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相依的亲情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能为你流泪，为你难过，为你风里来雨里去的，只有你的亲人。而其他的人，毕竟是其他的人。

隐瞒

我们一直和英雄的妈妈保持着联系，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

1945年3月，我和我的战友们为跟日军抢占一个小型机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这次战斗中，日军也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这次战斗的胜利对我军的反击至关重要，上级要求我们务必取得战斗胜利。战斗中，我的战友赵蒙生光荣牺牲了。

为了不让英雄的妈妈难过，我们排长说，定期给英雄的妈妈写信吧。我说，不行啊，赵蒙生的字和你写的不一样。排长说，不要紧，赵蒙生最近刚写了入党申请书，我就照他的笔迹写，错不了。再说蒙生他妈也不认识字，信肯定是叫别人念的。排长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娘：

俺在部队里挺好的，您千万不要记挂俺。部队里有饭吃，饿不着；冬天有棉袄穿，冻不着。仗看来快要打完了，小日本的日子长不了了，俺们快要过上好日子了。等仗一打完，俺就回来看您老人家。我们排的同志们都挺好的，大家可团结了。最近，我们端掉了小日本的小机场。

我们原以为兵荒马乱的，信寄不到大娘的手里。可过了一阵子，还真收到了英雄妈妈的回信，大伙儿高兴坏了，就叫排长给念念。

孩子：

你真是好样的，有点儿像你爹。在队伍里一定别给咱家乡丢脸，要多打鬼子。前几天，鬼子又来烧房子了，可咱不怕，房子烧了，咱还可以再盖。小鬼子在这儿也没好日子过，游击队会收拾他们的。娘盼着胜利的一天啊！

就这样，我们一直和英雄的妈妈保持着联系，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们收到一封不平常的来信。

信是从赵蒙生家乡寄来的，看完后，我们都哭了，信是这样写的：

蒙生妈去年夏天被日军杀害了，她寄给你们的信都是我代笔的。蒙生妈临死的时候对我说，她早就猜到蒙生不在了。她说：“他叔，他们可真是一群好人哪！俺那孩子看来已经不在了。可俺不伤心，孩子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值。他们是怕俺伤心才给俺写信的。他们的信一到，俺就知道俺那孩子走了，因为俺那孩子是从来不往家里写什么信的，也从来不叫别人代写信的，俺跟他说过，要一心一意打鬼子，不打完鬼子，就别回来，也不用写信来……”

新丸子车站下着清雪

临睡前她轻声问我，可不可以叫她一声妈妈。泪水一下子从我的眼中涌出，我紧紧地抱住她，连喊了几声“妈妈”。她也抱住我，对我说：“我的女儿又回来了。”

2003年，我在日本东京读预科班，准备两年之后在日本考大学。

第二年，我租的旧公寓到期了，房东不肯续租，我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当时已经是冬天，寒风刺骨，东京的天空下起了清雪，这个季节，在我的老家吉林，雾凇已经成为冬季最热门的景观。我颓丧地坐在川崎市新丸子车站的长椅上，哭了起来。

直到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微笑着说：“孩子，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伤心事一定会过去的。”倾诉的渴望让我迅速擦干眼泪，不管不顾，滔滔不绝地把全部的惶恐和委屈说给她听。

老人无法止住我的哭泣，她拉着我的手离开车站。像是被催眠，我任由她牵着，一直走到她的家里。那是一座破旧的住宅楼，房间里摆放的家具都属于上个世纪。老人生硬地叫着我的中国名字，说如不嫌弃就请留下来，毕竟总胜过流落街头。遇到这样的好人，像是奇迹发生。

两个星期过后，我仍然找不到房子，情急之下，我斗胆请老人将我借住的房间租给我。老人同意了，然而不肯要那么高的房租，我执意要给她。她说：“那好吧。不过每天早上让我为你准备早餐。”

就这样，我总算再次安定下来。

老人从不去超市买菜，下午5点以后，她会到附近的野菜屋或鱼店买当天的剩货。她的晚餐总是一菜一酱汤，只有和我共进的早餐才毫不吝惜。她很孤独，从不提及自己的丈夫，她只有一个儿子，住在大阪，一年才来看她一次。老人有糖尿病，腿脚已不灵便，她却坚持不肯去医院。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才知道她已经很久没有交国民健康保险了。

我偷偷地为她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当我把黄色的国民健康保险证交给她时，老人捧住我的手像少女一样哭了起来。第二天，我请了一上午假陪她去医院。老人的糖尿病已经相当严重，眼底毛细血管破裂，马上会双目失明，而且很可能转为尿毒症。回家的路上，老人安慰我说：“一个孤老婆子的活与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都不大，不要紧。”

第二天清早，我把仅有的78万日元的存折塞给老人：“去住院吧，用这钱去住院吧。”我没给老人推辞的机会，我告诉她我还很年轻，钱可以再挣。到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才知道我那可怜的78万日元只够她全部住院费的4／5。

