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人游浙东

到杭州一游龙井，谒辨才遗像，仍持密云团为献龙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当往一酌。湖上寿星院竹极伟，其傍智果院有参寥泉及新泉，皆甘冷异常，当时往一酌，仍寻参寥子妙总师之遗迹，见颖沙弥亦当致意。灵隐寺后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余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导读

龙井

杭州于苏东坡，是峰回路转的一站，也是快乐的一站。虽然是贬官谪除，但是借得杭州人间天堂一般的美景和时相往来的诸多友人，他的这段日子过得实在再快活也没有了。当然，也是他的文雅的名声招来了这些追随他的朋友，而所谓朋友，却是一个良莠不齐的概念。在苏东坡称为朋友的人当中，也有竭力想要祸害他的人，晚年的时候他对自己瞎了眼交结这样的人也颇有悔词，这是后话。

东坡是喜欢佛的，但也只是喜欢。他把佛的东西当成了工具，借以娱乐、借以风流、借以勉励自己和他人修养积功德，却并不拘泥于佛的教条，否则戒酒、戒肉、戒女人之后，他还能剩下些什么？在他相好的诸友中，有好些个和尚，本文提到名字的几个人也都是僧人。僧人大多是好人，因为不干功名，所以心地也纯洁善良一些，思维也能够专注于智慧。这正投了苏东坡交友的脾胃，否则，他交这样不腥不膻的人做甚？

西湖灵隐寺大佛

这一小记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然适合作为有雅兴的人游浙东的攻略。来杭州，先到西湖上的龙井寺院去，看看院里老和尚的肖像素描，喝上一壶上好的龙井茶。再辗转去孤山那里喝一口欧阳修牌的矿泉水，泉水也有参寥牌和新泉牌的，只是这两者太冷，喝起来像吃冰一样，含糖量也太高，或许不大适合糖尿病人饮用。参观老和尚们留下的遗迹，问候一下小和尚，斋饭能不能吃饱，师兄们有没有以大欺小，如此云云。山上有座庙，庙里有座塔，塔里有一个和尚，已经三十多年没有下山了，也应该去看一下究竟，看看是不是伪新闻。那座庙叫做灵隐寺，塔叫做高峰塔。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东坡其实是揣着一肚子臆想的，他巴不得自己可以再回到杭州去，再去那里的山路上走一遭，那里可是留着他最快乐时光的地方啊！他两眼放光地写着这些文字，但心已经插上翅膀飞走了。只是可惜，他的大好自由已经廉价卖给大宋国的冤假错案了。唉！

王羲之

游沙湖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品读

苏东坡在黄州写的一系列笔记杂谈，诙谐得不得了。用《游沙湖》一记为例，以粗常的语言缓缓而谈，却叫人茗其文字会心地微笑，苏东坡却也算是一个逗哏的高手了，高就高在他十分文雅。

这时候的苏东坡，大抵很穷，对于此一点，他也一再慨叹调侃过。除了俸禄之外，他和一家人主要靠着一二知己的接济过日，弟弟子由的日子也不好过，在离他不远的一个中小城镇做着一个酒水专卖署长。好在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习惯了躬耕自给，并且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生活需用细节方面从简的规矩，所以生活并不显得拮据，或竟至相对富裕。他在黄州城东不到半里的山坡上有了一个自己的农场，出于对建筑和构造的偏好，他还盖了一座草堂，那是在元丰五年的雪地里落成竣工的，因此名之“雪堂”。

大概是想做一个更为殷实的庄户人家罢，苏东坡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些余钱，便萌生了再行购置一些土地的想法。毕竟，他是一个负有为一家二十来口糊嘴的义务的汉子，而东坡的那块土地，不好意思地说一下，有些贫瘠。所以，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他来到螺师店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购置一份田产，而不是寻求传统士大夫一般意义上的苑囿游乐。然而，在前去察看土地状况的时候，他染病了，大概是小小的风寒吧。

所谓转机，就是那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它会在哪一个层次、哪一个机缘上出现，让人惊奇的状况，苏东坡这次无大碍的不适让他得到了一份难得的友谊。而对于活在世上害怕孤单甚于死亡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是比友谊更为宝贵的呢？苏东坡认为是没有的。新朋友是一个名叫庞安常的聋子医生，我想苏东坡对他心怀感激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这个妙手医好了自己的风寒，更重要的是两人在交流之中产生的若合符契的共鸣，一个以手为口，一个以眼为耳。的确，在那个被小人政治荼毒以至喑哑的环境下，这两个人也可以看做是时下的异类了。而他们写在纸上的谈话内容，怕也不单单是病家和医者关于症候和药方子的探讨罢。

王羲之观鹅图（部分） 元·钱选

其实，这时候的苏东坡很敏感，他需要随时随地抓住一些有利于自己重拾信心的景致。病愈之后，他和这位“颖悟绝人”的新知交同游沙湖，观览了清泉寺。在王羲之曾经洗笔的泉水下方，苏东坡看到了一条名为兰溪的小河流，与众不同的是，这条小河的水是向西流的。一条地势使然的向西流的河本身也许没有什么太值得描写的地方，但苏东坡写诗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意象而已。在他的眼里，这条兰溪代表了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而此刻他最需要，也最想表达的，就是这一呼号。

“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四十几岁的东坡，或许还真的不至于衰老到连心上都长出苍苍的白发来。歌诗至此，忽而生出一种“慨当以慷”的气概，贬谪和疾患的困扰也为之一荡而空。这也正是苏东坡——一个能在种种艰困的境遇下作这样乐观想法的诗人和入世者。这首小诗似乎是一个美好的征兆，离开黄州后，苏东坡回到京都做了一个三品的制诰，开始了经世济民的新阶段。

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品读

黄州——苏东坡坎坷一生中的一个意义显著的足迹，对东坡的思想和文章而言，莫不如此。

在京都经历了一场离奇的生死考验之后，苏轼似乎不怕死了，所以便也格外地珍惜起质朴无华的生活来。在黄州，他开始经营起自己手造的幸福，自己盖房子，自己耕种，他努力把自己过活得像同自身的经济条件相宜的小老百姓。他所结交的人群，也不外乎是些蚕妇、村氓、小吏、酸秀才之类的小人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苏轼收了满了年纪的朝云做妾，并有了他第四个孩子——那个后来夭折了的让他伤心欲碎的名叫苏遁的小男孩。

泉州承天寺一隅

在黄州，他很自在地脱离了北方政治中心里那个自己引发的轩然大波。一时间，那个名望和舛错的核心里的苏子瞻消失了。在这里，苏轼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东坡居士”，和这个名字有关的，一截崭新的炫目的路程在黄州开始了。《记承天夜游》也即是这时心情的写照，同时为此写照的其他文章并不少，皆为名篇。一阙“念奴娇”的《赤壁怀古》自不必言;两篇意境略同却各有定评的《赤壁赋》罗织着音韵和思想深度的美，叫人反复吟咏流连;还有泼趣横生的《黄泥板词》。而《记承天夜游》是其中以短小精练的文字取胜的孤篇。

元丰六年的十月十二日夜的黄州，将息的时节，将息的处所，苏东坡却睡不着。这一段时期他似乎迷上了在有月亮的晚上出游，于是来到承天寺，找到同样也还没有睡觉的张怀民。上弦月的月华温凉如水，最终使得两人诗兴大发，可以想象，院子变成了一方盛满月光的池塘，而月下松竹的影子变成了里面柔软摇曳的水草。“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诚然，这时候的苏东坡，虽然做着一个什么劳什子的团练副使，却已然是无官一身轻了。

记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①，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苏轼像

①曩（nǎng）时：昔时，指七年前。

品读

一段人事即是人心里的一段沧桑，回忆的滋味却不免有些悲怆。在这一小记里面，苏轼缅怀的是自己杭州任满即将奔赴密州的一些情景。

对于苏轼而言，无论在哪儿，境遇如何，只要有三五朋匹伴他饮酒赋诗，便能寻得到无边的乐趣。这个时候，他正挈妇将雏地向北走去，同船为他送行的是杨绘、张先和陈舜俞。路过湖州时候，他们在老朋友李公择家里逗留了几日，正好赶上李公择为儿子办满月宴席，刘述也在这个时候赶来向主人道贺。于是，一场欢天喜地的宴会就此拉开了帷幕。在李公择的家里，这些人围绕着新生的孩子做了各式各样的文章，苏轼的那一首《减字木兰花》是这样写的：

惟熊佳梦，释氏老君亲抱送。

壮气横秋，未满三朝已食牛。

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

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

诙谐和调笑的顽皮情绪卓然可见。从李公择家里起行，苏轼继续北上，这个时候，杨绘已经回去了，追随他的还有刘、张、陈三人。这一夜船泊在松江边上，四个人来到了垂虹亭。当晚的上弦月色一定甚是美丽，以至于他们就着月光喝下去了那么多酒。苏轼是一个“少饮辄醉”的家伙，而周围的那些人也喝得七七八八了，以至于“坐客欢甚，有醉倒者”。一伙文人喝醉了，免不了要念酸诗的，其中最来劲的，就属张先，这个时候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这是一个填词的高手，这首《定风波》是他在湖州李家时写的，在月光如水的垂虹亭上，他用激越颤抖又老迈的声音唱着，歌词的大意是：在贤人们聚集的江浙地区啊，也有一个糟老头子，他像星星一样地扎眼……

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老头子，在第二天大家将要分开，各趋所向的时候，他牵着苏轼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是垂暮风烛的年纪，而一旦同这些好朋友告别，大抵就会是永诀了，老人的心对于欢乐的珍重远非少年人可以想象，张先在这一刻老泪纵横。苏轼回忆当时的情景，“屈指默计，死牛一诀，流涕挽袂”。

垂虹亭图卷 明·文嘉

七年后，当苏轼在黄州回忆起当年湖州和垂虹亭的聚会时，唏嘘不已。而当时在李家的六人，已经死了三个，正是“知交半零落”。这个时候的他，整个人身自由都被限制在了黄州的某一个地区，借着友人从江浙寄来的信件，他隐约地得知：七月九日，海上起了大风浪，把垂虹亭给冲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苏轼从来不曾觉得过往竟如此远去不可追索得像一场梦一样。夜里，他久久不能睡下，跑到临皋亭去，写下了这些文字。十二月十二日的天气，也一定冷得彻骨了。

记游庐山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

庐山——三叠泉

品读

河岳的秀丽之美，半数来源于文人们对它们的吟咏。比如美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从远方来察看她的仪容，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对别人讲过她，以至于形成了流播遐迩的名声。请从这一则小记里的五首小诗看庐山，也看苏东坡。

