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末至鸦片战争爆发之欧美《说文》学

第一节 明末至鸦片战争爆发欧美《说文》学概述

晚明到鸦片战争之前，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真正能够进入中国并深入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很少。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从欧洲来到中国时，最早到达的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一直未被允许登岸入境［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总算在1583年进入中国，但一开始却被迫只能待在肇庆附近。1600年，利玛窦结识了中国学者徐光启，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博学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希望向他学习儒家经典，中西方两大文明有了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1601年利玛窦终于进入北京。利玛窦进京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以后中国文化和古代典籍开始真正进入西方人的视野，《说文》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关注。

一、欧美学者对《说文》的最早关注

欧美学者对《说文》的最早关注是在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过，存在以下一些可能。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传教士，被称为“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1]，其1595年在华编译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给人双目、双耳、双手、双足，欲两友相助，方为事有成矣。”对于其中的“友”字，利玛窦有一个注释：“古篆作又　又，即两手也，可有而不可无。朋字古篆作羽，即两习也，鸟备之方能飞。古贤者视朋友，岂不如是耶?”^[2]对比《说文》“友，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云久切。嚎，古文友。嚏，亦古文友”，似乎可以推测，利玛窦在写作中参考了《说文》。美国学者毕墨惜（Timothy Billings）就是这样认为的。^[3]不过这还只是推测，而没有确凿的证据。由法国^[4]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整理并于1615年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也叫《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其中简要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但并没有明确提到《说文》。

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1585—1658）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1642年出版的《大中国志》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字，是第一位较详细地介绍中国语言文字的西方人。曾德昭的书中并未提到《说文》，但大体介绍了汉字造字的几种方法，如他举“日”字为象形例，说当初写成一个圆圈，中间有一横道，意为太阳［举了玉部、木部、金部、心部一些意符和声符并用的字为形声例［还举了“明”字、“闷”字为会意例。曾德昭对汉字的描述也表达了“部首”的概念，如每个表示伤心的字，都必须附加“心”字［任何表示树木的字，都要和“木”字结合［任何表示金属的字都要和“金”字结合等。这些说法与《说文》大部分吻合。对此，中国学者计翔翔在《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中写道：“看来曾德昭研究过《说文解字》，至少中国儒生跟他讲解过《说文解字》一类的知识。”^[5]虽然只是猜测，但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被称为德国早期的汉学家，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他从未到过中国，其著述中的很多材料来自当时的来华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基歇尔于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拉丁文版《中国图说》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其中的第六部分介绍了中国文字，首次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各类文字图形。1670年《中国图说》出版了法文版，法文版中增加了拉丁文版所没有的两个内容：一个是法汉对照字典，一个是汉文教理书《天主约要》。对其中所载的法汉字典，法国汉学家沙不列（Robert Chabrie）转述法国汉学家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观点，认为“这部法汉字典的内容是根据中国的《说文解字》撰写的”^[6]。不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则在《通报》1934年刊《卜弥格补证》一文中对沙不列所转述的傅尔蒙的说法给予了纠正^[7]，他认为，这部字典“或者采有《说文》（说解）在内，然而《说文》同这部《汉法字典》毫无关系”^[8]。

美国学者米勒（Roy Andrew Miller，1924—）认为西方学者最早对《说文》的关注是在1765年^[9]，与汉字是否源自埃及文字的学术争论有关。当时学者们急于寻求这方面的信息，东印度公司的广东商馆（Canton Factory）在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要求下，送了几本书到伦敦，其中就有《说文》^[10]。然而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这并不是西方最早对《说文》的关注。

二、早期来华传教士索隐派对《说文》的关注

欧美学者真正对《说文》予以关注的当以来华传教士中的“索隐派”（Figurists）为最早。

所谓“索隐派”是指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为己任的一些耶稣会士，其创始人是来自法国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11]代表人物除白晋外，还有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郭中传（Jean-Alexis de Gollet，1664—1747）、韩国英（Pierre Machal Cibot，1727—1780）等。他们大都是法国传教士，认为“中国典籍不能作为历史文献逐字翻译，而应当以比喻和寓言的方式翻译，这样才能揭示出其中有关基督教救世主弥赛亚的象征意义”^[12]。他们对中国上古史及中国语言文字特别感兴趣，《说文》也自然地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他们有一套特别富有想象力的汉字分析方法，不仅根据《易经》，“而且根据公元初期汉字字源大词典《说文解字》的资料和方法”^[13]。这种思想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在欧洲也没有市场，不过他们分析汉语文字的方法却留下了难以泯灭的痕迹。

