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

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经历的三十年，是发生了巨变的三十年：前所未有的进展，前所未有的活跃，前所未有的多元，前所未有的繁复。这些变迁，标示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如果对历史做总的思考，那么从五四算起，中国文学理论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诞生的阶段，它对应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实践的阶段，它对应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个三十年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形态的构建阶段，它对应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三个“三十年”，在理论的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上有内在的连续性。但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各个阶段的文学理论又有各自鲜明的理论面貌和规定性。

本书就是力图对第三个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取得的成绩、发展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一相对系统而完整的回顾、梳理和总结，以期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做出较全面的把握。

我们想以史论纵横的两条线索、以亲历的变化为现实基础，以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为轴心，对新时期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的变迁进行爬梳，既勾勒出大致的发展脉络，又查检出它实际存在的诸种问题。

可以说，我们对三十年来文学理论进行总结的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求得中国文学理论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这里的发展，不是不知发展为何物的“发展”，不是仅仅廉价的增量式的发展，也不是与社会和创作无关的空洞发展，而是探究“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怎样看待现实中的发展”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发展，是突出文学理论谨严的科学性和深刻的人文性的发展，是把发展问题放到更宽厚的理论背景来探讨的发展。

为此，本书采取了强化“问题意识”的做法，阐述三十年来文学理论的进展和成果，分析三十年来文学理论的走势与变迁，涉及此间多次理论论争与学科范型的转换，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理论的基础研究问题和学科定位问题。

为了总结的深入，本书突出了反思的成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反思”无非是不以外界的事物而以自己的认识或思想与行为作为思考的对象，对于先前的认识或思想与行为进行再思考。简单地说，“反思”就是对已有的认识加以再认识。反思并不意味着否定，反思是在发现问题中求得健康发展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以存在的问题——尽管有些问题足以抵消它所取得的其中任何一个进步——来掩盖文学理论进程中实际呈现出的线性延伸趋势。

当然，总结和反思三十年的文学理论，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因为要总结和反思，就势必要分析这一过程中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哪些意见是不成功或错误的，就势必要在指出成绩的同时找出存在的问题。而要找出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可能同固有的见解、学术格局、学术机制和评价体制发生矛盾。因此，总结和反思历史，是一件严肃的、困难的事情。但是，新时期已经三十年了，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文学理论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要想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总结一下，反思一下，在多元中立主导，求共识，是极其必要的。同三十年前改革之初一样，反思是一种历史的要求，也是继续前进的动力。

毫无疑问，为了获得科学回顾、梳理、总结和反思的能力，为了不被一堆理论细节和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在处理和考察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时候，我们需要谨记理论与理论之间基本的历史联系，并需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语境和范围之内来加以讨论。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存在发展的特殊性质，那就很难认识到该语境对于文学理论的内在规约，不仅要求具有学理规定性，而且还要求其具有合理的方向感。因为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形式，其存在的可能——不论是技术性的，还是观念性的——实质上都是在先前文学理论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文学理论的历史同其他精神生产的历史一样，只有放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环节的深刻联系中，才能找到其正确的方位和发展之路。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表面上最大的特点莫过于追求一个“变”字，不停地变，令人眼花缭乱。“变”是容易的，但要发生推进性的变化，就不容易了。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炫目的五光十色“变”的背后，仍可以看到许多凝固的、因袭的、不变的东西。有些研究，追求的不是学理的进步，而是新闻的效应；有些研究，貌似创新，实际离真正的文学理论相去甚远。因此，对于“变”，要加以具体分析。如果站在时代高度，平心静气、拉开距离地加以俯瞰，就能看出新时期文学理论之变的真实意义，同时就会看到，有些变化，其轨迹往往还是在一种旧的理念上重复和轮回。

我们认为，从全局看，新时期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是一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是多方努力推动下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是中国化文学理论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不断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在实践基础上推进学理创新、方法创新、观念创新和境界创新的历史。

从总结和反思的意义上说，我们赞同这样的见解，即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为主导，来理解我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形态，这应是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进行总结与反思的认识基础。从本质上讲，新时期文学理论三十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是以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主轴的中国文学理论整体结构形态生成和建构的历史。新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围绕着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观念展开的，始终是一个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问题。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经历的曲折，都与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联系。^〔1〕这种见解，超越了表象，抓住了主要矛盾，触及了事物本质，是符合新时期文学理论实际的。

怎么看待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长足进步，已经是一个亟须探讨的课题。这是因为，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繁复的进程中，现象和实质、正确和错误、积极和消极、新思和旧念、传统和叛逆、本土和外来、官方和民间、一元和多元、学术和市场，是极其庞杂地交混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科学态度，才能发现和理解文学理论进步的真相。

归纳起来，我们认为这种发展进步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观念突破了旧有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推进文学理论中国化结合起来，张扬了适应中国历史新阶段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念；二是随着吸收借鉴中外文论及其他学科方法和思想资源的不断增强，新时期文学理论突破了单一独语式的模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呈现出百家争鸣、多元发展、日臻成熟的趋势；三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达到了相当宽阔的程度，外国文论的引入和译介达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本国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理论的交流和对话达到了准同步的程度；四是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著述成果，在数量、质量和话语方式上，都超过了原有水准，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的、动态的、复合多样的理论形态；五是文学理论同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呈现十分丰富、活跃、密切的局面。