匡庐图 五代·荆浩

在第一首诗之前他说，我刚来庐山的时候，本来只是打算看看这里无边的风景，不想作诗的。但是，大家都说是苏东坡来了，为了不扫广大粉丝的兴，也就忍不住秀了一首：我穿着草鞋、拄着青竹杖（这大概是当时最经典的登山装束罢），肩上的裢褡里面装着一百个铜板（走起路来也一定是叮当作响），如此地来到了庐山。本以为这里的山够深了，却还奇怪为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我——一个已经下野的当官的。不过，他之后发现，这首诗并没有写庐山的什么，并且也有些贫嘴，好像有点对不起庐山，于是又写了下面的两首。其一云：青翠的庐山好像跟我没有什么交情，中间好像隔着堤坝一般的障碍，总觉难以亲切。或者，我应该在这里多走动几回，这样日后我们就会成为老朋友了。其二云：以前我做梦在庐山的雾霭里游玩，今天终得一见，真的是庐山而不是梦，太好了。这两首并不好，感觉好像是在拍庐山的马屁，而这庐山也不见得领情。他在这里前后流连了旬余，“往来山南北十余日”。第四首诗也没有写庐山，抬举李白的句子高到天，我都没意见。可把徐凝贬斥得也太凄惨了，让人觉得不大地道。不过那个哥们儿的句子也委实够恶心了，“今古常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意境选得还是不错，淡青空蒙的山色，白花花的流水自高注下，有所谓山高水长的韵味，只是笔力和词采有点小学生水平，叫人于文字之外一无所见。自古围绕着庐山的写作，皆是一场命题作文大赛，而李白同学的那首《望庐山瀑布》就是其中永远的第一名。至于一般的凡夫俗子所称是的句子，再好也都只能算是第二，这种偏见似乎就像李白在古诗人里的排名一样，都是先入为主的。

既然瀑布已经被三百多年前的李白抢先写了去，苏东坡想：那我就写写这些山和石头罢。于是在西林的石壁上留下了这些句子，敷衍其题目作：《题西林壁》。这是一首标准的古诗，寓情理于风景描摹中，开头的那一句更是喜人：平视中的山岭在歪过脑袋看的时候，就成了一道道山峰。此句很有韩复榘写诗的傻气：上头细来下头粗。但在苏东坡，那叫拙朴，他的书法大抵也是这样的风格。可能是这首诗写得太好了，竟然费尽了他对庐山的所有感情。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偶开天眼觑凡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呐！或者多年后，苏轼终于可以跳出他人生的庐山，看自己如同观火。而那一刻在他嘴上喃念的，也一定是这一句。

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品读

《记游松风亭》是苏东坡记游中颇得意境之妙的一篇文字，虽然寥寥不足百字。

舍却和安生是这篇文字的主题，但是苏轼没有愚蠢到去大费唇舌地论述得和失的长短，而是取了一个小小的经历。他说，自己在赶往松风亭的路上困顿不已，但是他的心里有一种倔强的想法就是赶到亭子下面歇息，就这样，他勉强着自己朝前走下去，但还是很劳累。过了许久，突然有一个声音从心底冒出来：在这里歇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顿得觉悟，如茅塞开。

松亭图（部分） 元·曹知白

灵谷春云图（部分） 明·戴进

其实，人心里面的一些坚持很多时候都是无所谓或者没有道理的，比如对于美好的事情的企盼和对于一些不好的却也在所难免的坏事的避讳。过于坚决地为事情和生活设想了一个理当如何如何的圈套，殊不知，生活正是我们作计的时候悄然而至的一切。结果便是，自己在这样的圈子里面被套牢，最终陷于垂死的挣扎，像一尾撞在网上的鱼。早先的苏东坡一定也是这样一副怂德行，不然，在朝廷宣他入狱听审的时候，也不会吓得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像个不成年的孩子，真是丢脸。

人常谓，“死生，亦大矣！”但是，按照苏子在这里的言论，就算是在短兵相接、擂鼓天响的战场上，倘若说是困了，也不妨躺下来熟睡的。这是何等境界！虽然，我不相信有哪个傻子听了这话去照做，但是，就生活的一般层面上来讲，这种道理却有莫大的益处，对于心性的陶冶也不无帮助。在夸父逐日的故事里，夸父在中途又渴又累，于是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他魁伟的身子变成了大地上的山川河岳、星辰雨露。这样的结局，就比他追上了太阳或者是没有追上一直追下去的情况要美丽得多。

这是一种以安息的力量为和谐的道理，在惠州的苏东坡一定不会像刚开始出入京师的时候那般，将人事所给予的宠辱明显地放在心上了，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篇文字——《记游松风亭》。

儋耳夜书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也。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品读

这个己卯年是11世纪里的最后一年，也是苏东坡呆在儋耳的第三个年头。天涯海角的海南岛离中原政治的心脏很远，可能是苏老夫子在这里呆得太久了，以至于他在拾笔写这则小记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用谁的年号来标记眼下心情复杂的时刻，而是用了干支纪年。在前一个已卯年的时候，他才两岁。而这一个已卯的两年后，他就死掉了。

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以干支纪年的办法来计算的话，是很有趣的。就算再长寿的人，也难以把所有名字相同的年头活过两遍，而一旦过了六十岁，这种重逢的念头就会在当事人的心上唤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意味，就像我们往往会因为今年的秋天想到去年的秋天和那时的心情。这时候的苏东坡，也一定在默默总结着自己过去的人生。至于剩下的日子有多少，他自己也不清楚。

竹炉山房图（部分） 明·沈贞

上元是元宵节，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节日规模。这个节日里，最热闹的就是市井。这一年的元宵节，大概是晚饭后，有几个老书生来到苏轼家邀请他一起逛街，理由是“这么好的月明，这样美的节日”。咱们苏轼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海南虽然是偏僻的地方，但也不是像想象中那样蛮荒。一路上走过庙宇和小巷，不同民族的人拥挤在一起，卖酒肉的馆子生意也是异常红火。虽然文字里没有提到，但可以猜想，这几个老家伙也一定找了一家菜品好、价钱又便宜的大排档喝了两杯。在这样其乐融融的市井，若是不喝酒，那简直是不像话的。

凌晨才到家，家里的人已经关上门睡熟了。放下手杖，不禁自己傻笑起来，心里想：什么是得，什么又是失呢？这样的笑在别人看来未免有些不正常。为什么笑？其实东坡的“自笑”，意思似乎比较容易理解：多少有一些自嘲的意味，他是笑自己没有摆脱患得患失，不能超然物外。

韩愈曾经钓鱼，但是没有钓到，就埋怨自己所钓的湖水太浅了，打算到更远的地方去垂钓。当然，这话是有所指的。

有余闲图（部分） 元·姚廷美

苏轼嗤笑他这样的想法，他说钓鱼的人并不一定可以钓到大鱼，又或者是，钓鱼的人不需要非钓到大鱼才可以。这话并不好理解，他是在就自己眼下的情况主张什么样的人生智慧呢？在另外的一种文本里，结尾的那句话是“不知走海者，亦未必得大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些消极的意味了，好像就是说钓不钓到大鱼本身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所以抱有非要钓到不可的思想的人是愚蠢的，这最终在他和读者的心上掀起了一阵酸楚的宿命感。

还好的是，这个走海者还有一些市井的乐趣，就在他62岁的上元节之夜。

忆王子立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对月图 南 宋·马远

品读

有些回忆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件着实美丽而又伤神的事情，所以，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让人掩卷哀戚。

将往事对比目前并写成文字，常常需要忍住了眼泪才能完成。时间是用一种万劫不复的力量来杀人的，在追缅的时候感觉尤甚，它收藏美好的东西并把它凝缩成不可复制的一个瞬间。它让花朵在盛放之后零落，让人事在经年之后半是存殁，却又要面对今日黄花如昨日盛放，演绎成一声叹息：前时，今日，永世不再！

在这一节小记里面，苏轼怀念的是两个王姓的年轻人，似乎是两兄弟。从最后的语句看来，其中的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似乎也是流落天涯，境遇如何也不可知了。捎带被怀念的还有四川人张师厚，一个死掉已经很久了的老朋友。按照古人记人名的次序，这个子立应该是哥哥，子敏是弟弟，所以也合了哥哥先去世的事实。这两个小伙子似乎颇得风流的旨要，能喝酒，会写诗，更要命的是，还可以在酒饮半醺的时候，对着绯红的杏花吹上一阵子呜呜咽咽的洞箫。在古人的传闻里，洞箫是一种可以通神的乐器，以至于秦穆王的女婿会吹箫招来凤凰，挈妇将雏地骑在凤凰背上快快乐乐地做神仙去了。

吹箫引凤图 明·仇英

东坡自称“仆”，可见吊唁的意味。死人是比活人要尊贵的，好像死掉之后的人可以获得特别的能力，能够洞察活人的心思，而苏子又不是那种破除了四旧的人，虽然不怕鬼，但是侍鬼还是蛮殷勤的。苏轼虽然不大写悼文，但所写的记人文章一旦涉及往生之事读来都像悼文，可以说是内心感情的抒发，难禁啊！但是在题目中用的又是“忆”字，必然更多的是追念活着时候的欢乐，所以会写到放肆的喝酒和美丽的杏花，还有丝竹的助兴。文学与酒就已经很惬意了，更何况还有音乐和初春的杏花，四个人的宴饮一定是喝得痛快淋漓，以至于令人难忘。

也可能是前面的愉快用得太多了，到了黄州，苏子的情况就不是很愉快了，喝酒须对月独酌，箫乐和杏花就谈不上了。这种难以排遣的感觉让他觉得无比胸闷，而这种胸闷的感觉正适合拿来写诗，于是他敷衍字纸，写成了七言四行凡二十八字的一首：前两句写去年徐州的气象，不胜热闹;后两句说眼下在黄州的情况，实在凄凉难堪。全诗用对比的手法呈现，没有抒情却把哀婉的情绪写进每一寸风景里面，就好像毒药、好像洋葱片一样沁人心脾，以至于让读到的人不禁潸然泪下。诗的首句四字是“去年花落”，开题就奠定了基调，从“花落”到“花发”，物候上是转过了一个轮回，可是，人又该怎么面对他自身的轮回呢？

那时的王子立和张师厚，也一定在黄泉下热烈地期盼着苏轼和王子敏，届时两个四川人带着王姓两兄弟，可以搓上几圈麻将了。

广武叹

李白

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余：“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闻润州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裕之遗迹，余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刓^①。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化，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兴广武叹，不得雍门弹。”则犹此意也。今日读李太白《登古战场》诗云：“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①刓（wan）：刓弊，损坏。