马若瑟是索隐派中在《说文》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约在1721年完成的《六书实义》是用中文写的著作，阅读此作品，“需要有对《说文解字》这本字典相当详尽的知识”^[14]。该书以《说文》为主题，直接体现了对《说文》的索隐关注。他的其他著作如《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15]、《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等，还有一些信件，也介绍到《说文》或者涉及利用《说文》来阐释他的索隐思想，由于十分典型，我们特在下文专门拿出一节着重讨论。

白晋，字明远，以研究《易经》闻名，但对《说文》也有所关注。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所表述的思想不仅与基督教义完全吻合，而且是基督教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从中不但可以悟出教义，更可以找到后来记载在《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这比利玛窦等人只想证明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基督教义两者可兼容互补更进一步。为论证他的看法，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即“中国的古籍包含两层意义，即表层的意义和深层的意义。表层意义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字面意义［深层意义则为中国人所不解，只有深刻理解基督教义，信奉基督教，并对《圣经》耳熟能详的教徒才能发现和理解”^[16]。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为了透过表层意义去发现和揭示深层意义，白晋对中国古籍的研究非常广泛和深入。他说：“中华自遭秦火，典籍失传，论根本诸文之原意，混暗不明，然经书犹概尚存。今据天主圣经之旨，读中华经书，凡古今论天主真宰之文号，择其极精粹者，一一集列之，成一复识根本真宰明鉴焉。”^[17]他“以‘道’为连接物，将含有‘道’这一概念的中国各家各派文献统为一体”^[18]，其中就包含《说文》。《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的作者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之拉丁文手稿1173，f.27，曾谈到他在《说文》中找到一个证明中国典籍和天主教教义一致的证据^[19]，那就是对“姓”字的解释——“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白晋把《说文》中的这段文字和商周时期的君主联系起来，因为传说中他们的母亲都是受神灵的恩赐，以处子之身生下了他们，所以他们也被称为“天子”。另外，根据陈伦绪（Albert Chan，S.J.，1915—）在《罗马耶稣会档案处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 Descriptive Catalogue）一书中对白晋手稿的描述，也可以证实他确实曾经参考过《说文》。^[20]

傅圣泽写过一篇论文——《据古经传考天象不均齐》^[21]，是以欧洲人与中国人进行天文学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表现了傅圣泽如何接触一位中国人并努力劝服他相信索隐派思想的过程。除此，它无疑还展示出傅圣泽熟悉各类中文材料，其中也包含《说文》。^[22]

韩国英，被称为“最后一位索隐派”，所撰《论中国语言和文字》（Essai sur la Langue et le Characters Chinois）“详述汉字的发明、起源、六书，及其对道德、艺术、历史、宗教、风俗习惯之适用”^[23]。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汉字分为七类：①有教化意义的字［②讽刺挖苦性汉字［③与科学文化有关的汉字［④与传统有关的汉字［⑤与历史有关的汉字［⑥道家和佛家用字［⑦古代风俗中得来的字。韩国英非常关注教义性的汉字，下面是《韩国英——最后的索隐派》一文相关的一段描述：

在他那套30卷的带注《说文解字》中，他读到上古时代人们的寒暄之语“无恙”，意思是“羊还没到”。他给出了很多带羊的汉字，“羊”赋予这些字以威严。当一个字带有“我”，那么他所传递的是“义”（正义）。如果旁边加上“人”则为“仪”，意为法律或规矩。若加上表示话语的符号“言”，“详”的意义是讨论。若加“大”，则为“美”，是非常好的意思。他从《说文解字》中了解到：“它也是西洋一国人民的名字，这个名字充满了慈爱。慈爱是长寿之本，所以该国国王长生不老。”韩国英说在翻阅他那套《说文解字》时，他反复阅读了这一段。^[24]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韩国英不但拥有一部《说文》，并且对感兴趣的地方曾经仔细研读。他对汉语寒暄语“无恙”的基督化理解，以及对和“羊”有关汉字的关注，充分说明了他的索隐倾向。需要指出的是，上面说到韩国英反复阅读的一段《说文》当是“羊部”“羌”字的说解，原文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这里显然韩国英并没有完全读懂《说文》原文，理解有误。