这些发展和进步的情况，是三十年前所未曾有过的。

（二）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严重制约和阻碍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长期积累而没有得到解决的，有的则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新出现的。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即是，相对于引进和介绍外国文艺学说持续偏热，原创性的文学理论研究明显疲软和滞后；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文学理论内部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问题研究及应用批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合理；文学理论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制造与应用之间，既不协调也欠平衡；习惯提出一些“新口号”、“新命题”而缺乏深入细致推理论证的浮躁风气，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文艺学说中的唯物史观，在某些层面和范围内有被逐渐消解的危险。

我们不能为表面的热闹所遮掩屏蔽，不能为一孔之见而沾沾自喜。真正需要的是深刻认识并切实加强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快转变文学理论研究的格局与方式，建立引进与消化的良性互动机制，妥善应对来自西方学说的挑战，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驱动文学理论健康地发展，这对于我国文学理论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总结三十年文学理论，不能忘记，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从清理和批判“文革”前后各种极“左”思潮开始的。批判“左”的、教条的、庸俗的文学理论的需要，使得各种西方文艺思潮被大量介绍过来。这里又主要以张扬“自律”性的文学理论思潮为主要内容。三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存在的一些偏颇，多是由于未能准确把握“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过度扩张“自律”功能，逐渐消减“他律”功能，从而导致文学理论发展某种程度的畸形与失衡。“自律”和“他律”实际上是文学规律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没有一个文学理论概念的意义可以只从“自律”方面加以完全解释，也没有一个文学理论概念的意义可以只从“他律”方面加以完全解释，它们是一致的、统一的。解释和使用概念时，如果其内涵的整体性遭到肢解或破坏，某些功能被人为去掉，制衡结构的要素变得不全面和不协调，那么，文学理论的发展就难以摆脱片面的状态。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过来后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今天需要反思的是，人家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西方理论，为什么在中国的80年代又红火起来？

本来，“新批评”理论从观念和方法论上承袭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作品像一个浑圆的苹果，是一种自足体，因此应在“细读”的基础上，分析作品的“语言、结构、意象”，从而把握本来就存在于作品肌理中的那种“文学性”。这对于厌倦了社会的、传记的、印象式批评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新的方法。特别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在区分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作品存在方式、文体或文体学等“内部研究”，更是带有回到文学自身的性质。再加上“新批评”把谐音、节奏、格律乃至意象、隐喻、象征等诗学问题当成理论重点，就更带有美学化的倾向。

尽管如此，“新批评”理论并没有否定和堵塞文学的“外部研究”。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关系等，仍在文学理论的视域之内。从“新批评”之后西方文艺思潮的发展来看，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采用的都是“外部研究”的方法。所以，不能够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完全对立起来。韦勒克就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2〕这一论述，说明“新批评”理论没有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如果出于对“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命题的反思而过多地注意文学的“内部规律”，以至于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家的思想倾向等，都误认为是庸俗唯物论和机械反映论而加以抛弃，那就连“新批评”观也不吻合了。

以“审美”为例，由于是在“文革”后的特定时期，学术的反思集中于清除“左”的思潮的影响，因此，提倡“文学自律”就成了这一阶段的中心性口号。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学热”的出现，“审美无利害”的论证，“审美反映论”的提倡等，都起了特殊的作用。由此，倡导文学的“自律”，倡导作品的“审美”，就明显具有了取代“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主题和斗争哲学的含义。这些提倡和追求，与抗拒文学理论中“社会—文学”模式或曰“反映论”模式，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论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了一切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产生的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3〕但在表面上，它又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学自律传统观念的一种回归。而这种具有古典精神的理论，显然有着现实的需要性，因为它确乎起到了舒缓高度政治化理论氛围的作用。

但如果只把沉浸在文学的形式、语言、意境中的隔离性、无功利性的趣味判断，称之为审美体验，那不过是一部分学人的人为规定。这种审美纯粹化的界说，带来的则是对文学审美的狭隘化理解。

再如，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趋势，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是具有鲜明而自觉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从现代文论对一些基本范畴的解释阐发中，从半个多世纪文学理论的教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文学理论不只是面向文艺，它还面向人生，面向社会，许多方面表现为参与社会实践和引导思索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近三十年的文论发展过程中，显然是逐渐被萎缩和减弱了。如果说80年代前后的文学理论“去功能化”，是针对文学理论在过去的过度功能化（如过度政治化等）弊端，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就逐渐演变成摆脱意识形态和逃离社会历史的限制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当然不是去除文学理论的所有的功能，而是去除某种特定的功能。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也并不妨碍其别种功能的构建，它常常是以构建一种功能的方式来避免和弱化另一种功能。

文学理论的“去功能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理论对文本某些层面的阐释能力，增强了理论对审美因素的重视，但是，这种“去功能化”也减弱了文学和理论对于社会、人类和精神世界可以做出更大帮助和贡献的可能性。文学理论的功能化过程，其实也就是它的社会化过程，如果去掉这样的功能化过程，其影响力和生命力必然遭受损失。

不管是先前的“过度功能化”也好，还是近期的“去功能化”也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根本上讲，都是割裂了文学“自转律”和“公转律”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文艺好比是地球，社会好比是太阳，我们现在都知道地球有随太阳的公转，也有地球的自转。其实，就是文艺也有文艺的公转律和自转律的。”^〔4〕如何协调文学“自转律”和“公转律”之间的引力和张力关系，如何求得文学理论概念内涵的整体性，如何结合文学的“文本”研究与文学的“功能”研究，无疑是未来文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能不承认，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盲目跟着西方思潮走，文学理论的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逐渐退隐。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涌入文学研究中来，使得文学研究离文学更加遥远。人们能看到的成果，多是宏观的、跨学科的、甚至于边缘化的研究，文学本身的研究，特别是对文学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研究，越来越遭到冷落，不受重视，离开文本妄下断语的现象屡见不鲜。

