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尼采和隐居于特里伯森时期的瓦格纳

尼采到巴塞尔大学入职了，他搬进了自己选定的住所，认识并拜访了同事们。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抹去瓦格纳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影子。到巴塞尔三个星期后，他和一些朋友们去四郡湖远足。一天早晨，尼采离开了朋友们，一个人徒步走在河边，瓦格纳的隐居处特里伯森正在这条河边。瓦格纳的住处在湖中之上，那个小岬深入湖中，一座宁静的别墅和花园静静地矗立在它的上面，即使站在远处，都能看见庄园里那高高的白杨，它们绵延成了一片。

此时大门紧闭着，瓦格纳的住所掩映在树木之中，尼采站在外面按响了门铃。在等待开门的过程中，尼采环顾四周进行了认真的倾听，一阵和声传了过来，随即一阵脚步声也传了过来，将和声掩盖了。很快，一个仆人走出来打开了大门，尼采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他，仆人将尼采留在门外，接着尼采又听到了相同的和声，这和声哀而不伤，在院子里回环往复着。迟迟未现身的主人停止了演奏，但几乎同时又开始了他的练习，忽高忽低的调子从庄园里飘了出来，直到再一次变调，重新又回到了原先的和声。仆人再一次从屋子中走了出来。他说瓦格纳先生想知道来访者是否是他那天晚上在莱比锡见到的那个尼采先生。尼采说是的，仆人接着说：“那么尼采先生不介意午餐时再来吧？”但是尼采考虑到自己的朋友们还等着他，于是不得不拒绝了这一提议，仆人再一次离开了，等到他再来时，他带回了瓦格纳新的一条口信：“那么尼采先生是否愿意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在特里伯森度过？”尼采喜欢这个邀请，于是他也就接受了。

在瓦格纳一生最鼎盛的时期，尼采开始与他交往。这个伟人离群索居，远离公众场合、记者、大众，独自一个人生活。他刚刚与李斯特与德古特夫人的女儿、已经离婚的汉斯·冯·布娄夫人结婚。瓦格纳的新夫人是个令人艳羡的女子，她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天赋。但是抱残守缺的德国法利塞教徒们对这次挑战世俗的婚姻感到大为不满。瓦格纳此时正在隐居中完成他的作品：这部作品极其宏大，由连续四幕的庞大歌剧组成。瓦格纳创作这部作品不是为了人们的享乐，而是为了扰乱和拯救他们的灵魂。这部作品超乎寻常的宏伟壮观，因此在瓦格纳的眼中，没有一个观众配听它，没有一个歌唱队配演唱它，没有一个足够宽阔、足够辉煌的舞台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它。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它必定会让全世界都拜倒在理查·瓦格纳的脚下。此时，瓦格纳已经完成的作品有《莱茵河的金子》、《女武神》，而《齐格弗里德》(1)也在创作中，并已经接近完稿了。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他慢慢找到了大师的感觉，因为他能够主宰自己的作品并且把整个作品视为一体。

但是瓦格纳却并不是完全的快乐，他的欢乐中混杂着不安和愤怒，他不是那种得到社会精英褒奖就会沾沾自喜的人。他是个博爱的人，他为人类的所有梦想感动着，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关照到所有的人。他需要听众，想要听众听他的作品，理解他的作品，他总是期许德国人民能够跟上他的脚步，即使他们步子缓慢也没有关系。他在自己的书中高声呼唤：“帮助我，你们已经渐渐有了力量，但是不要因为你们的逐渐强大而忽略了那些曾是你们精神导师的人们：路德、康德、席勒和贝多芬。我是这些大师的继承人，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给我一个可以让我自由表达的舞台！我需要愿意倾听并且理解我的听众，去做那样的听众吧！帮助我，这是你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给予你们荣光作为你们支持我的回报。”

我们可以想象到尼采的第一次拜访。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举止温和，眼神炽烈深沉，虽然他说话紧张，但他的脸上留着长须，满是青春的模样，而此时五十九岁的瓦格纳老当益壮、精力充沛、容光焕发，充满直觉、经验、愿望和期待。他们的第一次会谈是什么样的呢？历史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但是毫无疑问，瓦格纳在会谈中重复了他作品里的思想，并且满怀希望地对尼采说：“年轻人，你也必须帮助我。”

那晚气氛融洽，二人之间相谈甚欢。等到尼采该告辞离开时，瓦格纳决定陪伴他年轻的客人沿着河畔散步。他们一起出了门，对此尼采感到异常兴奋。他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的希望，这个希望使他备受煎熬，夜夜辗转反侧。他一直想找到一个人去热爱、去崇拜、去倾听，最后，这个配做他老师的人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而且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无论尼采用怎样崇拜的方式去热爱他都不会显得过分。尼采彻头彻尾地拜倒在了瓦格纳的脚下，他决定全身心地服务于这个孤独而又富于灵感的人，他愿意为了他去与麻木的群众战斗，甚至是和德国的学院、教堂、议会和宫廷战斗。那么瓦格纳对尼采的印象又是怎么样的呢？毫无疑问，得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支持，瓦格纳感到非常开心。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个年轻的来访者的天赋异禀。他能够跟他进行交谈，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不仅仅给予了尼采非凡的思想，他甚至还能够从尼采那里得到回馈，几乎没有人能够给予他这种乐趣。

几天后，瓦格纳的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从德国来到了特里伯森，他们是来庆祝他们老师的六十大寿的。尼采同样受到了邀请，但由于这时他正在准备自己在巴塞尔大学的首次演讲，因此他不得不拒绝了这份盛情。此时的尼采急切地想把他业已形成的教育观念表达出来，为此，他选择了荷马的风格问题作为自己在讲学期间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内容是分析古代学者和喜爱荷马作品的艺术家之间的分歧，而尼采的观点是，艺术家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学者必须以接受艺术家的判断来对这场分歧进行解决。学者们大量引用了历史成果，他们通过考证的方法试图恢复这两部史诗，使得现在流传的文本尽可能地接近原来的内容，但这样的考证丝毫没有解决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不管怎样，现在流传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歌德选择这样说：“这两部史诗是同一个诗人的作品。”那么学者们也无话可说。语言学家的工作十分狭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有用的和值得尊敬的。让我们记住尼采在就职演说结束时所说的话：仅仅在几年前，这些绝妙的希腊杰作还被埋在一大堆偏见里面，正是这些学者们孜孜的劳动拯救了它们，为我们保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语言学既非缪斯也非美惠三女神，他们既没有创造这个诱人的世界，也没有谱写不朽的音乐。但是他们保存了这些艺术，我们必须感谢他们，是他们让这些被人们遗忘、几乎不可辨识的音调再次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正如从前缪斯们降临在那些愚民中间一样，如今这些使者独自走进了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并且通过艰辛的努力唤醒了沉睡中的诸神，让我们看到他们那美丽光辉的形象，并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神奇遥远、幸福安康的蔚蓝色家园，以此来安慰我们的灵魂……