品读

明白人说话，从来不仅仅是为了扯个淡而已。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阮籍的话表面看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说这话有他的背景。这时候，他正站在广武的古战场上，也就是刘、项打仗的地方。于是便有人以为，这句话里面的“英雄”和“竖子”是针对二人而言的。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误读，李白有些不大服气，他说，你阮大哥讲话理太偏。于是太白先生就针锋相对地写下了《登古战场》一诗，诗的概要思想就是对刘、项二人的比较，结果认为：西楚霸王的身上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比较浓重一些，而汉高祖的功绩在于开辟了一个相对长远的统一王朝。并且在他看来，后者较之前者更值得肯定，二人都不失为英雄。这构成了他反对乃至嗤笑阮籍的理由，他认为阮籍只是一个以狂言来攻击别人、标榜自己的小人。

当然，李白说这些话，更多地其实是在勉励自己。他的一生介于儒道之间，直到死，也苦于找不到一个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让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定位。个人以为，以谪仙人的智商，未必不能领略到阮嗣宗话里的含义。只是相对于一味的怨艾，他觉得，不如奋起去面对这样的世界，寻找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这也就是常常体现在他的诗歌里面的一种让人看不大懂的情绪，往往于颓废的意境中做出不颓废的姿态来。比如，一忽儿眉头紧锁地“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忽儿又自信满满地“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了。

阮籍

阮籍这人，跟李白一样，都属于文学史上很有才但却萧瑟踉跄的那一号人物。只是晋朝的环境，相对于唐朝，更加不济得很。苏轼说他“有意于世”，还是很中肯的。阮籍除了喝酒和大哭之外，还写了一些理想主义的诗句，或者借这样的诗句，我们可以把他的面貌还原一下：“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写得多好啊，整个儿一个十大杰出青年形象嘛！

所以，阮籍的那番话，其实是借古讽今，指着司马集团而言的，并且对由这一干人等构成领导力量的时代的荒凉气氛也大为不满。这一点，明眼人也都看得出来。可是，苏轼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自以为揪住了太白先生的小辫子，非要就此宣传人家的一个不是。或许，这可以留下来作为文人相轻的一个例证。至于他所吟咏的四雄，如果放在历史一个千年的夜空上面，诸葛亮和孙权或者还可以算是两颗星星，梁、李二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流萤，一点点惶惑不定的光亮而已。

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为武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品读

在这一小记里面，苏轼记载了一个人对他所讲的一件事情，让读者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个叫王彭的能文能武的家伙，而是他口述的那件事情。他说，每每有不大听话的孩子，家人觉得他们聒噪讨厌，就给他们钱打发去听书。而这些孩子在听书的时候，表现出了明显的对于刘备一党的同情和对于曹操的厌恶。并且，他从曹、刘人格魅力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同情和厌恶是理所当然的。

所谓说书，是衍生自唐传奇的一种文艺形式，在宋代已经蔚然成风，有了专门的场合，即书肆;并且有了具体的类别，有的讲奇谈，有的敷衍历史，有的解说佛经。在讲历史的一门中，说“三分”在当时已经有了广泛的听众基础，那些小孩子们所听到的，正是这一种。说书人并不是不打草稿的，他们往往也有自己的蓝本，叫做话本。而这些话本就成了日后一些小说或是戏曲的良好素材，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有题材，也有着丰富的人文感情。比如，《西游记》的某些细节就来自这些说佛经的通俗教义。而《三国演义》的传承痕迹就更加明显了，尤其明显的便是其中尊刘贬曹的倾向。

刘备、关羽和张飞

我们今日读到的《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明之际，全称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此之前，还有一本叫《三国志平话》的话本，已经具备了《演义》的大概思路。一段历史被演绎成小说有其漫长的过程，但《三国演义》罗贯中的灌水灵感一定是来自于民间对于三国的通俗见解，即话本的影响，而在最初的写三国的史料中并没有这样的偏向。陈寿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而三国分册成书，蜀曰《先主传》，吴曰《吴主传》，基本上是地道的史家写法，可信的成分也多。裴松之为之作注，就其细节，扩充了约三分之二的内容，也是取材自史料有所依傍的。所以，在魏晋和南朝的一段时间里，三国还是一部面貌端正的史说。但是，说书的行当兴起之后，三国变成了漫谈的对象，并且说书人更加不介意添加一些可以赚取听众感情并以此卖座的倾向性。鉴于此，必然要在三家里面营造出一个让人或好或恶的对比来。于是，有着汉皇室血统的刘玄德变成了正派一方的首选，而曹操因为为人相对不择手段而被形容为狡猾又偏偏可以成事的厚黑奸雄。

后人对此多有批评，说玄德“忠厚而似伪”，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连同那桃园三兄弟也被附会得义气少有，让人感觉太假了。但不管怎么说，就话本和小说的范畴来说，这样的立场让他们取得了成功，他根本不需要尊重历史的眉目，甚至只需要从中抓住几个可以立意的名字就可以了。这也就构成了数百年来人们读《三国演义》所一直享受着的东西：所谓人情和事理的乖违，一种悲剧的力量。

可是，刘备就真的是君子，曹操也就真的可以算做小人吗？以苏轼的看法，也或者仅仅是王彭的观点，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的尊刘反曹或是尊曹反刘的倾向来，这一点，要成熟过那些被故事弄得又哭又笑的小孩子了。

养生说

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

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事在必行，有犯无恕！”又用佛语及老语，视鼻端白，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其名曰“随”：与息俱出，复与俱入，或觉此息，从毛窍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无始以来，诸病自除，诸障渐灭，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尽于此。

品读

基督说，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得胜在于回归安息。

苏轼这一文说的，也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只是更加偏于细节，以至于有点好笑。

他说，不饿不要吃饭，吃饭也不要吃饱，这在正常人的饮食理念里恐怕是不太好理解的事情，也很难办到。记得曾经看到西方的一则节食法，便是在对着美味食物的同时，去竭力想象一种不愉快的味道，直到这种食物跟这种不愉快的味道在人脑建立了条件性的反射联系，人便不会主动寻求这种以前嗜爱的食物了，据说卓有成效。或者，借这种办法可以达到苏子所倡导的饮食境界。

孙武

多活动一下，这样可以促进肠胃排空，当肚子空下来的时候，便走到屋子里面去，可以坐着，也可以躺下来，不过要控制身体，让身体的机能处于麻痹状态，像木偶一样。在东方和西方的修养理论中，似乎都一致地认为身体是内在性情修为的障碍，要达到锻炼内在性情的目的必须要克制身体，以至于保罗曾经苦恼地说：“谁能救我脱离这趋死的身体呢？”而苦行的僧人也往往有自残的倾向，比如以刀刺身或是把手指像蜡烛一样点着了任其燃烧。还好，苏轼在这里倡导的只是麻痹身体而已。

光静坐是不够的，还有咒语，这样的养生灵感，应该是脱胎自僧人念经的办法罢！这一段口诀还是有其广大意境的，叫人难以捉摸，大概是说：我的身体呀，若有了丝毫的动摇，便堕入了地狱。这安定的法门，要像商鞅的律令和孙武的兵法一样坚定有力度，若是违背了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应该说，这是一种自我强迫性的静坐，好像在极力想象一种极其恐怖的后果来压抑自己好动的天性，实在叫人忍俊不禁。

接着又是教人凝神的方法，这一节更是吹得云里雾里，要旨不过是将全身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无所谓的点上，用来做一些无所谓的事情，比如看着自己的鼻尖，数着呼吸的次数，如此而已。数到几百下的时候，便觉得身体好像已经没有了，也不会为不能动弹的禁令而苦恼了。等数到几千下的时候，连数数也可以放弃了，进入一种更加安宁的境界，苏轼叫做“随”，就像意念都变成了进出身体的那一缕气息，意象因为广大而变得开阔，接近于虚无，好像云雾。倘若能这样，就差不多接近最高的层次了，可以革除精神的病弊，达到明悟。这种情形，就像盲人突然获得了光明，再也用不着别人来指点道路一样。不过，这些听来好像更不失为一种好的催眠法，就像通常所谓的数山羊一样。

总之，这样的养生主张是让人难以恭维的。其实最好的养生法莫过于培养良好的性情，充分劳动，适当休息。

论雨井水

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尔食之不辍，可以长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药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为《坎》，故天一为水。吾闻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热与石硫黄钟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发背脑为疽，盖尝观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储之有方，后七日辄生物如云母状，道士谓“水中金”，可养炼为丹，此固常见之者。此至浅近，世独不能为，况所谓玄者乎！

品读

聪明人犯起傻来比傻子更愚蠢，而每每以其自得的嘴脸让人忍俊不禁。或许是由于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较之东坡的宋朝确实先进得多，以至于我们就很多事情比他明白，比如：微生物、病毒的所在，元素在化学反应中的前后守恒，什么东西会有怎样的毒性，人总归会死掉，而联系必须要有客观性的基础，如此等等。

拿雨水煮茶，不知道宋朝的雨水里面是不是也像今天这样富含尘土烟灰，或者是酸雨，但就今天看来，是绝对不可行的。首先，雨滴的形成就要借助一定的凝结核，而这些凝结核就是大气里的尘埃颗粒，带着怎样的细菌，又有什么样的病菌都说不清。这么说来，古今中外的雨水一定不会干净到哪里去。而苏轼把这些雨水美其名曰“甘滑”，并且说经常喝会长生，实在过誉。这让人记起来一则笑话，说一个人常常以他父亲的长寿夸耀于人前，于是有人便向他请教其中的妙诀，他说妙诀就在于他的父亲百年如一日地坚持服用一种汤药。可是，如果没有百岁的性命，又怎么能够百年服药呢？

端阳景图

清·余穉

把井水称之为“甘冷”，并认为它有一定的药效，这是合理的，但绝非可以算做良药。在近代西方医学里，曾经有以矿物质水治病的传统，但是功效往往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神奇，所以井水或是泉水医人治病更多地不过是人们所传的一种流言，不足信。不过，以质量好的泉水来煮好茶倒是一件恰当而高雅的事情，苏轼也曾经有过“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妙句，并且于焦渴时候得甘甜清洌的泉水入口，也是人生的一大痛快事。

井花水是一种什么样的水，似乎不得而知。

陆羽烹茶图（部分） 元·赵原

据有些说法，是井水经过一夜的澄清之后，表面的最为干净的那一层水，这样看来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特异之处。不过，就苏轼所记录的，好像这种水服用了以后，可以叫人身体发热，热得好像吃了硫磺或是碳酸氢钙一样。在这里，就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胆量了，什么都敢拿来作践身体。如果说，吃点碳酸氢钙还可以治疗胃酸过多的毛病的话，吃硫磺又会有什么好处呢？而对一些不适应的人来说，喝了井花水，就会生出恶疮，大概会死得很难看，所以又不鼓励人们去喝。

最后的事情，更加不靠谱了。从一桶井水里面培育出肮脏的水母一样的生物，这本来是件正常的事情，但若要把它跟丹药联系起来，不得不让人发笑。古人炼丹大概跟西方的巫婆有一拼，照例取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或是不洁的东西，真不知道是怎样想的。

