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空间的发现——《茶馆》新论
1957年，老舍的《茶馆》创作完毕，并发表于巴金主办的《收获》创刊号上。以个人名义初创的《收获》成为《茶馆》的问世之地，这似乎是一个相当隐晦的暗示：这部有别于老舍其他明亮乐观的剧作的新作将有着难以预料的未来。在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冷遇之后，《茶馆》才最终于新时期在当代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多年来的指责或是赞扬多与它深沉的政治主题相关。就《茶馆》而言，它不仅要为旧时代唱一曲挽歌，还意在呈现旧时代的“市民公共空间”。当老舍试图“叙述三个时代的茶馆生活”
时，茶馆便被赋予了“市民公共空间”的气质。茶馆的没落既是旧派市民逐渐离开公共空间的过程，又是现代与传统对垒的过程。而《茶馆》“不合时宜”的低沉忧郁的风格与它所构建的市民公共空间表现出了对20世纪50年代主流文学话语的一次疏离。
一、 茶馆之要义：市民公共空间的营造
市民阶层在古老的中国似乎是个力量极为单薄的阶层，这在与庞大的农民阶层的对比中显得尤为强烈。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市民阶层似乎很少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主张。直到时间的列车将中国拖进了现代化进程，市民阶层方才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现代文学中以市民为表现对象与接受群体的文学作品开始丰富起来，老舍便是以对北京市民生活的表现而蜚声于现代文坛。在进入当代中国后，文学对于市民的关注程度有所削弱，且无一例外地受制于当时的主流意识。
受益于“双百”方针的宽松，当老舍再次将目光投射到他最熟悉的旧时代的北京市民时，历史巨变所带来的沧桑感就如低沉的挽歌一样笼罩了他。怎样表现出这种巨变之后的沧桑感呢？老舍放弃了自己极为娴熟的人物故事的表达方式，选择茶馆作为整部戏剧中不出声的灵魂，在流水般逝去的时间中进行无言的诉说。
哈贝马斯在他的杰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平民公共领域：“在居统治地位的公共领域之外，还有一种平民公共领域，和它唇齿相依。”“民众构成了衬托统治阶级、贵族、教会显贵以及国王等展示自身及其地位的背景。民众被代表型统治排挤在外，因此，民众属于建构这一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之一。”
尽管平民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平民还是会有议论政治的冲动。据此而言，当北京市民以茶馆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场地时，茶馆也就具有了特别功能。对于这点，老舍自然是深谙其味。为了凸显茶馆当日的重要性，老舍在舞台说明中不惜三番四次地“饶舌”。
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老舍一再强调“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这自然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老舍一再强调的“重要”就在于茶馆的公共性。第一节的舞台说明交代茶馆是一个休闲、议事的场所，并特别指出这是解决群架纠纷的好地方。大茶馆既有休闲之用同时又绝非仅是休闲，所以，“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这里有着天天见面却未必热乎的熟人，更有着平和悠然的恬淡气氛。虽然这些茶客既无政治的野心也无政治的权力，但他们依然要对整个社会的各种现象做出合乎自己身份的反应。茶馆中随处可见的“莫谈国事”的小纸条既是对各位茶客的警示，也是一种暗示：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市民们对国家政治有着天然的关切。这些小纸条恰好宣告了沉寂的火山随时有爆发的可能。茶客们的窃窃私语就如沸腾的水珠一样透露着政治的紧张。于是，老舍进一步细化身处茶馆的人们的言行谈吐，这些言论充满了19世纪末的中国所特有的末世浮华与危机：荒诞不经的蜘蛛精传说可以是市民热衷谈论的对象（对鬼怪的热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京戏演员的新唱腔与鸦片、玉扇坠儿、鼻烟壶是19世纪末的流行色，而奇怪的“在海边修墙”的意见一方面表达出市民百姓对国家忧患的朴素关注，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民智尚未开化”的悲哀，遥远异族的侵略由海上而至，无法在海上抗击的民族只好借鉴老祖宗修长城的宝典了。
很显然，老舍在设计茶馆这个公共空间的时候便已经放弃了对大起大落的戏剧情节的追求，否则，他可以用小说家的才情构思一个强烈的故事主线。在老舍看来，市民的日常生活应当是像河流那样，没有大的波澜，但是漩涡与浪花还是存在的。通过茶馆这个市民公共空间的衰微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从日常生活的流水般逝去传达出历史的信息，这构成了《茶馆》的特殊视角。《茶馆》的戏剧推动力是历史，而不是故事，历史的推进又依靠人物的变换而完成。为了在茶馆中尽可能广泛地展现旧日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老舍选择了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茶馆》的上场人物达到七十多个，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十人。如此多的人上下场对演出形成了巨大挑战。为了妥帖安排这些人物，老舍采用了一些方法。各色市民来到茶馆，也就展示出各自“公共性”的一面。无论是有名有姓的松二爷、常四爷还是无名无姓的茶客甲乙丙等人，无不在此公共空间中有着存在的必要性。而特殊人物的出现必然会带来强烈的穿插效果，成为众茶客的注目中心（如庞总管、康顺子等）。
