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鼓励师生在科学世界里自由探索

大学简介

成立于1855年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是瑞士德语区的一所公立大学，下辖建筑与施工科学系、工程学系、数理系、面向系统科学系、管理与社会科学系五大学科16个系，拥有360名教授，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内的学生1.3万人，其主要授课语言为德语和英语。学校先后产生了爱因斯坦等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学校网址：www.ethz.ch

校长名片

拉尔夫·艾斯勒（Ralph Eisler）

拉尔夫·艾斯勒，曾获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9月成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校长。他同时还是瑞士工程科学院成员和瑞士大学校长协会的副会长。

杰哈德·斯密特（Gerhard Schmitt）

杰哈德·斯密特，曾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硕士学位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学博士学位。专注于智能设计系统开发和信息技术在建筑设计领域的研究，1998年4月起担任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副校长。

（《深圳特区报》2011.07.19第A09版）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孙锦

在以创新而著称全球的瑞士有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它不仅以高质量的教育和研究闻名世界，更是瑞士国家科技革新的助推器，它就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在许多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它都名列欧洲大陆首位。建校156年来，先后有爱因斯坦等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上过学或工作过，为学校赢得了巨大荣誉。究竟是什么秘诀让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呢？近日趁该校校长拉尔夫·艾斯勒和副校长杰哈德·斯密特专程来深圳考察南方科技大学之机，记者对他们进行了专访。

一、国际化程度超过美国许多大学

深圳特区报：贵校在全球的跨学科科研方面卓有成就，是秉承怎样的办学理念从而实现了这一目标？

拉尔夫·艾斯勒：讲到办学理念，必须说说我校的传统。在1855年成立的时候，我校就作为瑞士国家产业研究中心承担着瑞士工业发展革新前沿研究和新技术开发的任务，需要将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和学术专家的智慧集中在一起为瑞士的国家基础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近年来，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对大学的研究又提出了新挑战，必须将传统的一些科学研究与新经济时代结合。不论是为了满足早期国家基础建设需要还是目前适应全球经济的趋势，我们都必须打破不同学科的界限，走在跨学科研究的最前沿，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科技研究领域占得制高点。

学校形成了多元化、跨国界的研究团队，目前超过60%的教授和科研人员都来自瑞士以外。针对不同的研究项目，我们聘请在各自领域全世界最优秀的专家加盟，形成了非常典型的国际化教研团队，国际化程度超过了美国许多大学。

深圳特区报：贵校是如何吸引到这些人才的呢？

拉尔夫·艾斯勒：我认为我们的学校有“致命的吸引力”。在对老师或者学生进入大学前的面试中，我们除了介绍学校的光荣历史外，重点介绍的是我们十分鼓励科研人员在科学世界里自由探索。科学发现是难以预计的、具有高风险的一种研究。在我们学校，需要与成果、发现、论文等“硬指标”直接挂钩的项目的科研经费在全部科研经费中比例不到一成。大学的科研项目完全由教授负责，教授拿到项目经费后，请谁参加由他说了算，因此他会组建最好的科研团队，争取做出最好的科研成果。正因科学发现是具有高风险的研究，我们完全包容科研团队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的结果。有了如此宽松的研究环境，我们才吸引到众多世界优秀的教授和科研人才。

民主科学的管理是学校的一大特色。董事会只有四人，权力很大，但在学校董事会下，有许多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协商会，他们虽然不做最后的决策，但全程参与决策，确保学校决策的科学民主。

二、中国学生欠缺独立思考

深圳特区报：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有一些中国学生，在您和他们的接触中感受到中国学生和欧洲学生有什么不同吗？

拉尔夫·艾斯勒：中国学生一直都很勤奋，近年来他们的视野更加广阔，思想也很开放和包容。以前很多中国学生都只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活动，现在的中国学生与世界各国的学生一起参与社交，越来越活跃了。但是，我还是强烈地感受到，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学生“太听话”了。他们比较倾向于听从老师的观点，很少质疑老师，但欧美的学生就不一样，几乎每堂课他们都会质疑老师，从教学形式到某个问题的分歧都会引发他们思考。