最后苏轼说，这些办法都是极其浅显的，而世人都不能照着来做，何况是那些高深的法术呢？听口气，好像他还很遗憾似的！

导引语

导引家云：“心不离田，手不离宅。”此语极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品读

所谓导引家，大概也就是气功师之类的人罢。中国人对于精、气、神的研究可谓是抽象又深入，以至于连我们自己也说不上这其中奥妙的具体一二，也无怪乎西方人要把气功当做是一种玄之又玄的神仙之术了。道家对此的附会最多，有养生、太极等诸多名目，对此应该抱有一种理智不谀的态度。纵使彭祖是善于运气养神的人，按照人体机能的衰退理论，也绝对不可能活到八百岁，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健健康康地活个百来岁无疾而终罢了。话说回来，道士们的这种伪科学在古代可是害人不浅的，上至皇帝王公，下至百姓走卒，大多数人对于幺蛾子的长生不死术、炼金术、炼丹术之类的存在都深信不疑，至于自己为何无缘求得，却也只能抱怨自己的修为和机会不够了。在唐宋时候，把道家思想和行为神化的传言可谓日见猖獗，忽悠了很大一批人。

即或是这样，养气和调理的实际功用还是客观存在的，苏轼在这一小记所记录的导引语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理论成果。“心不离田，手不离宅”，表面上的意思就是心守丹田，手常摩面。当然，这里所谓心，一定指的是心智或是脑部的活动。但这只不过是语言层面的意思，在实际的操作演练之中，能够做到心守丹田是很难的，人的大脑是最容易受到蛊惑而产生各种情绪的器官，而情绪是一切行动命令的发出者。一件不好的事情来自于一次不好的行为，一次不好的行为来自于一个不好的主意，一个不好的主意则来自于一次不正常的脑部思维。丹田的概念原是道教内丹派修炼精气神的术语，现在已被各派气功广为引用。《东医宝鉴》引《仙经》之文，不仅指出丹田的所在，而且还阐述了丹田的功能：“脑为髓海，上丹田;心为绛火，中丹田;脐下三寸为下丹田。下丹田，藏精之府也;中丹田，藏气之府也;上丹田，藏神之府也”。古人称精气神为三宝，视丹田为贮藏精气神的所在，因此很重视丹田的意义，把它看做是“性命之根本”。把所有的思维活动集聚在这一个点上不离开，这需要相当的定力。诱惑人作出错误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一个统称，叫做欲望。

水墨花卉图

明·徐渭

以手摩面的作用也在于对心守丹田有所帮助，面部的神经分布最为密集，感觉也最为敏锐。抵掌额头、摩挲两颊可以使得面部的血液加快循环，从而让神经由紧张趋于松弛，集中精神思考的状态被打散进入分化无为的境界，以求熄灭对应外部事物产生的喜怒哀乐情绪。当然，手本身也是人用以攫取世间貌似美好却委实有害的事物的活动器官，这样，“手不离宅”便又有了一层劝诫和阻止的意味。须知一切人生本味，需向内心处寻求，勿以向外。

真人的意念，好像深水里的珍珠，虽然水波摇晃，洋底幽暗，却能够定立于一隅发出属于自己的熠熠光彩;普通人的意念，好像气泡漂浮在水面上，随着水流往返而奔波，随着浪花起落而生灭。这真是一个上乘的比喻，而所谓水者，却是这熙攘纷呈的大千世界。

苏轼像

阳丹诀和阴丹诀

一、阳丹诀

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炼令甘，乃咽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盖，溺其中，已，随手盖之，书识其上，自一至三十。置净室，选谨朴者守之。满三十日开视，其上当结细砂如浮蚁状，或黄或赤，密绢帕滤取。新汲水净，淘澄无度，以秽气尽为度，净瓷瓶合贮之。夏至后取细研，枣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数，三五日后服尽。夏至后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后服。此名阳丹阴炼，须清净绝欲，若不绝欲，其砂不结。

二、阴丹诀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无疾恙者，并养其子，善饮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少只半升已来亦可。以砂银作鼎与匙，如无砂银，山泽银亦得。慢火熬炼，不住手搅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数。此名阴丹阳炼。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净所结；又此阳物也，须复经火，经火之余皆其糟粕，与烧盐无异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阴物，不经火炼则冷滑而漏精气也。此阳丹阴炼、阴丹阳炼，盖道士灵智妙用，沉机捷法，非其人不可轻泄，慎之！慎之！

品读

极恶心的两段文字，也很有趣。苏轼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表现得一本正经又神神秘秘，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似的。只是在结尾处，那种狡黠的语气让人忍俊不禁，最终一笑了之。苏东坡自己也炼丹，但是否是依此法炼制，就不得而知了。

阳丹诀里说，冬天里吸到嘴里的鼻涕也是好东西，舍不得把它吐出来，就用唾液洗干净了，吃到肚子里去。这是很难想象的，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鼻涕无非是呼吸道里的一些腺体分泌的黏液，用以保持呼吸系统的湿润，并且将一些进入鼻和咽的尘土病毒黏着起来，排出体外。然而炼丹术的精神是最擅长想象的，也最能变废为宝，常常教人从石头和泥土里炼出金银，或竟至教人把痰和鼻涕吃下去，这也太变态了。至于“漱炼以甘”，怎么会变成甜的，也很叫人觉得不可理喻。

吃完痰和鼻涕，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喝尿。在这里，不由得让人想起在《西游记》里师兄弟三人捉弄那三只虎、鹿、羊的故事来了，打着神仙和长生的幌子，让它们把自己的尿喝下去，美其名曰“圣水”。那三个蠢东西也真是的，一边喝还一边感恩戴德，只是傻兮兮地问，这“圣水”的味道怎么有一些猪臊气呢？前面的鼻涕大概是引子，在身体里周转一圈后，更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小便排出来，这是万万浪费不得的，怎么办呢？找三十个干干净净的小瓷罐来，把尿撒在里面，完事之后盖上盖子。等采集便样满了，就把三十个罐子逐一编号，放在一个干净的屋子里密密地酵制。并且为了保险起见，还要选一个老实可靠的人看守着，就像老君的丹房里也总要有一个看药的小厮一样。等到三十天以后，把这些罐子打开，会看到上面有一层细微的固体。把这些东西用细纱布过滤一下，用新打的干净的井水淘洗干净，直到闻不到污秽的气味了，再把它放在装丹药的瓷瓶里，如此，阳丹就算制成了。

服阳丹也要在至阳的时候，于是就在夏至以后的几天里，把药研碎了来吃。大概苏轼也知道这种药的味道一定是不敢恭维的，所以便建议用枣肉调和攒成丸子，如梧桐子大小，大概也要1.5厘米到2厘米的直径罢。丸子需要和酒吞下去，用量不限，不能有旁佐。夏至以后，也可以按照这样的办法采便制药，不过要到冬至后才能服用。炼制阳丹有一个前提，必须要绝欲，这个似乎好理解，既然是阳丹嘛，就必须隔绝一切阴性的因素，而其中以女人最甚。既然是取男便又不经火炼成，也就正所谓是阳丹而阴炼了。

如果用成分分析的办法看一下老夫子所谓的阳丹的话，无非就是一些含糖的果肉纤维，和一些尿素或是碳酸氢铵，古人可真会变着法子骗人。不知道苏轼是在有意地侮辱广大群众的智商呢，还是受了别人的骗，煞有介事地作经验推广报告。

阴丹诀相对于阳丹诀，写得没有那么恶心，却不免下流。苏轼说，找生头胎的女子，需夫妻和小孩子都没有疾病的，好吃好喝地把他们老小供养起来，每天从母亲那里取奶，半升到一升。这里有一点疑问，平均的母乳水平，每天未必会有那么多罢？如果是尽行取来做丹了，那小孩子吃什么？所以如此的做法，有点不人道。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按照一般炼制奶片的工艺进行了，坩埚最好的材质是含有一点汞元素的锅子，如果没有的话，就用普通的银锅子炼制。用火慢慢地熬制，可能是里面的有机成分会有一定程度的碳化，最终形成淡黄色的固体。这种固体如果可以攒成丸子就攒，也要梧桐子一样大小，和酒吃下去，也是不要旁佐，用量不限。估计阴丹的味道比阳丹要好多了，至少不需要再用枣肉做糖衣了。但如果用所谓“朱砂银”的锅子炼制，其中的重金属含量一定是严重超标的，长期服用，可以达到毛发脱落、神经迟钝的疗效。这对于一生常以聪明过头为苦恼的苏轼来说，也算是一剂对症的良药了。

炼丹术尽管荒谬，却又有它看起来头头是道的理论。苏轼以为丹药的材料，大概可以分为阳性和阴性的，而这两种材料的炼制法是不一样的。阳丹需要阴炼，阴丹需要阳炼，而所谓阴炼和阳炼的区别，在于是否经火，是否有加热的过程。所以，他认为其他人所服用的秋石——同样是从尿液里提取的壮阳药——无异于在吃毒药：第一，本身没有淘汰干净;第二，本身已经是阳性的东西，却又再次经火。炼丹吃药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跟“病者求养，养者求壮，壮者求长生”的心理是分不开的。这事在魏晋达到鼎盛，士族们闲着没有事情可以做就磕药，一个个磕得脸蛋红扑扑的，所以早死的和神经不正常的人也多。为此，鲁迅也专门做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专题演讲。甚至到义和团的时候，拳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吞丹砂，据说那样好像可以获得更多的力气来“扶清灭洋”。

写到这里，恐怕苏轼自己都笑了，这一切都是多么虚妄啊！尽管这样，他还是要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这是某某道士教给我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养生难在去欲

苏武小像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齿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品读

古人所倡导的养生理论，似乎特别跟人的欲望过不去，把欲望说成是甚于洪水猛兽的大敌。对此苏轼也有专门的总结，他化用枚乘的《七发》说：“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这样看来，人通常追求的一切享受都是有害的了，进出都乘坐着私家车，或是公车，可以造成肌肉萎缩;大房子里开着冷气，便有让人害寒病和热病之虞;漂亮的女子让人耽于情爱，就像是砍斫性命的斧头;佳肴美食可以取悦于人的味蕾，却是让肠胃腐败的毒药。这样的分析，可谓是“一掴一掌血”了，叫人傻眼，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吗？干脆死了算了。

双猫窥鱼图 清·程璋

在这一小记里面，苏轼和几个哥们儿去游安国寺。既然到了寺庙，就该谈论一点跟和尚们的教义理念相关的东西吧，于是几个人说来说去，说到了养生。首先发话的是苏东坡，他说：“咳！依我看，其他的都不重要，最重要也最困难的就是祛除欲望。”说到“欲望”一词的时候，他一定是扮了一个很严重的鬼脸，于是大家心领神会了，他说的“欲望”实指的是性欲。一伙老爷们儿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了，谈话的内容似乎也有些不正经了。