巴塞尔的中产阶级们十分赞赏尼采的演讲，听众大批涌来，聆听这个声名远播的年轻天才教授的演讲。这样轰动的成功令尼采陶醉了，他的思想甚至传播到了另外一片奇异、遥远的蔚蓝色土地——特里伯森。6月4日，尼采收到了一张便条：“请来我家呆上两天吧。”瓦格纳写道，“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我还从未在我的德国同胞那里获得过这般的欢欣。赶紧过来拯救我仍然不肯放弃的永久信仰吧。和歌德他们一样，我把这信仰称作是德国自由里面的信仰。”

尼采这个时候正好有两天时间的空闲，而且从此以后他就成了这位大师家里的常客。他写信对朋友们说道：

“瓦格纳符合我们的所有想象。他具有一颗富有、伟大、高尚的灵魂，他个性强烈，富有魅力，热爱一切知识，他的人品值得所有人向他给予爱戴……但是我必须就此打住，不然我会被视作王婆卖瓜的……”

“我求你，”他又写道，“不要被那些新闻记者和音乐评论者们所写的关于瓦格纳的任何评论所骗，没有人理解他的思想，没有人有资格评判他，因为他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基础而生存并且获取成就的，反过来，世界会迷失在他的艺术氛围里。瓦格纳被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深深支配着，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位神打交道。”

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曾经邀请瓦格纳写过一篇关于社会形而上学的短文。但最终这篇独特的论文被视作是在蛊惑年轻浪漫的国王而被官员们禁止出版，瓦格纳让这篇文章在亲朋好友间流传开来。瓦格纳也将它给了尼采，尼采回家之后十分专注地阅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深深地影响了尼采，以至于在尼采以后所有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这篇文章的性质。

1848年，瓦格纳是个社会主义者，文章就从解释自己从前这个错误开始。在瓦格纳看来，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他曾经拥护人人平等的思想，他的内心渴望美与秩序，换言之，如果渴望优越，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接受平等的思想。但是瓦格纳却希望人性能够从较低级的奴役状态中获得自由，并且可以在上升后轻易地理解艺术的高度。而现在瓦格纳认识到他在这一点上犯错了。

他写道：“尽管我的朋友们有着非凡的勇气去探求，但是最终却都失败了，这种徒劳让我明白，他们都成了一个基本错误的牺牲品，他们都没明白，这个世界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

瓦格纳的观点很明确，他承认群众的力量，但却认为他们付出的热情是徒劳的，而他们的合作也是心口不一的。他曾经相信群众能够推动文化的进步，如今却发现他们甚至都不能够齐心协力地保持已有的文化。他们心中所牵挂的只是那些世俗的、基本的、暂时的需要。对他们而言，所有高尚的目标都让他们无法企及，因此也与他们无关。现实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敦促我们让群众心怀热情与爱，让他们为超越自己理解力的文化而去努力奉献？其实所有政治问题的本质都在这里。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的，没有人会知道它的结局，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无偿地为它服务着。大自然究竟有何魔力，获得了群众如此的执著？其实它欺骗了它的子民，它把他们置于对一种永恒的幸福保持希望的状态中，但是这种永恒似乎永远都无法到来。它赋予了他们执着和忍受的天性，这种天性令最卑微的动物自愿承受着长期的牺牲和痛苦。所有的生物都被幻觉笼罩着，它们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去挣扎和受难，追求着永远无法到手的幸福。

瓦格纳认为，管理社会可以用与此相同的技艺。想要社会得以延续，就必须要利用这种幻觉，而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幻觉。爱国主义是这其中最基本的，因为君王是祖国的活的象征，人民的每一个孩子都应被置于对君王的热爱当中，让他们在这种情感中长大，让这种热爱发展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并将其训练强大，直到他们可以轻易地放弃最极端的信念。

爱国主义可以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却不足以保证这个国家能够产生高级的文化。它割裂人性，导致残忍、仇恨和狭隘的思想。它控制着国家君王的权力。因此，在爱国主义的第一幻觉之外，第二重幻觉，即宗教幻觉，也是必需的，其教义象征着博爱和广泛联合。君王必须要保证这种幻觉在其臣民中的维持。普通人被这种双重幻觉洗脑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清楚，获得拯救的感觉，从而过上一种幸福和值得过的生活。但同时君王和贵族的生活则比较沉重和危险，因为他们是幻觉的源头，因此他们也必须去评判幻觉。生活对他们来说毫无遮掩，他们将人生看得清楚，并明白人生是怎样一出悲剧。瓦格纳写道：“伟人和才俊发现他们事实上的情况和百姓相同，每天都处在万念俱灰、试图自杀的境况之下。”君王及其周围的贵族都勇敢地抵抗着这种怯懦的诱惑。不过他们有一种“背对世界”的急切需要，他们创造了宁静并且自己也需要这样一种宁静的幻想。因此艺术要介入，来拯救他们，其出现不是为了提高普通百姓的质朴热情，而是为了缓解贵族生活的痛苦并增加他们的勇气。瓦格纳在给路易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艺术是温和的希望之乡，我要将它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假如艺术不能真正完全地带领我们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那么它至少也要把我们提高到生活本身的至高点。它赋予生活轻松的状态，它使我们放松身心，脱离苦海，让我们在迷醉中得到了安慰。”

1869年8月4日，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昨天我读了《国家与宗教论》，这是瓦格纳交给我的一份手稿。这篇宏文大论的中心是向他的‘年轻朋友’——巴伐利亚的年轻国王解释他对国家和宗教的独具一格的理解。瓦格纳应该是空前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如此可敬和更富于哲学味的口吻对自己的国王说话。我感到自己被振奋了，这种振奋源自他心中流露出的叔本华精神。和其他人相比，国王更应当理解生命的悲剧本质。”

9月份，尼采在德国小住后，重新回到了巴塞尔，在这里，他依然重复着巴塞尔和特里伯森两地的生活。在巴塞尔，他全心全意地工作，学生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同事们也和他相处得很友好。他的才智、音乐天赋、与瓦格纳的友谊、优雅的外表和举止为他赢得了某种声望。这里的上流阶层都乐意跟他交往，他从不拒绝这些家庭友好的邀请。但在他的心里，最单纯的友谊要比社交的所有乐趣都有意思得多。在这个可敬的中产阶级城市里，尼采没有朋友，只有在特里伯森他才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满足。

他给居住在罗马的欧文·罗德写信说道：“现而今，我也有了自己的神殿。不过我只能在周六和周日去。我的神殿就是特里伯森，那里就像是我的家一般让我感到惬意。我最近接连去了那儿四次，除此以外，我每周都要往那里寄一封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发现要我在信中把自己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和所学到的东西统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相信我，叔本华和歌德，品达和埃斯库罗斯这些让我们精神振奋的人是仍然活着的。”