是否可以这样说，从历史上看，当西方文学理论热衷于对文学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恰好把对文学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当中国文学理论倾心于对文学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学理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中心和形式主义的局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大大地拓展了外部规律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重心常常与西方存在明显的错位。如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已经解体多年，中国一些文学理论研究者又追随着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种族、阶级、性别等，又成为主题。不能说这些外部的研究没有意义，但对于文学来讲，它们又并不仅仅是“外部”问题。对于西方文学理论而言，所谓“内转”、“外转”的变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是理论自我演化的结果，在我国却是“跟风”研究的结果，这种“走马灯”似的转换，只能大量消耗文学理论研究的能量。

在全球化语境中介绍各种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是非常必要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文论的前沿话题。许多与“后学”（post-ism）紧密相关的新问题和新视角，也的确促使了我国文学理论的进一步活跃，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在西方文学理论引进过程中，由于过于重视社会思潮的更迭，忽略在这些思潮下形成的文论背景和话语条件，又不顾及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现实情形，生硬地引进、使用这些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结果，也给中国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哲学家金岳霖当年曾指出哲学界“是把欧洲哲学的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5〕，同样现在也存在把欧美文学理论问题当作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的倾向。

短短二十多年，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匆匆走过了西方文学理论界一个多世纪的历程。现代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批评模式、文学观念、文学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并经过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文学理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祛魅化”运动的磨砺与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给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使其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视文本存在，运用美学的、人学的和史学的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谨严的理论系统，实际上是一种真正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理论。这种理论也是一种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6〕这就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指南。

（三）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最为外在且易见的表现，就是理论形态的转换。面对三十年的文学理论事实，有必要对其进展和转变进行评估判断。这种评估判断的原则，是要符合文学理论的实际，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其目的是要转变不适应和不符合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观念，使文学理论走上更健康的发展道路。

具体而言，在我们看来，这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剧烈变化和转型进程，大致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反思和恢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阶段；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本国文论资源碰撞、融会中构想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具体构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

把三十年来的文学理论的进程大体上划分为“复苏”、“探索”、“建构”这样三个阶段，只是大致的划分，如果细分起来，还可以再划出一些小的阶段。

（1）复杂的复苏阶段，大体指“文革”后的1978年到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也可以看做是“文革”后出现的学科反思阶段、反弹阶段，或者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恢复阶段。这个复苏，是十年内乱后社会的亟须，是“温故而知新”的亟须，是批判“极左”思潮的亟须。因此，在整体上它是以“为文艺正名”的名义，以恢复“文革”前的理论状况和面貌开始的，或者说，是出于批判僵化的话语环境和扭曲的理论路径，还原正确文学理论传统的需要而出现的。从文学政治学角度看，这一阶段的文学观，再次充当了政治和思想运动先锋的角色，成为意识形态聚焦的焦点。尽管各具体的文学观念和诉求有差别，但反思、启蒙、思想解放的总旨趣和总主题，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例如，就是批判文学“工具论”、“从属论”，也是认为片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属性而忽视艺术规律，实际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当时，许多唯物史观的文学理论命题，都是受欢迎和容易被接受的。当“文革”中“左”的一套被认定为错误的时候，人们最先想到的对象就是犯错误之前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从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7〕，也能看得出来。

当时的文学理论处在“物极必反”的状态，由于要克服过去那种只重视“外部规律”的做法，此刻要特别重视“内部规律”，所以，追求“文学的自律”便成了这一阶段共同的倾向。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也多是同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而已。

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复苏阶段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复原的趋势，另一方面呈现出马克思学说同其他学说奇特混合的局面。比如，有的理论，就是以用马克思的思想来修正康德的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用康德来修正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任务。尽管其理论在随后的变化中又逐渐渗透进一些其他学说的成分，但此时将马克思与康德学说结合的痕迹确已十分明显。

（2）艰难的探索阶段，大体指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期。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新潮”大量涌入的阶段，是“多元”探索的阶段，是理论急剧分化的阶段，也是正式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设想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不少思想是在前一个阶段中成型的，其表现出的特点是理论上不同学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面临外部环境的压力，普遍感到落后了。“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8〕因此，为了追赶世界潮流，一齐把眼光投向了国外。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是因袭西方一些时髦名词和观念来设计自己的路径，还是坚持批判吸收立场，坚持沿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指引的探索之路前进，就成了此阶段许多学说比赛、较量的实际上的重心。

比如，有种意见认为，由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将人的地位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从而为以后“文学主体性”论的提出作了必要的铺垫。到80年代中后期，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线索概括、论述新时期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话语。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是当时文学理论的主题，从“文学主体性”理论提出开始，恰恰导致了文学理论走向了唯心史观、抽象人性论和非理性的歧途。在复苏阶段比较一致的文学理论趋势开始发生分化，产生了向几个不同方向推进的局面。

这一阶段，文学理论已不再扮演思想解放先锋的角色。它一方面与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开始比较集中地从理论上探寻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出路。理论家们如饥似渴地各自寻找着突破，有的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掘资源，更多的则是向西方文学理论看齐。尽管理论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了解还是不完整的，但饥不择食、拿来就用、立竿见影的做法，几成普遍的风气。当然，好比医学上移植活体器官可能产生排异现象、引进一个新物种可能会遇到天敌一样，这一阶段事实上也产生了理论的“排异现象”和遇到了“天敌”。