2005年初夏，为了支付住院费，我没日没夜地打工。这期间她儿子来看过她一次，扔下为数不多的钱就走了。第二个月，老人失明了，并发的尿毒症开始吞噬她最后的意识，老人被转入特殊单人病房。

8月的一天，我下课后去医院看她，一位陌生的男子见到我之后，如释重负地塞给我一张纸说，他是川崎市公立律师事务所的藤山一行，已根据老人的意愿为她起草了遗嘱，只等我替老人核对。这遗嘱让我哭了起来。贫困的老人已经把她全部的、根本不能叫财产的财产给了我。老人让我将她枕边的印章拿出来，在“和田洪子”的名字上盖了“和田”的私人用章。

律师走后，老人从她那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把一条粗笨的铜项链摘了下来，在空中比画了半天才戴到我脖子上，她说：“孩子，谢谢老天让我在临死前认识了你。”老人断断续续地讲了这个故事：“这条项链跟了我五十多年。它的主人是九条道孝的外孙、大正贞明皇后节子娘娘最小的外甥、日本最著名的华族（即贵族）家族里年轻有为的一个军人。他参加了对华战争，战败后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觉得受了欺骗，不敢想那些他曾经杀害过的无辜妇女和儿童。他自甘堕落，每日流连于艺伎之间。我就是一个艺伎，就是在那时疯狂地爱上了他。怀孕后，他给我赎身，在东京武藏川租了一间小房子。我静静地等待孩子出世，并希望他能就此振作。可是胎儿6个月时，他忽然叫我引产，并哭着乞求说，他是一个罪人，这个世界是罪孽的，孩子生下来只会不幸。我宁死不从，他开始夜不归宿。无奈，我做了引产，是个女孩儿。在我最绝望时，他把一直戴着的这条项链送给了我。”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2月12日傍晚，他说去新丸子附近买东西，之后就再没回来。几天后，人们在川崎的海里打捞到他的尸体。后来，为了生活我当了酒馆女招待，有一天下晚班，我在车站捡到了一个快冻死的婴儿——那个时候养不起孩子的女人太多——他就是我的养子，长大后发现我不是他的生母就对我很冷淡。我一直孤苦，天气好的时候，也偶尔到新丸子车站去坐一坐。孩子，你记得不？那一天是2月12日，正是50多年前他离家出走的日子，我等回了你，这不是天意吗？这么多年了，这条项链是我的全部。别看它丑陋，最珍贵的东西不要凭外表来判断。答应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把它送给任何人，要对它不离不弃。”

我点点头。长时间的叙述之后，老人显然累了。临睡前她轻声问我，可不可以叫她一声妈妈。泪水一下子从我的眼中涌出，我紧紧地抱住她，连喊了几声“妈妈”。她也抱住我，对我说：“我的女儿又回来了。”

2005年10月，老人辞世。他的养子拒付母亲的住院费，理由是遗产的继承人也该继承债务。那时，我还欠医院20万日元的治疗费。

简单的丧葬之后，我又开始忙着找房子，报考专门学校，生活实在是非常艰难。我和医院协商，住院费可否再缓半年，因为我必须没日没夜地靠打工赚取专门学校的50万日元的入学费。

两个星期后，藤山律师找到我说：“正田先生对他母亲临终前费心设立遗嘱之事非常奇怪，他怀疑母亲藏有巨额财产。为了免去麻烦，我看刘小姐还是同意正田先生过目一下老人的遗产吧。依照日本法律，如果他真的与你打官司，你会输的。”

我打断律师，笑道：“您看一看我现在的生活窘况就应该知道我是否继承了什么巨额财产。为了准备学费，我现在每天打10个小时的工，我已经连续几个月每天只睡3个小时了。在我们中国，孝顺老人是一种美德，见死不救才该遭天谴。请正田先生尽管来。不用打什么官司，他什么都可以拿走，除了这条项链，因为这是老人一直随身佩戴的纪念。”

一个星期之后，西装革履的正田同藤山律师来到我新搬的破旧不堪的公寓。正田先生仔细过目了他母亲的所有遗产包括那条项链，说了声“打扰”掉头就走。我叫住了他，慢慢地说：“你母亲一生贫苦，只抚养了你一人，她生前你怎样待她且不谈，死后还得不到你应有的尊重。你也已为人父，将来不知你儿子会怎样待你。”正田默默地在《财产放弃说明》上签字，转身离去。

直到2007年5月，我才还清医院的债务，成为自由人。

2007年9月，我在东京港区王子饭店举行的一个二战老兵的聚会上当服务生赚零工钱。一位老人一直盯着我脖子上的项链，直到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对我说：“我在京都读书时，一位好友戴过一条同样的项链，后来我们都上了战场，听说他死在了满洲里。”

“不，他死在了日本。”

老人惊异地看着我，我给他讲了项链的来历。他老泪纵横地说：“九条君终究太过脆弱，没有逃过战争的劫难，可怜的人啊！”老人接着说，“这是九条家族的传家宝，恐怕不仅仅是一条项链那么简单。”