从特里伯森回到巴塞尔后，尼采倍感忧伤。孤独的感觉压迫着他。这种情绪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同时尼采也表达了自己对工作仍然抱有希望。

“唉，我亲爱的朋友，我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到称心，我一遍遍地品尝着孤独的味道。啊，如果我生一场大病，就能得到和你交谈一个晚上的机会的话，我想我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写信根本不能抒发我内心的情感！人们总是需要别人的推助，而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各个地方被引领。但是当我们充满了灵感之时，却没有人在那里帮助我们，在将灵感付诸现实的艰难时刻，没有一个人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这是阴沉的时刻，我们只能将那沉重的还未成形的思想放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而它却得不到友谊阳光的照耀。”

他又写道：“我正在成为艺术爱好者中的孤独漫步者，我的友谊有着某种病态的东西。”虽然尼采的话语中满含着痛苦，可他的内心却依然是幸福的，一天，他终于对自己这样说道，并告诫他的朋友罗德当心他自己所写的信：“通信总有着挥之不去的弊病。人们总是愿意向别人表达出他身上最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在文字中显露出来的又只是暂时的东西，这并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全部。每次坐下来给你写信时，我就会想起荷尔德林（我学生时代最爱的作家）所说的话，‘因为爱，一个人在死前总会付出他最好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在给你的上一封信中表达了什么。虚无、矛盾、古怪、孤独。然而，宙斯和秋天神圣的天空懂得它。我总是被一股强大的激流左右着，最终奔向那确定不移的思想。每天，我都沉浸在快乐的时光里，因为我的生活充满了丰富的感觉和真实的思想，在这些激荡澎湃的时刻，我总是抓住自己的感觉给你写一封充满思想和誓约的长信。我将它投递出去，让它横跨蔚蓝的长空，向你而来，将我灵魂中与你心有灵犀的电流交托给你。”

我们可以大致浏览尼采那些明确的思想、珍贵的感觉和错误的见解，此时的年轻尼采正在获取力量，我们可以在他全部的笔记中一探究竟。

在给里奇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对我而言，我的学生时代是什么？是在语言学和艺术天空中的畅游。因此我对你怀着异常强烈的感激之情，现在你仍然是我生活中无法迈过的‘命运’。你的帮助非常及时和有用，它让我从天空中的一颗彷徨的星星变为一颗固定的恒星，它让我改掉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在繁琐正规的工作和确实不变的研究对象中尝到了乐趣，这种乐趣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沉醉其中。能够得到自己同行神圣的帮助，一个人的付出就会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他可以享受安宁的睡眠，而在醒来之后，明确地知道每日工作中所需的知识。这个领域不存在庸俗和无聊，我感觉像是正在收集着散乱的知识，并将其最终编订成册。”

尼采编订成册的书即是《悲剧的诞生》，尼采在信中阐述的一些观念即是该书里的主要思想。他一直以古希腊思想为重心，并以一种极富前瞻性、挑战性的方式对古希腊历史进行了沉思。他认为，只有拥有敏锐的观察力，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才能把整个历史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尼采还在笔记里这样写道：“语言学方面所有的巨大进展，源自独具创造性的观察的结果。”歌德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宁静的古希腊，至今我们仍然在探索他留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应当为自己去进行探索和发现。歌德的研究重点在亚历山大时代的文化上，但尼采则对野蛮的原始时代更有兴趣。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希腊贵族中的一员，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将他的对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那以后，他就凭借本能的指引往那个方向前进。他从那个方向吸取了思考、行动、忍耐和承受痛苦的力量，他还吸取了使其灵魂充满喜悦的活泼的诗情和梦幻。

最后，在这同一个古希腊，他认为从中发现了他的老师瓦格纳的精神。瓦格纳希望复兴悲剧，他将剧院当做重新唤醒了人类心灵诗意的工具。带着“悲剧性”天性的希腊人也有着相似的雄心大志，他们希望通过对神话的复兴来引人注意，来达到再次提升和拔高他们的民族的目的。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崇高的，但这些抒情艺术无法调动皮雷埃夫斯的商人、各个城镇里的民主政治家、集市和港口里的粗俗大众的兴趣，因此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这种艺术的方式要求参与者必须要有高尚的思想方式和过于贵族气的行为方式，因此平民大众无法参与进来，而贵族却已经被征服了，因此悲剧的精神不再存在。此时，那些民主主义者、枯燥无味的思想家和生活优越平静的卑贱的预言家给理查·瓦格纳制造了同样的麻烦。

尼采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道：“我们的世界正日趋犹太化，大众沉湎于政治和喋喋不休之中，因此他们不能容忍瓦格纳富于理想主义的深刻艺术。在大众中间，瓦格纳就像骑士一样，他与他们格格不入。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也会像埃斯库罗斯的艺术那样遭遇失败吗？”类似这样的思想斗争总是盘旋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脑海中。

尼采向他的老师表达了他在巴塞尔新生的观念。

我们必须复兴希腊文化的思想。我们一直都在老生常谈，但这些被我们经常谈论的东西却都是虚假的。我们常把“古希腊的欢乐”、“古希腊的宁静”挂在嘴边，仿佛这是世间最美的东西，可是这种欢乐宁静却已经老旧乏味了。在我看来，我们追逐的这些缺少奴隶制时代的迷人魅力。苏格拉底的精明，柏拉图的甜美已经衰退。相较之下，我们应当去研究那些更为久远的年代，如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历史质朴的力量和原始的活力。从幼年时期的《荷马史诗》到成年时期的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古希腊在长期的探索之后终于获得了它自己的直觉和纪律。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应是这段时期，因为它和我们如今的年代何其相同。当时的他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相信自然力中宿命的存在，他们也同样相信人类必须要规范自己的德性并创造信仰。他们感受到了悲剧情感，但这种悲观主义却并不会让他们失掉面对生活的勇气，他们和我们几乎相同：悲观主义的生存观、生活下去的勇气及建立崭新的美的意志……

理查·瓦格纳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很有意思，与尼采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一天，尼采正和瓦格纳呆在一起，瓦格纳接到了来自德国的消息，由于背离了瓦格纳的建议和指导，《莱茵河的金子》和《女武神》都演砸了，这重大的失败强烈地打击了瓦格纳，他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为一般的观众所接受，他也在心里为自己那宏大的作品设想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剧院和极为理想的观众，但最终的失败还是使这些努力灰飞烟灭了，作品不受欢迎这一事实深深地打击了瓦格纳，令他万分痛苦。他那高贵的痛苦感动了尼采。

