力的初期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与缪大亨的一战。
红巾军起义后，元朝的军队镇压不力，一些地方的地主武装纷纷结寨自保，称为“义兵”。元廷见缪大亨这支力量可以利用，便封以官爵，使其为朝廷卖命。
缪大亨是当地的地主，曾经组建了一只军队参与攻打濠洲的战役。元军撤退后，缪大亨带了两万人退驻横涧山，占山为王。元朝为了拉拢他，曾封他为义兵元帅，又特意给缪大亨派去一个监军，督促缪大亨与义军攻打濠州。
为了获得缪大亨这支部队，朱元璋对症下药，一开始采取打的策略，派花云为先锋，奇袭横涧山。花云身长面黑，绰号“黑先锋”。花云马到成功，一举击败了缪大亨，元朝监军落荒而逃。缪大亨收拾残卒，待天明时列阵准备再战。朱元璋部下有人与缪大亨是朋友，朱元璋就派他去劝缪大亨投降。缪大亨见大势已去，投降了朱元璋，其部下7万多军民也成了朱元璋的部下，朱元璋的势力迅速扩大。
朱元璋收编了这么多的军队，并没有沿用其他一些起义军将领们的办法去治理军队。因为一些起义军的将领军事素养不高，根本不懂得将兵领军之道，士兵的成分极其复杂，起义军将领还经常纵容士兵抢掠百姓财物，军纪不严不说，更关键的是这些士兵行军打仗一旦遭受挫折，就会一哄而散。这是朱元璋嗤之以鼻的，朱元璋采用训练士兵的方法来约束士兵。
朱元璋从缪大亨那些招降的士兵当中挑选出了2万精兵，加上自己原有的士兵，再加上地方的小武装，接近3万之众，亲自训练。在训话的时候，朱元璋对这些士兵们说：“你们以前与别人作战，并不是人数上不占优势，而是由于军纪不整，民心不在你们一方，军心不稳定，训练不系统，所以交战，必然会败下阵来。现在我严格训练你们，就是为了作战的时候能够勇敢向前，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努力训练，当兵打仗要有立功受赏之志，要有建功立业的思想，所以要万众一心，严训练，严守纪，知进止，奋力杀敌。在我这里当兵，赏罚是一定兑现的，拼力受赏，不进受罚，如有违抗命令，就要杀头。”
在朱元璋的精心训练下，这2万多人的部队的训练结果卓见成效。时间不长，这支军队就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屡屡打败元朝的军队，而且军纪严明，很少有扰民之事。
朱元璋从招降的部队中看到，招降的部队虽然作战勇敢，但是其长时间养成的习性却一时难以彻底改正。这种习性经常在战场上或者战后复发，害苦了老百姓，现在经过从严训练，赏罚分明的管理，部队的懒散作风已经大为好转了。
朱元璋此时的情况就好比在聚沙成塔，而严明的纪律就像粘合剂一样把这些人聚集到一块，形成一个整体。可以说正是有着严明的军纪才使朱元璋的战斗集团从原本一盘散沙的杂牌军变成了有效的、能够合力对付敌人的王牌劲旅。
朱元璋在募集及招降之外，还用了另外一种方法：鼓励贫穷的劳苦大众参军。这种现象早在他第一次募兵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这是他最早尝到扩兵甜头的老办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招收贫苦人参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特殊性。这主要是由于贫苦农民的要求不高，他们往往是为了糊口才来参军的，所以只要能有一口饭吃，就不会有过多的要求，他们本身也是贫苦人家出身，对于同样穷苦的百姓也不会产生骚扰之心，因而与那些有刁蛮、贼盗之习的人相比，这种兵员是最好训练、最好管理的。同时，由于这些贫苦农民生活在元朝社会的最底层，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他们与元政府的仇恨也是最深的，在与元朝军队作战的时候具有很强的战斗自觉性，不需要动员就会极为勇敢地去杀敌。尤其是在训练方面，相比起那些招降而来的“兵油子”而言，这一部分出身贫苦的士兵也格外卖力。如此一来，一支能吃苦、守纪律、善作战的部队很快就在朱元璋的作战序列中出现了。
招降缪大亨这场胜利引起了四方极大的震动，其他的一些地方小武装因慑于朱元璋的声势，也纷纷引兵来投。这一时期来投奔的最为著名的地方武装头目有吴复、冯国用、冯国胜、丁德兴等人，这些人或能征善战，或长于出谋划策，成了朱元璋的左右手。譬如其中的丁德兴，他刚一投奔过来就随朱元璋参加了一次大会战，带领着他的子弟兵攻破了敌人的寨子，活捉了头领，并且还招降了几千兵马。
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的到来，对朱元璋来说具有另一种意义：当时从兵力来说，朱元璋的队伍已经不算小了，然而他最为缺少的就是将才。驴牌寨和豁鼻山、横涧山的部队自然要靠原寨的头领来实施主要的管理，但适当地补充领导者，加强管理却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朱元璋作为一名从九夫长、镇抚等基层职位上来的将领，面临的多是一些郭子兴的老部下，缺少自己的幕僚。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指挥众多下属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难以周全。而冯氏两兄弟的加入，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尤其是冯国用，最善谋略而且目光远大。冯国用的言谈具有登高望远之妙：“有德昌，有势强。”这六个字，强调了要想平定天下，首先要有道德品行，同时也要有强大的实力；道德操行可以得人心，强壮势大可以定四方。这样的见识是朱元璋未曾听说过的。朱元璋第一次感到儒生的重要，将冯氏兄弟留置于幕府，做了他的身边高参。