回家后，我在灯下反复端详那条项链，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我带着项链去了东京最权威的古董店——神田二天门。店主用放大镜端详了老半天后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条老项链，从重量上看它比铜要轻，很可能是铜皮里包裹了其他东西。”洪子夫人临终时说，最珍贵的东西不要凭外表来判断。她在暗示我什么吗？我下定决心弄清真相，于是让店主打开了那层“铜皮”。铜皮里有一颗硕大的钻石，大约3克拉，镶在圆形的白金座中。我们都惊呆了。店主在检测了钻石的纯度与色泽之后对我说：“小姐，恕我直言，你已经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了。”

我用手帕将项链包好，在恍惚之中回到了公寓。老人一生孤苦，至死都不肯出卖这条项链。然而我始终不解，为什么她在临终时不肯对我说明真相。直到有一天，我路过川崎市公立律师事务所才明白，老人怕我清楚真相后在她儿子面前露出破绽，她知道我禀性不擅撒谎。

2007年11月1日，我到川崎给老人扫墓。我哭着，反反复复只会说一句话：“谢谢您，妈妈。”

（詹蒙）

一位妈妈的离世

看到这早早便受到人类不公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那在病危中的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碎了。

辛辛苦苦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儿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了，心里的懊恼、抑郁，真是难以言传。

睡了近一个月，妻自己和我都不曾想有了小孩儿。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得那么迅速。

最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消息时，我可真的有点儿慌了，这正像自己的阵势还没摆好，敌人就已跑来挑战一样。可是回过头去看妻时，她正在窥伺着我的脸色，彼此的眼光一碰到，她便红着脸把头转向一边，但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瞥中，我已看到她不单是没有一点儿怨恨，还显露出喜悦。

“啊，她倒高兴有小孩儿呢！”我心里这样想，感觉有几分诧异。

从此，妻就安心地调养，一句怨言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儿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

妻向来爱洁净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一句话，她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她虽不说，但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她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儿。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她，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儿也不感觉到局促。

有些生过小孩儿的女人，劝她用带子在肚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得太大，将来难于生产，但她却固执地不肯，她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

妻从小就失去了怙恃，我呢，虽然父母全在，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儿生下时需用的一切，全得由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有工夫管家里的事情。于是妻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女人，悄悄地预备这样，预备那样。还怕裁缝做的小衣服给初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等物件，不用说都是她一手做出的。看着她那样热心地、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

医院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定好了，我们恐怕私人医院不可靠，这是一个很大的公立医院。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能说流畅的英语，每次到医院复查时，总是由主任亲自诊察，而又诊察得那么仔细！这美国女人答应将来妻去生产时，由她亲自接生。

因此，每次由医院回来，妻便显得更加宽慰、更加高兴。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

有时孩子在肚内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说难过，不免皱着眉说：

“怎么还没生下来就吵得这样凶！”

妻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偏袒劣子的神情，回答我道：

“像你喽！”

临盆的时刻终于伴着严冬来了。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报纸的副刊，忙得格外凶。

现在我还分明地记得：12月25日那晚，12点过后，我由报馆回家时，妻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见面她便告诉我小孩儿怕要出生了，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她自己和小孩儿的东西，都已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去医院。

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攸关的时候，她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么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

一点儿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她送到医院里妥当些。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她到了预定的医院。

可是过了一晚，妻还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她，自己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时，妻拉着我的手说：“真不知道会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孩儿呢！”

妻是最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说：“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孩儿，我都喜欢的。”

她听了这话，用充满了谢意的眼睛凝视着我，拿法国话对我说道：“Oh！merel！tutesbienbon！（啊！谢谢你！你真好！）”

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夜，小孩儿还没生，妻简直等得不耐烦了。直到28日清早，我到医院时，看护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小孩儿已经在夜里11点钟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母子都平安。

我高兴极了，连忙奔到妻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做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儿。只一夜工夫，妻的眼眶已凹进了好多，脸色也非常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一番很大的挣扎。

不一会儿，妻便醒来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出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死亡线，我已经做母亲了！”

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她的头发时，她低低地问我道：“看到了小东西没有？”

我正要跑到婴儿室去看，主任医师和她的助手——一位中国女医生，已经抱着小孩儿进来了。

虽然妻的身体那样弱，婴孩倒是颇大的，圆圆的脸盘儿，两眼的距离相当阔，样子完全像妻。

据医生说，阵痛之后一个多钟头，小孩儿就下了地，并没动手术，头胎能够这样要算是顶好的。

中国女医生还笑着告诉我：“真有趣！小孩儿刚出来，她自己还在痛得发晕的当儿，便急着问我们孩子的五官生得怎样！”

妻要求医生把小孩儿放在她被里睡一睡。她勉强侧起身子，瞧着这刚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因为怕亮在不停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她完全忘掉了近来——不，十个月以来的一切苦楚。从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清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中，我感到她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

