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县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现代著名作家、诗人。

王统照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中不仅有经、史、子、集，还有小说之类的“闲书”。幼年丧父，在母亲扶养下长大。五岁读私塾，同时开始从老仆妇、乳妈那儿听到一些《西游记》、《封神演义》里的片断故事，从一个姓王的艺人那儿，听到许多《聊斋志异》里的狐鬼妖仙。为了满足幼稚的好奇心，他逐渐看“封神”、“聊斋”，读“水浒”、“红楼”。以后，进而学习文言笔记，阅读诗话、文评，兴趣不再停留在小说上，涉猎的范围不断扩大。十四岁以后，忙于抄、阅、圈、点“文选”“唐诗”之类的诗文，没有更多的时间看小说，但对林纾翻译的小说还是看了不少。王统照从小爱好文学，这就为他的创作，初步奠定了文学修养基础。

十六岁，王统照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开始学写小说，并向《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投稿。《新青年》创刊后，对他影响很大，感到那是当时“暮气沉沉中的一颗明星”（《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在其中新颖议论和思想的启迪下，他也学着读新书、写新文字，为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一八年，王统照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第二年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大学期间，他一边研究文学，一边参加新文学运动，并和几个朋友编辑文学刊物《曙光》。一九二一年一月，他和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耿济之、周作人、许地山、郭绍虞、瞿世英、朱希祖、蒋百里、孙伏园等十二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宣传为人生而艺术，提倡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并在《晨报》的《文学旬刊》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二七年，母亲病逝，王统照感到极大的悲痛，因而辞去北京的教职，全家迁居青岛。不久就东游日本。一九三一年春，应友人之约，他到吉林四平东北第一交通中学执教半年，还访问了东北的一些地方，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鲸吞东北的野心及其即将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迹象。一九三四年，王统照赴欧考察古代的文学和艺术，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文学半年，漫游了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士、波兰等国，在旅途中还秘密观光了列宁格勒。一九三五年回国，主编《文学》月刊，积极参加上海抗日的文化工作。同年十二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上海《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并参加营救被捕的“七君子”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统照全家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美专和暨南大学任教。一九四一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统照闭门译著，冀望胜利的到来。

抗战胜利后，王统照回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杀害，他极为气愤。一九四七年，由于抗议学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一九四九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地下工作者持郑振铎先生从香港转来的信件，迎他去山东解放区。他走至市郊因反动军警戒严，不能通过，直到青岛解放。

王统照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促使他用笔不断的揭露新、旧军阀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间，他出版了二十多种小说、散文、诗歌，计有《一叶》、《春雨之夜》、《童心》、《号声》、《黄昏》、《这时代》、《山雨》、《北国之春》、《片云集》、《春花》、《青纱帐》、《夜行集》、《放歌集》、《横吹集》、《欧游散记》、《游痕》、《去来今》、《江南曲》、《华亭鹤》、《银龙集》、《青松之下》，此外，还有《王统照选集》、《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王统照对祖国的新生，欢欣鼓舞，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经常抱病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作品有诗歌《鹊华小集》和论文集《炉边文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统照不幸逝世，享年六十岁。郑振铎同志在《悼王统照先生》（《人民文学》1958年1月）中对王统照作了高度的评价：“象他这样的一位成熟的老作家正在挥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正在积极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而突然地停止了他的响亮的歌声，那个损失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散文优良传统的国度。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强调，在战斗的时代里，人们需要的不是“小摆设”，而是“挣扎和战斗”的小品文。“五四”以来散文的主流，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收获，鲁迅对此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在不断壮大的散文队伍里，王统照是一个有影响、有个性的作家，他“不仅是诗人，小说家，也是很优美的小品文作者”（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王统照小品序》）。

在散文创作上，王统照耕耘于二十年代，丰收于三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北国之春》、《片云集》、《青纱帐》、《游痕》、《欧游散记》、《去来今》等六个集子，除《片云集》大部分作于二十年代外，都是三十年代的作品。《这时代》、《夜行集》等诗集里，还收录了少量散文诗，此外，还有一些没有收集的散见于报刊上的散文。这些作品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保留着作者思想和经历的生活烙印，又显示着他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的鲜明轨迹。在促进中国现代散文的繁荣中，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一

