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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亲友和同路人

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 作者:[法] 伊凡-雅布隆卡 著;陈新华 译


12 亲友和同路人

蕾蒂西娅所有的近亲都能回忆起来,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那天得知她失踪时,他们都在干些什么。

当杰西卡走向罗杰尔路的公交站时,她看到了妹妹的摩托车翻倒在地。她每一次讲述当时的场景,就会重新经历一遍——黑暗、寒冷、惊讶、恐惧,发了疯似的跑回住处。之后,她仍然抱着希望,计算着时间。

帕特龙夫人还在床上。她的丈夫冲回房间,匆忙披上衣服。她从床上跳下来,用电话把当地所有医院都问了一遍,还通知了宪兵。接下来是等待。她一直到最后都认为蕾蒂西娅还活着,被监禁在了某个地方。梅隆被捕的时候,她还说:“上帝啊,他再也不能带她去吃饭了。”

蕾蒂西娅的男朋友凯文说:“星期三早上,在学校的过道上——我总是回想起那一幕——杰西卡扑倒在我的手臂上,满眼泪水。她发现蕾蒂西娅的摩托车倒在地上,她的鞋子也在那儿。她问我是否知道什么。”

弗兰克·佩雷正在南特进行机床操作工的培训。省议会拨通了他的手机:“我们请您过来。”当他到达的时候被告知:“您的女儿被绑架了。”弗兰克·佩雷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向波尔尼克飞驰而去。现场的调查人员对他的行踪进行了核实。当他离开宪兵队的时候,没有一个在场记者知道他就是父亲。他像在拍卖会上喊价般说:“我有不在场的证据!”

蕾蒂西娅在儿童社会救助厅的联络员拉维奥莱特女士说:“我那天休息。一个同事打来电话说:‘你管理的一个年轻女子离家出走了。’我马上就意识到,事情远比这严重得多。蕾蒂西娅不是会离家出走的人。像离家出走这样寻常的事情,别人是不会在我休息时打电话告诉我的,同事们会直接和警方与寄养家庭一起着手处理。接着就是宪兵和刑侦警察。”

2013年5月。南特酒店的老板德朗德夫人,也就是蕾蒂西娅的前雇主,在大西洋卢瓦尔省重罪法庭上作证:

她多次请求我允许她留在饭店睡觉。

我总是对她说:“你不能睡在我们这儿,你的住处只有500米远!”

她对我说过:“有一天,我会离开的。”

她对我说过:“有一天,你会听到别人谈起我。”

她说:“你教我跳舞,我来做家务。”

星期二,她在学校上课期间回来,我已经八天没见过她了。

她带着她的小皮衣和平底鞋。

晚上,我重新关上了护栅。

我说:“挺好玩的,蕾蒂西娅的摩托车还在街上。”

有人说:“她的车抛锚了,她被人送回去了。”

安东尼晚上在家里,他告诉我:“早上1点的时候,雷蒂的摩托车还在路上。”

第二天,邮递员说:“有个孩子在环岛上摔了。”

我的丈夫和我喊道:“蕾蒂西娅!”

德尔菲娜·佩雷在为她女儿的生日做准备,到2011年1月20日女儿就满10岁了。梅隆就是在庆生那天被捕的。“我们不知道蕾蒂西娅是否还活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努力不让我们的女儿们看电视。路上、烟草店,到处都是她们堂姐的照片。她们问我:‘为什么蕾蒂西娅会在照片上?’”

*

没有传媒,没有把耸人听闻的事情传送到全国各地的广播,蕾蒂西娅·佩雷就不会存在。在她失踪的那一刻,上千万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得知了她的存在。电视、电台、报纸和网络都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形象,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她的消失,她活着是因为她死去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1月底的那些白色游行更像是一次表达团结的游行:它们让人们和这个“波尔尼克的小不点”建立起一种个人关系。就像沉默的游行队伍产生出了让人动容的感染力,就像那些呼吁公众慷慨解囊以战胜疾病的游行一样。接近蕾蒂西娅的形式不仅仅在于出现在现场,捧着白玫瑰或蕾蒂西娅的照片行走,还包括了观看新闻,支持其父母和朋友,同悲同切。对所有这些“远方的”亲人来说,这并非绑架的日子,而是各式各样的白色游行,它们都有着一种特殊的重要性:移情也是感情的释放。

19世纪的人们认为,“针对儿童的暴行”是不幸和贫穷的产物。今天,对未成年人的性侵会激起普遍的谴责,这代表了社会从阶级斗争解放出来后所达成的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在比利时的迪特鲁事件催生了“白色游行”,这是一种没有游行性质的游行,静默的队伍,没有标语,没有呼求,对受害儿童的神圣化和对政治机器的拒斥,使得受伤的人民和家属组成了这样一个具有统一性的集体。

但是,既然没有找到尸体,那么要在哪里聚集?在哪里集中?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绑架已经过去了6天,300号人汇聚在圣纳泽尔桥上,蕾蒂西娅的尸体正是在这里被扔下去的。帕特龙一家、杰西卡以及佩雷一家走在队伍前列,后面是“愤怒的家属和亲友”的小旗。寻找目击者的通告被分发给了汽车司机。有一个广告栏上写着:“我们在那里等你。”所有的媒体都到场了。

晚上,法国电视一台的《每日新闻》对此次游行做了大篇幅的报道。我们看到了络绎不绝的行列,我们听到了亲人的愤怒,之后,主持人深表震惊,一个像梅隆这样的累犯在出狱之后居然没有受到监控。论战临近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25日星期二,共和国总统在圣纳泽尔发表的演说引爆了这个话题。让人吃惊的不是这一政治化的行径,而在于它建立在原本无关政治的情感之上。这是对公众期待的狡猾利用,还是单纯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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