三、其他学者对《说文》的关注

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法国第一代非教会人士汉学家之一。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与当时来华传教士保持通信联系，并且与当时在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25]合作编写过汉法词典，终于成为有名的汉学家。傅尔蒙与《说文》有些缘分。对《说文》很有研究的传教士马若瑟曾经将1728年在广州编成的一部手稿《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交给傅尔蒙审阅，结果被其打入冷宫，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才重见天日。^[26]而傅尔蒙1737年发表的代表作《汉语论稿》（Meditationes Sinicae）据说有剽窃马若瑟手稿的嫌疑。在这部书中，傅尔蒙“以《说文》《字汇》等为例介绍了汉字的特点和学习的方法”^[27]。傅尔蒙还曾经请黄嘉略为国王图书馆编写馆藏中文图书目录，该目录“不是一份简单的书籍清单，而是一篇介绍这些图书的文章。在每种书籍下面，他都用法文简明扼要地介绍此书的作者、出版年代和内容以及与此书有关的各种知识。为介绍一种书籍而写下的说明往往多达数百字，内容相当丰富，对于不懂中文的法国读者显然帮助极大”^[28]。这份书目中共有75种中文书籍，其中就包括《说文》。书目编成以后，交给了傅尔蒙，傅尔蒙“将这些成果都归在自己名下”^[29]。由于其心术不正，傅尔蒙为许多正直的学者所非议。

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30]，西方第一位专业汉学家。1814年法兰西汉学院在欧洲各大学中首创“汉学讲座”，年轻的雷慕沙任这个讲座的第一位教授。他每周为法兰西汉学院的学生们讲课的大纲包括汉字的起源、发展以及六书。^[31]雷慕沙1822年出版的《汉文启蒙》（Elements de la GrammaireChinoise）是一部教材，也是一部语法书。该书以“字”为基础进行讲解，在绪论中介绍了六书、汉字发展史、异体字、古今字、部首、音节、声调、拼音符号等。书中谈到汉语的字典，将《说文》作为“采用字部法进行编排”的“一本常用小字典”予以介绍^[32]。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派赴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1807年来华，也是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编纂的《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33]，第一卷《字典》（1815）序言中即有对《说文》的简介，说明作者、成书年代及编纂目的。^[34]此外，还列举了《六书》^[35]、《说文》、《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这一类按字部编排的字书，他认为《康熙字典》按214部编排，部内的字按笔画排序，“这种排列的主要目的是很容易查到需要的字，这是对古代体系的一个改进，尽管被认为不比《六书》《说文》和《玉篇》更达观”^[36]。他还对《六书》《说文》《玉篇》的字部作了说明。这里可以看出，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对《说文》的关注主要在于汉字研究方面，和前面的索隐派传教士已经有所不同，这一特点在下个阶段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明末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1600—1840），欧美学者开始关注《说文》并有所研究译介，有关《说文》的著述并不是太多。最初主要为来华传教士索隐派，其目的是从《说文》中发现基督教教义，其中以《说文》为主题的代表性研究学者为马若瑟。其他学者偶有涉及，集中在汉语汉字研究领域，但总体上对《说文》还处于初步了解阶段，谈不上什么研究。欧美本土学者如法国的傅尔蒙和雷慕沙对《说文》的了解主要来自传教士的二手资料。另外一位后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也只是在著作中谈及《说文》，并没有展开讨论，不过他已带有科学研究的精神，不再是纯粹的索隐关注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说文》的关注是以传教士为主的，下面我们将着重介绍的《说文》索隐研究学者马若瑟，便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

第二节 法国马若瑟之《说文》索隐研究

马若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中文名龙周，字若瑟，笔名温古子。他1698年来华，在华近四十年，潜心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著有《汉语札记》、《赵氏孤儿》（翻译）、《六书实义》（中文著作）、《书经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研究》、《书经选》（翻译）、《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诗经》（八章，翻译）、《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等。尽管马若瑟与其他一些传教士相比声名并不显赫，但他“以其对中国语文和典籍的深入研究而在西方汉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37]。

马若瑟是当时在华传教士索隐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索隐派努力从中国典籍中发现有利于基督教教理的传说以及在这些古籍中是否有与基督教同一的论旨。当马若瑟与白晋、傅圣泽等索隐派传教士一起探讨古籍时，“主要通过汉字本身的分析释读以及对汉字构造理论的研究，来诠释这些文字符号背后的原始意义和中国古代文本中的神秘含义”^[38]。因此他对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十分关注，并积极利用它来阐发自己的索隐思想。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考察马若瑟的《说文》索隐研究^[39]。

一、马若瑟对《说文》的用心学习

马若瑟所在的耶稣会为了在中国更好地传教，首先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一到中国就把宣传基督教和研习汉文作为工作的两个重点。为了让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改变信仰，传教士不仅要学会说和理解汉语官话，还要熟悉中国的文化典籍，因此马若瑟努力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关注到作为通经重要工具的《说文》。马若瑟曾向康熙皇帝自述：“凡思知《六经》者，当造端乎六书，六书明而《六经》彬彬，此愚所以将许慎《说文解字》、徐锴兄弟《集注》、宧光赵氏《长笺》等书夙夜反复熟读，以求文字之本义。”^[40]