这一阶段的质的规定性，应该说就是“探索”。介绍性的探索也好，批判性的探索也好，建设性的探索也好，都是为了获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认知。而这种探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文化及观念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随着文学本体论层面的一些追问，刺激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研究的兴起，于是有论者就提出了文学研究的“向内转”；随着对文学自身认识的逐步侧重，有论者通过在哲学上“改造反映论”、“批评认识论”，通过在文学理论上强调“回到自身”，提出了“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些都可看作是有现代主义思想参照的理论探索。

这一阶段的探索很多，其中，概念术语的“向内转”和“审美化”，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与趋势。而这种“向内转”和“审美化”也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80年代，它们是为了在文学领域实现“自由”的个体主体，是为了以此抵制社会组织结构对个体主体的过度限制。这时的审美本质和社会本质几乎成了对举的不相容的概念。到了90年代前期的第二个时段，文学理论的“向内转”和“审美化”趋势，又向人性化、本能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方向转移。这是市场经济过程对文学等精神产品要求的一种基本反映。

在探索阶段，比较符合时代需要、比较有学理价值且具有连贯性和推进性的文学理论主张，是部分学者提出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和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意见。^〔9〕因为，一则它与先前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成分一脉相承，同时又总结了许多新的经验与教训；一则它力求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积极探索未知领域。可以说，这是在当时巨大的时代变迁和理论激荡面前，在唯心论理论风靡和审美乌托邦说教走俏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的一个自觉而清醒的推进性把握。

这一理论，对“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微观展现和理论依据，以及“当代形态”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文学理论演变的经验教训，本体论和意识形态的转型，文学具有非意识形态因素的论据，能动反映和主体建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理论变革的突破口和生长点等问题，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较完整的思路。^〔10〕

当然，这一阶段的“当代形态”研究，显然还处在提出构想和初步论证的阶段，许多问题的表述、许多概念的界说都还是比较朦胧和模糊的，尤其是如何解决现实的文学问题的主张，还很肤浅和幼稚。但由于它立足本国，努力体现时代精神，又主张吸收一切优秀文论成果，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就同当时出现的明显的理论虚无倾向和西化倾向，划清了界限。

（3）主动的建构阶段，大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在一切外来学说都几乎被介绍一番之后，在形形色色主张都释放出来之后，在带有浪漫“启蒙”色彩的言论沉寂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思想深化的阶段，即各种主张由“假说”到“证明”的阶段，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进入探索、反思、建构并重的阶段。这一阶段，“西方等于现代”、“中国等于古代”的简单模式被逐渐淘汰，中国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传统，中国文学理论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形态，逐渐取得共识。西方“后现代”理论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推动中国文学理论认识自己，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近些年活跃的理论现象，变相的也是对审美“象牙塔”向往的逃避与质疑。

这一阶段当然可以看做是探索阶段的延续，但这种探索大大地增加了理论建构的成分，而且涌现了不少成果，所以，我们称这一阶段为建构阶段。在文学理论上，经过对探索过程中各种文学思潮的清理，经过对现代文化与理论进程的思考，关于如何在争鸣中把文艺科学推入新境界，如何建设面向新世纪的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以及如何与时俱进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问题，已经成为实际的关键和主题。

只要稍作调查就会发现，这一阶段建设性的学术论著成果很多，各种体例和形态的文学理论教材也都普遍地建设起来。除新编的各种“文学概论”、“文学原理”外，“艺术生产原理”、“主体论文艺学”、“感受论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社会主义文艺学”、“元文艺学”、“生态文艺学”等，都显示了主动建构的努力。这一阶段虽有“后现代”和“文化研究”两个外来思潮涌现，但也从一个侧面衬托出原创性地加强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加强文学理论研究规律的探讨，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

这一阶段处在世纪之交，因此，总结和反思性的学术成果不时出现，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的进展也比较突出。关于文学原理书写及学科未来构想问题，学科的定位与可能存在的边界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热点背后的偏失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学科殖民化与文学理论自主创新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战略问题，我国文学理论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传统问题，网络时代与文学理论发展问题，以及怎样看待文学理论再次面临的危机问题等等，都逐一提到了议事日程。

最能代表这一阶段文学理论建设性质和特征的，应当是2004年开始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编写新的《文学理论》。^〔11〕应该说，对于文学理论领域而言，也和其他领域一样，这一工程的实施，正是中央在看到基本理论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受到普遍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学科和教材中指导作用亟待加强，理论创新的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理论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人才培养相对滞后的情况下，采取的有力措施。它进一步证明，尽管我国实际存在的文学理论指导思想是多元的，但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文学理论研究，依然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事实。

这一工程的实施也说明，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或者说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这一取向和目标和我们国家整体的社会进步方向是一致的。这并不排斥文学理论上其他方向和目标的探索与建设，但是，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之路，仍不失为有效和有魅力的选择。

如果单从文本形态上考察，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至少有经典阐释文本形态，有领导人思想文本形态，有学者探讨文本形态，这些形态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各有功能，而且这些形态本身也是面貌各异的。尤其是学者们在文学理论中国化道路上的贡献，尤显厚重和鲜明。在总结和反思我国文学理论进程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漏掉或无视这一点，无疑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允的。

（四）

新时期文学理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形态的变化。如果把文学理论体系状貌、结构关系的调整和一些新观念的充实，称为文学理论的“转型”的话，那么，近三十年确乎有不少的“转型”；如果把“转型”看做是理论指导思想和精神体系的更改，那么，这种“转型”在个别文学理论身上也的确存在；如果一般地将三十年文学理论的历史，看成是不断“转型”的历史，那么，这种观点与实际情况是不甚吻合的。因为，有些理论“转型”的描述，是过分现象化了。

