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两位班主任老师

一个当学生出身的人，谁没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经历一样，显得……有点复杂吧。我父母都是军人，他们1948年从山西昔阳渡河南下，父亲在野战部队，母亲在公安部队，他们在栾川，我就在栾川，他们到洛阳我就到洛阳……在邓县，在南阳……他们频繁调动，我便随队播迁，不知道到底迁了几所学校。因为辗转不定，这个学校与那个学校教学进度又不都相同，教学质量也各有异，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臭”——除了语文。语文不需要教学的严密连贯性，数理化生和外语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在哪个学校也不曾辉煌过。在学校，老师们也悄悄议论：“这孩子资质看上去很好，也不像是个花花公子，怎么学习就搞不上去？”……他们之间背地里言语——大约因为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是相当的文明，但是一到课堂上，那就变了脸，又像个受过教育的乡村干部，他们绝不当面破口痛骂，而是有点指桑骂槐：“有的同学条件很好，怎么就不肯用功？我看他像个大烟鬼子溜街狗！别人学习，他吊儿郎当——你转悠能转出个大学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富家子弟！”

“别看你家条件好，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你照样是个饭桶！”

“废物一个！”

诸如此类的话，在课堂上铁青着脸教训人，透过闪着窗子光亮的近视镜片冷冷地瞪着你——他根本不会想讲台下我是什么感受。我的母亲在家里，也训我是“吃僧”。这是昔阳话，大约也是饭桶的意思——和老师的看法一致，也许吧！她晓得我功课不好的一些原因，吃僧归吃僧，到该吃饭时，她仍端着最好的饭菜送到“饭桶”面前。

每年暑假放假前，是我最困难的时光。因为要向家里交“学习手册”，我就千方百计地拖拉、回避，不是说还没有发下来，就说在同学那里没有取回来，我知道拖一拖他们就“忘了”，或者就此打住，父母开始时还很认真，后来每次这样，成绩就那样，都是勉强及格甚或不及格，品德评语也差不多，说了许多模棱两可的鼓励话，再加上一句“希望加强督促学习，争取较好成绩”。年年如此，像一本不变的旧挂历，父母每次都一样的失望。也许是忙，也许是怕自己给自己添烦恼，他们常常也就撂开手。1957年我12岁，舅舅从广西来家，他执意要看我的学习手册。我说在学习小组长（同学）手里，还没有发给我。他不信，就翻我的书包，翻我的抽屉，结果在我的褥子下面翻出来：“啊哈！这不是吗！你还骗我！”——他一下子眼中放光了，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前就翻阅我那本倒霉的册子，母亲侧在门口，尴尬地看着这一幕。舅舅的脸色也慢慢地凝住，变得肃穆，眼神也有点黯淡呆滞了，他慢慢放下手册，对母亲说：“解放学习不行，这将来不得了。”他们姐弟俩出去，我则如同被雷轰了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那里许久没动。

谈母校，似乎说这些有些离题，但这是我在所有学校千篇一律的遭遇。我的第一个母校在陕县。如今我们看电视，三门峡市的天气预报常有宝轮寺塔的伟姿，高高地矗立在晚霞里——那在当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飞机炸碎了，只留独独的一座塔，若在塔前无论远近敲击两块石头，会发出“咯哇咯哇”的声音，和池塘里雨前的青蛙叫声一样。彼时我没有这样的知识——这塔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它就在我们小学对门，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伙伴一道来这里玩，敲石头，捉迷藏。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叫牛转娣，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个弟弟的意思吧。她个头不高，比我们平常人的脸红一些，很精神，只是脚显得小一点，走路略有点拧着脚的样子。第一堂课她一上台，一手执教鞭，一手掠一把乌鸦一样的秀发，脸通红，眼中闪着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开学了！”

语文那时叫“国语”。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第三课。

“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第四课。

……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学校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挨母亲的揍，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我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了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这么着，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地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陕县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了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只有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我在洛阳西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内质和牛老师全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本身似乎讲得不多，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莫里哀，讲历史，讲故事。他年纪比牛老师要大许多——我现在猜想，牛老师可能是个初级师范学生，徐老师学历高，可能是个大学生。