（一）马若瑟学习《说文》的老师

在马若瑟学习《说文》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那就是刘凝（1625—1715）。刘凝，字二至，“性嗜学，购书至数万卷，研讨入奥。尤精古六书之学”^[41]。他于1625年左右出生于南丰，该地位于马若瑟当时居住的建昌城南约50千米处。

马若瑟非常尊敬刘凝，因为正是这个人的著作帮助他理解了《说文》的奥秘。刘凝著有《说文解字咏》和《说文解字夬》，还有一部研究《说文》的简短作品《文字韵原》收在《四库全书》中，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并不是太高。但在马若瑟《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一书中，刘二至的名字“被提及了10次”^[42]，马若瑟的中文著作《六书实义》（1721）也多次提到了刘凝，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认为他是一位研究《说文》的优秀专家。马若瑟评价说：“这个中国人拥有极高的权威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你会觉得他是对的，而那些所有试图改良《说文》的学者并没有理解汉字六书的规则或本质。”^[43]

刘凝曾经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他对汉字的某些解释已经融入了基督教教义，比如“十”字，《说文》：“十，数之具也。—为东西，—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刘凝认为：“难道这个字没有表明圣教吗?‘十’字的四个角难道不正说明吾主为世上众人而献身吗?”^[44]刘凝还把六书与《易经》联系起来，指出“指事如奇偶，象形如八卦，形声、会意如六十四卦，转注、假借如卦上加卦”^[45]，这样天道在其中，地道在其中，人道在其中，天地的变化与创生、古帝先王的统治、哲人的传道，所有的这些根本都在这里。因此词句和汉字都是神秘的符号，六书文字之学不是小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若瑟如此推崇刘凝了。

（二）马若瑟学习《说文》的辅助资料

马若瑟拥有不少和《说文》有关的书籍与资料，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大致如下：

1.刘凝关于《说文》的著作

1728年9月7日，马若瑟在给傅尔蒙的信中写道：“一位逝于96岁的中国人遗留给我他的部分书稿。同他的先父一样，他曾任学官一职。而且他花了超过60年的时间来专门研究汉字。他关于《说文解字》的注解有一千卷之多。一位高官以敬献给皇帝为理由从他的手中得到了这份手稿。我只有其中的六七卷，不过另外我得到了他的关于汉字六书的手稿。”^[46]这位中国老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刘凝。

1731年8月19日，马若瑟在信中再一次谈道：“我很幸运得到了一位96岁高龄的中国文人的作品的一部分，他几乎倾尽毕生精力来研究《说文解字》这部字典。”^[47]在同一封信中，他又说：“我还有一份被称为《六书夬》（12卷）的手稿。这个书名的意思是‘对汉字六书的考察’。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考察了自《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以来所有的关于六书的说法。”^[48]《六书夬》是刘凝的著作^[49]。

2.其他学者研究《说文》的著作

1731年8月19日，马若瑟在他的信中谈道：“我有《说文长笺》一书，该书是注解《说文解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我在其中补充了大量我从这位博学的学者那里得来的注解。如果没有这些注释，我难免会像《长笺》一书的作者一样无知，他其实对六书知之甚少。虽然他有很多细微的见解，但是事实上他从整体上破坏了这部作品（《说文》）。”^[50]这里所说的“博学的学者”是指前文中提到的刘凝，我们可以看出，马若瑟对《说文长笺》评价不高。

马若瑟还有徐锴兄弟的《说文》传注著作，这从马若瑟向康熙皇帝的自述“此愚所以将许慎《说文解字》、徐锴兄弟《集注》、宧光赵氏《长笺》等书夙夜反复熟读，以求文字之本义”^[51]中可以得知。

3.《说文》以外的字典

除了《说文》以外，马若瑟还拥有其他一些字典。在1728年10月16日关于“中国书籍的目录”的信札里他为在法国本土的傅尔蒙整理了一个书目，“结果这份目录成了差不多是马若瑟个人藏书的一份书目”^[52]。他把这些书籍分成12类，其中第11类里包括的是字典。他写道：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字典，标价也各不相同。如果一个人希望知道一个字的各种意思，那可以看最近的《康熙字典》。在这本字典中的绝大部分字早已出现在字典《正字通》里面。在《康熙字典》中，《正字通》里所有关于汉字研究的学问都被删去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正字通》的作者对于那些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好的裁决者。字典《品字笺》比较不错。要了解双音词，我们需要《佩文韵府》，它非常仔细地按照《康熙字典》中的顺序来进行编纂。要了解汉字的不同字体，有《篆字汇》，可是如果一个人不熟悉字典《说文解字》的话，那么《篆字汇》对他不会有太大作用。^[5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若瑟不但收集了不少字典，而且对它们也有所研究。这些字典对学习《说文》是有帮助的。