那个叫张公规的哥们就接着东坡的话茬说了：“哎呀，是啊！想想苏武在蒙古高原上放羊的时候，那日子多苦。吃毛毯喝雪水，还差一点就死掉了，幸亏做了个拔罐放出来两斤血才慢慢地康复起来。就算是这样，他还是讨了一个少数民族女子做老婆，还生了一大堆小孩（具体几个也无从考证了），真是到死也不忘风流。苏武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是那样，更何况那些刚刚结婚正在蜜月中的年轻人呢？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祛除性欲的确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啊！”这番话引起了满堂的哄笑，大家一起看着苏东坡，毕竟苏武也算是老苏家的人，别人正说你们家人不地道呢！

苏东坡对此的回应在这一小记中没有记录，可能是出于对新死之人的避讳或者是什么目的。他接着张公规的话说：“那你们的那个张子野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都八十了，还老牛吃嫩草，纳一房十八的小妾，丢不丢人？”原本很庄重的学术探讨，到这里成了逞口舌之利的逗哏和说嘴，于是满堂皆笑。由此观之，让人抛开欲望也的确是件困难的事情，看看这伙人的兴奋劲头就知道了。

保罗，大概是保罗罢，说人追随上帝最好的情况是单身，但是出于性欲的考虑，也总不能勉强。可见，对于信徒要求严格的基督教在这里也给凡人们留了一个人性的后门，毕竟，上帝是最能了解人类需求的嘛！男人要不近女色，女人要不近男色，倘是这样，人类岂不要在一世以下绝迹了！善哉，善哉！

但是，人有没有祛除性欲的可能性呢？有的，办法可以参照人们治疗妒忌之症的方子：以纸灰调冷水饮，及死乃愈。既然欲望最旺盛的时期是身体机能作用最活跃的时候，那么，身体的衰老也必然会带来欲望的消竭。所以孔子说，我到七十岁的时候就能够不超越规矩做事情了，而死人是绝对可靠的。这一点，应该说苏东坡的体会是最深的，他一生三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能够跟王朝云分房睡觉，大概也因为确实是老了罢。也许正是这样，那个时候他经常教导别人的一句话就是：少纳妾，多养猪。哈哈，有趣！

安国寺

乐天烧丹

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

品读

白居易像

文人的出路，无非仕和隐。向往官仕的人居多，这倒不一定是儒家思想使然，更多的是人对于名利或热闹本身的偏好。心里想着要隐居的人占少数，并且其中多的是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就呆在山谷的角落里，开拓自己的思想，发展自己的学术，或者是做一点打发时间的事情，比如说烧丹。

苏轼本人倒不是像他一贯向人所表白叫嚣的那样喜欢退隐，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从年少就离家求官，把自己的一生都浪掷在政治里面了。所以，他说他要隐居烧丹，这事儿有点虚伪。这一小记里面，他写了白居易烧丹不成功的故事。老白在庐山炼丹，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丹炉却裂开了，第二天就收到了朝廷要他到中州作刺史的委任状。对此，苏轼的结论是，入世和出世的事情是势不两立的，而且早就被命定了，倘若是一方的机缘没有尽，那么想做另一种事情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成的。但是，依我看，白居易烧丹也是假惺惺地没有诚意，否则怎么会选择在庐山盖草堂呢？庐山是天下闻名的大山，在那里居住也就无异于向天下人标榜自己的所在，这样的心思又岂能甘于寂寞？这不由得叫人想起《北山移文》所批评的那个人来，“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山岳也以这样的人为耻辱呢！

在唐朝的时候，还有一些人隐居在终南山里面，这是秦岭的一个主峰，在长安以南五十里。在这里隐居的人多是一些假君子，沽名钓誉之徒。他们在这就近京畿，就近天子的地方终日谈论讲说，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也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他们就是希望统治者能够听到他们的主张，然后诏他们进宫封官。这有点像商人在市场上的做法，把货物囤积起来，等到消费者需求高涨到一定程度了，就欢天喜地地开仓售货。说到底，这两种人都不过是在谋算一种好的利市，只要价钱合适了就卖，有时候是十贯，有时候是一个小县令的缺儿。

和这些以隐谋仕的人比起来，纯粹的隐者和专一的当官之人就显得可敬得多。苏轼在这里也说得很明白，前面自己之所以想隐居而不能，正是因为尘缘未尽啊！这回真的贬官了，看来老天爷是想要成全我炼丹了。这话听起来似乎还有一些扬扬自得的成分在里面，好像意思是说你赵家天子不是不用我做官吗，那我就炼丹玩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多谢万岁成全啦！

四季图之一 清·王震

也正是由于这种有意卖弄的思想，他才被一贬再贬，直到从高密贬到了兔子不拉屎的黄州，才发现坏了，这下玩儿大了。

辟谷说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测。有人堕其中不能出，饥甚，见龟蛇无数，每旦辄引首东望，吸初日光咽之，其人亦随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复饥，身轻力强。后卒还家，不食，不知其所终。此晋武帝时事。辟谷之法以百数，此为上，妙法止于此。能服玉泉，使铅汞具体，去仙不远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

品读

写这篇的时候，苏东坡就快要绝粮了。倘若这个时候，还有人愿意拿十斤羊肉换他一个字条的话，他一定会乐此不疲的。但是这可是在海南岛啊，非但羊肉稀缺，就连老朋友们的接济也到达不了，怎么办呢？画饼充饥罢。

这小记是从他听到的一个故事开始的，说晋武帝时候，有一个人掉到井里去了，眼看就要饿死。也是这个人命不该绝，他看到井里很多龟蛇在每天早上都对着太阳吃阳光，于是也就跟着效仿，居然真的不饿了，而且还“身轻力强”。后来回到家里，还是不吃饭，最后也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件事情，现在看来还真有一点点超前的意味，或者哪一天人类掌握了把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生物的化学能量进而为身体所运用的技术的话，没准真的会很流行。在日子比较太平比较富裕的时候，苏轼是绝对想不到要用这样的方法的，不过现在既然已经潦倒成这个样子，也就不妨一试了。

自己试验就试验罢，他还要写出来，发上一通感慨。他说，这个吃阳光的办法是所有辟谷法（所谓辟谷法，大概也就是断绝谷物，即不吃粮食而生存的意思吧，姑且这样理解）里面最好的办法。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好的方法，天下人都不知道，知道的人也不能去实践，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心不能安静啊！既然这种吃阳光的办法要求的安静境界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达到的，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使用这一方法！在这里，他又使出了自己一贯的骗人伎俩：用一种不存在的小前提做一个诱人的三段论，然后“咔嚓”告诉大家：你们是不行的。真是可恶。

元符二年的儋耳米贵，这个是很好理解的，非但是海南的米贵，怕是整个大宋朝的米市都处在一种崩盘的局面里罢，地主家也不见得有余粮啊！多年的青苗法种下的恶果，土地被抛荒，又加之蝗、旱之灾，米贵一定是必然的。这时候的苏轼，已经从政治的庙堂和自己精神世界的后花园里完全走出来了，他正看见大宋国的上下满目疮痍，而人民的境地更是水深火热，可谁可以拯救这一切呢？算了，还是随它去罢。然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大概还是希望赵家的天子可以看到对于米贵的抱怨，希望他能想象到民不聊生的情景，从而发点慈悲。

洛阳龙门石窟

这还是让人想起了晋惠帝（也就是晋武帝的儿子）说的那句话：既然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或许最严重的灾难从来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那种统治者对于底层状况的彻底的、难以理喻的不了解。而这，也算是宋朝最致命的弊病之一了。

记服绢

医官张君传服绢方，真神仙上药也。然绢本以御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时当盖稻草席耳。世言着衣吃饭，今乃吃衣着饭耶？

品读

苏轼讲话，不是一般的辛辣。在这一小记里面，记载了一个姓张的医生给人开吃绢纱的药方，他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人们常说的是吃饭穿衣，现在既然衣服可以吃了，那是不是也应该把饭穿在身上呢？

如果说这里苏轼的批评只是一种文字上的小小把戏的话，那古代的医生由着性子乱给病人开方子的事情的确是有很多的，并且还很附会。以至于现在看来，这些方子都很主观，有些像是巫术。这也难怪了，中国在最早的时候，巫和医是不分家的。这个张姓的医官所开的药方，目的大概在治疗一种寒病罢，以丝绢驱寒，这也一定就是他的药理理论了。类似的方子不胜枚举。

在治疗外伤的时候，有些医生建议人拿毛发烧成灰，敷在伤口上，说是可以止血。这还算是靠谱的，但如果是刀伤，就要用羊屎，这就恐怖了。在止血的时候，还有口诀，说“男子竭，女子载”，一边念叨，一边画地。要想不留下疤痕，就要拿猪油和着唾沫熬炼，敷在伤口上。如果是被狗咬了，就拿蚯蚓的粪便和井上的泥土熬制，趁着热的时候，外敷在伤口上。也要把咬人的狗的毛薅下一些来，用火烧成灰烬，敷在被咬伤的地方。这些外伤的治疗办法都是古怪得很，不过还好是外敷，倘若是内服，还不得把人恶心吐了啊！不过也别说，还真有这一类的口服药方。经常见的是教人把木头、石头、甚至是铁块，煮来喝汤。还有更简单的，也更拿人不当人，说掘地以下几尺，挖出一缸水来，慢慢地煮来喝尽了。也有一些日常饮食的东西，比如说马肉、鹿肉、野猪肉、羊肉、兔子头之类，还有酒，并且要在酒里面调进狐狸皮烧的灰。

单是听听，就已经让人掉鸡皮疙瘩了。还有教人发汗的方子，说从船工用过多年的橹柄上刮一些碎木屑，用水煮了喝汤，据说还很灵验。

治疗皮肤病的情况也就更精彩了，不过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什么汤药，而是一些乌七八糟的咒语。其中就有一种情况，让身上有病的人抱着柴草，而遇到的人问“这是干什么”，病人就回答说，“我去尤（疣）”，然后放下所负的薪柴，径直走开，不要回头。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巫祝做法了。还有一种办法，是教病人拿着破笤帚在农历月初一的晚上，来到井水边上，用笤帚扫身上，一边扫一边念念有词，说“今天是月初一，扫走晦气，扫走疣疾”，完事之后，把破笤帚扔进井里，回家就好了。治疗癫痫一类的神经病的方子也很耸人听闻，在病人发病的时候，用刀子从头顶到脖子划一道，在伤口上敷上新鲜的狗屎，这样连敷三天，最后把和着血的狗屎蒸熟，吃下去就好了。或者也有清洁一点的办法，用狗尾巴和墙头草，在锅里干炒，差不多焦糊了，就拿水冲，然后喝汤。