就整部戏剧来说，为众多人物寻找连接与平衡点是关键所在。茶馆掌柜王利发就是为此而存在的。他既是茶馆的经营者又是茶馆众生相的观察者，所有的人物都需要与他进行交流并且向他展示自己的某一人生片段。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在作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存在的同时也自然多了一份叙事功能。在老舍将茶馆当作“一个小社会”来处理的时候，他便是通过王利发站在市民的立场来观察历史变迁，而茶馆的“公共性”又符合了老舍的市民立场：“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在以往的解读中，偏重于“侧面透露出的政治消息”即“埋葬三个旧时代”，从而在严肃宏大的层面上高度肯定《茶馆》。细读《茶馆》，我们更应该重视《茶馆》的市民立场。老舍努力避开的正是宏大历史叙事所带来的困扰，回到小市民的层面上传达普通人尤其是平民百姓的欢乐悲哀。进出茶馆的人虽来自三教九流，但绝大多数都是市民，尤其是本分善良的小市民。《茶馆》充分显示了来自社会下层的老舍对小市民的认同与体察，即使是写裕泰大茶馆，也是将其定位在小生意、小买卖上。因此，掌柜王利发不是豪商巨贾，更不是豪门贵族，只是小生意人，连店面也是租来的。王利发可以算是旧式生意人的完美典范。他的经营之道就是“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未曾想过一夜暴富只求安稳度日的王利发将本分人的人情体贴深深渲染进自己的经营活动中。他以温情为茶客们搭建了一个小小的精神交流与休息的场所。就此而言，《茶馆》延续了老舍的《骆驼祥子》、《离婚》等小说创作的精神，由《龙须沟》等作品的乐观变得深沉。老舍终于以明净的创作心态为50年代文学贡献了一部杰作。
二、 茶馆之象征：传统与现代的对垒
由于19世纪中晚期的殖民危机，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轨。现代化将中国拖进了快速航道，这一过程自然充满了耻辱与失落。不擅长政治的老舍却很有信心地“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由于他的真诚与侧面透露，老舍在《茶馆》中不仅透露了一些政治消息，而且发现了传统文化的危机，于是眷念之感顿生。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论是多么美丽的花儿总有着凋谢的时刻。茶馆之象征便在于茶馆没落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逐步失却的过程，这没落与失却又是在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对垒中完成的。曾有人言《茶馆》是“旧时代的民间生活浮世绘”，这个基于“民间”视角的评判也许可以给我们的文化考察带来新意义。就文化传统而言，即便是贵族的文化娱乐也会由于在民间的普及而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最终成为整个民族生活的一部分。众多优美的传统文化样式在茶馆中构成了市民生活的休闲与寄托。但在从未有过的时代巨变面前，无论是遛鸟、斗蟋蟀还是评书、美食等都在《茶馆》中经历着最后的时刻，即便是茶馆自身的生存都出现了问题，曾经热闹的三教九流汇聚之地变得门庭冷落，生意也难以维系。老舍以沉静而又悠远的态度表现了茶馆主顾的变迁，而趋时就新的老茶馆则在历史的风尘中辗转，试图避开倒闭的命运。
经过从清朝到民国的变局，清王朝的支柱——八旗子弟显然不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也就从茶馆的主顾变成了茶馆的怀想者。对旗人命运的关注让老舍在《茶馆》中颇费笔墨。而茶馆似乎也正步着旗人的后尘，不可避免的失败正在历史的暗处招手。在第一幕中，老舍特地设计了挂鸟笼的地方，这显然是考虑到北京人的遛鸟传统，遛鸟人又以八旗子弟为甚。因此，松二爷与常四爷这两位旗人便是提着鸟笼出场的。完全失去了祖先彪悍气概的松二爷柔弱善良，对鸟儿的溺爱几乎超越了对自身生命的关注。性格刚强的常四爷则在玩鸟之余不忘忧国，颇有为国慷慨赴死之心。进入民国之后，挂鸟笼的地方被取消了，旗人松二爷、常四爷显然已经失去了相应的经济能力，不能随意进入茶馆休闲聊天了。随着旗人地位的变化，鸟儿似乎也失去了登堂入室的机会。曾经的惬意失去了，代之而起的是生活的窘迫。爽快的常四爷在贺喜的同时道出了自身的衰落：“象我这样的人算是坐不起这样的茶馆喽！”与常四爷辛勤劳动努力生存相比，松二爷毫无应对能力，善良本分的他只能等着落叶般的命运了。
如果说旗人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丧失而不能继续悠然自得地在茶馆小憩，那么刘麻子、唐铁嘴之流则成为掌柜王利发明确唾弃的人物，在唐铁嘴有了几个小钱试图租住公寓时，他也找借口推辞了。只是碍于街坊邻居的旧日人情，刘麻子等人还能在茶馆中偶尔出没。为了茶馆的生存，王利发改变了多年的经营格局，“烂肉面”在成为历史名词的同时也在传递着茶馆对流氓混混的拒绝。经过王利发的改良，茶馆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是茶馆，不过服务对象改变了：从招待三教九流变成“专招待文明人”；后面是公寓，公寓主要租给大学生，这改良措施表明老字号的裕泰大茶馆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王利发这位“圣之时者”敏锐地捕捉到茶馆的潜在消费者，虽然他不一定对“文明人”有多少的亲近感，但是他知道这类人是新兴的社会中坚，也是茶馆最主要的光顾者。因此，投其所好是茶馆改良的关键。“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西化情调让老裕泰度过了民国之初的混乱年代。