王统照是以追求“美”和“爱”理想的实现而步入文坛的。他认为人生应该美化，美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生命。瞿世英在《春雨之夜·序》里转引王统照的话说：“此人类烦闷混拢之状态，亘遍于地球之上，果以何道而使人皆乐其生得正当之归宿欤？斯则美之为力已。”“两性也，美也，最高精神之爱也，交相融而交相成，于以开灿烂美妙之爱的花，以达于超越现实世界真美之境地，将于是乎求之。”爱就是美，美就是爱，爱与美的实现，就是王统照那时的人生理想。然而，附丽于幻想中的理想，决不可能“使人皆乐其生得正当之归宿”，他和“五四”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进步作家一样，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虚幻的梦境逐渐破灭，终于走到现实人生中来。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春雨之夜》（王统照的第一个短篇集，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作品）所收的二十个短篇就有这样一种‘理想的’基础。从这理想的诗的境界走到《山雨》那样的现实人生的认识，当然是长长的一条路。”把这段话移来评论王统照的散文创作，也是完全适用的，其中记录着他从所谓理想的诗的境界走到对现实人生认识的前进脚印。

王统照的散文主要创作于“五四”运动高潮之后，理想的梦境已经日趋幻灭。他在《霜痕·自序》里回顾说：“记得那时（按指一九二三年前后）的思路渐渐地变更，也多少搀入了一点辛涩的味道，不过不是一致的。常常感到沉重的生活的威迫，将虚空的蕲求打破了不少，在文字方面，也不全是轻清的叹息与虚渺的惆怅了。这一点是我自己觉得出的。”以《片云集》为代表的早期散文，集中地反映了王统照“变更”中的思想径路，既有烦闷、惆怅的思绪，美化人生的痕迹又有对黑暗的诅咒，对光明的追求。在艺术风格上，从轻清、细腻的刻划，逐渐转向激越、高亢的倾泄，而对现实人生的认识，通过内心世界的直接感受，并以诗意的笔调抒写出来，则是他二十年代散文的主要特色。

《片云四则》通过四个生活片断，寄寓着对“美”与“爱”的追求，反映作者青年时代的情趣。在平凡的生活中饱含着哲理的思索，在欢快的气氛中，搀入了一点辛涩的味道。人生道路是坎坷的，因而“是要跌交的”，跌到各种各样的“网”中去，“他们起初都愿跌到柔嫩的丝网中去，甜香的满涂了蜜的网中去，但当他们从天使的翼下，顺着天风闭了眼睛，往下跌去的时候，却一任命运为他们的支配音”。在他看来，每个人都要在“网”里“消磨其悠悠的岁月”（《跌交》），都不能超脱苦恼的人生之“网”。对人生的这种理解，未免显得消沉，但却打破了过去“虚空的蕲求”，尝到了人生的苦果。跟“网”一样，“债”也是人生无法摆脱的。这里的“债”，是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上的“债”。作品中“珑”的姊姊说：“一个人欠一个人的债务，别人总不能代偿还的”，对此，“我望着她持纨扇的左手上的皮肤内的微青色的细血管，想了一会，便只答应了个‘是’字。”（《债》）这类温情脉脉的问答，反映了青年男女之间微妙的恋情。然而，欢乐与悲哀是一对孪生的兄弟，“世间的事，那桩曾是永驻的，那一事不是常常从我们温暖的心房中，难以防备地便破壁飞去。但只求得去后的心房尚存下温热的不尽之感，这便是无量的幸福了。”（《初恋》）以上三则轻飘飘的“片云”，虽然具有哲理思考的意味，但却探索不出人生的真谛。《三弦的余音》描述了大雪纷飞的冬夜里，在北京虎坊桥附近，一对盲人夫妇，饿着肚子，弹着三弦在马路上徘徊。面对这样悲惨的情景，“我”把口袋里剩下的一把铜子，都塞在男盲人的手中，“一气跑回寓中，心上不知怎的如同有甚么冲逆着的忐忑。”三弦弹奏着盲人夫妇的不幸，打破了作者用“美”和“爱”交织成的幻梦，忐忑不安的心情，表明严酷现实对他心灵的猛烈冲击。这则“片云”，正面地接触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悲剧。作者后来在《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里说：“自此以后，是社会情况的描写较多，个人虚幻的情感不很愿意在笔底下流露了。”从散文上看，《片云四则》就是这个转变期中留下的记录，反映了他从抒写内心冥想逐步地走向描绘社会人生。

