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一根老骨头，知道自己的样子

朱天文^[1]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创作是从背对观众才开始的。”

这句话很对侯孝贤的胃口。

2007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做过整整三天的电影讲座。他剖白自己的电影观，说：“你这样一直看着观众，这个脸要这个，那个脸又要那个，我又不是卖百货的，要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观影者到底怎样，你很难期待。”

当时，侯孝贤刚刚拍完法国电影《红气球的旅行》。那之后，他有八年时间没有新作问世。

其间，《刺客聂隐娘》开拍，又搁浅。

侯孝贤四处找投资，内地、香港、台湾，找了一个遍。

又开拍，又补拍，不容易。

2015年，侯孝贤终于回来了。5月，《刺客聂隐娘》在戛纳拿奖。他还是那句话：“创作是背对观众的。你要想那个（票房和观众），就完蛋了。”

“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吗？”他问我，“那里头描写多厉害，百中无一。你要让我看那些通俗的，我真是翻两下就不想看了。我就是这样，哪怕类型片，最后拍出来也成了我的艺术片。”

但一个创作者，总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观众吧。

我问他：“你最希望被谁看懂？”

他想了半天。中途去上了次厕所，回来又想。好不容易，终于开口了：“米兰·昆德拉。”

早年间，昆德拉写过一篇杂文，叫《电影已死》。言下之意，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作者电影已死。侯孝贤希望昆德拉看到《刺客聂隐娘》—— 一部从1998年至今，他花了17年时间酝酿打磨的电影。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昆德拉打招呼：嘿，没死，它硬硬地还在。

1.1972年的撞球馆

7月底的台北，天气湿热，中山区。

这家撞球馆有些年头了。灯光昏暗，墙壁斑驳，客人稀稀拉拉。老板坐在收银台里面，说，这是祖产，1972年就开张了，一直到现在。自从有了电脑游戏，生意大不如前，但还好，总有小鬼会来玩。

老板站起来，慢悠悠地到处溜达。房间里回荡着张惠妹的歌声，都是老歌。墙上挂着穿着暴露的女郎海报，也都是老照片。有一张《美国鼠帮》的黑白电影海报，站在中间的是歌王法兰克·辛纳屈。别看他油头粉面的样子，就在撞球馆开业的那一年，他还拍了科波拉的《教父》，咸鱼翻身。

也是在那一年，有个叫侯孝贤的臭小子从台北艺专毕业，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台北街头推销电子计算器。他递名片，别人丢掉，他就再从地上捡起来。他酷爱打撞球，高中的时候在南部老家的撞球馆跟人打架，一气之下砸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留下案底。不过，他也很久没玩了。自从来到台北，他希望过另外一种生活。

谁知道，这位当年的庙口混混，几十年后成了“台湾之光”。

老板认得侯孝贤，他来了。他很朴素，穿着白球鞋、牛仔裤，戴着白色鸭舌帽。他不带什么随从，也没什么架子，跟人握手会略微欠身。不过，导演自有他的威严。工作人员很怕他，趁他坐在沙发上上粉底，商量要怎么劝他换上名牌西装去拍照——别说名牌西装了，连上粉底都堪称创举，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他们甚至私下讨论，想安排他上一次《康熙来了》，好宣传《刺客聂隐娘》，可是商量了很久，没人敢跟导演开口。

看得出来，侯孝贤是个心软的人。他不喜欢通俗之物，但也懂得人情世故。他不喜欢在摄影师打好的灯下面摆拍，他不喜欢任何摆拍。不过，女孩央求他说：导演，我们专门从北京过来的……他一面摆手，说，还是不要拍了吧，一面掐灭了烟头，还是跟着女孩去了。

十几分钟后，拍完回来，他立刻点了一支烟，跟我抱怨：“你知道吗，马尔克斯有部小说，写有个人抱来一只鸡，他就指着这只鸡跟别人说，你们不要一直看它，不然它会死掉。对嘛，我又不是鸡——这是哪部小说？我记性不好，想不起来了。”

“是《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吧。”

“啊，对。”他立刻笑了，一脸刀削斧凿的线条笑开了花。

被人懂得还是有乐趣的。

但我得老实向他承认，《刺客聂隐娘》我并没看懂。临行之前，我在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几个记者一起看了点映场。我知道它讲了一个不能杀人的杀手的故事，也认得出舒淇、张震和周韵，画面又极美，犹如傅抱石的国画，但叙事交代不充分，剪辑跳跃，确实影响我进入电影。

看《刺客聂隐娘》的感觉，犹如在做一道完形填空题。

他也老实承认说，在后期剪辑室里，他确实没怎么在乎讲故事这件事。他甚至没有照原来的剧本剪片，以至于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之后相当不满意。很多交代剧情的段落因为镜头不好、表演不好或者画面不好看，被他毫不留情地舍弃掉了。

“中间就是会跳跃，因为省略掉了。”他说，“跳跃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的影像不是拍讯息，我是拍一个情境而已，所以我的剪法也跟别人不一样。”

侯孝贤在用《刺客聂隐娘》圆梦。它比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一部电影都还要“任性”，因为到了68岁的年纪，中间又有好几年没有拍电影，他决心要不惜代价，做一件追求极致的事情。

“我已经太老了。拍这部片已经六十几岁，时间、机会也没太多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坚持自己要的。”

他最想拍武侠。小时候，跟着哥哥看遍了金庸、还珠楼主、诸葛青云和平江不肖生。年轻的时候，他想要拍上官鼎的武侠小说，但又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上官鼎不是一个人，是姓刘的三兄弟，其中一个还曾担任过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他也想过拍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迷恋日本武士道的节奏和氛围，“就像沙子进了眼睛要闭，苍蝇飞到皮肤上要拍”，既真实，又有一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