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在西班牙

一直到第二学期开始后几个礼拜，我才比较确定耳朵听到的大致无误，而且能够分辨英语和美式英语发音法的差异。说发音差异，不如说是表情不同。夏培特太太带我们这一班大一英文，一个学期下来，已经把我们调教得和其他四班很不一样，英文系的老师都注意到了，常常有一种忍俊不禁的反应，或可能也是不以为然的意思吧，因为他们几乎全都是美国人，包括一位加拿大人。夏培特太太是英国人，和她先生同来台湾也已经四年了，应该是东海创校那一年就到了。她开口说话一定显著地将嘴唇维持一种岸然的形状，使得这样发出的声音就有些被压抑而略呈扁平的效果，在整齐的句法里一一穿梭，甚至有时是深浅弹跳的，但不妨害其从容与优游本色。我对这整个发音过程并无反感，或许应该说是颇为好奇的，遂也就尝试模仿，即使只为了增加美国男女老师们的挫折感。不错，说“你能”，我说你“坎”；说“你不能”，我说你“康”，改入声，且辅之以少许鼻音。周围的人不得不为之倾耳侧目。

但我还是很怀疑我是不是真喜欢学英文，可能并不见得，所以就有点犬儒的或至少是戏谑的心理作祟。中学六年遭遇到的英语老师不少，但印象大都很模糊；只记得其中一个讲上海话的先生有时上课到中途，居然会要我们坐在位子上稍候：“老师去买一块糖吃。”他说，就施施然穿过校园去福利社买糖吃。又有一位比较老的姓左，也是上海或者那一带的绅士人，一年到头都在发讲义，教我们怎么解题应付考试；我倒记得他尖锐的口音，和那永远不见笑容的，忧郁的脸。然后，不知道确实哪一年，总之就在我差不多已经完全放弃英语课，也不再捧着小簿子和别人一样在草地里走来走去背生字了，有一天上课铃响，进来的不再是那忧郁的绅士，却换了一位穿着白衬衫，卡其裤，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的年轻人，我们的新老师。他姓朱，自我介绍，他说，温文尔雅地注视着我，其实是看见了全班每一个人，这样注意的关照，从眼镜后面投射过来。我大概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决定重拾英文，为了报答朱老师那样温煦和蔼的眼光，那种友爱的神色。我记得我花了些时间自己温习老早教过的文法教材，先把整个虚设语气的各种法则弄清楚。什么虚设不虚设，其实并不难，我对自己说，这其中还是有道理可讲的，不一定纯属死背；甚至生字拼音也不该硬记，必须找到字根和它变化的脉络，连有些成语亦复如此。英文并不可怕。或许迟迟寻不到把柄的应该只剩下冠词和介系词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