待到医生退出之后，妻便谈着小孩儿什么什么地方像我。我明白她是希望我能和她一样爱这小孩儿的——她不懂得小孩儿愈像她，我便爱得愈切！

产后，妻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从第二天起，医生便叫看护每天把小孩儿抱来吃两回奶，说这样对于产妇和婴孩都很有利。瞧着妻腼腆而又不熟练，但却异常耐心的样子，瞧着那睡在床上的因为不能畅意吮吸，时而呱呱地哭叫起来的婴儿，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的图画。我和妻都非常快乐。因为这小东西的到来，我们那寂寞的小家庭，以后将充满生气。我相信只要有了这小孩儿，妻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想做的。从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这种伟大的母爱驱走了。

然而从第五天起，妻却忽然发热起来。产后发热原是最危险的事，但那时我和妻一点儿都不明白，我们是那样信赖医院和医生，我们绝料不到会出毛病的。直到发热的第六天，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庸劣的医生手里，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

从发热以来，妻便没有再喂小孩儿吃奶，而是让他睡在婴儿室里吃牛乳。婴儿室和妻所住的病房相隔不过几间屋子，那里面一排排几十只摇篮里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就在妻出院的前一个小时，大概是上午8点钟吧，我正和女仆在清理东西，虽然热度很高，但神志仍旧非常清楚的妻，忽然带着惊恐的脸色，从枕上侧耳倾听着，随后用没有气力的声音对我说道：“我听到那小东西在哭呢，去看看他怎么啦！”

我留神一听，果然有遥远的孩子的啼哭声。跑到婴儿室一看，门微开着，里面一个看护也没有，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着。这正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时恰是吃奶的时间，看护把所有的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到他们的母亲身边吃奶去了，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护要等别的孩子吃饱了，抱回来之后，才能喂他。

看到这早早便受到人类不公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那在病危中的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碎了。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我只好欺骗妻说那是别人的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哭着。我狠心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般残忍的看护的手中，用医院的救护车把妻送回了家里。

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诊治，但妻的病势是愈加严重了。大部分时间昏睡着，稍许清醒的时候，便记挂着孩子。我自己也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危险，但家里没有人照料，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真不知要怎么办。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

孩子是在妻回家后第三天接出医院的，因为饿得太凶，哭得太多的缘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两眼也不灵活了，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会干嘶着。并且下身和两腿生满了湿疮。

病得那样厉害的妻，把一双深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将抱近病床的孩子凝视了好一会儿，随后缓缓地说道：“这不是我的孩子啊！医院里把我的孩子换了啊！我的孩子不是这副呆相啊……”

我确信孩子并没有被换掉，不过是被医院里的看护糟蹋到这样子罢了。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妻是不肯相信的。她发热得太厉害，这时连悲哀的感觉也失掉了，只是冷冷地否认着。

因为在医院里发病的六天内，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妻的病是无可救药了，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着头，打针服药，全只是尽人事。

在四十一二度的高热下，妻什么都糊涂了，但却知道她有一个孩子；她什么都忘记了，却没有忘记她的初生的爱儿。她在呓语时，旁的什么都不说，就只喃喃地叫着：“阿囝！囝囝！弟弟！”大概因为她自己嘴里干得难受吧，她便联想到她的孩子也许也渴了，她有气无力地反复地说着：“囝囝嘴干啦！叫娘姨喂点儿牛奶给他吃吧……弟弟口渴啦，叫娘姨倒点儿开水给他喝吧……”

妻是从来不曾有过叫喊“囝囝”、“弟弟”、“阿囝”那样的经验的，我自己也从来不曾听到她说出这类名字，可是现在她却这样熟稔地、自然地念着这些对小孩儿的亲爱的称呼，就像已经做过几十年的母亲一样——不，世间再没有第二个母亲把这类名称念得像她那样温柔动人的！

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来了！1月14日早上，妻在我的臂上断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的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她放心，不要记挂孩子，我一定尽力把他养大，她方才瞑目逝去。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发现她的眼角下面挂着两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悄悄地把它们拭去了。我知道妻这两颗眼泪也是为了她的“阿囝”、“弟弟”流下的！

生命的骄傲

有一次，一个司机故意弄翻她的篮子，瓜子儿、槟榔撒了半车厢。她一边趴在乘客的脚下捡，一边强忍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站起来后，她将一包瓜子儿送到司机跟前说：“叔叔，别嫌我。我妈妈病了，等我赚钱救命呢！”

2002年3月31日凌晨，湖南省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简称“三医院”）一片沉静与黑暗。3时23分，外科大楼，一声细弱、颤抖的童音从夜幕中飘来：“妈妈，我回来了！”

躺在三楼抢救室病床上的曾梅闻声一震，立即挣扎着欠起身来回应：“颖颖，别害怕！”