尼采加入了老师的创作工作。那时，瓦格纳正忙着为《众神的黄昏》谱曲。他不紧不慢，缓缓地进行着，灵感好像是从看不见的源泉里有规律地涌动出来的一样，永远都不会枯竭。就在这些天里，他还为自己写了一部自传，他将这部自传的手稿交给尼采，并且嘱托尼采进行监督，将这份手稿秘密付印十二本。同时，他甚至还向尼采提出了更为亲密的请求。圣诞节要到了，瓦格纳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一出木偶戏《庞奇和朱迪》(2)。瓦格纳夫人请求尼采在巴塞尔帮他们购买一些制作精美的魔鬼和天使的小塑像以备演剧的需要。她和蔼地说：“在我心里你不是个教授、学者和语言学家，你只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接受了请求之后，尼采把巴塞尔的各种小塑像都挑剔地观察了一遍，他对巴塞尔市场上的小塑像都感到不满意，因此他写信到巴黎订购了最可怕的魔鬼和最美丽的天使。圣诞节时，弗里德里希·尼采受邀观看了隆重演出的《庞奇和朱迪》，他与瓦格纳、瓦格纳夫人及他们全家一起度过了圣诞节，当时的气氛亲近而又甜蜜。瓦格纳夫人为了答谢他，送给了他一本法文版的蒙田集作为圣诞礼物。当时，尼采对蒙田并不熟悉，但不久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作家。那天瓦格纳夫人在送礼物时显得不够谨慎，因为对一个信徒而言，蒙田的著作是危险的。

9月份左右，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这个冬天，我将作两场演讲，演讲的内容是古希腊悲剧的审美艺术，瓦格纳会专程从特里伯森过来听讲。”结果演讲那天瓦格纳并没有去，但到场的听众还是听到了尼采精彩的演讲。

尼采在演讲中描述了一个被狄奥尼修斯的神秘和狂迷所烦恼的古希腊。他似乎想定义古希腊精神中那永恒的浪漫主义。在他眼里，这种精神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传承到了公元13世纪的欧洲，从未改变过。毫无疑问，尼采也在特里伯森隐居的瓦格纳身上感受到了同样的精神。不过，尼采在演讲中尽量回避着直接提到瓦格纳的名字。

在出席观看伟大的狄奥尼修斯悲剧时，雅典人心中迸发出了自然力的火花，悲剧就是从这种自然力中诞生出来的。在万物生长的春季，这种感情的爆发难以抑制，在这个时节，所有人单纯的灵魂和整个大自然的生命都被狂暴和谵妄的复杂感情冲击着。众所周知，春天的节日里蔓生出了复活节和狂欢节，但是这一切都被基督教教会给歪曲了。富有狄奥尼修斯精神的热烈民众在古希腊的原始土壤中生长了出来。而在中世纪，群众们也喜欢圣约翰节和圣维塔斯节的歌舞，他们在节日到来时欢呼跳跃、载歌载舞，从一个城镇赶到另外一个城镇，狂欢的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人从各个城镇加入进来。这种狂欢性的事件都产生于人那根深蒂固的天性。当然，医生们将这种天性看做是病症，并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古代戏剧正是从这种病态生出的恶之花，而且假如现代艺术不是从这个神秘的源头里喷涌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艺术的不幸。

在尼采的第二个讲座里，他考察了希腊悲剧艺术的终结。这个现象很奇特，在时间的过程中，古希腊的其他艺术都缓慢而又突兀地消亡了下去，只有悲剧没有衰退的迹象。奇怪的是，在索福克勒斯之后，它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灾难一般突然消失了，尼采详细讲述并分析了这场灾难，指出整件事的罪魁祸首就是苏格拉底。

尼采大胆地指责了苏格拉底这个在众人心中最受尊敬的人。尼采声称这个贫穷的雅典群众中的一员，对古代诗歌发出嘲笑并且抑制了古代诗歌。苏格拉底既不像一个艺术家那样著书立书，也不像哲学家一般发表意见。他只是坐在公共场合，给过往行人讲解他那有趣的逻辑，他用自己的理论震惊了他们，说服他们去面对自己的无知和荒唐，并对他们报以嘲笑，强迫他们来嘲笑自己。他对这个民族祖先建立起来的信仰以及支撑道德的神话报以冷嘲热讽。他公开地表达了自己对悲剧的蔑视。因为苏格拉底的蔑视，欧里庇得斯开始心神不宁，他的灵感被压抑住了。此时年轻的柏拉图听从了他的新老师的建议，这个本能超越索福克勒斯的年轻人烧掉了自己的诗作，从此放弃了艺术。苏格拉底将古希腊人天性中的抒情完全破坏掉了，他蛊惑了柏拉图，并借年轻的柏拉图之口，将大自然的幻觉当作是一种人类理智可以理解的观念强加给了普通人。当时希腊人完全处在幻觉之中，他们安居乐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尼采将这些篇章写进了他的作品《悲剧的诞生》。

尼采对苏格拉底的公然指责让巴塞尔所有的听众都感到震惊。瓦格纳在知道这件事后，在1870年9月给尼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却又极其敏锐的信：

就我而言，我要大声地赞扬你的行为，好极了！你已经找到了真理，并用极其准确的语言切中了要害。对于你这一系列的作品，我怀着满腔敬意在等待着，在这些作品里，你要面对的对手是普遍流行的教条主义谬误。但是我依然对你有些担心，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不要一败涂地。我还要给你一个建议，不要将你惊世骇俗的思想放在你那篇幅短小的小册子中，人们一定不能接受这些思想。我觉得你已经完全摸清了自己的思想，你一定得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用一部规模较大的著作来论述。到那个时候，你会最恰如其分地为我们描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神圣的谬误。这是两个奇妙的创造者，因此我们在坚决否认他们的时候也必须要带着敬慕之情！亲爱的朋友，这些本质对于世人来说难以理解，当我们考虑这些时，我们平庸的言辞就会膨胀成为赞歌！而当我们平静下来进行思考时，我们可以看清自己的本身，心中产生我们能够且应当写出一部甚至超越那些大师们的作品的强烈而又清楚的想法，这将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和期待啊！

尼采写给瓦格纳的信从来都没有被公开过。这些信究竟是遗失了还是被毁掉了？还是因为心怀怨怒的瓦格纳夫人拒绝将其公开？没有人知道真相。但是从后来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得知，尼采请求瓦格纳帮助自己澄清他思想里最困难的部分。瓦格纳是这样答复的：

我亲爱的朋友，和你进行这样的通信真是让我感到万分愉快！你是第一个可以和我严肃交谈的人。如果没有你这个朋友，天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我推脱了其他诱人的计划，因此可以拥有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来和你一同与苏格拉底进行战斗，我对这件事感到愉快，并且放弃了所有创造性的工作。我相信在这件事上，分工合作是件好事。你可以帮助到我，你将我整整一半的工作都承担了下来，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也许可以获得你自己的整个命运。就像我在语言学研究方面从未取得过重大成功一样，你在音乐作品方面业绩平平，所以我们都最好顺其自然。我们最好都坚持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越俎代庖。不过，语言学指引着我投身于音乐工作，而你就继续做一个语言学的研究者吧，不过我想提醒你在进行语言学工作的同时，保持对音乐的热爱。我讲这些话是很严肃的，因为你曾经告诉过我，当今人们都希望一个专业语言学家墨守成规，在前人的基础上老老实实地做好研究工作，而我也曾经向你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一个天才的“十足”的音乐家必须在巨大的限制中荒废自己。请你告诉我成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标准，指引我找到那个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吧，在那里，柏拉图和荷马不断交融；在那里，荷马受到了柏拉图理念的浸染，成为了超凡入圣的荷马。