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启用过一种“红旗机制”以鼓励大家多思考，世界上不少大学都用过这种方式。给学生发一个红色小纸板，意为红旗，学生只要有疑问就可以举起红旗，整个课堂就会因此而停止，学生何时用和怎么用红旗没有任何限制，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表评论，谈个人经验或提出反对意见。我曾旁听过一堂课，课时过半时，一个学生突然举起红旗说：教授，我认为您今天进行了一次毫无效果的教学工作，您用太多的问题作为课堂的主导，限制了我们独立思考的空间。“红旗机制”实时地在课堂上让教学的缺陷转化为老师不容忽视的一个信息，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思考。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独立思考和敢于质疑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学生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

深圳特区报：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在招收学生方面有什么原则？

杰哈德·斯密特：因为是理工大学，我们首先对申请者的数学和物理能力有一个基本要求，另外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些学生学了很多知识，但不会创造，不知道知识用来做什么，而科学探索最关键的正是要你独立寻找学术问题及其答案。所以我们在面试时会让教授设计一些问题与观点，希望申请人敢于说“NO”，与教授现场展开争论，提出自己的分析和答案，这就是我们最想招收的学生。

深圳特区报：这样看来，你们的学生都是个性张扬、敢于挑战的人，那在毕业后他们又是如何适应社会的需要呢？是不是特别敢于挑战他们的上司呢？

拉尔夫·艾斯勒：哈哈，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先告诉你一个数据，我们的毕业生在毕业第一年就有30%的学生选择自己创业，到了第二、第三年这个比例超过50%。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因为敢于挑战上司无法在别人的公司里工作，我们也有很多毕业生在著名跨国公司担任要职。我只是想告诉你，因为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培养了一种独立思索的能力，加上他们大都在某一技术领域掌握了很多领先的知识，有技术、有胆识、有主意，所以比较容易自己创业，经常是从接到某公司的一个项目起步然后慢慢做大。在大公司工作的毕业生确实比较喜欢给上司提问题，但问题往往是对公司核心技术发展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挑战”还是深受公司高层喜欢的。

三、不想成为欧洲的“麻省”

深圳特区报：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球最负盛名的理工类大学，而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是欧洲最优秀的理工大学，这两所大学是否体现出美国式和欧洲式高等教育风格的不同？

拉尔夫·艾斯勒：我们并不想成为欧洲的“麻省”。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学校风格，各学校所擅长的研究领域也各不相同，因此学生、老师以及一些研究人员在选择学校时都会根据这些因素来最终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你刚才问到的风格问题，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教育风格其实还是源于国家文化的不同。当我们的学校董事会需要评估一个研究项目时，如果觉得非常好，我们在公开的会议上也只是说“not bad”（不错）；如果觉得项目有很多问题，我们会说“not good”（不是很好）。也许这就是你们中国所说的中庸之道吧！比较内敛。我们很少用很绝对的字眼，如“perfect”（完美）、“great”（太棒了）。而在和美国一些大学的接触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外向和奔放的性格，在讨论问题时，他们听到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会立刻兴奋地说“perfect”。但我们就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我校是瑞士德语区的一所大学，所以德国人严谨甚至有些严肃的个性更为明显。

总体来说，美国高等教育更强调精英教育，其最大贡献则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女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工作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大部分美国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都是私立大学，政府对它们的补助很少，所以美国校园掀起了商业化的风潮，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如何在商业化大潮中维护学术独立。

而欧洲大部分优秀的大学是公立大学，有很多立法保障我们每年接受一笔较为稳定的政府资助，而且不必受政治党派、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更加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所以欧洲是研究型大学的先行者。以我们学校为例，持续的资金支持是我们发展的强大后盾。每年国家所给的预算接近12亿瑞士法郎（约合75亿元人民币），这使我们可以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和一些高风险研究。