在病危母亲不断的壮胆声中，7岁的小女孩儿帅颖飞快地跑过一楼的太平间。

尽管两年来小帅颖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但冲进母亲的病房时，她仍然被吓得小脸苍白，汗水湿透了她额前的刘海儿。

直到此时，记者在常德街头搜寻数小时未见的小主人公终于出现在眼前：她身高不到一点二米，体重只有二十公斤，比一般同龄孩子显得瘦弱。然而，就是在这个瘦弱孩童的身上，两年来一直延续着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一诺千金，五岁女孩儿要挣钱为妈妈换肾

1994年11月，颖颖出生在湖南省汉寿的一个工人家庭。那时，她和别的孩子一样，是父母捧在手里的宝贝。然而，颖颖才两岁多，噩梦就缠上了她。

1997年2月，作为盗窃团伙的主犯，颖颖的爸爸被判处无期徒刑。1998年，颖颖的妈妈曾梅因工厂停产而下岗。1999年初，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三十二岁的曾梅被确诊患了尿毒症。没有钱换肾，就得每三天做一次血液透析，每次花费三百元。

变卖完房子和全部家产后，医疗费无以为继的曾梅病情日益加重，亲人们也有意地与她们母女疏远了。

2000年5月，透析效果对曾梅来说已微乎其微。一天晚上，在三医院四楼的病房里，她一直死死地望着那扇黑洞洞的窗户，决计从那里跳下去。

五岁半的颖颖敏感地意识到某种可怕，她扑到妈妈的床前，把妈妈的脸扳过来，用小手捂着妈妈的眼睛。见妈妈执拗地再次转过脸盯着窗户，她就拖张凳子放在窗前，爬上去站在凳子上，张开双臂，试图用幼小的身躯挡住妈妈。她哭喊道：“妈妈！你不要死！你还有颖颖，颖颖会照顾你！颖颖会想办法给你换肾！”

从那天起，曾梅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她想：能多陪女儿一天算一天。而颖颖呢，她开始实践自己的诺言——一个五岁小女孩儿对妈妈生命的诺言。

第二天晚上，颖颖拿三元钱到一家花店买了三枝玫瑰，然后沿街一直往北走，边走边喊：“叔叔阿姨，买枝花吧！”可是七八里路走完了，花竟一枝也没卖出去——没有人相信会有这么小的卖花姑娘，颖颖很伤心，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般直往下掉。

终于，晚上十时多，在常德市汽车北站的一家茶店里，一位叔叔见颖颖可怜，以十元的价格买下她的花。颖颖捏着钱破涕为笑，一路奔跑着回医院向妈妈报喜：“妈妈，我赚到钱了！”

从此，卖花成了这个小女孩儿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多挣点儿钱，颖颖还到批发市场进瓜子儿和槟榔卖。颖颖小小年纪就有经商头脑，她很快知道哪些地方好卖鲜花，懂得哪一类顾客不抠门儿。夏天，做生意的路上闷热极了，颖颖给自己买了一把五角钱的折叠扇，后来，一位等车的阿姨出三元钱买走了这把扇子。颖颖灵机一动，批发来一大批扇子到各个车站去卖，销路竟然出奇的好。

这个五岁多的小女孩儿的计划是：不仅要挣到自己和妈妈的生活费，还要赚钱给妈妈做透析，接下来就是逐步积攒一大笔钱给妈妈换肾。

奔着这个目标，五岁多的颖颖独自艰难前行。打听到公共汽车上东西好卖，她就提着篮子转战在各路公共汽车上。有的司机和乘务员不高兴，见她上车就赶她推她。有一次，一个司机故意弄翻她的篮子，瓜子儿、槟榔撒了半车厢。她一边趴在乘客的脚下捡，一边强忍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站起来后，她将一包瓜子儿送到司机跟前说：“叔叔，别嫌我。我妈妈病了，等我赚钱救命呢！”

去年除夕夜，曾梅叫女儿不要出去卖花了，可颖颖说：“今天过年，说不定买花的人更多，生意更好做呢！”新年的钟声响过好久后，天突然下起暴雨，曾梅硬撑着起床去接女儿。街道瞬间已变成小河，四周早已不见一个人影，曾梅一路呼唤着女儿，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终于，颖颖从远处奔过来，整个人像从水塘里捞出来似的，刺骨的冷水几乎让她的双脚失去知觉。风雨中，曾梅搂着女儿哭得撕心裂肺。

妈妈病房的墙角有个固定的小石凳。2002年3月31日凌晨，颖颖刚刚回答了记者几句问话，就抱着她那没能卖出去的十四枝玫瑰花，坐在小石凳上睡着了。曾梅告诉记者：“孩子太累了，经常进屋十秒钟就能睡去。她这么小，既要上学，又要做家务和照顾病重的我，还要靠卖花、卖瓜子儿、卖破烂每月赚七百多元，如果不是拼着小命，如何能做得到？”