这些办法基本上都是令人不堪卒读的，古人居然想得到，并且能够横下心来实行，勇气也实在可嘉。苏轼在这里所嗤笑的，恐怕也不仅仅是那个姓张的庸医，而是所有那些收着医资却以人命为儿戏的家伙。激浊扬清，这也算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在蒙昧的社会里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

记梦四首

一、记梦参寥茶诗

昨夜梦参寥师携一轴诗见过，觉而记其《饮茶诗》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诗，以纪其事。

二、记子由梦

元丰八年正月旦日，子由梦李士宁，草草为具，梦中赠一绝句云：“先生惠然肯见客，旋买鸡豚旋烹炙。人间饮酒未须嫌，归去蓬莱却无吃。”明年闰二月六日为予道之，书以遗过子。

梦蝶图 元·刘贯道

苏轼像

三、记梦赋诗

轼初自蜀应举京师，道过华清宫，梦明皇令赋《太真妃裙带词》，觉而记之。今书赠何山潘大临老，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元丰五年十月七日。

四、梦中作靴铭

轼武林日，梦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围侍，一红衣女童捧红靴一双，命轼铭之。觉而记其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雷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漪漪风皱，六铢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品读

精彩的文章和词句似乎总是天生的东西，所以有“妙手偶得之”的感慨。但是于酣睡之际伴随着梦境的展开而获得，以梦的分析理论来解释的话，大概便是做梦的人日常用功太过的缘故，也或是这人以作诗为生活，以生活为梦故而常于梦里得诗。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为例，这首诗倏忽南北，言意飘荡，如羚羊挂角，如鸿踏雪泥，其境界是人在十分清醒的状态下所难以企及的，定是非梦中的意识流情景所成就。或有人平时下笔索然寡味，借酒却可以写出上乘诗文，也是相同的道理。

参寥和尚即是释道潜，是宋朝修为和诗文俱有名的僧人，比东坡小七岁。两个人经常一起喝喝茶、说说诗、参参禅，意气十分相投。在苏东坡被贬去黄州的时候，参寥也一道追随他去了那里，并相与居留了好些时日。乍一看，“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这话有一点阴森森的鬼气，若不是题作“饮茶”，倒像是上坟时所写的悼文呢。梦如平时，读过老朋友的句子（其实是东坡自己在梦里杜撰的句子），苏轼有点不理解，就问了，“你这三月里的槐树枝子生火倒是新鲜的，而泉水新鲜又当怎样理解？”参寥的回答很是吓人，倘若苏轼平素不知道清明淘井这回事的话，那就真的是魂魄开口让活人长见识了。至于清明淘井的说法，的确是有的，农历的这日照例要收拾院落和修整器用，至今依然。苏轼醒来想起了上面的那两句诗，清新而朴素，不失为俊语，便寻思着再对上两句凑成一整首诗，而恐怕这又要再梦一回释和尚了。在西湖智果院里，有以参寥的名字命名的泉水，而此泉旁边的一泉，就叫做新泉。

第二首诗记录的是弟弟苏辙的梦，这梦是在元丰八年做的。这一年，神宗死了，哲宗继位，五月的时候，新皇帝的一纸调令就把苏东坡从黄州薅了起来，放到了登州——也就是蓬莱——做太守，同时还恢复了苏东坡京城谏官的职分。这对于久居江湖的苏轼来说，不免是一个好消息。至于李士宁，那是当时的一个达人，据说很牛。他曾经在王安石狗屁不是的时候对他说，二十年以后的宰相就是你，这话应验了。所以苏辙梦见了此人，立刻便表现得很殷勤，杀鸡宰鱼请李半仙大吃了一顿。当然，这顿饭虽然是在梦里，也不是白吃的，吃完以后，李半仙便给苏辙写了上面二十八字的诗句。这是一个美好的征兆，借得李士宁的吉言，苏轼转运了。这首诗当然也有除了预测苏轼前路以外的含义，比如说劝勉。“人间饮酒为须嫌，归去蓬莱却无吃”，意思就是趁着有酒可以喝的时候赶紧喝，只怕是到了蓬莱那个地方连吃的都没了。这是告诉苏轼要抓住在黄州的最后一点闲散时光及时行乐，接下来的日子就要非常忙碌了。也的确如此，到了登州，苏轼既要抓生产，又要管经济，还要治理军队。并且，从登州到京城之后就更忙了，一个礼拜大多数的时间都要呆在皇帝家的偏房里写折子。苏轼在这里，大概会不由得慨叹天命有定，而神人知之，于是把这些记了下来给苏过看。

上面的两首都是苏轼记别人梦里所写的诗句，而接下来的两首则是自己写的，而且写得甚是香艳。唐玄宗似乎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喜欢把文人蓄养起来，然后不时地把他们叫来，写上一两首暧昧的宫体诗，做派倒挺像是梁朝的萧皇帝。这一类的游戏，李白也玩过，比如“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那几首。大概苏轼对此也十分眼羡，就在梦里为玄宗皇帝作起了御前诗，题目便是美饰一下杨玉环的裙带，应该说那二十四个字写得还不赖，六字一顿的句法有点新鲜，也很有一些宋玉或是曹植的赋体风格。从这一点来说，赵天子没有像打发柳永一样让苏轼去给歌女们填词，委实有些可惜。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首诗在做梦给神宗作靴子文章的时候又出现了，看来是穿帮了，姑且只看另一段文字罢。老实说，在一只鞋子上做文章没有什么意思，并且，脚在人体诸多部分中的地位也是不大好恭维的。可是皇帝就让他写自己的鞋子，苏轼又有什么办法，就多说好听的呗。于是，“寒女之丝，铢积寸累”极言靴子宝贵，“天步所临，云蒸雷起”极言天子高贵。好话讲了一箩筐，却仅仅是为了在梦中讨好统治者，想想这些给人家做臣子的，也真是不容易呀！

华清出浴图 清·康涛

人如果能够于现实以外，在睡梦中有所看见，那也算是多过活了一个世界，便更添了一重境界。而这始终是我辈难以企及的，可见老天有所私袒。

记子由梦塔

苏辙像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需，“要好砂五六钱。”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开，其中舍利灿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弟继吞之，各一两，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梦中甚明，故闲报为笑耳。

品读

苏轼在这一年（不知道究竟多少岁）生日的前一天夜里，梦见了当初自己和弟弟从眉山回到京城。他们在路上遇见了两个僧人，一道同行，其中一个胡须和头发（怎么会有头发？又或是头皮的颜色？）统统很黑。看那个和尚有点得道的样子，两兄弟就询问起自己此去京城的祸福来，和尚回答他们说这一去很好，不会有什么坏事。这个回答其实范围很广大，而以没有灾祸为底限，其余的事情也够哥儿俩憧憬的。又问道京城里面需要什么，说是需要一点好的朱砂，这事不大好理解，是做书写批复之用还是用作其他就不得而知了。和尚的手上托着一节小塔，对哥俩说这里面有舍利，也就是佛骨。苏轼把塔接过来的时候，塔就自然地裂开了，露出来像花朵一样灿烂明亮的一节舍利，于是两个人就同和尚建议把这块舍利分开吃了。和尚把舍利分成三份，每份约有一两重，然而大小粗细却是不一样的。和尚先把自己的那一份吞了下去，接着兄弟两个也吞了下去，一些碎屑飞荡在空中，晶莹剔透。和尚笑着说，本来是要拿这块舍利造佛塔的，却不料吃下去了。弟弟说，那就在我们三人的肩膀上各盖一座小塔得了。哥哥说，哪里用得着嘛，我们三人就是三座没有缝的塔啊！和尚听了之后笑了，梦也到此结束了。

三苏祠

开元寺石塔

应该说，这个梦是有所指的，至少“无缝塔”一语代表了两兄弟抱元守一、立志不为世俗所沾染的决心。但其实更是一种自我标榜，而这是会让一些人听了之后感觉不舒服的。

做人可以无缝，而容纳世间万象的现实却实在是有间的。在《别石塔》一文里，苏轼以寓言的形式想象了一段自己和石塔的对话。那时，他正要从扬州离开，便感慨道，我走得太匆忙了，竟然没有看到一座石塔。于是，石塔听了很生气，站起来对他说，你自己没看见石塔，难道我是一座砖塔吗？苏轼说，只可惜有缝呀！石塔回答他，若是没有缝，那些蝼蚁藏在哪里？老夫子表示同意。这个寓言对于那些钻营的小人，又是一番尖锐的挖苦。

从这两个塔的比喻，可以理解苏轼的一生为什么会屡屡遭逢苦难，而他又凭什么超越了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

梦中作祭春牛文

元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题云：请《祭春牛文》。予取笔疾书其上，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复当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唤醒他。”

品读

元丰六年即是公元的1083年，苏轼在黄州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在这一年腊月二十七的早上天快要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黑黑胖胖的小官吏来请他写一段鞭牛典礼时候用的祭土牛文。刚开始，苏轼是不大愿意写的，就推托让他们去找别人写，其中的一个小吏就说了，我们要找人写一篇好的祭牛文，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您可以写了，还是请您勉为其难写两句罢。这话苏轼听着受用，立刻奋笔疾书，便写了“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的一段，意思也就是：开春了，草木就要长出来了，这个时候把土牛请出来，劝诫农民们在新的一年里搞好农业生产。土牛虽然穿着五颜六色的彩衣，却不过是用泥土做的，稍后不久就会被打碎再次融入泥土，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人家请的是祭祀的文字，这样饱含个人感情的句子恐怕有些不妥罢？于是，其中的一个小吏就说了，后面的这两句恐怕又要惹人生气了罢？而另一个小吏就说了，没有关系，这可以唤醒那（生气的）人。梦境到此就结束了。然而，苏轼在这里写的，哪里是土牛呢？分明是在写他自己，发泄自己的情绪嘛！第一个小吏的观点，不过是站在他的政治生涯的壁上的冷眼旁观;而另一个小吏所说的话，则表达了苏轼自己心里的声音。苏轼在黄州这个鬼地方呆够了，职务低下不说，失去了人身自由，还整天没个鸟事，这让他觉得尤为不爽，渐渐地就有了一些玩世不恭的心态。当然，“谁为喜愠”的话里也有一些自勉的成分，细细品来，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这样的文字却也不可以向着他本人的思想动态附会太多，否则就是夸大了。