由于王利发的精明、勤劳与善良，茶馆又度过了北京沦陷的一段时光。清醒的老舍却无法就此给予裕泰茶馆光明的前程，就在裕泰初次改良成功的同时，其他茶馆都已经纷纷倒闭了。屡经雨打风吹的茶馆在第三幕中处处显露出败落的气息。迫于无奈的老掌柜王利发不得不考虑聘请女招待招揽生意，茶馆昔日的古朴与温馨向粗俗的色相让了步。尽管如此，茶馆也未能实现从末路到中兴的转变，相反，这让步加剧了茶馆的末路进程。其实，茶馆和评书、满汉全席一样都走在传统与现代对垒的夹缝中，旧日的传统文化在战争的漩涡中基本上都无法抵挡住现代物质欲望的侵袭。赤裸裸的欲望不再需要优雅的外衣做掩饰，缓慢的节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急速转换。传统文化在夕阳黄金般光线的照耀下显得分外迷人，就像童年时的美梦一样令人追怀。只可惜这些都是最后一瞥的风致了。在此层面上，我们方才可以理解老舍的文化关怀。老舍对传统文化的温情脉脉让《茶馆》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怀想北京旧日文化的作品。喝茶、遛鸟、斗蟋蟀与满汉全席、评书、国画一起构成了《茶馆》的文化世界。但这文化世界已经开始倒塌：
邹福远 唉！福喜，咱们哪，全叫流行歌曲跟《纺棉花》给顶垮喽！我是这么看，咱们死，咱们活着，还是其次，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艺儿，再过几年都得失传！咱们对不起祖师爷！常言道：邪不侵正。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王利发 唉！（转至明师傅处）明师傅，可老没来啦！
明师傅 出不来喽！包监狱里的伙食呢！
王利发 您！就凭您，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去给他们蒸窝窝头？
明师傅 那有什么办法呢，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满汉全席？我连家伙都卖喽！
流行歌曲与《纺棉花》之类的庸俗小调让评书艺人失去了市场，满汉全席的厨师沦落到为监狱犯人蒸窝窝头的境地。抗战胜利之后的北京在极短的时间里走到了政治集权与经济崩溃的尽头，附着在稳定而古老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也就如沙砾一般散失而去。在这个旧世界崩溃的关口，不仅是评书、美食失去了生存的根基，甚至是茶馆这个市民空间也将成为记忆中的景象。王利发的精明与善良并不能为他带来劫后余生的幸运，正是小刘麻子无耻而恶毒的计划直接断送了茶馆与王利发的性命。北京市民生活标志之一的茶馆终于未能得到幸存的机会，这个传统文化中既寻常又温情的休息之地就此退出了市民的生活。
三、 沉郁的《茶馆》与50年代的文学
周作人曾经说过“单纯的信仰使人幸福”，用这句话来形容老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创作是相当贴切的。1949年12月老舍回到北京，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生活与创作。20世纪50年代的老舍成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高产作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心情与写作状态，老舍曾经说道：“我勤，因为我心里高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怎能默默地低着头，不和昂首阔步前进的人民一同工作呢？虽然我不会生产一斤铁，或一升小米，我可是会写一点，多供给人民一点精神食粮。我不甘落后，也要增产。”老舍以多年北京市民的身份与思维习惯感受着新中国的朝气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与众多的市民一起为新中国尽情欢呼，这种喜悦是毫无保留的。同时，老舍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文人与知识分子的职责：创造精神粮食，就像其他的劳动者一样尽到自己的本分，并且以增产为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老舍将创作力量集中在话剧这一样式上：“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可是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这就是我近来不大写小说，而爱写剧本的另一原因。人民喜爱戏曲，可是也越来越多地喜爱话剧。话剧的作者与话剧剧院，在这个形势下，就不大够用了。因此，虽然有些朋友劝我仍去写小说，我还不敢马上点头。”在对新中国新社会的无保留的信仰与赞颂中，老舍剧作的绝大部分都是以新社会的人与事作为取材对象，比较好的是《龙须沟》。这种创作努力正好与50年代的政治要求是相一致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上留下了深刻的指示方向的意义，延安文学随着胜利的秧歌在新中国开花结果了。50年代的文学在“工农兵”方向的指引下，呈现出了同前三十年新文学不一样的美学风尚与话语。明朗、昂扬、乐观取代了苦难、沉重、忧郁等，成为一时之美学风尚。