此时，尼采已经在准备作品的创作，他计划在短时间里将其写出来。2月，在写给罗德的信中他这样说：“我和科学、艺术、哲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

然而教授的各种工作打断了他的创作。3月，尼采被正式授予教授职称，他为这个荣誉感到高兴，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与此同时，学校还委派他开设了一门高年级的修辞学课，接着他又接受了一份写演讲稿的任务，这篇演讲稿是为了祝贺弗里堡大学的鲍姆布拉赫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并且要用拉丁文起草。因此，尼采有了两个任务，他没有逃避责任，一心致力于备课和演讲稿的写作。而4月到来的时候，尼采的工作任务更重了。里奇尔创办了一份名为《莱比锡社会语言学论坛》的杂志，他怀着强烈的期待希望自己的得意门生能为它写一篇论文。尼采接受了老师要求撰稿的请求，并请求罗德与他一起合作。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当时任巴塞尔大学教授的尼采请长假，他想作为一名看护兵服役。此图是尼采成为军人时的珍贵照片。

他在邀请信中这样写道：“就我自己而言，我对自己这份新的任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虽然这项工作会让我在时间分配上穷于应付，但我仍然会全力以赴。这是创刊号，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你很清楚，读者总是会怀着好奇或者恶意去阅读它，所以它必须要做得十分优秀。我已向我的老师承诺要真诚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我期待着你的答复。”

很快，5月和6月接踵而至。在此期间，尼采的事务非常繁忙，尤其是论坛的事情。圣灵降临节期间，罗德从意大利回到了德国，归家期间，罗德中途在巴塞尔停留。这件事让尼采极为兴奋，他想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瓦格纳，并将罗德带到了特里伯森。他们在特里伯森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在深渊的边缘。接着，罗德离开了巴塞尔，继续自己回家的旅途，尼采独自一人留在了巴塞尔，成为了一件蠢事的牺牲品。此时过分的劳累拖垮了尼采的身体，他被迫放下工作，躺倒休息了。

1870年，那场使欧洲陷入混乱的战争的传闻似乎并没有引起尼采的兴趣。他几乎对新闻毫无兴趣，他不关心时事，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关心自己的祖国，而是因为他的想法和歌德的想法一致，德国一直都是艺术和道德的伟大源泉。他的唯一一种因为大众舆论而产生的不安被他记录了下来：“不要战争，否则政府会因此而变得过于强大。”当然，如果把这个想法看做是尼采的态度，那还不如将这个视作尼采和瓦格纳在特里伯森谈话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在路易二世统治着的巴伐利亚地区，尤其是德国南部、莱茵河地区，瓦格纳声名远播，受人欢迎；然而在德国北部，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却并不欣赏他，所以瓦格纳不希望有任何战争危机，因为他清楚战争必将会导致德国北政权普鲁士的权威进一步增加。在这里提一下，尼采在他的简短的笔记中指的就是普鲁士政府。尼采预见到老师心中的担忧，在他看来可鄙的柏林，这个由官僚、银行家、记者和犹太人组成的柏林，最终会取得德国的霸权。

7月14日，康复中的尼采躺在长椅上给欧文·罗德写信。他向罗德谈起瓦格纳和汉斯·冯·布娄，谈起艺术和友谊之间的种种问题。这封信并没有完成，当他写到一半时，便中断了写作，只留下一行空格代表他的思路中断的痕迹。

他这样写道：

这个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普鲁士和法国公开宣战了，战争像魔鬼一样降临，我们的文化早已变得庸俗无聊，战争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

朋友，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见过面了，那会儿还是和平的黄昏。如今，战争来临，我们所有的抱负都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意味着走向终结，天啊，这是多么阴沉的景象啊！大量修道院必将被修建，而我们将放弃自己的信仰成为第一批修士。

尼采在信末写上了“忠诚的瑞士人”的署名。这个名字实在是出乎人的意料，但是从字面上可以进行解释。在获得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资格的同时，尼采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国籍。但是这个名字却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尼采在这个名字中宣告了自己那超脱的心态：他已经决定去做一个沉思者了。

尼采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误解啊！不过此时的他太年轻、太勇敢、太喜欢自己的民族，因此他不可能对这场战争冷眼旁观。作为一个“忠诚的瑞士人”，他因瑞士人的国籍而免除了兵役，于是他和妹妹伊丽莎白便一起安静地住进了一个山中客店里。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论述古希腊、抒情性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对狄奥尼修斯和阿波罗精神下了定义。也就是在此时，德国军队正在穿越莱茵河并且首战告捷，尼采面对这个消息并没能保持绝对的平静，一想到这次自己没有为这份丰功伟绩去尽一份力，一想到自己幽居在山中远离战争的威胁，尼采便思绪万千。

7月20日，尼采给里奇尔夫人写了信，在信中他倾泻了占据自己内心的孤独之情。他首先对文明表露出了一种担心，这种担心源自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摧毁了古希腊的历史。

“很不幸，历史总是在相似的轨迹中前行，自这些轨迹，我们看到同一种文化传统被诸如此类的民族战争的灾难所摧毁。”紧接着，他吐露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我对我自己的碌碌无为感到惭愧，我在炮兵团里所学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正派得上用场，而我也已经为一场激烈的战斗作好了准备，以防战势出现逆转。你知道吗，基尔的学生全都踊跃地报名参军了。”

8月7日早晨，尼采从报上读到从沃尔特发出的电讯：德国战捷，伤亡惨重。这个消息让尼采再也坐不住了，他离开隐居地，返回了巴塞尔。在征得瑞士当局的同意以后，他参加了战地医疗队，并前往德国参与战地治疗，尼采急切地想参与到那场吸引他的战争。他穿越了占领地阿尔萨斯，看到了维桑堡和沃尔特的停尸房。8月29日，他露宿在离施特拉斯堡不远的地方，那里的战火照亮了漆黑的夜晚，照彻了地平线。接着他开始向南边的乡间进发，此时德国在那里设了一个巨大的野战医院，来自马斯拉图尔、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特的伤员都汇聚于此。由于人数众多，很多伤员都难以得到及时的护理，只得等着死于伤痛和传染病。负责人将一些不幸的伤员分给了尼采进行护理，他和蔼而勇敢地工作着。他在工作中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他对这种救死扶伤的工作产生了神圣的感觉，同时他也因这种战时的状态而战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带反感地去看待这些普通的大众。这众多的人，有的被击倒了，迎接死亡的命运，有的正等待着冲向战场。尼采敬重这些英勇的战士，他细心地照顾他们，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在战争的威胁下，这些人的心中都带有捐躯的神圣情感。他们忘掉了自己的想法，冲锋、唱歌、服从上司、战死。尼采因无法上阵杀敌而导致的痛苦得到了补偿，他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到了兄弟般的情谊，这种感情冲动使他激情高涨，让他找到了感情的共鸣，“我的作战热情完全觉醒了，但我却没法满足它。此时，不管我是主动上阵还是被逼上阵，我都应当在战场上。可是瑞士却始终保持中立，这束缚着我的手脚”。