《阴雨的夏日之晨》描写夏日雨后清晨的自然景色，发抒了作者恬静、调谐的心情。但是，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内心自由反抗的种子，使作者不能长久地沉迷于平静的境界，他期待雷霆的轰鸣，猛烈的风雨，呼唤“万马千军的咆哮，金铁击触的互鸣”，于是“我们的心火又随着电火引烧，向无边的穹海中作冲撞的搏战”。情和景在这里已经完全溶和了。最后，作者以哲理的语言，浓烈的色彩，抒写了自己矛盾的心情：“平静是一时的慰安，奋动是人生的永趣。……我由一杯香茗，一帘花影的沉静生活中，觉得可以遗忘一切，神游于冥渺之境，但激动的奋越的生命之火焰却在隐秘中时时燃着。”反抗的生命之火刚要燃烧，悲凉、寂寞的情绪又涌上心头。在直、奉军阀之间的战火蔓延于关内外的风云剧变时刻，作者却充满着各种各样不可捉摸的空虚而消沉的情绪，对于人生，心似古井，居然想躲到古刹中去寻求灵魂的慰安。“我不过要求我的心火时时燃烧着一点垂死的明光！”“我只有求之于空山中颓荒的古刹，败残的佛殿，没人曾来此留过夸大骄伪的足印的地方”（《偶像》）。这似乎要超脱人生之“网”，逃进深山，遁入空门了。不过，作者毕竟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佛，不能超脱人生，最终还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因为“莲花座下是没有莲子吃的，要吃还须向莲池中自种，自摘”，一切都要从生活中“去找到创造的钥”（《闲》）。一会儿亢奋，一会儿颓废；一会儿遨游于冥想之境，一会儿又回到生活之路；王统照正处在彷徨的歧途，还不能没有留恋地跨向新的道路。

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爱国怒潮，再也不允许王统照躲到深山古刹中去寻求灵魂的慰安。六月五日午夜，他一口气写了《血梯》和《烈风雷雨》两篇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血梯》以夹叙夹议的笔调，描述了北京街头反帝爱国的情景和自己的内心感受，“那是中国的青年！是热血沸腾的男儿！”在帝国主义“兽道横行”的世界上，所谓“正义”、“人道”，都是“藐姑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现实世界“只有尖利的铁，与灿烂的血呢！平和之门谁知道建造在那一层的天上”？要到达天上就需要梯子，而梯子又需要用“血液”建造，因而在“这强力陵弱的世界，这风雨如晦的时间，这永不能避却的争斗的人生”里，活着的人“就只有抗进，激发，勇往”地向前！反帝需要斗争，斗争就要准备流血！结尾，作者在深夜的柝声中，仿佛听到奏着催促“黎明来”的音乐，对黑暗必将过去，表现了坚定的信心。《血梯》的姊妹篇《烈风雷雨》是一阕“五卅”运动的赞歌！贴切、形象的比喻，瑰丽、幽奇的字眼，昂扬、跳跃的感情，夸张、浪漫的手法，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烈风雷雨的画面。作者把如火如荼的反帝群众运动，比作平地卷起的“狂飙、横澜”，并用时代的强音加以赞颂：“呵！呵！这不是在那万头攒动中的精诚！呵！呵！这不是在那幽暗地狱中的火光明耀？这如醉如狂的举动与声音，正象从刀斧手下脱逃出来的无数囚徒，赤手光膊与狰狞的‘伍伯’作最后的争斗。”为了创造快乐的乐园，必须和帝国主义“狂魔激斗”！狂飙已经卷起，惊雷已经轰响，“为要求明如日星的生活，为要求灿如朝花的将来，我们便情愿狂醉；情愿在水火中相搏战；情愿将此混沌的世界来重行踏反，重行熔化，重行陶铸！”这是诗人的心声，战斗的进行曲，令人振奋！其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重行“踏反”、“溶化”、“陶铸”的火样热情，颇有点象郭沫若《凤凰涅槃》那样要把旧世界重新创造的气概！

《林语》与《烈风雷雨》相比，不仅思想倾向有极大的差异，而且艺术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变化；挥斥风雷的气势已经让给了空浮的哲理思考，火样的激情也被悲凉的气氛所取代。这是一篇颇为奇特的小品，它以拟人的手法，寓言的形式，描述了在秋风肃杀中树木之间的对话。老树怨恨人类对它们“巧妙而强硬的剥夺”，虽然诅咒人类“严厉与自私”，但又无力反抗，只能作低沉的叹息；小树则强调“久远的低头我们便成了代代是被剥削的奴隶”，要求联合起来，“去洗涤我们先代的耻辱”！老、小树木之间的争论，象征着现实中两代人不同的处世态度和思想境界。“海岸边涌起的波涛，前消后继的向上夺争，又如同唱着催迫他们的进行的曲调。”作品以这几句作结，虽然给人以积极鼓舞的力量，但整篇所渲染的气氛是悲凉、低沉的，给人以压抑之感。这是作者当时思想情绪的一种曲折反映。

王统照二十年代的散文，主要是个人生活的抒情之作。由于生活圈子的狭窄和对“美”与“爱”理想的追求，创作大抵结合自然景物的描绘，来抒写内心的感受，构思严谨，文笔细致，富有散文诗的意味，有时也未免显得空泛和艰涩，其发展趋势和显著特点是：从抒写个人身边的生活琐事到着眼社会生活的重大题材，从抒虚幻的个人之情到抒现实的社会之情，从轻倩的文字到浓烈的笔墨，其中贯串着作者思路变更的脉络。这个时期，他的散文景中寓情，情中有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通过冥想展示内心，探索人生，借助风雷引吭高歌，抒发情感；这一切构成了王统照散文的独特情调和艺术特色。