尽管生活的艰辛使颖颖过早地学会忍辱负重，但毕竟她还只是个孩子。这天，颖颖破例地不到凌晨两点半就回来了，觉察到情况有异的曾梅忙问究竟。颖颖号啕大哭，说有位伯伯在买花前问她上学没有，她回答读一年级，伯伯就考她：“那第一册第一课的内容是什么？”她流利地背诵着：“我们村种了很多果树……”可伯伯说：“不对，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你背错了，我不买你的花了！”她着急地分辩：“伯伯，我没错。第一课真的是‘我们村种了很多果树’，不信，我回去拿书给你看！”可是伯伯“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记者翻开颖颖放在病房里的课本，白纸黑字，孩子真没背错！

角色倒置，她成了妈妈的“妈妈”

“我很依赖女儿，我和她的角色好像完全颠倒了。要是没有她，我已经死过好多次了。”说这话的时候，曾梅的脸上泪水止不住地流。

患绝症几年来，别的亲人都远远逃避曾梅，只有女儿和她生生死死在一起。她已记不清多少次进那可怕的血透室、手术室，然而记得每一次她的颖颖都会对着她高喊：“妈妈！不要害怕，你要挺住！”

2001年2月的一天傍晚，硬撑了半个月没做透析的曾梅出现心衰，颖颖立即扶妈妈乘车去常德市。半路上，曾梅口吐鲜血，呼吸困难，大便失禁。司机见状，打过120就将她们母女俩丢下跑了。好在颖颖曾听医生说过，病人出现心衰时，有效的急救办法是保证氧气供给。她很快捡来一块硬纸板，拼命地朝妈妈脸部扇风，妈妈总算缓过一口气来。

谁知，120急救车到达并将曾梅抬上车后，要调头往汉寿县城方向开。原来，打电话的司机拨的是汉寿县医院的l20急救中心。

颖颖哭着跳下车，伸开双臂挡在车前：“叔叔，我妈妈要到常德市医院做透析，汉寿县医院做不了，你拉她回汉寿她会死的！”

急救车司机黑着脸说：“我们有原则，我们的车只能将病人带回自己医院。要不，你另外叫常德来车。”

颖颖上前抱住司机的双腿跪下说：“来不及了！那样妈妈还是会死！叔叔，你良心好，救救我妈妈！”这时，围观的人群愤怒了，纷纷指责司机，司机这才将她们母女俩送到常德市三医院。那次，医生说，如果再迟十分钟，曾梅就没救了。

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情景：2002年3月31日上午九时，值班的医生第三次催促曾梅：“吊针不能停，你得赶紧买药水来。”曾梅咬咬牙，轻轻推了一下蜷缩在她脚旁睡得正香的女儿。记者怎么也没有料到，只睡了一会儿的颖颖竟然像战士听到冲锋号一样，一跃而起，迅速穿好衣服，攥着六十元钱上路了。

颖颖要到十多公里外的火车站旁边替妈妈买药。医院的药贵，妈妈用不起，两年多来，妈妈的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颖颖从批发市场买回来的。步行十分钟后，颖颖登上开往火车站的28路公共汽车。半小时后，颖颖到达常德市吉春药业有限公司。

一米二高的柜台，颖颖踮着脚也看不到柜台里的售货员，她只好跳起来喊：“阿姨，请给我十二盒菌必治针药水！”

付了款，颖颖摇摇头对记者说：“这里批发只要五元一盒，可医院要四十元。”她还告诉记者，十二盒药只够妈妈用四天。但由于没钱，她不能一次买更多，只能等她赚到钱再来买。从仓库里拿到药后，颖颖没立即出门，而是蹲在地上将药一盒盒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点数，直到确认无误后才背起袋子往回赶。

十时四十七分，颖颖将针药水送到护士手中。十时四十九分，她到门诊交费，然后拿着妈妈的血样到中心值班室化验。十时五十三分，给妈妈倒尿盆，开始洗妈妈换下来的内衣……

曾梅病房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包奶粉，那是3月30日颖颖从副食批发市场买来给妈妈补身子的。旁边还有一瓶价值两元的芦荟洗面奶，颖颖说妈妈爱美，让她高兴高兴。同时批发回来的还有一小包袋装面条，为此，颖颖被妈妈责怪了一通：“面条买袋装的多不合算？下次去菜市场一斤一斤地买散装的。”颖颖知错地点头。

颖颖喜欢一首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此前，记者没有想到自己会被F4的歌感动，然而，这首《流星雨》，因为颖颖的喜爱，更因为酷似她和她妈妈命运的真实写照，不能不令我潸然泪下。命运的宠儿F4不会知道，他们原本轻飘飘的歌，已经承载了一份属于一个七岁女童的沉重的爱。

优异的学习成绩，点缀她多梦而忧伤的童年

3月30日傍晚从长沙赶往常德采访时，记者并不知道曾梅再度住院。常德市著名慈善家、阳光孤儿院院长杨绍军老先生，带记者去找在小胡同里租住的颖颖母女。在一间破烂不堪的棚屋里，住着颖颖的邻居、以卖菜为生的吴老太太一家。记者问老太太的小孙女是否认识帅颖。衣衫褴褛的小姑娘回答：“就是卖花、卖瓜子儿的帅颖嘛，谁不认识？她真可怜！”这句出自生活在最底层的小姑娘之口的怜悯，重重地抽打着记者的心。