尼采很快便穿过了法兰西。他接到一个护送伤员前往卡尔斯鲁医院的命令。

为了躲避车外的寒冷和阴雨，他和另外十一个人一起被锁在了一辆货车里，他们在里面整整呆了三天三夜。这些伤员中，两名伤员得了白喉，剩下的人都患了痢疾。尼采在车上回忆起了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的格言，“要到达真理必须要先走最险峻的路途”。在这趟艰难的旅途中，尼采考验了自己的勇气，检验了自己的思想。他给伤员们包扎伤口，聆听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战争的呼吁。在此期间，他坚持自己的思考。他意识到，在经历战争之前，自己脑子里面只有书，而现在他却懂得了生活。他在细细品味着这种痛苦的磨练，从中发现了某种遥远的美。他写道：“我也有自己的愿望，多亏了他们，我才能够继续自己的思考，现在我处于极端恐怖的环境之中……我回忆起自己和那些伤员们躺在货车上的日子，夜晚很寂寞，我就在这寂寞的夜中探究着悲剧的三个深渊——幻想、意志、苦恼。我是如何得到这个自信的结论的？”

尼采带着疾病和伤员到了卡尔斯鲁，他被他们传染了，患上了痢疾和白喉。野战医院一个不知名的同事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护理。等到病情一好转，尼采就立即回到了在瑙姆堡的家。他回家并不是要休息，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思考当中。

他给正在法兰西作战的朋友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是啊，战火改变了我们共同持有的对事物的观念。我和你一样，有了上战场的经历。你和我一样，这几个星期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新纪元。在此期间，我坚定了自己的原则，我将保留它们，直到我死去……我已经返回到了瑙姆堡，目前的问题是身体康复状况不佳。曾经的生活气氛已经被战争带走，像天边的乌云一样遥不可及，我能听到到处都是无尽的哀悼声。”

1866年7月，萨多瓦战役让尼采了解了战争，他从中亲历了战争的魅力。尼采被心中涌出的简单素朴、伟大崇高的愿望所深深吸引，因为他从中感觉到自己与民族之间那深深的联系。他写道：“我感受到了一种爱国之情，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牢牢地抓住了内心这种突发的感情，并将它培养壮大起来。

事实上，尼采的内心已经因为战争而有所改变了。他不再是从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忠诚的瑞士人”，转而成为了大众的一员，他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这场战争改变了他，他对战争怀有无限的崇敬。战争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生命力，让他们的灵魂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它迫使人们在理想的秩序中去寻找一种美和责任的秩序，迫使他们去寻找一种新的结局，虽然这个结局过于残忍。和平时期那些遭人误解的抒情诗人和智者，在战争年代却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时，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他们，因此便洗耳恭听。此时的他们需要领袖，同时又将眼光投向了天才。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人性得到了锻造，成为了真正勇敢和崇高的人性。

此时的尼采身体还很虚弱，饱受着病痛之苦，但他却重新拿起了笔。他在笔记上记下了自己的新思想。他认为，古希腊的艺术是在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情况。无论是奴隶们工作的工场，还是自由人持枪弄剑的健身房和广场，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成就摩得斯岛的女神那展翅翱翔的形象，而她为了她的同伴去追逐一艘血染的战船。

战争给予了古希腊人天赋。他们歌颂战争，把战争视作不可或缺的伙伴。“正是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悲剧性人物，将波斯人打得落花流水，反过来，这些勇敢的人们也只能在悲剧中汲取战斗所需的勇气。”尼采这样说。在他的笔记里，我们可以感知到他心灵的跳动，他那渴望未知的古希腊，从而抓住悲剧之本质的夙愿。“悲剧的”这个词语不断出现，仿佛是尼采思维的原点，这个年轻的思想家此时就像一个试图学会新词的小孩，他不断在让自己重复着这个词语——“悲剧的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人……从至高的创造力和理解力层面来看，悲剧人物就是大自然本身，他在耍弄悲哀……”。尼采的研究暂时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悲剧的艺术作品——悲剧人——悲剧国家。这三个层次也构成了他作品中的三个基本部分，他想以《悲剧人物》作为此书的总标题。

我们不能因为此书的标题就误解了他沉思的真正对象，虽然他只是在字里行间中对历史进行辨识，但他实际是想从历史的层面上升到社会的层面，从而为自己的国家找到理想的形式。一方面，他看到欧洲的拉丁民族被功利主义和舒适的生活所削弱；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富于诗人、战士、神话和胜利的德国民族。它必将成为那些逐渐衰落的民族的宗主国。它又该如何去行使这种宗主权呢？从德国的复兴中，人们难道不能看到一个好战而又悲剧、勇敢而又抒情的新时代吗？人们能够想象到这一时代，因此尼采应当憧憬这一时代，并将这当做自己的责任。德国该何其荣耀啊，它拥有领袖俾斯麦、战士毛奇和诗人瓦格纳，除此之外，还拥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从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笔端，但他的内心却存在着这种信念，因为他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天赋。

尼采没有因为自己的得意走上歧途，他为自己的祖国设计了一幅理想的图景，但他却从没有忽略祖国实际上还存在着人性，甚至过于人性的东西。

10月和11月初这段时间里，尼采和家人住在瑙姆堡。这里狭隘的风土人情让尼采感到很不舒服，他也不喜欢这里的平民百姓和官僚们的粗俗之气。瑙姆堡位于普鲁士，尼采打心眼里不喜欢普鲁士人。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普法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梅斯投了降，这便意味着法国最出色的军队被俘虏了。德国人为这个消息而感到激动，一种极度兴奋、骄傲自负的情绪在德国民众中蔓延了开来。尼采并没有从众，但这一次他似乎对民众太严厉了，他不知道，此时胜利的消息对沉于战争泥沼的人民来说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尼采对这个消息感到厌恶和惊惧。