例如，有论者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说成是从“形象思维论”到“二重性格组合论”到“文学主体论”到“向内转论”再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并且把后者说成是“最重要的成绩”。这种“转型”描述，表面看来是强调学科自主、自律的模式，而实质上分析其具体内涵却发现是由一连串偏颇的文学观念组成的。它的转变的各个环节，是把整个文学的功能和价值都审美化、形式化了。

这种“转型”模式，在个别理论线索的描述上误差并不大。但问题是，三十年来文学理论界有各种转型模式，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转型模式，倘若把上述模式扩展到整个新时期的文学理论领域，或者说成是唯一的转型模式，那就以偏概全了。

这种“转型”模式，其内容多半是文学理论史上早就提出过的，并且在理论界也已被扬弃过的。可在某些论者那里，却又作为“崭新”的知识而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转型”内容，表面上看，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总体上讲，却都忽视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所应关注和思考的重大课题。其造成的结果，使人不由得想起恩格斯在谈论黑格尔以来理论发展进程时说的一段话：“在公众当中流行起来的一方面是叔本华和尔后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在大学里，各种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展开竞争，不过在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这就是它们全都是由过时哲学的十足的残渣拼凑而成的，并且全都同样地是形而上学的。”^〔12〕

这种褊狭“转型”理论为了给自己的意见找到一种符合文学理论整体状况的理由，便设定出这样的事实与逻辑：“刘再复论文（主要指《论文学的主体性》等——引者注）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论述一个问题，而在于文学观念的转变。即从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文学观念，转变为价值论的文学观念。”“那么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呢？（我认为）主体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之意，文学主体性的见解大体上也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活动问题上的具体运用。”^〔13〕这样，一个典型的唯心论、人性论的文学主体观，就被粉饰、装扮和判定成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因此，这种“转型”的理论是难以服人的。

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主体性”论争，当时相当激烈，意见对立得十分尖锐。有论者给以充分肯定，有论者给以鲜明质疑，有论者甚至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歪曲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进行了错误的概括。^〔14〕为此，当时《红旗》杂志文艺部还专门编辑了《文学主体性论争集》一书^〔15〕。这是历史的真相。可是，二十年后，有“转型”论者居然无视并消解这场论争的存在与意义，在回顾时只是单方面地肯定和鼓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这就不实事求是了。

研究文学理论的“转型”，关键是抓住事物本质。不能只展现浮面上的、吸引眼球的变化，不去触碰问题的核心。如果以为只要把所谓“新潮”的东西——不管它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展览一番，就可以冒充和替代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进展与功绩；如果以为只要把花样翻新的西方文学理论概念——不管是适用的还是不适用的——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就可以认为是解决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那么这种想法至少是不切实际的。这种令唯物史观文学理论没有置喙余地的做法延续下去，只会给文学理论的进步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

除了上述“转型”模式，那种把三十年来文学理论的变迁简单概括为从“政治化”到“审美化”再到“学科化”^〔16〕的意见，也是欠妥当的。这是因为，把新时期以前和之初的文学理论，通称为“政治化”的文学理论，是不准确的，这是把个别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混同于对整个学说的评价；认为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就是走向“审美化”，是把特定时期人们强调审美变成整个理论界的审美主义走向，把某些文学理论的倾向，概括成为此时文学理论的整体走向，也是以点代面、不见森林，甚至会产生弊端的；至于说走向“学科化”，则已经不是“转型”问题，“政治化”和“审美化”本身也是一种“学科化”，单纯讲“学科化”难以看清理论变化的界限。这种“转型”模式，主旨是强调“审美化”，它以反“政治化”的功能出现，结果扮演的却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角色。

“审美化”，作为文学理论变革特定时段的口号或简称，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是，它作为理论取向的全称判断，就有很大的问题。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所谓“化”，就是“变”，而且是地地道道、完全彻底的“变”，才能称作“化”。况且，提出“审美化”的潜台词，是要求理论自足、自立，与各种外在因素脱钩。因此，将文学理论的变革简单界定为“审美化”取向，是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全面发展的。

当前，要实现文学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既不能单靠“审美化”来解决，也不能单靠“文化化”来解决，必须深入研究文学“自律”和“他律”，即“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统一和同一问题。既不能忽视文学的社会历史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一些审美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也不能忽视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一些无关文学的话题上夸夸其谈。最重要的，还是要走上“美学和史学观点”结合的轨道。

从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来看，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的主体部分、核心部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转型”，或者说，基本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运行。这其中的变化多是局部的、枝节的，主要是纠正以往理论的错误，弥补以往理论的不足，并根据新形势增加新的层面和内容，以实现理论的自我更新和完善。尽管出现了不少种理论形态，但除了个别的例外，其主导形态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在对待文学理论“转型”的属性问题上，是不能采取“战略模糊”立场的。这种表面的“模糊”立场，实际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五）

实践表明，为了推进文学理论的发展，确实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向。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研究方向，就是几代人奋力开拓的中国化方向。如果不很好地解决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方向问题，任由其他观念和脱离实际的思维主导和左右文学理论研究，那就容易导致文学理论实质上的退步。

尽管今后中国文学理论仍将会呈现多元和多样的格局，但是，从时代的需要和现实的进展出发，从当今国际文学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目标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依然应该是我国文学理论未来前进的主航道。在未来的理论格局中，应该寻求建立“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的关系。

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就其总体而言的，它并不排斥其他各种形态文学理论的存在和发展，也不排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内部的多样化探索与争鸣。强调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是要对今后的文学理论运动主体有一个时代性质上的规约，有一个理论价值取向上的限定，并紧紧抓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因为在多种选择与多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性质上与价值取向上的规定，那就可能与其他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态划不清界线，就可能抹煞根据我国实际赋予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在这方面，哲学界有论者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使文化体系中的三种文化资源“综合创新”地发展到新形态，^〔17〕这种意见对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有启迪价值的。