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话语渐渐为工农兵话语所代替。知识分子的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逐渐消隐，代之而起的是向工农兵学习的谦逊。作家们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以歌颂新中国为主调，歌颂生活其中的工农兵。对市民阶层的文学表现也发生了政治上的变化：对之进行阶级划分，大部分市民在拥有了工人、营业员等劳动人民的标签之后获得了文学的尊重，而体制之外的小商小贩等未能纳入正规行业的小市民则遭遇了文学的冷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老舍也在对市民阶层尝试阶级划分的方法。无论是方珍珠（《方珍珠》）、陈疯子（《龙须沟》）这样的艺人，还是宋玉娥、余志芳、齐凌云（《女店员》）等售货员的基本定位都是劳动人民。于是老舍以喜悦与乐观的心态表现人物正直善良的品质，通过人物命运的今昔对比，传达出对新社会的喜爱之情，作品因此闪耀着新时代的理想光辉。但是老舍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创作出现了问题，在1961年的《题材与生活》一文中对此就有了很清醒的认识：
我过去写新题材没有写好。这与生活有关。我从题材本身考虑是否政治性强，而没想到自己对题材的适应程度，因此当自己的生活准备不够，而又想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只好东拼西凑，深受题材与生活不一致之苦。题材如与生活经验一致，就能写成好作品；题材与生活不一致，就写不好。
虽然在“反右”政治形势的影响下《茶馆》并未能获得交口一致的赞誉，1961年的老舍还是低调而坚定地表明对旧时代的重视：“新的题材我不愿意放弃……不过以后我也许要写旧的，如历史题材和反映旧社会生活的作品。新的旧的都写，也是两条腿走路。这样我就更从容了，不至于因为写不出现代题材的东西而焦急了。”
这些话可以视作老舍回顾自己50年代创作时恳切之语，毕竟，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颇受政府礼遇的，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全力赞颂自然成为作家回报知遇之恩的最佳方式。而身为作家，又有着追求优美之作的天性。昔日熟悉的市民世界总是在远远地召唤着他，这不能不让老舍若有所失。《茶馆》为老舍从容地“两条腿走路”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实践。回到旧日熟悉的市民世界对他而言是一次精神复苏的旅程。老舍通过“新的”题材的写作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而对“旧的”题材的坚持则是一种更为愉悦自身的写作。一旦回到旧日的生活场景，老舍的笔调就显得舒展别致了：
在《茶馆》的第一幕里，我一下子介绍出二十几个人。这一幕并不长，不许每个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据说在上演时，这一幕的效果相当好。相反地，在我最失败的戏《青年突击队》里，我叫男女工人都说了不少话，可是似乎一共没有几句足以感动观众的。人物都说了不少话，听众可是没见到一个工人。原因所在，就是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象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那几十分钟里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
《茶馆》在不经意之间激活了老舍的童年记忆，他对于旧北京的熟悉以及进入新时代后的审视眼光就有了特别的明净。重新回到市民世界让老舍暂时避开了阶级、革命等50年代文艺的关键词，就此而克服了50年代文学作品常见的局限。在偶然的回顾中发现了自己一度疏远的往日生活，这让老舍多少有点失而复得的喜悦，这也就难怪他在1961年还会创作《正红旗下》了。
（原刊于《戏剧文学》2007年第6期）
- 老舍：《谈〈茶馆〉》，《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0页。
-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 老舍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详细列举了自己处理人物上下场的三个办法。
-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
-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 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老舍的话剧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 老舍：《〈老舍剧作选〉自序》，《老舍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老舍《题材与生活》，见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 老舍《题材与生活》，见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 老舍：《戏剧语言》，《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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