洛阳是个大城，西南隅小学是个老校，分着两个大院落。四年级以下的一个院子，五、六年级一个院子。院里设着各种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械：格子爬，单、双杠，秋千，跳远、跳高的沙坑……有一种游戏器械叫“巨人步”——四个带腿套的绳子总攒在矗立在中央的杆顶，四个学生各套左腿，逆时针方向旋转跳动，一步可以跳跃七八尺。我自小有晕车症，这玩意儿一会儿就叫人头晕恶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闲着，我便站在旁边帮同学起步、接扶头晕下来的同学。徐老师不知怎么瞧见了，在班里大肆表彰：“同学们，我们每天讲共产主义精神。什么叫共产主义精神？凌解放这样，自己放弃娱乐，专门帮助别的同学，这就叫共产主义精神。”

但他不久便被打成了右派。我们那时当然不能明了这是一件多么惨苦的事，反而觉得好玩儿：老师也会犯错？也会像违反课堂纪律的坏学生那样，也会站在讲台上受羞辱，低下头，由着大人小孩——不，由着任何人唾骂和质问？我平时多爱他啊，可是，我太不懂事了，随着同学们一道起哄，到他的宿舍里起哄，随便翻他的书和生活用品。在课桌上和别的老师一块儿“斗争”他。平心想想，放学回家的路上自己也有隐隐的愧疚和刺痛。但十二岁的少年太容易思路转移——校长让斗他，总不会错的吧？这样，自我原谅了许多许多的年头儿。

我们在陕县小学，有一次修操场，工人们清理出一具死人白骨，很完整。学校老师们小心地把骨骼接对起来，做成了一个人体骨骼标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语文教研室。同学们有点怵那东西。有一次我问牛老师：“那副骨头有什么好看的？我害怕。老师为什么还把它放在办公室里？”

“解放，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一副骨架，放在办公室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

一个人了解自己的白骨相，实在太困难了。过了中年，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读了成捆的书，才多少知道了一点自己——有的人可能终生都看不到白骷髅的本相。

我和陕县小学一别就是五十余年。离开陕县后，多少年只是梦中忆起。每当心中受委屈，每当遇到人间冷暖炎凉，牛老师、徐老师他们的影子就会出现在我枕边，走马灯那样在暗中旋转往返，凄清的泪会湿了我的枕头。一天，遇到一个旧时同学，我问及牛老师，他说：“牛老师死了，她是地主（出身）。”接下来话题便无法继续了。我常做这样的幻想，我的牛老师乌鸦般的秀发在黄河的浊浪里随浪散漾着消逝，消逝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徐老师在一次周末郊游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在老师和父母亲人旁边，感到很无聊、枯燥、没意思，读书没意思，工作也无趣，和人交往也没有兴味，整个一累。人生都是很庸俗的，没有快乐和欢乐，便祈求上帝让他摆脱这种痛苦。上帝满足了他，把他带到了天堂。那里有华美的宫殿、黄金和美玉雕成的园林、琼浆玉液砌成的泉池，每天随时欣赏仙乐和宫娥的舞蹈和歌声，心中想要什么立刻就会有天使用金盘献给他——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了三年，他所希望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拥有了，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一天，他去天上云山上玩，突然被树上的针刺了一下，他的手指滴出一滴血，他一下子憬悟到，所有的一切都错了，自己原来的穷乡僻壤，父母的温存和教诲，师长的批评训责，生活的艰难奔波——所有原来已厌倦的事物，原来都是最美好的东西……

这个故事不知他是从哪本书上读到的。我以后读了许多书，一直留意寻找，但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一根针，但我有一次读《楚辞》，想到了屈原。他驾着云车遨游在广袤绚丽的天国。在心满意足的得意中，偶然一个回眸，从云隙中他看到了自己苦难的楚国，这一针刺下去，他的心立刻滴出了血，一下子跌落到那个令他受尽折磨的故乡。

小学、初中、高中，我各留级一次。陕县、洛阳、南阳、邓州的老师们，有的亲我，有的嫌憎我，有的骂过我（没有人打过我）。不论怎样，这是我脚下曾经走过的热土，我是在天堂上被荆棘刺了一下的那个孩子，心中只记得牛老师讲的那具骷髅和徐老师讲的那个茫然无知的愚人——我知道这些老师都是我最亲的人，他们爱我。

所以，当我成了所谓的名人，我的一个母校请归来游子写颂词，我写下了这四个字：吾师，吾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