鞭牛在古代的农耕社会里，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目的就在于劝农桑，向老天爷祈求一个好收成，中央有中央的仪式，地方也有地方的仪式，为期两天。通常的做法就是把制作好的土牛，也就是春牛，放在宫廷和官署的门口，由皇帝和地方首长充当策牛人对其挥鞭劝进。而牛本身的制作工艺则是极其精美又富于讲究的，牛头和牛身所绘制的颜色依据所属年份的干支所对应的五行色调来选取，策牛之人的服饰也要同这样的色彩相配搭，代表天人之间的和谐一致。另外，连缰绳的长度和牛嚼口的制作材料都有一定的规矩，要七尺两寸，代表七十二候;分为麻、草、丝，以当年所属是孟或仲还是季而定。如果立春是在除夕之前的话，策牛人就要站在牛的后面;相反，则要站在牛的前面，这也代表了四时节气的先后顺序。年份也要分出阴阳来，阴年，人要站在牛的右边;阳年，人要站在牛的左边，这代表了人对于天的服从和敬畏。先前老人所言，“二月二，龙抬头，皇帝耕地也用牛”说的无非也就是这种仪式，当然在日子上稍有些出入。

柳塘呼犊图佚名

在另一种版本里面，苏轼对他梦里所得的这两句祭牛文甚是满意，高兴地说，在下一年写祭牛文的时候就能用得上了，这里也不妨看做是他穷且益坚的自我嘉勉罢！

梦中论左传

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梦数人论《左传》，云：“《祈招》之诗固善语，然未见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车辙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从王事，当如饮酒，适于饥饱之度而已。若过于醉饱，则民不堪命，王不获没矣。”觉而念其言似有理，故录之。

品读

元祐六年的时候，苏轼正在侍候皇上和太后，所以不免对于王事考虑得多一些。于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梦见了一伙人在讨论《左传·昭公十二年》中的一个细节：祭公（注意，不是济公）谋父以《祈招》诗规劝穆天子打消周游天下的念头的事情。

左丘明在注《春秋》时原文是这样记述的：“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於祗宫。”意思是，周穆王打算乘着马车四处旅游一番，而祭公写了一首祈招的诗来劝阻他，周穆王正因为这首诗才能够平安地老死在王宫里面。而祭公的《祈招》一诗是这样写的：“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在苏轼的梦境里，这伙人谈论的问题的核心在于，祭公的诗看来并没有那种可以叫人打消念头的力量，而周穆王为什么就乖乖地听从了呢？

左丘明之墓

说的也是，那首《祈招》诗一点奇特的地方都没有啊！前面几句就是一个劲地夸奖周穆王的品德有多么高尚，形象又如何高大;而后面的两句，虽然有劝诫的意思，但是讲得太委婉了，一点力度也没有。那个分析作答的人就说了，酌量民力侍奉天子，这件事情就好比饮酒，感觉到饱足就可以了，如果非要到喝醉的程度，那就超过了民力的范围，而那个天子的后半生也就没有好日子可以过了。应该说这些话还是对于《祈招》诗的后半部分的分析和引申，只是把其中埋在地皮下的炸弹扒拉出来，看看有多可怕。或者，这里面也有一层意思，就是周朝的天子和臣子跟后世的君臣是大有不同的：那时候的臣子不愿意也没必要把话讲得那样难听，而那时候的天子则比眼下的这些酒色财气的皇帝们通透得多。当然，这话苏轼是不敢拿到面上来讲的。这时候的哲宗皇帝虽然小，但毕竟总有一天会长大的呀！

在梦中考证自己所遇到的学术疑问，也可以看出来老夫子学习还是很用功的。还有一回，苏轼梦见杜甫跟他抱怨，说世人误读了他的《八阵图》中的“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一句。众人的意思是站在蜀国一方，为没有在恰当的时机吞灭东吴而感到遗憾。而杜甫却说，魏晋之所以能够先灭掉蜀国，再招安东吴，正是因为蜀国一直把孙吴看做是自己仇敌的缘故。

这一小记中，老夫子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睡觉对于学习也是有意想不到的帮助的，不妨一试。

《左传》石刻

梦南轩

元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

品读

元祐八年是苏轼政治生涯巅峰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生命里的庇护者——高太后死了。哲宗在改元绍圣后不久，就对他发了贬去广东的除令，并且连贬三次，最后才在惠州一个小司马的职位上稍稍安顿下来。这对于一个六十岁的老臣子来说，不免有些晚景荒凉的感觉。

然而，我觉得，苏轼这个时候最大的危机来自他的内心。在这个最后的风暴就要来临的晚秋的早上，他起得很早，对于这一点，他已经在侍候皇帝的这八年里完全习惯了，看看钟漏，还不到赶去上朝的时候，那就坐下来打一个盹罢。这八年来，他知道自己在宫廷里是作为一种怎样的工具角色来度过的，也知道这种局面和他的政治理想的距离有多远。但是当他守候完这八年的时间以后，发现自己已经六十岁了。六十岁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来成就什么大事的，除了写写诰书和接受一再的贬谪而没齿无怨。在他瞌睡的那一会儿，他梦见了自己在峨眉山的家，这也是老人们的一种通病，常常于心力交瘁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小时候和出处。

苏轼生长的家的确是很美丽的，又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小地主家庭，院子也收拾得颇有意趣。在这里苏轼不仅可以念书，还可以认识一个安宁和谐的自然世界，可以说很惬意。他读书的庭院叫做南轩，格致大概有点类似于归有光在《项脊轩志》里写的“南阁子”，后来苏老泉在读了一些书以后，才把这个庭院改名叫做“来风轩”。厅堂前有茂盛的竹木，杂以野花芳草，至于草木之间，则隐藏着无数的鸟巢。苏家有不杀生的规矩，所以很多鸟都得以不受打扰地栖息在其间，这大概也就是他写“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的根据罢。据说，在他家的竹林里，有一种叫做“桐花凤”的鸟儿是别家没有的，此种鸟极爱僻静，又异常美丽，以至于在当地坊间被传为奇谈。两兄弟玩起来也很疯的，据弟弟回忆，他经常跟着子瞻跑到野外去，而哥哥在爬山的时候，就把衣服的前摆抓起来，专向高处去。

峨嵋金顶

苏洵像

苏轼在这里读书，也在这里恋爱结婚，他一生闲逸单纯和美好的时刻都在这里度过，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或者唯一可以遗憾的，就是在二十岁的时候跟老爹和弟弟一起离开了这里，此后除了丁忧就再也没有像样地回来过。

有一个结局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到死也没有再次回到四川老家，他死在别人家里，葬在河南，虽然这个地方也叫做峨眉山，却离他自许“我家江水初发源”的那个地方有几千里之遥。

善吃嗜睡

一、措大吃饭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

二、题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众人食饱下棋，岩老辄就枕，阅数局乃一展转，云：“君几局矣？”东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盘，只着一色黑子。昔与边韶敌手，今被陈抟饶先。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欧阳公诗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殆是类也。

品读

说吃饭就是没出息，说睡觉就是散淡，古人的思想也真叫人捉摸不透。考察这两种行为，无非是出于同一习性，概曰“好吃懒做”。所以，贬低一者而抬高另一者的做法看似有失公允，但是，细细地分析来，也是有道理的。就吃饭、干活和睡觉之间的均衡问题，区分出了不要脸之人、凡人和高人：不要脸之人是光吃饭不干活的，更可恶的是还要睡觉;普通人的作风是干活谋食，在此外的时间睡觉;高人的境界就是不吃饭也不干活，所以只是睡觉。为此，苏轼举了两个例子。

措大，有时候写作醋大，也就是现代语里最流行的那个以傻字打头的两字词汇的意思。这两个傻玩意儿碰在一起，说起了平生的志向。一个说，我这一辈子最欠缺的就是吃饭和睡觉，等哪天条件允许了，我就吃了睡，睡了吃。另一个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想吃了再吃，根本不会有时间睡的。也不能怪这两个家伙智商比较低，人性里面，吃东西的要求不敢说是第一位的，但一定是最重要的之一。

边韶昼眠

傻子的志向在吃，达人的志向却在于睡。对此，苏轼特意从身边抓了一个叫李岩的老头做典型。这个人啊，别人吃饱了饭下棋的时候，他就上床睡觉。等睡完一觉的时候，就翻个身问人家：“你们下了几局了？”为此苏轼打趣他：说李老头睡觉也是下棋，用床作棋盘，和衣而卧恰似一颗大黑棋子。如此的棋术，早先和边韶打个平手，现如今碰到了陈抟，被他推让先行。输赢就在睡梦里，醒来了却什么也没有。这个有趣的家伙终于叫他记起了欧阳修的句子，然而那首诗也没有什么独到的意境和思想，只不过是“到乡翻似烂柯人”的老调重弹。

苏轼大概也不过是顺道儿卖个人情罢了。

倒是边韶和陈抟的嗜睡，值得考察一下。边韶，字孝先，汉桓帝时候的人，为教师，大腹而贪枕。一日，曾于弟子面前昼寝，被内中一人取笑，云：“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不以为耻，反诘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当然，这个事件的主题更多的是关于睡觉的争论，而脱离了睡觉本身。陈抟一睡八百年的故事则是纯粹的瞎话，根据最牛的传言，他也不过才活了一百八十岁，充其量也不过是“睡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而已。只是在高卧图里，他那份举世无争无忧的得意劲儿让人羡慕不已，但那也是他多次推却了官家的邀请才换来的。

记六一语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品读

先前的文人们是不大屑于写什么创作谈的，不像现在，可以看到这么多教人写文章的文章。但是以写出来的文字而论，确实有的吸引人，有的索然寡味;有的能够以生动的词句为载体发表于读者有所裨益的见解，有的却无异于浪费纸笔。这两种情况在有见地和有良好的读书习惯的读者眼里是有着明显判别的，根本不用别人说。然而，形成如此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孙觉采访了欧阳修。

欧阳修像

这时候的欧阳修，身上带着一半神仙的光环，一方面因为其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对于后面一点，老六一自己也很自负，只是当看到苏轼应试的卷子以后，他才很是沮丧地说：“二十年以后再也没有人读我的文字了。”这话果然灵验得很，还没到二十年，苏轼的作品就成了全大宋国但凡认识两个字的人都争着读的畅销读物，以至于在当时的士子中间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

对于孙觉的问题，欧阳修的回答很简单：多读，多写。当然，也不用讳言欧阳修在这里有摆谱的嫌疑，如果一个大人物给属下夸夸其谈地上那么一堂创作理论课的话，那也显得他太没有面子了，所以欧阳修就像神仙指点凡人的迷津一样点化了一下孙觉。至于孙觉是否明白了，那就不知道了。

应该说，老六一点化孙觉的这两招还是很实用很概括的：如果要从读和写的活动中再划分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的话，那就是思考，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相对完整但还不全面的创作路径。读书的办法、风格人各有之，这一点也是无须求同的，但若以有效而言的话，莫过于广泛涉猎同时加以思考。如果是只读一家之言，那所获得的见识也无非就是一个领域之内的，甚至会造成人们仅仅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写文字尽管属于应用性的技能，但这个活动的最初阶段却是以愉悦自己为目标的。创作的个体往往受书本和现实的双重启迪，迸发出一种“我想为此写点东西”的愿望，这是非常可喜的。从这一点出发，老六一告诉孙觉说不要寄希望于能够博得别人的喝彩，也不要想着可以一次到位地让自家看着舒服，自写自读，然后修改，如此循环着臻于至美。现实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仓库，里面有许许多多可以敷衍成文字的有意义的东西，有些是归于感情的，有些是归于理智的，而最好的“烟士披离纯”（灵感）只能被最善于观察和思索的人所捕获。欧阳修一生万卷纵横，何来时间？他私下告人阅读空暇由来，曰“三上”。