二、马若瑟对《说文》的独到认识与积极介绍

（一）对《说文》的独到认识

马若瑟对《说文》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1728年10月16日关于“中国书籍的目录”的信札里写道：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是词源学的鼻祖——比《说文解字》更早的书都已不存在。书中汉字刻印时的排列顺序已经不是许慎原来的顺序，而且这部书有太多的版本和各种集注，因此文本的准确性就很难确定。书中有晦涩难解的地方，并且很多处都已遭人篡改。徐铉和徐锴两兄弟最早为《说文解字》作注^[54]，因此，他们的注往往为人所引用。明代的赵凡夫是为《说文解字》作注的作者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的集注被称作《长笺》，有100卷之多。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述“六书”，可是由于他将其阐释得太过透彻，反而未能领会其中的奥妙。如果我们相信他，也许会让我们迷失方向。我有他的这本书，不过已由一位研究《说文解字》长达60年的中国人亲笔修订过。^[55]这是我的私人财富，在中国没有别人有！^[56]

马若瑟对《说文》的评价很高，他认为“这部字典是中国文献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57]，重要性仅次于五经，是继“‘经’之后最为重要的中文著作”^[58]。《说文》的体系给了马若瑟极深的印象，最让他震撼的是汉字六书，六书每一种都用有四个音节的两句韵诗来进行说明，马若瑟“可能被这样庄重、精练、权威的叙述方式打动了”^[59]，因此“相对于其他任何一部中文著作，这部使用小篆体的词源学字典获得了马若瑟的关注”^[60]。当在法国的傅尔蒙对马若瑟的汉字研究不以为然时，马若瑟申辩说他在研究中“严密地遵循了《说文解字》的汉字六书系统，该系统的权威性被每个中国人所接受”^[61]。

在1731年8月19日的信中，马若瑟说：“许慎是汉代人，他搜集了所有保留下来的关于汉字起因的分析。这使得这部字典中包含了许多在其他著作中不具有的优良传统。”^[62]而在《六书实义》中，马若瑟更是把许慎的学问夸上了天，他认为如果没有许慎的《说文》，“我们将不会知道关于原始的东西的一切伟大想法，也不会发明文字。在许慎的著作中，他讲清楚了六书的分类系统，因此解释清楚了古老文字的本义和意义”^[63]，而最重要的是，许慎“所说的一切完全来自于古老的传统，而非自己的臆度”^[64]。

马若瑟在1731年8月29日给傅尔蒙的信中又写道：

中国人一直认为汉字有六种造字法或者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所有汉字的书写都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发现《说文》中有大量的汉字都是用这种原则来进行分析的，使我们了解到了这些汉字美妙的含义……^[65]

（二）对《说文》的积极介绍

在马若瑟的信件和著作里，他多次向西方学者介绍《说文》。

马若瑟在《汉语札记》序言第一章里介绍的49本古代文学书第五类中，就有许慎撰写的《说文》。^[66]在第一章第三节“关于中文字典”中，马若瑟再一次把《说文》作为重要的中文字典之一进行介绍。^[67]他认为《说文》这本古老的字典是整个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并评论道：“对那些希望了解汉字真正词源的人来说，这本字典需要反复查阅以便求证。”^[68]相反，由于“在《说文解字》里找不到《正字通》里收录的词源学材料，或者是《正字通》里删去了《说文解字》里的一些材料”^[69]，马若瑟对《正字通》的价值则有所贬抑。

在《六书实义》中，马若瑟讲解了《说文》这部字典名称的含义：“《说文解字》的意思就是‘关于独体字（文）和合体字（字）的讨论（说）和解释（解）’”^[70]，还建议读者读其书时要参看《说文解字叙》中关于六书阐释的文字。他还在书中简述了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从汉代编撰《说文解字》的许慎，一直到当代的一个叫作刘二至的人”^[71]，并且“作了许多关于《说文解字》的注释”^[72]。

三、马若瑟利用《说文》阐发他的索隐思想

马若瑟关注《说文》，除为通经以外，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利用它来阐发其索隐思想。他认为在《说文》一书中存在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其《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一书中列举的古籍就有《说文》。^[73]他在认真研究《说文》之后发现：“汉字本身就足以说明——谁创造了它们，谁就告知了我们所有的奥秘……”^[74]在很大程度上，马若瑟将其索隐派的观点建立在“理解这部字典体系的基础上”^[75]。马若瑟相信汉字这种体系和汉字本身都是由上帝赋予我们祖先的，它们充满着令人鼓舞的预言，而六书体系则是一把打开隐藏在这些预言中的奥秘的钥匙。这种观点成为他独特的索隐观点的基础。