不久，泗州虹县人胡大海和邓愈也来投靠。胡大海身材修长，仪表堂堂，智勇双全，被朱元璋任命为先锋。
邓愈原名邓友德。他父亲曾起兵反元，后来在作战中牺牲，由他的哥哥代领其部，不久也病死。于是邓愈被部众推为首领。当时他才16岁，可每次作战都冲杀在前，是位少年英雄。他是听了好友胡大海的话，才投靠朱元璋的。朱元璋见这位少年英姿勃发，又听了他的经历介绍，不觉大喜，对他说：“你的勇略超过了你的父兄，我看把你的名字友德改成‘愈’吧。‘愈’的意思是胜过。怎么样？”邓愈立即下拜答谢。朱元璋任命他为管军总管，仍带领原班人马，随军征战。
在这里不难发现，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从眼光、气度，谋略方面与其他的起义军将领显示出了很大的区别，而且这种眼光、气度、谋略等等具体地体现在他对军队的行军打仗和日常管理之上。比如他从来不让自己的军队扰民；注意军功，赏罚分明；注意人才的使用，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并且也没有其他起义军将领所固存的那种嫉贤妒能的致命缺陷。
为了自己实力的扩张，朱元璋着实费了很多脑筋。朱元璋清楚地认识到拥有自己队伍的重要性。在胜者为王的时代里，只保证自己不被别的武装所吞并是不够的，所以他只有费尽心机去招降各种武装力量，来保证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来防止被别人的武装所吞并。他不遗余力地加紧扩军，加强训练，使得自己的实力再度增强，从而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可以说朱元璋在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上认识深刻，高瞻远瞩。
经过多方筹备，朱元璋的部队在兵力、文官武将诸多方面已有了完善的配备，具有了平定天下的基本力量。
第四节 濠州事变
郭子兴所在的濠州红巾军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原有的孙、俞、鲁、潘四位将领就与郭子兴不和，赵均用与彭大加入以后，形势更加复杂。
濠州红巾军中，论领导才能或政治作用，郭子兴最优秀，尤其是当初攻占濠州时，他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郭子兴善计谋、懂军事、识大局。可是论实力和名次郭子兴却只居第五位，实力最强的要属孙德崖，而孙德崖等四人都是鲁莽粗直的庄稼汉，他们不识字，见识短浅，胸无大志，性格憨厚而缺少战略头脑，纵容部下敛财扰民，所以不堪大用。郭子兴为人刚直孤傲，不肯屈于他们，还时时奚落他们一番。如此便出现了一种隔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矛盾公开化之后，郭子兴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回避，他经常不参加会议，由此被其他的几个将领怀疑。朱元璋看到这种情况，暗暗为郭子兴捏了一把汗，他私下里找到郭子兴，为他出谋划策，为他讲解目前的形势。朱元璋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任何一个人从起义军中分离出来，必然会被元朝的军队所击垮，所以这个时期切不可搞什么不必要的内耗，这是完全要不得的，咱们要放下架子，与孙德崖他们打成一片，才不会被元军或者是别人从中挑拨离间，希望您还是要多多参加他们的会议，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与他们交流一下看法，这样次数一多，就会使彼此互相了解，也更能够增加理解了，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其间所造成的误解自然就容易消除了。”
郭子兴认为朱元璋说得有理，还真的按照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做了。可惜好景不长，或者说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郭子兴在一次会议中又与那四位将领争执起来，这回他们可是彻底闹翻了。由此，红巾军濠州部队内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矛盾的一方是孤高耿直的郭子兴，另一方是性情憨直的孙、俞、鲁、潘四位元帅。郭子兴和他们闹翻后不再参加原来的会议，又使得双方互相猜疑和提防，生怕对方设下陷阱。
