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理想国·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