（一）马若瑟对《说文》六书的索隐阐释

马若瑟对《说文》六书的索隐阐释主要体现在其中文著作《六书实义》中。从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两份手稿抄本来看，《六书实义》“包括8页长的序言和15页长的跋，分别作于1720年和1721年。正文本身有30页，每一页上都有270个汉字。两份抄本都是线装的，看起来很像中国书籍”^[76]。作者的名字是“温古子”，这是马若瑟的笔名。

《六书实义》的内容是一位长者（马若瑟）和一位年轻学者之间的类似于对话的教理问答，里面充满了马若瑟的索隐思想。马若瑟通过两人的问答从索隐派的立场对《说文》的六书理论作了新的解释。

该书一开始，年轻人问“书契之原”，马若瑟引《周易·系辞下》的说法“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根据《周易·说卦》中的“乾为天，兑为口舌”提出：“书契其代天之言乎?”他又引用宋代《路史》作者罗泌的话“河图洛书，皆天神设言义告王，先王受之于天，传之以世，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谓之书契”，来证明文字里隐含了“天之言”。对于文字之产生，《说文解字叙》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可见许慎本来并没有认为文字为“代天之言”的意思。张西平先生指出：“许慎已经对文字的产生作了历史的说明，而马若瑟在文字产生上的解释恰恰相反，是利用远古文化的神秘特点，从和许慎不同的方向加以解释，将文字产生的原因重新拉回到神秘的远古时代。”^[77]马若瑟对文字产生作出与许慎不同的解释其实是在为自己对汉字的索隐阐释作铺垫。此外，马若瑟曾在1731年8月29日给傅尔蒙的信中写道：

问题在于发明汉字的人是否知道“圣三一”这个概念的存在。我认为他是知道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在此谨想让人们接受《说文解字》中所描述的六书概念。^[78]

“圣三一”是指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及圣灵本为一体，这是基督教重要的教义。马若瑟认为发明汉字的人知道“圣三一”这个概念，并隐蔽地体现在汉字中，所以他力图从《说文》所描述的六书概念中找到证明。他在《六书实义》中说：“百家出，六书昧。六书昧而六经乱。六经乱而先王之道熄。故语常云，六书明而后六经通，六经通而后大道行。”^[79]这正是马若瑟在《六书实义》中要对《说文》六书重新进行索隐阐释的原因。他对《说文》六书的索隐阐释如下：

1. 关于指事

马若瑟认为指事字非常重要，它用符号来表示抽象的事物，是形而上学的、具有宗教性质的表示方法。他认为：“当人们了解了这种字的知识以后，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会意字和假借字了，那么多半也就能够正确理解象形字和形声字了。”^[80]

马若瑟认为：“这种类型的汉字并不太多，也就是‘丶’‘’‘’‘’‘’‘’和‘丨’，全部奥妙都藏在这七个简单的汉字中了。”^[81]“丶”象征着最高之主的实体，“”“”和“”则象征着最高之主的三个位格。

“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马若瑟说：“一二三者既为指事，而不可以异体分之，乃以异位别之，不亦宜乎。一者非二、非三，而为二三之本［二者非一，而为一之所生［三者非一非二，而为一与二之所发。有一斯有二，有一与二斯有三，无先后之时，无尊卑之等……无始无终，而为万物之终始。论其纯神之体，则自为不贰，论其同等之位，则有一有二有三。……知实有三位，而三位共位一体，则执三执一，而其真宰之道。”^[82]然而《说文》曰：“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此乃源自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并没有这种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概念。

马若瑟又认为“”“”是“上”和“下”的古字，“丨”意为从上一直贯穿到下。天在上，人在下，天人之间通过“丨”相互融合，结合起来成为“”的形象，表示从上通到下。《说文》中并无“”字，这是马若瑟为阐释其索隐思想而创造出来的，用以描述天人之间通过主耶稣进行沟通融合的景象。他还引用《易经》中的“否”卦和“泰”卦来说明它的含义：“否”时由于魔鬼的缘故，天地断绝。“泰”时天地交通，“大人”（主耶稣）贯通了上下，他在天为主，在地为仆，他就是乾卦爻词中的“利见大人”中的“大人”，他是神又是人，使万国享和平。^[83]