二

一九二七年后几年间，由于母亲的逝世和社会的变动，王统照陷入深重的苦闷之中，那时，“耳闻目见，触怀生感，个人的身体，生活，也都沉浸于苦痛不安里。”（《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国运民生，饿莩遍野的社会现实，使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不能长久地滞留在感伤、苦闷的歧途，王统照终于从所谓理想走到现实人生中来，他的散文创作也从抒写内心感受转向了直接反映社会生活。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北国之春》，记录了王统照游历东北的见闻和感受。他以愤懑的感情，朴素的文字，为东北某些阴暗角落和人民苦难生活留下了剪影，为日本帝国主义阴谋霸占东北的野心提供了历史的见证。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奴颜媚骨，对内强化法西斯统治，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对我国东北进行渗透，加紧了鲸吞的步伐。稍有爱国心和观察力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王统照的游记为人们敲起了警钟。在轮船上，日本便衣特务肆意检查乘客的行李，大连码头无理盘问旅客的经历和行踪，他们甚至有一本“尺许厚的大书”，上面刊印着我国留日学生的姓名（《被检察的“小学教员”》）。去东北无异于到日本，轮船、码头上对中国旅客的种种刁难，不能不使人产生东北究竟是谁家天下的问题。作者看到二十世纪初，日、俄帝国主义争夺我国东北权益的战争所留下的历史遗迹，至今日本人还在铁路旁竖立许多木牌，宣扬他们与“哥萨克健儿肉搏”的“荣耀”。日本人公然在我国东北、炫耀历史上的“战功”，表明他们要继承其祖先侵略和掠夺的衣钵，为此作者愤慨地说：“我们只是任人耻辱与宰割的羔羊！”在南满铁路上，到处飘扬着日本的太阳旗，“到处是邻人（按指日本人）的话，到处是他们的规矩，真的，如我前几年在那日出的国中旅行一样。”（《红日旗的车中》）作者东游日本所见的情景，居然在旅行东北时重见，怎不令人怵目惊心！《生活的对照》以对比的手法，摄下了大连都市的一角。这里，作者不仅看到“困苦饥饿压迫下的非邻人的种种表现”，而且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台“雄立在大道的旁边”。一边是生活穷困的中国人的挣扎，一边是“邻人”虎视眈眈地准备战争。在暗淡的黄昏时刻，人们每天都能听见日本“兵营的喇叭吹出悲壮的声调”，那多么可怕！但是，有些人并没有居安思危之心，仍然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欣赏着“四郎探母与天女散花的皮簧调”。读到这里，我们不是自然地会想到唐代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名句吗？

《夜话》以谈话录的形式，通过与K君的三宵谈话，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提出了对抗日战争的一套设想。K君认为，“满洲问题是他们的中心对象，这里说不到什么公理，正义”，日本帝国主义肯定要发动侵华战争，而且战争“往往比预定的时间还要快”。他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那时，中国须将“海岸线的口岸抛弃，诱敌作陆上战争，以中国兵民的力量避免正面的大战，作袭击与不定形的争斗”，若能坚持下去，最后，“日本也就毫无力气了”。这里已经涉及到游击战的方略，见解颇为深刻。形势的发展，竟然被不幸而言中，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作者借着“夜话”，反映了自己对民族前途的焦虑，也表达了对时局发展的看法。