文学理论不仅是关于文学的专门知识，也是思想观念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一个门类。不管研究者是否有意为之，他总是有一定的立场和方向，采取绝对的“中立”态度，是困难的。有论者指出：没有信念，可能是当今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精神困境。要说不正常，这恐怕是最大的不正常。^〔18〕对于当下的文学理论来说，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指导思想的混乱和崩坍，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软弱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近三十年的各种文学理论研究，不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就是以那种思想为指导，“真空”状态是不存在的。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原则，理论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素质与面貌，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事实。

近些年有种意见，主张要以“现代性”即“现代意识精神”为指导，来进行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主张要“建设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这种意见认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是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并认为这种“现代性”要求的，“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19〕

从理论上看，上述以“现代性”为主轴的文学理论建设意见，固然凸现了“现代意识精神”的“指导”性，凸现了学科的“自主性”，凸现了文学理论向“文化理论批评”的适度“改造”。但这一以“现代性”为指导思想的理论预设，带有根本性的缺欠，那就是缺乏对这种“现代性”文学理论在性质、归属和特征上的规定，至多只能是对未来走向开放、多元、对话、人文精神化状态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又不过是打起新的旗帜播撒旧的思想，至于其内涵是否体现出时代精神和历史要求，是否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行列，那是反映不出来也体现不出来的。

这种以“现代性”为指导和重心的理论主张，有一个固定的思想脉络，那就是认为：“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20〕。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影响下，导致了某些文学理论研究中对某些意识形态因素阐释的淡化。

应该看到，伴随着对文学理论知识特征和学理地位的争议，“现代性”问题成为文学理论话语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自然的。不仅当代文学理论，就是在近代文学理论阶段，也会有一大串对“现代性”内涵不尽一致的定义及其方法论类型。但总体上说，古代和近代文学理论还没有达到对文学现象进行现代性阐释的程度。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性”这一主题才变得具体、系统和理论化起来。这其中，西方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论其运用的理论和采用的方法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使命与核心论题，始终没有发生大的转化，这就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特殊功劳。

但是，从我国文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轨迹犹如一条正弦曲线，始终处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理论张力之中。三种不同取向的文学理论，都有自己的现实根由与学理依据，都有自己的理论优长。如果简单以“现代性”为坐标，以与西方的关系为参照，那么，它们都是具有“现代性”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它们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现代性”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是个素质问题、品格问题，而“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则是千差万别的。

由于特殊国情和特有的文化状况，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不是简单地遵循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途径，也不是亦步亦趋地步某些国家所谓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后尘，而是更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模式。到了所谓“全球化转向”的时代，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得到丰富和提升，但此时坚持“走自己的路”这种理论模式，依然显得十分的迫切和必要。由于“全球化转向”打破了现代性条件下那种单一的“在场”时空观念，瓦解了行为的本土情境，并把相距遥远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这就很容易使文学理论陷入无力面对后现代社会与文学所产生的困境，陷入缺乏实践根基的危机。在这种历史性变革的境遇中，坚持在正确思想下走中国化之路，显然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计良策。

一种文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际分析和学科研究，不只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还在于它能否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新时期有些文学理论的失误，主要在于它从某种理论基准出发，却忽视了现实的有效性和本土的承受性。比如认为“现代性”就是“私人性世界”、“语言瀑布”、“叙述怪圈”，就是“强调个人价值的发展和效率”；再如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既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时又体现了现代性”。这些判断，就难以为实践所接受了。今后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想成为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还得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指导。这跟主张用“现代性”来指导文学理论的观点，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比较，不同之处很多，共同之处也很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只有辨析清楚这一点，才会对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特”字有完整准确的理解。改革开放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存在“左”的偏差，正是偏离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们纠正先前的失误，但是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

诚然，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学说之间，在具体层面上会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学说，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很多。但这些共同之点，多半是非本质性的，是那些不能决定学说性质和价值立场的东西。能够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本质的，应是那些与西方文学理论不同的东西。这个不同的东西，主要就是指导思想的差异。用“现代性”这种什么学说都可以有的东西来“指导”文学理论建设，显然是不能说明我们文学理论的性质与特征的。

“现代性”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现代性”概念本身，包含许多可阐释空间，它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差异十分明显，因此，不宜把“现代性”单一化。在中国，倘若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排除在“现代性”诉求之外，否定它对文学理论发展的指导作用，那么这种“现代性”和实际的理论需求，将是南辕北辙的。近一个世纪的文学理论史，已经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到世界文学理论整个历史进程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充分了解世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版图，回应一些传统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的局面，将宏观构架与微观现象、客观环境与主观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关注文学和现实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突破现代性发展内涵的谬误，才能认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建设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建设，不是使文学理论“政治化”或“狭窄化”，而是要在正确历史观的指引下，体现文学理论多重范式的科学整合，其视野是多学科的渗透和融会，其精神是开放性的重构，其目标是彻底实现“文学属于人民”、“文学为了人民”。这是用其他任何思想来指导都无法比拟也无法完成的。

（六）

明确了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文学理论的“中国化”研究方向问题。

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包含了西方以及各种外来文学理论学说在中国的扎根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应用问题，核心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造性的本土化问题。文学理论的中国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应对、回答和解决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出现的新问题，汲取和改造一切有益的资源，使之与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实际结合的过程。