2. 关于象形

关于象形字，马若瑟所举来自《说文》的例子^[84]，都染上了圣经学的色彩。例如“亾”字，他认为：

“亾”的本义是“飞”或者是“逃走”。它由一个“人”字和一个表示“邪恶”或者“罪恶”的字组成，形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而走小路或者沿偏僻的路径逃去的样子……两个原来就有的字组成了这个字……大概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在黎明时分，一个犯罪的人逃走了……^[85]

“亾”字即“亡”字。《说文》曰：“亾，逃也。从入从。”又曰：“，匿也，象曲隐蔽形。”可以看出，《说文》只是说逃跑，而马若瑟则强调是有罪的人在逃跑，因为“罪人”也是基督教中重要的概念。

3. 关于形声

马若瑟认为形声字是六书中“最不重要且最没有趣味的一种”^[86]，有很多弊端，比如形旁大体告诉我们这个汉字所表示东西的样子但不具体，有的形声字的形旁是后来才加上的。马若瑟甚至认为它的存在不是很有必要，“在指事字、象形字和会意字中并没有表示读音的部分，但是它们的意思和词源依然很清楚。也就是说，即使形声字不存在，我们的先祖之王的德行依然能够被理解并得到传承”^[87]。由此可见马若瑟评价六书的标准在于能否清晰形象地表达“先王之德”，形声字对阐释基督教教义帮助不大，马若瑟就认为不重要了。

4. 关于会意

关于会意字，马若瑟主要举了和“羊”有关的一些字来说明。例如，他说：

我们知道羊有角，但是羊却从来不用它的角做什么。如果你捉住了羊，它不会叫喊［如果你杀了它，它一声也不会吭。因此我们可以用羊来作为圣人的形象或者符号。“羊”字是很多会意字的部首，例如“善”“好”的意思，它也可以被写作，就是两个“羊”字的中间有一个表示说话的“言”字。如果从右到左来读这个字的话，每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来读，意思就是“羊说话”和“说关于羊的话”。它们都是“好”的意思，事实上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别的好东西了。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字的意思，我们又怎么能理解这些话呢?如果我们知道了指事字的形成原则，仔细研究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字的意思……^[88]

马若瑟作出这样的解释与基督教教义中“羊”的形象有关，在《圣经》中羔羊（lamb）是祭品与耶稣基督的象征，绵羊（sheep）是信徒的象征。

马若瑟还举了一些经常被人“误解”的例子。比如“仙”（僊）字，他分析道：“通常情况下意为‘长生不老者’或者是‘修道’者，但是《说文解字》中的词源解释证明它的意思是‘升高’。所以长生不存在于人世间，而存在于天上。”^[89]“仙”（僊）字的《说文》解释是“长生僊去。从人从，亦声”。“仙”（僊）字确实有“升高”的意思，但马若瑟进一步发挥，称长生存在于天上，则是要宣扬人信奉上帝死后方能升入天堂获得永生的教义。

5. 关于转注和假借

马若瑟认为转注和假借是“用”，不是太重要。他说：“事实上后来的学者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不重要的两类汉字──转注字和假借字上，而忘记了去思考另外几种重要的汉字——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90]他把假借字分为三小类：较低的一类、中间的一类和较高的一类。^[91]最后他要求年轻人把最初的七个指事字从整体上看作一个假借字──最高的一种类型假借，借用一个形状来说明一件事情。他说：

“、”“”“”“”四个字表示一个实体，三种位格和神。“”“”和“丨”三个字表示继承了上天，建立了完善，成为圣人。七个简单的汉字就是指事字——仅此而已。文字学最高奥秘、经的学问、理的学问——都包含在指事字当中。^[92]

马若瑟还说：“一旦你理解了指事字，假借字就变得很容易。一旦你理解了假借字，六经就不难了。一旦你理解了六经，圣人之道也就不难了。”^[93]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马若瑟为了系统地使《说文》六书能够附会基督教教义，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

（二）马若瑟利用《说文》字义说解阐发索隐思想

除了对《说文》六书作索隐阐释以外，对《说文》中某些字的分析，马若瑟“很严肃地认同了这些词源学方面的论述”^[94]。他认为：

文（简单文字）和字（复杂文字）的道理包含两个部分：本义和意义（或称之为分析）。“说”和“解”向我们展示这个文字的本义［六书的分类系统则告诉了我们关于这些文字的分析或解释。本义可以使我们通晓这个文字的概念［分析让我们正确理解这个文字。如果我们不能掌握这种分析，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文字的真正含义呢?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离我们祖先的理解越来越远的时候，文字的本义和意义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如果真的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文字的学问就会衰落下去。^[95]