《北国之春》还以朴实无华的写实手法，勾勒了一幅幅具有东北风习、色彩阴暗的画面。“小卖所中”烟榻横陈，穿长袍短装的人在烟雾迷蒙中挤进挤出。在这“异样的世界”里，人们抽大烟、听清唱，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里，人们追求着感官的刺激。“香烟中的半仙态度，性的糟践的生活，甚么都不管的心思，这是这地方暂时的主人的教条。”（《小卖所中的氛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连，象这样公开挂牌的“小卖所”，不知有多少！在烟雾腾腾中过日子的人，还能有国家民族的观念？日本人的“德政”，确乎无孔不入！而国民党政府治下的地方，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那风沙扑面的屯垦区中心白城子，也到处有“俗靡浮荡的娱乐”，“肉的出卖是普遍的流行着”（《白城子中的投影》）。单调的生活，苦闷的时代，使一些原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他们也竟然跑舞场、逛妓院，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一个在美国研究五年的青年化学家，兵工厂里用不着他的化学知识，他象“卖了灵魂一样，只是上班，听点”（《单调》），无所事事。此外，牧马场里骏马的雄姿，葛根庙里神秘的喇嘛，松花江上清丽的景色，坟园中凄清的墓碑，一幅幅染上地方色彩的图画，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长篇小说《山雨》出版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查禁。在那黑暗已极、无理可说的年代，王统照被迫离开上海，赴欧考察，《欧游散记》就是这段生活的反映。它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海上生活见闻的记录，英国伦敦社会、教育的片断考察，荷兰地理风光的速写。作者通过一个失业者求助的哀歌，揭示了大英帝国表面繁荣、骨子里孕育着深刻社会矛盾的本质。这个失业者，原来是二十年前所谓捍卫国家的“壮士”。“素以繁盛之邦自翊（疑为“诩”字之误）的‘大英帝国’，竟没有这一般当年拼命为祖国争光荣的中年人吃饭的地方，——其实他们是要求工作。”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竞争和资本家追逐利润，普遍存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王统照游历欧洲各国，对此是有深切感受的。他指出象伦敦、巴黎、罗马、柏林等那些被誉为地上天堂的大都市中，到处可以看见流浪的无食者，乞人，残废无依者，“只要你不是终天倚在汽车里，或常常闭藏于图书室中，你住的日子略多几天，你就会从那一层的人民身上，从他们的目光中，找到这些虚张声势，‘血脉偾兴’地所谓‘列强’的病原。”（《失业者之歌》）当时，一些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把英、美帝国主义吹捧为民主政治的楷模，物质生活的天堂，作者在这里以亲身的经历，戳穿了这样的神话，他告诫人们“除去看见那些物质生活的表面，与艺术的真实之外”，还应该“将现代的人群生活的各方面想一想”。《荷兰鸿爪》描绘了荷兰重要港口亚姆司特丹的风光。作者抓住水国特征，笔墨粗细相间，勾勒出了一幅色彩鲜明、情趣盎然的画面。“几条主要的道都是河流。两岸的房屋整齐明丽，门外树荫掩翳，与高高的窗台上的盆花相映。墙以纯白色者居多，由室内可以俯看下面的绿波，——河水的清柔，明澈，如果船不经过时，岸上的倒影浸在水底是永远画不出的一幅画图。”这里，读音跟随着作者的足迹，浏览了王宫奇特的建筑和表现荷兰民族特性的博物馆里的名画，参观了海港的伟大工程和渔村的异样世界。

《北国之春》和《欧游散记》跟王统照的前期散文比起来，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明显的变化：从冥想走到了现实，从描写身边琐事到揭示社会矛盾，从抒情转向叙事，以夹叙夹议的手法，反映他在东北和欧洲的见闻，表现其对社会的认识。这两本散文集子文笔朴素、明快，清除了过去那种隐晦艰涩的成分，但也减少了深沉、含蓄的诗意。这些作品常常直抒胸臆，边叙写边议论，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在《坟园中的残照》里，作者在游览外国人公墓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感伤的情绪，面对这些陈死人的宿处，他感到“更应该珍视生，与对于生更应持一种严肃的观念。不可因为有终归一个土馒头的念头，便将‘生’来毁灭，抛却，与玩视了。”王统照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弃绝世间的消沉思想，已经一扫而空，反映了一种进取、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且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和他们的挣扎。因此，这两本散文集子在艺术上的变化及其特色，既和王统照的生活有关，也受到他的思想的制约。

三

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青纱帐》，比较全面地体现王统照这个时期散文的艺术特色，其中既有《北国之春》、《欧游散记》那样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记叙散文，又有《片云集》那样偏重抒写内心冥想的抒情小品。

王统照生长农村，熟悉农村，当他从空想走到现实人生以后，首先就把注意力放在灾难深重的农村。“青纱帐”，这个富有魅力的形容北方遍地高粱的字眼，竟然已经成为可怕的名词。每年青纱帐季，农村中到处隐藏杀机，使人感到恐怖，因为土匪有这个天然的隐蔽地，出没无常，无法防备。青纱帐变成了“魔帐”。这是“多少年来帝国主义的迫压，与连年内战，捐税重重，官吏，地主的剥削”造成的。“‘青纱帐’这三个字徒然留下了极淡漠的，如烟如雾的一个表象在人人的心中，而内里面却藏有炸药的引子！”（《青纱帐》）从青纱帐季的恐怖现象，挖掘到这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造成的根源。炸药的引子一旦触着火星，农村中就将出现一场爆炸的风暴。这个认识是符合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

《青纱帐》的续篇《蜀黍》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高粱谱写一曲赞歌：“我欢迎它的劲节直上，不屈不挠；我赞美它的宽叶，松穗，风度阔大；尤其可爱的是将熟的红米迎风飐动，真与那位诗人所比拟的珊瑚珠似的，在秋阳中露出它的成熟丰满来。”在作者笔下，高粱已经人格化了，它是北方人民粗悍、爽直性格的象征，“爽直是它的特性，却不委琐，不柔靡，易生，易熟，不似别的农产品娇弱。这很具有北方性。”