为了实现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一则是要继续联系实际，对文学理论原典进行深入的开掘和延伸；一则是要在基本原则引领下，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概念范畴，走原创之路，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理论与当代一切有价值文论的对话，以增强自身的内涵和阐释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从解决有关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现实需要出发，尽量使理论和阐释富于时代意义与当代色彩。

概而言之，中国化就是要使文学理论获得实践品格、当代形态与民族特质，获得自身与其他文学学说平等对话的话语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个沉默的客体，或只做一个境外话语的倾听者和传声筒。

探讨文学理论中国化已经不是平地起高楼了。目前所谈论的中国化问题，其实是一个早就展开的历史进程，只不过眼下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注意对中国化过程中概念史和问题史的谱系进行梳理，就变得十分有益而且必要。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有论者已经指出，存在一些浮泛性的理解，比如从“技术性”意义上理解“中国化”，从“融会性”意义上理解“中国化”或者把“中国化”看做是一个不断“纠偏”的进程。这些诉求，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粗放化重复，难以形成有学术积累意义的成果。

另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可以而且应当“中国化”，但是，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提法，是把“多样化”的阐释和“多元化”的概念混同了。比如，将“生命哲学”与马克思的文学观结合起来，就变成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多元”发展，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生命文艺学”，这种做法是有违科学精神的。诚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被多样阐释的可能，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身并不是“多元”存在的。“多元化”意味着相互矛盾对立的立场和观念同属于一个理论范畴。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多元化”，总是尝试将所有传统文论、西方文论统统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忽视其理论自身的统一性和可行性，这是不妥当的。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实践过程中，我们曾付出巨大的代价。诸多的教训使人领悟到，这一进程，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经过长期筚路蓝缕、艰辛探索、奋力开拓，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中找到并坚持的自立于世界文学理论之林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积淀了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凝结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心血。

这一进程本身，就含有对文学理论推进和发展的意味，因为它不是脱胎于固有的套路或陈旧的范式，也不是源自于抽象的思辨和玄想。这一进程表明，它不会将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硬拉扯到一起，做牵强附会的组合，而是去提炼鲜活的实践经验，升华理论工作的创造精神，鉴别和判断各种理论的是非曲直，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这样的中国化，有着很强的理论整合力、亲和力与感召力。

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研究中如何避免过多地从政治思潮、社会风气、文化舆论角度谈论问题，如何避免笼统地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存境况和社会现象的改造来说明理论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这种貌似贴近实际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理论阐释毕竟不是一回事。在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倾向的时候，也要防止表面上反对而实际上又从属于另一种政治思潮的倾向。

“国学”研究目前提出了要“重建国学”的问题，认为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有丧失文化自主创新立场的危险，提出“国学”“应当立足现实，服务于振兴中华、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21〕。对照而言，文学理论提出“中国化”要求，提出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当代形态”构想，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

（七）

解放思想的前提是敞开“问题”。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加以总结和反思，是文学理论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在民主气氛中寻求答案，在广开言路中达成共识，在聚集众智中认识规律，敢于去找差距，讲不足，不掩盖矛盾，不自以为是，不文过饰非，这样文学理论才能继续健康地前进。

通过总结和反思，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把握要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段的历史联系上加以考虑，甚至要从近百年来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史的角度加以考虑。因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22〕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同它之前的理论断绝血脉，其性质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只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它们虽有很大区别，但二者之间既不是相互割裂，也不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在探讨相连而不同的两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的时候，不能轻易转换背景，以点代面，也不能夸大事实，歪曲历史，这样才能弄清楚新时期文学理论应有的内涵与实质。

通过总结和反思，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基础研究是理论进步的先导，是自主创新的源泉，只有以深入的基础研究作后盾，才能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增强理论发展的后劲。我们不仅要大力加强应用研究，而且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第一要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第二要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第三要重视培养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第四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取得更多优秀成果。”^〔23〕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变化历程，其中，基础理论上的是非功过，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总结和反思，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理论创新的核心与实质，就在于学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创新。而创新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创新要与历史进程相联系，这样，文学理论创新才可能包括认识对象从单个事物到复杂开放系统运动规律的新变化，认识手段从简单中介到所谓“实践工具—社会关系—语言符号—信息网络”复杂中介系统的新变化，认识主体从自然个体、社会群体到人类整体甚至人和机器联合主体的新变化。而价值观念的创新，则可能包括价值主体从个人主体性到多元交互主体性的新变化，价值目标从单纯功利论、道义论到义利统一论的新变化。文学理论应当对这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给以提升和概括。文学理论研究如果不解放思想，冲破种种牢笼的束缚，创新就是一句无的放矢的漂亮空话。

通过总结和反思，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理论研究应当实现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互为表里、有机联系的科学性。文学理论研究要结束在“内”“外”两极中像钟摆一样，一下左一下右，往返回荡、不断易位的摇摆状态，努力实现“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24〕因为作为规律，严格说来是不分“内”“外”的；作为规律，“内部”和“外部”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像地球的“公转”和“自转”一样，在运动中是同时进行的，是辩证地存在于文学之中的。新时期有些文学理论之所以走过“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两个阶段，之所以其研究对象不断“位移”，研究方法不断“转向”，而且每次都往往以“片面的深刻性”告终，根本原因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仍在起作用。由于学科划分、人员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文学理论研究存在框架陈旧、视域狭窄、线条单一、语言呆滞等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文学理论的魅力。

通过总结和反思，还进一步认识到，以实际问题研究带动理论研究，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带动理论创新，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模式；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合，是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同时，赋予中国文学理论家主体身份的基本前提，就是他所言说的中国现实。只有当一位理论家成功地诠释和说明了中国的文学问题，他才能拥有作为文学理论话语主体的资质，进而为自己赢得倾听者与对话者。