因此，马若瑟“仔细地用这本古老的书籍来解决问题”^[96]，即在自己的著作里利用《说文》对某些字的解释来阐发自己的索隐观点。

马若瑟在另一著作《象形字典的手稿》^[97]中，认为“一”字是构成其他所有汉字的基础，也是数字中的第一位，这个汉字是“神”的美好象征，是伟大的和谐的象征。他引用《说文》中对“一”字的解释——“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认为这是个至高无上的统一，并把它称为“圣三位一体”，认为没有什么比“一”字更能够如此美妙地表达关于神的“圣三位一体”的观念。^[98]该手稿中，还有一个“史”字的例子。“史”的意思是历史学家，《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马若瑟因此把史学家比作传播《旧约》的先知和传播《新约》的福音布道者，因为他们“可能是唯一一些能够正道而行，毫不执有个人偏见和喜好的人。无论如何，他们是唯一掌握了解确切真理的人”^[99]。

（三）马若瑟以索隐思想重新诠释《说文》字义

马若瑟虽然接受《说文》大多数的论说，但因为有索隐思想在先，所以“有时候也会反对书中的一些说法”^[100]。他用索隐学推测来解释某些字，会出现一些与《说文》分析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详（詳）”字，《说文》曰：“审议也，从言羊声。”马若瑟则告诉读者：“详”的意思是《旧约》中的先知在羔羊说话之前（spoke of lamb）到来。又比如“善（譱）”字，《说文》曰：“吉也。”马若瑟则认为“善”意味着羔羊说话，即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101]马若瑟还很自信地说：“每个中国人，无论他对这本字典怀有多么大的热情，他都会承认我是对的。”^[102]他还说：“我们已经向中国人说明我们神圣的奥秘，然而他们尚不能相信。如果我们将汉字的秘密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景仰的，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所说的关于他的一切以及基督降临之后他所说的一切才能被称为‘至善’。中国人能明白这些道理，特别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美妙的象形字唯一可被接受的解释。”^[103]

马若瑟曾在《汉语札记》第二编第三章“关于汉语的不同问题风格及撰写文章最好的方法”的第三节中，把《诗经》里“皇矣上帝”的“皇”字译为“尊严的，威风的”，他说这个字是由“自”和“王”两个字组成，意思是“自己成王”^[104]。在这里，马若瑟的解释与他所推崇的《说文》一书对“皇”字的释义有所不同。《说文》之说解是：“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这种释义上之不同，也只能从马若瑟的索隐思想上找根源了。

四、对马若瑟《说文》索隐研究的评价

在介绍马若瑟的《六书实义》这本著作时，丹麦学者龙伯格这样评价：“我们很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得到了马若瑟的这本高深的作品。这些人一定很喜欢马若瑟著作的风格。并且对此书倍感亲切，因为马若瑟的著作中不乏对他们熟悉的经典的引用。不过他们一定也对马若瑟从他们古老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得到的观点感到困惑。”^[105]这里所说的这些人是指得到马若瑟手稿抄本的当时中国博学的文人。龙伯格在这里指出两点：一是马若瑟对《说文》的研究很深入，二是他的索隐思想不一定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我国学者张西平在《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中国语文学和索隐派》中译本序第11页中对马若瑟的《说文》索隐研究有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

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解释历来是一种创造，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可以说，马若瑟在曲解《说文解字》，因为他加入了许慎完全没有的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说马若瑟在创造，在创造一种新文化，在会通中西这两种在文化趋向上完全相反的文化，实际上直到今天，马若瑟的这条思路仍是中国教会的理论家们在解释基督教神学思想时常常采用的手法。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中国语文学和索隐派》中文译者之一李真在其论文《论马若瑟汉语语法论著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中评价马若瑟是“索隐传教士中对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化了解最为深入透彻的一个，研究《说文解字》和《易经》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106]。我们基本认同这一评价，尤其是他能以地道的中文写出《六书实义》这本书，足以说明他对《说文》的研究之深。

总之，从时间上说，马若瑟是西方对《说文》关注和研究的先驱，马若瑟于1736年去世，他在一系列著作中显示出对《说文》的极大兴趣，要比美国学者米勒所谓“西方对《说文》最早的关注在1765年”的说法至少早几十年。从深度上说，马若瑟的《说文》研究比较系统深入，他认真努力地学习钻研《说文》，并积极地利用它来系统证明其索隐思想。尽管他往往以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来解释汉字，这和许慎本人所强调的方向不同，且这种《说文》索隐研究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然而，马若瑟作为西方学者中较早关注和研究《说文》的一员，在欧美《说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我们今天梳理欧美《说文》学发展历程所绕不开的一位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