《青岛素描》着重描述这个城市的历史沿革和兴起过程。青岛，和我国沿海许多城市一样，都有一部被奴役、被践踏的血泪史。这里本来是荒凉的渔村，德国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它是“胶东穷民的血汗”浇灌出来的。跟别的城市似的，青岛的繁荣也是畸形的，一边有高大、精致的楼房、别墅，有钱人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豪奢生活；一边却是木板草棚的贫民窟，劳苦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枵腹的日子。作者特别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把青岛作为侵略的桥头堡，几万工人的血汗日夜被榨取，每个住在青岛的人都不能不想到“一个严重问题。×××（按指日本人），虽然似乎大量地把这个地方奉还原主，然而铁路的价值，保留的房屋，沿铁路线的种种利权，依然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兵舰是朝发夕至，对于这个好地方的未来，谁也怕×××再来伸手”！继“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民族危亡的阴影浓重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这必然也是王统照萦绕在心上的严重问题，因而记青岛，他不着眼于“青山碧海红瓦绿树”的秀丽景色，而突出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在“繁荣”现象掩盖下的社会病象，是值得称道的。此外，《乡村偶记》抨击了土豪劣绅的欺压乡民．《火星》揭露了日本人在火车站殴打中国官吏、公开走私的暴行，十里洋场的上海。虽然有光洁的柏油马路．立体式的高楼大厦，流线型的新式汽车．但许多儿童却在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教室里学习，而劳动人民的儿女，则流落在“都市的街头，巷尾，在草棚茅檐之下，在饥饿动荡的农村，在流离的道路，在广漠的原野中”！他相信下一代，再也不会受“宏大无边的佛法”和“无抵抗的找永生”的基督教义的欺骗，而“迷失了他们的大道”（《对台戏与狭小的笼》）。

收入《游痕》集子的《古刹——姑苏游痕之一》，是一篇优美的游记散文。作者借苏州孔庙的败落，反映出在人们心目中倒下去的孔子偶像，再也树不起来了。当年为封建士大夫顶礼膜拜的圣地——孔庙，如今变成了断壁残垣的“荒墟”：庄严肃穆的“至圣先师”大殿，成为蝙蝠的巢穴；曾经香烟缭绕的殿堂，充满霉湿的臭味。士大夫无心奉祀，游览者望而却步，所以，现在“不管怎样在倡导尊孔，读经，只就这偌大古旧的城圈中‘至圣先师’的庙殿看来，荒烟，蔓草，真变做‘空山古刹’。”而且各地孔庙的命运都跟苏州差不多，这对三十年代刮起的尊孔复古的妖风，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值得注意的是，中断多年的抒情散文，在风雷激荡的一九三五年前后，又在王统照笔底出现了，他“想用很自由的体裁记述下微细的感想，与完全利用想象另写成一种文字”（《青纱帐·自序》）。这类作品想象的翅膀飞驰，抒情的气氛浓厚，跟这个时期的记叙散文相比，风格上有显著的不同。《听潮梦语》是一组用凝炼和哲理语言写成的散文诗。其中七则“梦语”，抒写了一闪念间的小感想，表达了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好象是几段发人深思的生活箴言。这组散文诗，内容上不乏思想火花，艺术上深沉含蓄，跟前期抒情散文相比，艺术上更成熟了，但也仍然给人以某些晦涩之感。

《湖滨之夜》是一篇寓言，通过笼子里鹦鹉与大湖中鳄鱼的争吵，讽刺了在主人豢养下，只会学舌的鹦鹉，她的职责在于修饰美丽的羽毛，取悦于自己的主人，进行所谓互助和献身的说教，实质上是把压迫、奴役美化为高度文化的谎言，宣扬奴才的哲学。正如鳄鱼所驳斥的：“你这利齿尖嘴的小姐，不必替我们担心，我们不敢领受你们口头上的文化指导，我们更没有同情于被人灭亡还自附于高尚道德的那样奴性。……我们有的是顽强的力量，为保护我们的族类，为不受文化那个好听名词的撒谎，我们要以血腥同你的主人们搏斗！”这个以有高度文化教养自诩的能言鹦鹉，喋喋不休地宣传互助、献身以及“生之享乐”的虚伪学说，不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落后国家、民族的辩护士的象征吗？这个寓言完全是“利用想象”写成的另“一种文字”，感情昂扬，寓意深刻，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如果说《青纱帐》的作品是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的话，那么，收入《夜行集》中的几篇散文诗，则是展示内心的咏怀抒情的篇什，这类作品往往流露着作者惆帐的情绪。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入了关内，阴谋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黑暗象磐石般地压在每个中国人民的头上。王统照的心中也蒙上一块黑幕层帐的阴影，使他感到身处“萧森荒冷的深秋之夜”，没有“灯”，没有“明光”，没有“渔火”，甚至云幕中“也闪不出一道两道的电光”，在这沉沉的黑夜中行走，“不知联合起来的记忆是否曾被踏在黑暗的软绒之下？”（《夜行》）当抗日反蒋的怒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指引中国人民前进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抒情不无揭露现实的积极因素，但情调过低，缺乏激励人们为战胜黑暗而斗争的精神。《回声》从另一角度也抒发了同样的情感。为了寻找诗人心中的“秘密与光明”，“他”走遍了城市、村庄、峡谷、密林、平原和高山，从几片落叶中，“他”发现了诗人心中的秘密，那就是“由秋之叶传递着消息”。一句话，悲秋就是诗人心中的秘密。而光明呢？“等待，等待！只是诗人心中的光明吧！”光明需要战取，没有人会把光明作为礼物奉献于诗人之前。王统照灵魂深处的悲观、寂寞情绪，给反映内心世界的散文罩上了一层阴暗的色彩。