之后，记者在常德市各街头四处寻找颖颖，整整三个小时过去了，终究没找到那个不知在夜幕里的哪一个角落讨生活的小女孩儿。

也许是天意故意刺痛人心，三个小时中，我竟然三次经过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店里灯火辉煌，坐着上百个满脸幸福的孩子，诱人的香味袅袅地飘出门外。第二天，颖颖告诉记者，她几乎每天从那个地方经过，也知道那是别的孩子最喜欢去的地方。可是，她只能偶尔趴在玻璃上看一眼，不能进去，因为里面的孩子不买花，也不爱吃五角钱一包的瓜子儿。对颖颖来说，“肯德基”如同它的故乡一样，离她太遥远了。

离颖颖同样遥远的还有别的孩子的天堂——游乐园。去年秋游，老师组织同学们去游乐园，每人得交十元。花十元去玩儿一次，那是颖颖绝对无法想象的事！同学们秋游那天，颖颖一整天卖瓜子儿都没精神，回到租住的小屋，她一声不吭地在门槛上坐了很久、很久。

今年新学期开学后，学校动员学生订牛奶，颖颖班上的同学都订了，只有她没订。可颖颖一直是“老师的小帮手”——由她给同学们分发牛奶。第一天回到家，她对妈妈说：“妈妈，我的嘴巴都快舔干了！”原来，她每给一个同学发一瓶奶，就忍不住舔一下嘴唇。

颖颖也没有任何玩具，只是做梦时梦见过自己有只花皮球。3月31日，她去给妈妈买药，发现医药公司门口的地上有一个“圣都牌小儿健身片”的空纸盒，捡起来时，她两眼放着惊喜的光芒。原来，纸盒上有两个彩色的卡通小人儿。她兴高采烈地把这个“玩具”揣回了家。

颖颖从四岁起就没添置过衣服，只有一件棉袄除外——那是上学期期末考试她得了第一名后学校特别奖给她的。平常她穿的都是好心人送的旧衣服。好在她很会搭配：一件白色T恤衫套绿色背带裤，头上别着两只捡来的发夹，竟叫人看不出她是苦命的孩子。

颖颖是记者见过的最小的能赚钱的孩子，也是最心疼钱的孩子。因为一分一角都是她赚的血汗钱，得来如此艰辛、不易，而要派的用场永远是那么多、那么急迫。去年10月的一天，颖颖不小心弄丢了两天捡废品卖得的三块六毛钱，放学后，她伤心地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哭。半夜，曾梅被一阵剧烈的抽泣声惊醒，看见颖颖坐在病床的另一头又在抹眼泪。颖颖痛悔不已地对妈妈说：“一想起丢掉的钱，我就睡不着。”

去年下半年，颖颖上学后，妈妈规定她周一到周五不得去挣钱。可事实上，这条规定何其苍白无力！妈妈要钱买药，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师交代要买辅导材料……颖颖若不及时出去做生意，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所以，上学后，颖颖常常不得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颖颖在班上的成绩仍是最好的，去年期末考试，她的语文、数学都是满分。妈妈病房的条桌上，放着颖颖的课本、文具盒和红领巾，随手翻开她的作业本，每一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几乎找不到一处错误。曾梅告诉记者，病倒以后，她的脾气越来越坏，教育孩子也没耐心，幸亏孩子在学习上从没让她操过心。颖颖还爱看课外书，偶尔有空，她会去街对面的新华书店不花一分钱看《脑筋急转弯》和《米老鼠画报》。

由于常常缺课，原来由颖颖担任的学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都被别人替代了。颖颖嗫嚅着向记者解释：“我不喜欢当班干部，因为我没有时间值日。不当，还轻松一些。”可从她的话语中，记者分明听出失落、惆怅和无奈。

曾梅说，女儿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一个人静静地望着远方。没有人知道，她小小的心里到底藏着多少忧伤……

救救孩子，她已不堪重负

听过颖颖故事的人，没有一个不被她深深地折服。她服刑的爸爸痛哭流涕之余，决定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给妻子，最终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实现。他发誓改过自新：“女儿把原本属于我的那一份责任统统承担了，我不好好改造还是人吗？”让颖颖高兴的是，爸爸果真表现良好，去年底已由无期徒形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八年。

颖颖的遭遇还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常德市政府为她们母女每人每月提供一百五十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常德市红十字会给她母亲捐款一万元，颖颖所在的高山街小学则免掉了她的全部学杂费。

最让颖颖感动的人是阳光孤儿院院长杨绍军爷爷。自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颖颖后，杨老便决心要对这个女孩子帮到底。他先后给颖颖母女捐助三万多元钱，又为曾梅换肾四处奔走，找到合适的肾源后，又帮她争取到常德市三医院的大力支持，免掉了大部分费用。