经过近三十年的变化，毫无疑问，我国文学理论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正在来临。这次思想解放，是以正视和解决近三十年所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为中心的。这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文学理论上的重要课题。这次思想解放，能为人们解除多年来文学理论演变中的一些疑惑，至少能在意识层面明了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

文学理论的巨大变化和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有消极面。尽管没有人断言过变革和转型所带来的仅仅是成绩而没有负面效应，但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效应则是必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当旧的变革路径不能解决某些问题时，思想解放就再次成为可能和必然。

由于文学理论变迁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人对文学理论的现实和未来充满了焦虑和迷惑。面对这一局面，我们一方面要珍视三十年来文学理论变迁的成果，一方面又要继续探索更科学的发展道路，继续向前看。但这个“前”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必须要弄清楚。如果不弄清楚这一点，那种曾经是变革的力量可能会固步自封，也可能会逐渐变成下一步发展的阻力。

近来有论者提出“从20世纪初到本世纪初，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好时期有两个，一个是20世纪头20年，以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早期）为中心的文学理论现代化的草创时期，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的文学理论转型时期。”^〔25〕这样的总结，就成了文学理论发展上的“断裂论”和“空白论”，而且，恰好是以否定和排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为内容的“断裂论”和“空白论”。说五四以前的文学理论比五四以后的文学理论还好，说30、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没有“现代性”，不在“好”时期之列，说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是要接续和转换到上个世纪初期的思想家那里去，显然是难以成立的。这里的“最好”标准，也是模糊的。这样的观点，会对未来的文学理论产生误导。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学术界出现“后专业主义”^〔26〕概念，它以建立依靠各个学科间协同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为目标，提倡讨论问题时选择综合性、多学科的角度，克服学界缺乏横向联系、学科严重自我封闭的现象，从而实现学问的结构改革。这本是有积极意义的倡议。但我国的“后专业主义”，在文学理论上并没有变成“学问的结构改革”，相反变成了取消主义和虚无主义，变成对文学理论自身存在合法性的质疑。这就与“后专业主义”的原意大相径庭了。

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并不悠久。学科专业制度的快速发展，也对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产生一些消极后果，这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与美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界限不够清晰；人为划定的学科自身边界既含混又固定；“专业分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研究组织本身的分裂。这就造成了对某些未知领域探索的限制，造成了某些不易察觉的研究的盲点，造成了理论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学科界限的僵硬，又可能使得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出现“板结化”现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学科调整是十分必要的。近年已有学者试图在传统的学科专业边界之间寻找研究的问题，通过跨学科跨专业的探讨，对原有的学科制度弊端进行适度的矫正，并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不过，那种认为现今的文学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文学死了”，“文学理论也死了”，只剩下无处不在的“文学性”的意见，则是有些过分激进了。这种自我否定、自我打倒的所谓“内部暴动”，这种掏空文学内涵、以泛文化现象替代文学理论的知识转移，只能使文学理论走向更大的混乱。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历史的一部分。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依靠自身进行理性探究的对象，而且也是一种用来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观点和见解。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迁，在某种意义上是时代变迁的一种反映和折射。它的未来指向，也依然会如此。

注　释

〔1〕　马龙潜：《论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回顾和反思的思想理论基础》，兰州：《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引文中，个别“文艺理论”、“文艺学”改成了“文学理论”。该书中，“文艺学”、“文艺理论”、“文学理论”、“文论”等几个概念，其含义基本上是相通的、一致的。

〔2〕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版，第100页。

〔3〕　高建平：《中国美学三十年》，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71页。

〔4〕　杨晦：《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上海：《大学》杂志，1947年第6卷第1期。

〔5〕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

〔7〕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7页。

〔8〕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页。

〔9〕　主要有董学文、狄其骢、刘纲纪、陈辽、叶纪彬、蒋培坤、李衍柱、郝孚逸、黄力之、马驰等人。代表文章有——董学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纲》，北京：《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董学文：《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改革的思考》，北京：《求是》1988年第2期；陈辽：《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和民族形式》，苏州：《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蒋培坤：《也谈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北京：《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叶纪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的思考》，沈阳：《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北京：《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6期；刘纲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北京：《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李衍柱：《关于建构当代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思考》，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等等。

〔10〕　参见董学文：《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　这之前，中央批准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调研报告》。中央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生命工程”、“战略工程”，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各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推进各学科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的创新，以适应时代和事业的要求，都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3〕　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概说》，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页。

〔14〕　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北京：《红旗》杂志1986年第8期。

〔15〕　红旗杂志编辑部文艺组编：《文学主体性论争集》，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16〕　有时也把这一“转型”概括为从“政治化”到“学术化”到“学科化”。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童庆炳《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一文。

〔17〕　方克立观点。北京：《光明日报》2007年12月4日《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研讨会综述》一文。

〔18〕　谢有顺：《有关批评的一封信》，北京：《文艺报》2007年11月15日第2版。

〔19〕　吴子林：《创建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访著名文学理论家钱中文》，广州：《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第33—34页。

〔20〕　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长春：《文艺争鸣》2007第3期，第1页。

〔21〕　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北京：《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3日第9版。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23〕　胡锦涛语。见《深情的关怀，倾心的交谈——胡锦涛总书记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吴文俊纪实》，北京：《人民日报》2008年1月20日，第1版。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5〕　中南大学文学院组编：《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6〕　最早提出者是日本学者山胁直司，他针对的是“专业主义”在学术界的绝对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