四

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散文集子《去来今》，沿着过去抒情小品的道路，继续对人生进行探索。然而，撼动山河的抗战风雷，并没有驱散长期隐藏在王统照心灵深处的一块乌云。这时期，他的散文固然也不时闪耀着点点火星，但缺乏鼓舞人心的时代最强音，浪漫的激情减弱了，低沉吟唱的成分增加了。这是他抗战时期散文在思想、艺术上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

《去来今》这篇议论性的散文，以哲理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看法。针对当时有人笼统地强调“当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不值得“追忆与怀想”的观点，王统照表示了异议。历史的长河，人生的旅程，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弹指顷去来今’，先有所承，后有所启”，不能象孙悟空似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凭空创造世间的“奇迹”。对此三者的关系，进行反复阐述，表示自己“永远相信‘去，来，今’三者是人世间一串有力的链环”。作者对人生的认识自有其精到之处，不无积极意义，但在那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刻，还在发这类浮泛的议论，跟伟大时代提出的谱写进行曲的要求，是有相当距离的。

抗战时期，王统照虽然没有创作出宏伟悲壮、有血有肉的作品，但在一些散文里，也直接、间接地涉及到抗战的主题。“七七”以后，“芦沟桥”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激动人心的字眼。这里的隆隆炮声，动员了千百万人民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王统照考证了芦沟桥的历史沿革和芦沟晓月的由来，强调对于这名标史册的历史胜迹，“现在”人们再也不会只停留在“发思古之幽情”上，那儿，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石狮的鬈鬣”，抗日健儿的白骨还在“桥上的轮迹里腐化”，芦沟桥揭开了伟大抗战历史的第一页。因此，“就是万古长存的‘晓月’也必定对你惨笑，对你冷觑，不是昔日的温柔，幽丽，只引动你的‘清念’。”桥下的黄流，天空的灏气，沉默的郊原，“他们都等待着有明光大来与洪涛冲荡的一日，——那一日的清晓。”（《芦沟晓月》）反映了作者迫切地期待胜利的到来！《追念同轩老人》记述一位廉洁自守、性情狷介的老艺术家。这个“既无政责，亦无言责”，本可闭门养生的老人，身陷孤城，眼见日寇暴行，亲友四散，为了精神上的解放，以自杀来了却残生。诚然，这不是积极的态度，表明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但却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孤岛时期，王统照的散文创作不仅数量少，而且流露着苦闷、忧伤的迷惘心情，三十年代前期那种揭露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减弱，思想深处潜藏的消极情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滋长。这在那些以象征的手法，寓言的形式抒写内心冥想的小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幸福”的寻求》通过“幸福”寻觅主人的描述，揭示了作者对幸福的理解。在现实世界上，哪儿是“幸福”的安身之地呢？拄着木杖的老人宣扬“梦”是幸福的主人，全身铁甲的壮士鼓吹“力”是幸福的主人。这些论调使“幸福”感到“茫然”，感到“悚然”。“幸福”到处寻找主人，但踏遍人间无觅处，于是只好到造物的大神那里去请教，大神这样指示：“在你的经验中，在你的不自私的寻求中。勤敏，公平，永远奔驰着你的长路，此外，你还向那方去依附你的主人呢？”这种哲理语言所表达的幸福观，浮泛而空虚，说明作者的追求离开烽火漫天的时代，已经颇为遥远了。在《酒与水》中，作者指出：“水”的清淡能解人之渴，但不能消除“灵魂中的窒闷”；“酒”“能惹起你的兴奋，冰解了你的苦闷，漠视了痛苦，增加你向前去，向上去，向未来去的快步”，但也能使人“颠狂”和“沉迷”。究竟要“水”或要“酒”呢？“怯懦的人”徘徊于两者之间，迟疑不决，终于“被踌蹰结束”了生命。这种具有哲理思考的小品，固然鞭挞了生活中“怯懦的人”，但我们从中确实闻不到一点伟大抗战时代的气息。这样的作品能给读者什么有益的启示呢？