他给朋友格斯道夫写信说：“我担心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民族的辉煌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于这种情况，我是万万不愿见到和同意的。我敢打赌，普鲁士绝对是一个对文化威胁极大的强国……想要成就伟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在面对任何还未弄清的事情时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这样我们的胜利果实才不会为任何暴乱之徒所窃夺，依我之见，这些成果才是最重要最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就连最英勇的军事行动和我们民族的振兴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随后，一份宣言深深地震撼了尼采。当时正是贝多芬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但德国人由于沉浸于战争当中，忘记了举行纪念活动。对此，瓦格纳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它十分强大，以至于唤起了德国民众对另外一种荣耀的回忆，瓦格纳在宣言中疾呼：“德国人，你们是勇敢的，但请你们在和平中也保持这种勇敢……现在是1870年，没有什么比纪念伟大的贝多芬更配得上你们作为勇敢者的骄傲。让我们纪念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先驱和开拓者吧，我们必须要用足够配得上他的成就的仪式来纪念他。此仪式不能逊于庆祝勇敢的国民之胜利的仪式，因为像贝多芬这种伟人，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这样的贡献要比征服者们的贡献更为崇高。”

“德国人，你们生性勇敢，但请你们在和平中继续保持勇敢吧！”——尼采被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对老师的思念再次涌上了心头，因此他拖着还未完全康复的身子，离开了瑙姆堡。

他又见到了瓦格纳，但是这次见面却并没有使尼采称心如意。此时的瓦格纳似乎失去了身处逆境时的精神高度。他的快乐里面加入了一种庸俗的东西。德国人的胜利使得他改变了自己从前对普鲁士人的看法，现在他正以巨大的胃口心安理得、津津有味地“咀嚼法国人”。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自己最后的原则，他还是拒绝前往柏林去接受高官厚禄的提议，他不愿意接受普鲁士帝国桂冠诗人的身份。对他的这种做法，他的信徒们满怀敬意。

在巴塞尔，尼采又找到了一个知己——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个知己倾听着他的牢骚，并与他惺惺相惜。布克哈特在人文学科和文化方面成就卓著，但他却性情忧郁，憎恨一切野蛮行为、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布克哈特居住的巴塞尔是欧洲最后一个保持独立和古老风俗的城市。对此，布克哈特深感骄傲，布克哈特不喜欢那些拥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照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城市的构想，“这样安排的话，市民的人数就不会越过一万，这样，他们就能一起在广场上聚会”。

布克哈特研究了雅典、威尼斯、弗洛伦斯和西恩纳。他推崇古代和拉丁语族的风纪，而德国的强权政治让他感到害怕，因此他对德国风纪保持着一种适度的尊敬。布克哈特和尼采成为了同事，他们经常在课间会面，一起交谈。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在那个用红沙石砌成的大教堂和莱茵河之间的平台上散步，各式各样的游客总是俯靠在那个平台之上。莱茵河在平台之下潺潺流过，看起来年轻而又充满生命力。风格简洁的巴塞尔大学就坐落在莱茵河与博物馆之间，离两者都很近。

这两个学者总是在思想上进行交锋。由阿蒂卡和塔斯卡尼这两个小城邦遗留给我们的那种脆弱的经常破裂的文化和美的传统如何才能继续？法国在文化保护方面做得很好，它知道怎样去保持各种审美方式和审美教育。但是普鲁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否具有同样的素质呢？尼采依然怀揣着希望，他说：“也许，这场战争将改变我们古老的德国，我想经历过战争之后，它会更有气魄，并拥有更加高雅的趣味。”雅各布·布克哈特聆听着，“不，你总把现在的人们看做古希腊人，对希腊人而言，战争确实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现代战争和以前不同。它是肤浅的，它们不会影响、纠正资产阶级及其放任自流的生活作风。现代战争极少发生，它们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并被人们遗忘。因此它们并不会起到训练大众思想的作用”。对此，尼采是如何作答的呢？尼采也不太自信，从他在给欧文·罗德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我非常着急，只要一想到不远的将来，我就觉得我们要回到中世纪……你要当心，当普鲁士从不相容的文化中解放出来时。奴才和教士们会像雨后林中的蘑菇一样从土壤里钻出来，他们将把整个德国带往深渊。”

布克哈特长期隐遁于自己的记忆和书本当中，他身上有种忧郁的气质，而他在研究中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忧郁。他在巴塞尔大学做了一次题为《历史性的伟大》讲座，以示对同代人热情的谨慎抗议。“军事胜利和这样那样的民族扩张不是真正的伟大，历史上有多少国家强大过，但最终他们都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他们活该。真正的伟大是历史性的伟大，伟人的作品中继续了它。使用‘伟大’这种含义模糊的词语，是因为它实在是高深莫测，让我们无法真正探测。一些默默无闻的天才为我们留下了《巴黎圣母院》，歌德写出了《浮士德》，牛顿发现了太阳系定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也只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才能被称作伟大。”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听完这个精彩的演讲后，给予了布克哈特热烈的掌声。他这样写道：“布克哈特正在变成一个叔本华主义者。”虽然尼采准确地看到了布克哈特的见识，但这几句有见地的话还不足以将他的激情抒发出来。他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希望，他渴望用实际的行动把自己的祖国从道德灾难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这个灾难足以威胁他的祖国。但是他要怎样行动？在他面前的是一群不易唤醒、麻木、懒散的大众，他们受民主主义的毒害而发育畸形，排斥那些有崇高抱负的人。想要在这群人中坚持危险的理想以及对英雄主义和崇高事物的爱，需要怎样的手段呢？在长期思索之后，尼采形成了一个方案，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是如此的大胆超前。此时，瓦格纳正在筹建拜鲁特剧院，他希望这个剧院能够完全成为自己自由的舞台，在这里他可以用自己的形式如实表现自己的史诗般的艺术创造。而尼采这一次和瓦格纳又是心有灵犀，他的大胆设想与瓦格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神学院。它可以提供给年轻的哲学家们一个聚会、生活的空间，他的朋友们，罗德、格斯道夫、杜森、欧维贝克、罗门特在这里可以获得自由。他们可以不用应对各种责任，也不会被行政监督束缚。这里还有大师对这些年轻人进行指导，对当前的问题进行沉思。这样，他这天才一般的设想，他这把艺术和思想二者集于一身的精神乐园，就可以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将德国的精神持续传承下去。这样的学院超越了普罗大众的认知，远离了政府的限制。7月，他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这样写道：“修道院是传承精神所必需的。”如今，战争中所经历的六个月让他这个念头再次出现，“此次战争和胜利给我带来新的东西，我想做一个现代隐士，过一种与这个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

深思中的尼采

尼采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梦想之中，以至于他无法看到其实这个梦想遥不可及。他想象着与波斯特罗亚尔田园修道院的隐居者相似的隐居者的重新联合。虽然他知道这与当下的时代风俗和趣味格格不入，可他却认为这是必需的，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创建或是促成它的建成。

