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还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谈到的，我主张“小题大作”。口子不妨开得小，但进去以后要能拓得宽挖得深。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作”，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就整个中国小说史来说，从1898到1927年这三十年未免太短暂了些；但就其承担的历史重任——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而言，这短暂的三十年值得充分重视。对这三十年小说发展的历史，可以从文体学、类型学、主题学、叙事学等诸多角度综合把握（一开始我正是试图这样做）；但如果抓住表现特征最为明显而且涉及面较广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也许更能深入论述。当然，选择这被称为“形式革命”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作文章，不无对以往过分强调“内容层面”的研究进行反拨的意图。

在论述过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这既不值得夸耀，也没必要隐瞒。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不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话；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没有一种“新方法”足以涵盖整个文学现象。衷心感谢“新方法”的创造者和倡导者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但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最新最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彩的例证。我关心的始终是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对于研究者来说，结论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论证。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不满意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批“思想火花”式的轻率结论；而且因为精彩的结论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严肃认真的推论逼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本书的写作一开始主要考察西方小说的启迪，可慢慢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以至成了全书的另一个论述中心，甚至是更有理论活力的中心。也许，由于理论设计和操作过程失误，我推出的结论会有某些偏差。但我真诚地希望本书提供的大量材料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同时，为便于进一步检验，我尽量减少论证过程中的情感色彩和“思想火花”。

本书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但写作结果不尽如人愿，只好保留“小说的书面化”一章作为附录，而把其他更不成熟的部分删去。

关于“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共同制约着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理论构想，是我对中国小说、戏曲、叙事诗的某些主要形式特征得以形成的基本理解。本指望写完《说“诗史”》等一组文章，为本书的写作提供较为坚实的基础，可惜只完成了第一篇。现附录于此，作为第七章《“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补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确定选题、通过提纲到最后写作成文，始终得到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悉心指导。对此，我十分感激。

参加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的吴组缃、乐黛云、孙玉石、吕德申、樊骏、王春元等诸位先生，都曾就我的论文修改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另外，季镇淮先生不顾年老多病，为我审阅论文的部分章节；海外学者李欧梵先生曾就论文的基本框架提出过很好的建议；我的朋友钱理群、黄子平、赵园、孟悦、伍晓明等在我写作论文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支持。

此书之得以完成，还有赖于我的妻子夏晓虹的鼎力相助。这不只是指精神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照顾，还包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很多精彩的材料，允许我引用她尚未正式出版的专著中的某些观点，以及作为第一个读者，对本书的每章每节提出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1987年6月25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