不过，作者毕竟不是世外的游仙，中国人民浴血疆场的抗战热情，孤岛人民的爱国活动，必然要渗入他那苦闷、窒息的心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也促使他不能完全回避严酷的现实。生活在“囚城”中，什么杜鹃的哀啼，夜莺的幽唱，都不能引发诗人的“灵感”，“凡是一个逃不出现实的苦难者，他情愿在暗夜披衣独起；他的心在热血交流中跃动；他的泪灼烫的堕入肚肠；他的想象是：草莽中，平原中，森林中，河岸港湾上的鲜血；是自由的洪流泛滥过激怒的田野；是暴风疾雨挟着战神的飞羽传遍各地。”这不是在呼唤战斗吗？在残春的午夜，作者神驰远处。仿佛看见“到处散射的光明点”，他热切地在盼望“破晓”的时光（《不易安眠》）。这反映作者的抒情并没有完全脱离抗战的轨道。

五

王统照度过了八年抗战的漫漫长夜，迎来了曾经使人欢欣鼓舞的胜利凯歌。然而，随着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鞭炮声而来的，却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隆隆炮声。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王统照投身到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中去，孤岛时期悲观、消沉的情绪逐渐消失，健康、明朗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发扬。

《“五四”之日》（《文艺春秋》1947年6月）是王统照为纪念“五四”二十八周年而写的回忆散文。“五四”以来，二十多年间“风风雨雨，骇浪飞涛，杀人争地，国破家亡，百炼千锤，民穷财尽！”这样的现实，怎能不使作者抚怀感时而低头凄叹呢？王统照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青年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巴黎和会和声讨卖国贼的动人场面，亲切地表现了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的不可抑制的激情。觉悟了的青年学生，他们意识到时代的使命，自觉地走到一起，发出了震惊全国的怒吼。作者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朴素的文字，歌颂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示威游行的路上，“没有交头接耳的琐谈，没有嘻皮笑脸的好玩态度，更没有遵行着‘例行公事’的存心。至于不过这么回事的那等想法，我敢以己度人，那次的举动完全无此，人人知道这是有新学校以来的创举；人人不敢断定有何结果，郑重、严毅与无形的伟力把五六千人的行列贯穿起来。”对“五四”之日的情景，写得不枝不蔓，说得娓娓动听，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真实可信的历史画卷。作品最后以诗的语言，揭示了“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

这一晚上，凡有学生住处无不议论纷然，情绪激昂。而暗夜沉沉的京城也被“赵家楼”的事件映放出一片曙光。

同时，这片东方的曙光射遍了全中国。

从是日起，揭开了中国史的‘新’页。

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和民主运动的高涨，冲散了王统照抗战期间在心中所集聚的一块阴云，使他眼前涌现了“五四”运动所象征的“东方的曙光”！

王统照于此期间还写了不少的散文，有的含蓄、凝炼，寓意深沉而表现隐晦，抒情气氛强烈，哲理笔调浓厚，使读者不易把握到它的思想脉络和精神实质，其中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但也流露一点模糊的认识和消极的情绪。无论就思想感情或艺术风格来说，都是作者过去抒情小品的继承和发展。

王统照的散文创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当他从理想的诗的境界走到对现实人生的认识以后，创作的收成是丰硕的；当他从抒写内心冥想走向揭示社会矛盾的道路以后，艺术风格是朴素明朗的。

王统照散文不拘一格，小品、游记、笔记、寓言、散文诗，形式多样，有时着眼于抒情，有时偏重于叙事。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不乏浪漫主义的因素；既有对现实细致的刻划，真实的描摹，又有丰富的想象和象征的手法，而在适当的地方，还常有点题的议论。读他的散文，常常有一幅幅风景画、风俗画和人物画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一般说，王统照的叙事散文，朴素明快，意义显豁；抒情小品则略感艰涩隐晦。因为抒的是内心蕴蓄的情绪，微细的感触，表现上又有意无意地求其深沉，所以意义不大容易把握，不大容易领会到它的含意，需要读者反复琢磨。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王统照小品序》中论述王统照抒情小品时说；“这一类的小品文，除鲁迅的《野草》而外，我想是没有谁可以和王统照比拟的……”如果从揭示内心世界和表现含蓄隐晦上看，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新中国的建立，在王统照面前展现了一个春光明媚的崭新世界，为他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由于担负着繁重的教育和文化行政的领导工作，以及健康状况不佳，使他来不及把自己的激情熔铸到散文创作中去。如果天假以年，我们相信王统照必将为新生活谱写出许多动人的赞歌！

在本书编选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林非等同志热情的鼓励和帮助，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锦泉

1982年4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