濠州城内的大本营矛盾四起，势同水火。这时，朱元璋受郭子兴派遣，在淮北怀远、安丰一带对元军作战。恰在此时，另外几个起义将领芝麻李、赵均用、彭大等响应刘福通起义，占据了徐州等地，拥兵十万，声势浩大，对元朝已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威胁。
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元朝丞相脱脱统兵10万，兵临徐州城下。在此之前，元朝命淮南宣慰使贾鲁招募了当地盐丁及骁勇健儿3万，穿黄衣、戴黄帽，号称黄军，包围了徐州城，作为攻打徐州城的先锋部队。脱脱采纳了宣政院建议的强攻之计，以巨石作炮，昼夜猛攻，一举攻入城内，并下令屠城。芝麻李奋战突围，转战湖北，投奔了徐寿辉，后随明玉珍转战四川，最后出家为僧，遁入空门，而另两位大将彭大和赵均用突围后率领其余部队投奔了濠州。他们的到来又使濠州的矛盾火上浇油。孙德崖等人想联合赵均用、彭大来孤立、打击郭子兴，但赵、彭二人来到濠州后也发生了矛盾，结果是赵均用与孙、俞、鲁、潘气味相投，虑事有谋、专权自大的彭大与郭子兴成为友好。这样一来，濠州城内的矛盾更加扩大。
两派势力的争斗进一步公开，终于导致了绑架郭子兴事件的发生。赵均用听了孙德崖挑拨，恼恨郭子兴只尊重彭大，轻视自己。这一天，赵均用见到了独自在大街上走路的郭子兴，突然萌生了绑架谋害之念，便派手下随从一拥而上捉拿了郭子兴，押到孙德崖的家宅，投进了地窖。郭子兴的部下一时无主，处于被动地位，竟无一人设法救主。
身在前线的朱元璋对濠州城内的矛盾深知根底，时刻关心着局势的变化。郭子兴元帅府来人报告说郭子兴已被赵均用、孙德崖抓了起来，赵、孙在伺机搜捕郭子兴全家，包括朱元璋，希望他回来后千万不要露面。当朱元璋听到这些之后心里一惊，他没想到，孙德崖这帮人这么心狠手辣。朱元璋立刻命令大军拨马而归，回濠州营救郭子兴。这一方面是因为郭子兴于他有知遇之恩，而且这一事件直接关系着他的家庭幸福。在打道回府的路上，他碰到了熟人，劝他千万别回濠州。朱元璋大义凛然，急切说道：“郭公是于我有厚恩的人，现在有难而我坐视不救，身为大丈夫，还有什么忠义可言！”此时，郭家男子都已藏匿，仅留有妇女看家，且都吓得不敢说话。见到朱元璋大军的到来才松了一口气。
朱元璋向躲藏的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和郭天爵等人了解了有关情况。朱元璋分析到，郭子兴向来是看重彭大而轻视赵均用的，因而此事的根子在赵均用身上，是赵均用因受鄙薄所致。因此要救郭元帅，必须由彭大出面才能制服赵均用。
朱元璋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接下来朱元璋便立即去见彭大，向他陈说事实，分析利害得失，说：“论郭公的智谋，在濠州城内可以说是高于别人的，也正因于此，他遇事少与四位元帅商议，由此招致他们的忌恨。如今他们这种行为明摆着是拆台，自古以来大事难成，难就难在有一帮嫉贤妒能之人。”
朱元璋的话正好说到彭大的心上。联想到他和赵均用矛盾的公开化，原因也正在这里。彭大原本就赏识年轻有为的朱元璋，认为他是难得之才，此时听他说得在理，又听说一帮人要害郭子兴，不由就燃起了一股怒气，说道：“没事，你甭怕，有我彭某在此，看他们谁敢胡来！”当即叫人集合队伍，要去包围孙德崖家。朱元璋见状也立即回家换上盔甲戎装，亲自营救郭子兴。
由于救人心切，同时也是为了少生变故，未经交涉，朱元璋和彭大所部逾墙而进，爬上屋顶，揭开瓦椽，行动之中斩杀了孙德崖的祖父母。朱元璋找到囚禁郭子兴的地窖，见郭子兴头锁木枷，脚扣铁镣，浑身已皮开肉绽。
这是当时濠州义军领导内部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互相残杀事件。如果没有朱元璋的赴救，郭子兴这支义军队伍可能便从此完结了。在此紧要关头，再一次显示了朱元璋知恩必报的品格。
救出了郭子兴，但濠州红巾军的内部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暂时制止了一场火并。但这场事变对于朱元璋来说却是颇有意义的，这使他在具有处理军务的经验和指挥作战能力的基础上，又平添了处理突然事变的应变能力和政治斗争的经验。
1352年底，脱脱任命新提升为中书左丞的贾鲁领大军进围濠州。大敌当前，义军首领这才暂时捐弃前嫌，携手指挥将士坚守城池。从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濠州城整整被围困了七个月之久。义军凭借着城高壕深、粮草充足，顽强坚守。久攻不下的元军，士气开始低落，将士的斗志亦感低沉，军心涣散。不久，贾鲁病死军中。主将一死，士兵们更是无心恋战，自动解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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