末了，对于欧阳修能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导孙觉，苏轼觉得很有趣，但是没有发表他的或可或否的意见，许是他并不同意这样简单的说法罢。就他的个人经验来说，不光是大家觉得，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创作是充分地依赖于个人才能的。所以，他才会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只是在这里，他没有敢说出来，一哂。

退之平生多得谤誉

百花图（部分） 明·鲁治

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品读

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十二星次的划分，归二十八宿分别入降娄（戌宫）、大梁（酉宫）、实沈（申宫）、鹑首（未宫）、鹑火（午宫）、鹑尾（巳宫）、寿星（辰宫）、大火（卯宫）、析木（寅宫）、星纪（丑宫）、玄枵（子宫）、娵訾（亥宫）。并且以抽象的“太岁”星所在的星次为当年纪年的地支标记，例如“岁在大梁”，当年就是“酉”年，这一年出生的孩子就是属鸡的。这种星次的划分后来被证明是与西方不谋而合的。阿拉伯的传统历法里面以春分为年界，从白羊座开始，太阳的位置依次转过十二宫，即曰十二个月。

“我之生辰，月宿南斗”，韩愈这话出自他的《三星行》，其下两句是“牛奋其角，箕张其口”，意思也就是处于前后的困境里面，前面有尖锐的伤害，后面有肆意的诽谤，确实够凶险的。在西方占星术的理论中，日月水火是深刻主宰一个人的性格及命运的。像韩愈和苏轼的这一星座，也就是摩羯座，或是山羊座，是太阳、月亮跟水星和火星都要经过的星座。所以占星术的若干预言对于这一星座的人都是超乎寻常的灵验。至于摩羯座的代表形象，就是牧神潘恩，相貌很丑陋，据说连他的母亲汉密斯对于他的形象都十分不满。他是半人半羊的模样，后来跌进水里，就成了半鱼半羊，活脱脱一个汉语“鲜”字的写照。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1037年1月8日，所以按照星座的划分，正好属于摩羯座。对此，似乎是不可以不信命的，韩、苏两人基本上注定了要有以言罹祸的劫难，而且是再三的劫数。韩愈唱着“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南下了，苏轼走得就更远了，竟然到了海南岛。这时候，东坡想起昌黎大哥，心里不由得泛起一种不可抗辩的宿命感，而一些很主观的个人感受也更增加了他对于命定这回事的相信。在《僧伽何国人》里面他记录这样一件灵异的事情：他在惠州接到贬去海南的朝廷命令的时候，太守方子容来向他告别，劝他勿要哀伤，他说自己的妻子曾经做梦见到一个和尚说要在七十二天以后和苏东坡一起走，而从那个梦到苏轼收到命令起行，恰是七十二天。

韩愈

这个时候，老夫子好像是同自己以往和将来的命运打了一个清晰的照面。既然一切都已经预定好了，那就走罢。只是能跟梦里的高僧一起走，在他看来，也算是一种以入世为出家的缘分了。一切，那么平淡。

昙秀相别

昙秀来惠州见予，将去，予曰：“山中见公还，必求一物，何以与之？”秀曰：“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它无着处。”予曰：“不如将几纸字去，每人与一纸，但向道：此是言《法华》书里头有灾福。”

品读

苏东坡在惠州的时候很寂寞，也基本上对自己的一生有了尘埃落定的将息感觉，这是在《记游松风亭》一节里面有所体现的。朋友们离得很远，偶尔有从北方来看望他的，也只是或僧或道或贫士的几个铁子。这一段日子他闲着无事，原本制诰的手笔就用来抄抄佛经，当然也不仅仅是抄写，更多的是夹以叙议，这成了他日常功课的一部分。

《法华经》

有一段时间，昙秀和尚来见他，两人相与游玩唱和了许久。等到和尚要走的时候，苏东坡就对他说，给你带点什么土特产回去分给大家呢？和尚就说，这里的清风明月很好，但是只怕带回去，大家没有地方搁置啊。言下之意也就是，你老先生还是给点实惠的东西罢。苏轼很为难，以自己的经济力量也不可能置办一点像样的礼物呐！那就每人送几张自己所抄的经书罢。苏轼的书法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这也使得他更加吝惜自己的字纸，多不愿意拿出来示人或是送人，甚至对一般的朋友也是很抠门的。

纸上谈论的是《法华经》，上面写着苏轼自己对于祸福的看法。然而这时候，他的祸福概念已经几乎超越了浮屠的境界了。他已经拒绝把自己的这一些遭遇同对个别人的记恨联系在一起，把一切过活得好像上天注定的那样理所当然。在他的眼里，世界上没有不好的人，一切构成因果，却无所谓报应。“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这本是《法华经》里的句子。苏轼觉得这样的话不够慈悲，好像是在用一种诅咒来代替另一种诅咒，就由着自己的性子，把后面的几个字换成了“两家总没事”。宗教总是以报应作为立说基础的，就像基督教也曾倡导用忍耐的办法让上帝的炭火盆加到仇敌头上。但是，以不信教之人的觉悟能领会到比宗教和神明还要高一层次的东西，这恐怕也与苏轼的成长经历和内在修为有深刻的关系。

仿苏轼寿星竹图 明·项元汴

鹅城是惠州的雅称，谓曾经有一个道士骑着木鹅打这里经过，为此间的美丽风景逗留了很久。鹤岭是惠州郊区的一处景观，至今仍然可以去一访，却不知清风明月是否依然如东坡时候耶？

别王子直

绍圣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于嘉寺松风亭，杖履所及，鸡犬相识。明年，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豁彻之观，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见其所休戚，峤南、江北何以异也！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东坡居士书。

品读

在这一小记里，苏轼并没有过多地渲染自己和王子直的别离情谊，只是把自己前后的起居和心情大概交待了一下，让看到这篇文字并且挂心他的人都得到安慰，报喜不报忧地说自己以老迈之躯在这里生活得很好，一切都有着落。

这样的存心是仁厚的，几近于君子的完美境界了。经历过黄州，他已经不再需要收集魂魄，就能在惠州安顿下来了，甚至一度还有在这里买房购地安顿下来的念头。文字虽短，但是本身的意趣却可见。他说，我在绍圣元年深秋的十月三日来到惠州，先是在嘉祐寺的松风亭里寄居着。这里是山谷，有着悦人的松林和淳朴的乡野。在这里溜达着解闷的时候很多，以至于路上的鸡狗们都能够认识我了。到了第二年，搬到松江北的江楼旅馆那里去住。这前后的景致是大不同的，先前的山谷幽深僻静，现在的江楼则视野开阔，让人心里也豁然通达。在这里，苏轼比较的不仅仅是景观，更是自己前后的心理：前者似乎有潜藏更深的不为人察觉的忧伤;而后者则接近于欢快，几乎让人要为此唱一首歌才好。对于前后的心境不同，他并没有给出明显的缘由，但是看得出来，新朋友的招待和老朋友们的陆续到访帮了他很大的忙。

归庵图 明·倪瑛

住在江楼旅馆的时候，王子直来过，跟他一起住了两个多月，两人一起把惠州这小小地方的可爱山水看了个遍。这下，怀着忐忑心来的王子直放心了，他正担心苏轼在这里要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呢！原来是为吉人多虑了。苏轼心满意足地写道：“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样的句子全不像是苦中作乐的勉强态度，倒真有点抛却尘俗烦恼做神仙高卧的风采。但这是跟朝廷里面那些人贬他来惠州的预期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章敦耐不住了，发了更狠的话，让苏轼滚去海南。

……

别文甫子辩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余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尾高邱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洛阳春色图 明·陈淳

品读

苏东坡的可爱之处全在于他的小品文章，这话是袁宏道说的。确实如此，余秋雨写其人在黄州的一段题为《苏东坡突围》，可见此地和这段时期都是他人生的围城。这几年的时间里，他就种地、写诗，酒喝得也比以前更凶猛。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身边的亲人只有苏迈一个，后来有了居所，才陆续地接来。最初的时候，可以说是举目无亲。

当他有空的时候，就拄着手杖站在长江边上，惆怅地望着江水。按照朝廷给他划定的圈圈，他是无计过江的，只有望江兴叹。所以，这一段时间，他写大江的句子都很让人喜欢，一定是凝神思考得太多的缘故。吃的是官家的救济粮，可以谈论的人没有一个，苏轼对这种情况最先是很绝望的。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一些东西并没有随着自己淡出政治而淡出他的人生，甚至还有所增加，比如说流传在文雅人之间的名望。这吸引了一干人先后到黄州来探访他，王齐愈和王齐万兄弟就是其中之二。这兄弟俩住得离苏轼一点也不远，就在江的南面，用苏轼的稍显夸张的话就是，自己站在江北就能看见王齐万那张扬的胡须。王氏兄弟的第一次到访是在苏轼来黄州十来天以后，由弟弟代表出面凿空，结果把苏轼感激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送别的时候快要清明了，天上下着淅沥沥的小雨，正好可以折柳相送。子辩离开的渡口，一江烟雨，苏轼就在高坡上看着子辩的小舟渐行远去，“纵一苇之所如”了。旁人所不能理解的是，他在完全陌生的黄州结识这样一个新朋友究竟有多么崭新的意义。

后来，苏轼跟王氏兄弟过往得很频繁了，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一次罢。这两兄弟文名和官名都不是很大，最多就是干过县令，哥哥文甫有几阙《菩萨蛮》传世，所以苏轼跟这两个人的交往更多是普通人的真挚友情。在王文甫的家里，苏轼趁着醉意画过竹子，由此产生了“胸有成竹”这个成语。苏轼还给他们家写过春联，说的也是一些光大门楣的祝福话。在这种朴素的平常人的交往里，苏轼慢慢地发现，此间人情并不荒凉，他找到了在黄州住下去的理由，认为自己会理所当然地在这里养老。然而，美好的相会过得很快，分别来得更快。元丰七年的三月间，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调遣他到临汝，还是一样做团练副使。七日的那天，王氏兄弟和几个友人赶来湖口为他送行，这天夜里他又渡江来到了武昌。北上的行程，又是一个人，船行到吴王岘的时候，黄州的鼓角声在夜色里传来，回望东皋，苏轼泪如雨下。这大概也就是在这一小记里他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浮屠不三宿桑下”者，乃“不欲久生恩爱心”也。

比之他第一次送王子辩，这一次，可以说是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