深圳特区报：这几年，世界上很多大学都将远程教育纳入整个学校的发展计划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早在十年前呼应互联网带来的教育方式的变革建立了开放课程项目，将其2 000多门课程全部搬上互联网，供全世界免费使用。您如何看待这一教育形式，贵校是否也有这样的课程？

拉尔夫·艾斯勒：首先，远程教育是一种不错的教育形式，可以让学习变得更加普及和便利。但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教育方式。有些大学设立远程教育项目不免有进行全球公关之意，我还是坚持让学生在校园里、在课堂上与老师同学自由沟通与讨论，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正道。尤其对于理工型大学，我们非常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感知能力，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课本，在实验室里亲身体验研究过程，这一切是远程教育所无法替代的。

不过，我们有一部分对于社会公众的教育确实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例如，教授和高年级学生每周末会到社区给孩子和居民上课，普及日常使用的科技知识，在当地社区处理实际的科学问题，如垃圾分类问题等。我们平时也会建立一些类似于远程学习的网站供普通市民查阅和学习。

四、“大学衍生公司”助力产业革新

深圳特区报：贵校成立之初就是作为瑞士国家产业研究中心，承担着瑞士工业发展革新前沿研究和新技术开发的任务，如今贵校在这一方面做得怎样？

拉尔夫·艾斯勒：我们每年申请约80个专利，它们不会像有些研究成果那样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们在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投资方。学校会根据这些投资者的市场需求来展开研发，专利一旦产生就成立一家大学的衍生公司，使专利得以应用并推广到市场。而我们很多毕业生选择自己创业也是源于这样的衍生公司，投资方经常会聘请参与研发的毕业生来执掌新公司，这既为学生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也为瑞士的经济源源不断地提供新动力。

在20世纪90年代，我校成立了大学内部的技术转让中心，让大学与产业对接，企业在获得技术的同时还可以接受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而这样的中心也会为自己想用技术创业的研究者提供融资和申请成立公司等一系列帮助。学校有个叫“Optotune”的衍生公司开发出了一种类似人眼的单技术体系，依赖这一技术很快将诞生世界上具有最强照相功能的手机。

杰哈德·斯密特：2008年，学校启动了一个“产业关系项目”，每年有大批瑞士本土以及知名跨国公司参与，具体运作方式是：如果一个公司有意与我校合作，第一步由我们的技术转让中心根据公司的具体需求出具一份竞争力分析报告来决定由哪些专家或研发团队来参与项目，公司也可以参与到实验室研究过程当中，公司的研发人员和学校的专家将展开多场跨学科的头脑风暴会议，从而让讨论更加深入，以便日后的项目研究少出问题。美国的迪士尼公司就是通过这一项目和我们合作的，目前的卡通电影中人像和表情的数字化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就共同研发出一个带有3D扫描仪的卡通人脸建模使电影制作更加容易并降低了成本。

一所理工类大学的神圣使命就是要成为技术革新的推动者，坚持的一定是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的科技研发。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创新来完善产业发展与科学研究对接的机制。

五、南方科技大学具有后发优势

深圳特区报：深圳正在筹建南方科技大学，这是一所以理、工和管理学为三大支柱学科的研究型大学。您对它有哪些建议？

拉尔夫·艾斯勒：一所新办的大学是有后发优势的，因为可以总结百年老校在办学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中都会有一些弊端，学校成立得越久，改变弊端的难度就越大，而南方科技大学在筹建开始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体制。

我认为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最关键的是要明确学校的使命。因为一所以科技为导向的理工类大学一定是要充当国家和民族产业振兴发动机的角色，推动世界的科技革新。要给予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的空间，不要过多地干预他们，要增强他们的自主性，包容他们的失败。很多中国大学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希望南方科技大学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