他心中的本能冲动在激励着他，给予他前进的方向。从前他呆过的普尔塔学校就像是修道院，它的起源、历史、建筑和独特的围墙都给予人们这种印象，而它的那些持久、庄严、井井有条的规章制度更加彰显了它的修道院色彩。因此，尼采的生命力很早就烙下了宗教的印记，这种印记一直伴随着尼采的成长。同时埋藏在尼采心中的还有乡愁情怀。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尼采总是通过结交朋友来排斥其他的交际。他从自己研究的古希腊的古老智慧中获得了滋养。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是他的偶像，在他看来，毕达哥拉斯是创造者，而柏拉图则是诗人，毕达哥拉斯创造出由武装哲人和沉思骑士组成的完全彻底的至高无上的贵族执政，这是人类能够设想出来的最美好的社会，而柏拉图则歌颂了这个社会。正是在这之中，尼采的思想和抱负带着基督教人性和异教徒人性出现了。

他想写一封信给认识或是不认识的朋友，不过现在他却宁愿保守着这个秘密，因为时机还尚未成熟。他给格斯道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激情洋溢，却又神秘费解，他说：“两年之后，你就会看到一种古代的新观念的出现，而它的出现则意味着科学道德教育的更新。”12月中旬的时候，尼采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此时，罗德正好给尼采写了一封信，尼采看出了罗德发自内心地赞成这一行动。

12月22日，他离开了卢塞恩，没有再收到罗德的回信。瓦格纳夫人送给尼采一本《巴马修道院》，而尼采则送给瓦格纳一副《骑士、狗与死亡》的木刻，后来，瓦格纳曾为此写了《悲剧的诞生》的评论，他认为，“丢勒的骑士就是我们的叔本华，他了无希望却在寻求真理”。在等待罗德回信的过程中，尼采感到非常焦虑，尼采和瓦格纳都非常乐意谈论拜鲁特以及瓦格纳的巨大计划，但是，罗德的赞许信却迟迟未到，也没有任何人谈到相关的话题。直到尼采到达巴塞尔，他才收到了罗德的回信，罗德说：建立修道院存在着很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并且他自身也不具备能令他可以配得上尼采召唤他去隐居地的创造力，他所期待着的是与尼采完全不同的生活。罗德拒绝追随尼采，并暗示尼采的计划不会得到任何支持。尼采放弃了写倡议书，也没有向瓦格纳提起过这件事。

尼采开始比以前更加努力地进行工作。他详细地阐述了那些革命性的真理，他对公元前7世纪到6世纪的古希腊城邦重新进行了思考。他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带到那里，古希腊人总是把一种近乎残酷的美丽付诸于实践，尼采热爱这种力量，他能够感受到古希腊人那种潜于内心的力量和本能。

尼采说：“如果天才与艺术是希腊文化的终极目标，那么希腊所有的社会形式都必须要做出通达此终极目标的机制和台阶，并且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认为手段之一便是奴隶制，他坚持这一点。尽管它是残酷的，但却满足了尼采浪漫主义的趣味。

他写道：“因此，让我们来坦率地承认这个堂而皇之的真理。奴隶制对文化是必要的，对生存的绝对价值而言，是毫无疑问的真理。”

但是这种奴隶制的起源是什么呢？又如何让奴隶的服从得到保证呢？尼采认为，没有一种权利在本质上不是由暴力赋予的。这样一来，尼采又开始思考他最初的对象，他在战争中又发现了那个答案，在痛苦和悲剧中人们创造了美，也唯有在痛苦和悲剧中，美感才能保存下来。尼采在很多章节中都赞美和祈求战争：

要不是国家精神，被这种投机精神所贬低，我们必然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战争——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为了保护与极恶的战争相对的利己主义。恰恰相反，这是要让人们热爱国家、忠于君主，借以激起象征着更高的道德冲动，在其所收获的全部赞誉中，这一点已经不言自明。所以，我在此高唱赞歌，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不断提高人类的战争。这是个孤独者的呐喊。尼采应该放下笔，看一看他周围的世界，当他看到帝国的腐败，就不会继续保持自己的幻觉。尼采认为，最古老的严肃是由战争开启的，同时，这也是艺术的时代。他的思维变得越清晰，同时也就会越忧郁。

罗马使尼采心烦意乱，他把罗马视作古代的污点，这个好战庸俗的城市让他充满了忧郁的预感。他写道：“罗马是典型的野蛮之国，在这儿，意志不能达到崇高的目的。其组织越强大有力，其道德就越让人难以忍受，谁会喜欢这种庞然大物呢？”尼采对古希腊的梦幻念念不忘，他认为古希腊的文化精神一旦被唤醒，就会转化为一场反对当今文化的战斗。

尼采的梦想总是遭受来自生活的打击，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欧维贝克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是尼采忠实的倾听者。但他却并不追随尼采。作为一个生在德国、学在法国的人，他分担着尼采的忧虑和梦想，但却还不能与尼采相提并论。布克哈特才智超群，个性鲜明，但他对尼采满怀激情的渴望却从不抱希望。瓦格纳的激情与希望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刚刚针对被征服的巴黎人发表了一出滑稽剧，尼采读后大加指责。这些朋友，尼采没有一个是信任的。巴塞尔大学空出了一个哲学教授的位置，尼采告诉罗德，让他去申请这一职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次见面，但罗德却没有被录用，尼采开始变得越来越忧郁。

尼采一直都没有从战争的磨难中恢复过来，睡眠也不再听从他的召唤了。二月，他神经方面的控制力开始彻底崩溃，而且这种失调呈现出了急性症状，剧烈的神经痛、失眠、眼病、胃病、黄疸整整折磨了他五个月。尼采把伊丽莎白叫了回来，接着便启程去了卢加诺。

尼采的旅伴健谈幽默，极不寻常，他就是马志尼，这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马志尼引用了一句格言：“弃绝中道，坚定地活在整体、全部和美之中。”尼采此后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个格言的传诵者，也没有忘记那天健康而又短暂的旅行。

愉快的旅行对尼采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到达卢加诺时，他已完全康复了。尼采的性情依然温和而又年轻，他开始变得容光焕发，快乐的激情也被再次燃起来了。一位普鲁士军官与尼采住在同一家旅馆内，他将自己作品的手稿寄给尼采看，并常常向尼采谈起德意志帝国的命运赋予贵族战士们的使命，这对于尼采来说无异于一个美好的春天。二月来临时，战争结束了，欢乐的人们从焦虑中解脱了出来，沉浸在喜悦之中，尼采加入了他们，共同欢庆。

尼采给罗德写信说，他常常为一种沉重抑郁的情绪所困扰。灵感使他的手稿获益，他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入哲学领域，但他无从知道命运将会把他引向何方。他每一次反诸自身，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最和谐的状态之中，随即一些纷乱的想法纷至沓来，在他搞不清楚真相之前，这些想法是无法安顿的，这便让尼采无法平静，令他处于精神上的失眠状态。

四月十日，尼采回到了巴塞尔，他重新整理了笔记，把文章主题限制到了古代悲剧当中，据说这也是瓦格纳的希望。尼采似乎被太多的念头所缠绕着，他已经开始在美学、历史和政治之间信步徜徉，他需要限制自己，瓦格纳在这一点上帮助了他——尼采完成了唯一一本真正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