在多方帮助下，2001年4月27日，颖颖梦想成真：妈妈实施了肾移植手术！那一天，是颖颖最快乐的一天。

可叹的是，颖颖的快乐十分短暂。换肾后，曾梅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摆脱死神的纠缠。2001年6月28日，她接受第二次手术。由于肾移植排斥，年底，她再次住进医院抢救。今年3月中旬，她不得不动第三次手术。目前，她的双眼几乎看不见了，全身浮肿得吓人，记忆力也衰退得厉害。

曾梅曾悄悄地打听：如果她死了，是否可以将自己的器官捐出去，换点儿钱留给女儿。可是医生的回答是那样的残酷：她的器官对别人几乎毫无用处。

种种的不顺加在一起，使曾梅常常伤心地哭。于是，颖颖除了为生计奔波，还要时时宽慰妈妈：“妈妈，你不要哭。只要有我在，我一定不会不管你！再说，你这样哭，人家的肾受得了吗？”

离开常德前，记者跟颖颖回了一趟她和妈妈花七十元租住的屋子。那是一栋摇摇欲坠的二层楼房，经过一道木楼梯，道口第一间就是她们的家。进门处放着锅碗瓢盆，那是颖颖做饭的“厨房”，再往里是母女俩的“床”——地板上铺着一张草席，放着一床棉被；旁边堆着两个纤维袋，那是她们的“衣柜”；房子中间拉了一道铁丝，铁丝上挂了一排塑料袋，有的装着颖颖没卖完的瓜子儿、槟榔，有的装着妈妈吃的各种药。这就是她和妈妈的全部家当。

回家的路上，颖颖买了一元钱肉，将五角钱一把的萝卜苗砍价砍到四角后买了半把。一进屋，她就忙着洗肉切菜。她说，妈妈一个多星期没沾荤了，今天刚拆了导管，得给她增加营养——用那点儿肉煮一碗汤。

她一边煮汤，一边像大人似的叹气：“实际上，我也和妈妈一样，只想哭，可是哭有什么用？”接着她又幽幽地问记者：“阿姨，你说，我怎么才能挣到很多的钱，让妈妈的病快点儿好起来啊？”记者语塞，不敢正视她那双期盼的眼睛。

对幼小的女儿，曾梅除了日渐增加的负疚感，还有另一种不安和担心：“我可能活不过今年，这倒好，对孩子是个解脱。我唯一害怕的是，我走了，颖颖会走上歪路。她这么小就不得不整天盘算着挣钱，倘若再大一点儿，她会不会被别人带坏呢？想到这些，我真的死不瞑目！”

一天的采访，记者震撼不已、落泪不止，这个至仁至义的七岁孩童，以她难得的爱心与责任，诠释着一份生命的骄傲。但在感动与敬佩的同时，更有一种焦虑深深地占据记者的心头：颖颖背负着对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太过残忍的重压，她的生命和健康已严重透支，她的生活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拯救这孩子的生命与生活，和救助她的妈妈同样紧迫！

（邓小波）

嫂子

我顺利地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嫂子得知消息，做了丰盛的晚餐庆贺，“明明，好好读书，给嫂子争口气。”嫂子说得很轻松，我却听得很沉重。

我三岁那年，父母亲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不幸丧生。哥哥与我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过得艰辛，却因为哥哥的关爱，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没想到，十二岁那年，一场矿难又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哥哥也撇下了我。那时候，嫂子刚刚嫁到我家。

没过多久，就有人给嫂子说媒，对方是一个死了老婆的屠夫，家境不错，人也结实。嫂子问了一句，“带着康明行吗？”那个穿红戴绿的媒婆便再也没有登门。此后，又有几家相继来说媒，嫂子始终只有一个要求，带着康明可以，不然就不行。

嫂子是殷实人家的女儿，当初嫁给大哥时，遭到了她家人的竭力反对，甚至要和她断绝关系，可是嫂子仍然嫁了过来，她看重的是大哥的人品。

大哥去世后，嫂子没少受娘家人的奚落，逼她早日改嫁，她那蛮横的弟弟甚至扬言要烧了我们的房子。嫂子还是那句话：“改嫁可以，必须带上康明。”尽管嫂子美丽贤惠，但谁家又愿意她拖着个累赘嫁过去？她的家人气得直跺脚，以后很少来往。

嫂子在一家毛巾厂上班，一个月才一百多块钱，有时厂里效益不好，还用积压的劣质毛巾充做工资。那时，我正念初中，每个月至少得用三四十块。嫂子从来不等我开口要钱，总是主动问我，“明明，没钱用了吧？”一边说一边把钱往我衣袋里塞，“省着点儿花，但该花的时候不能省，正长身体，多打点儿饭吃。”

我有一个专用笔记本，上面记着嫂子每次给我的钱，日期和数目都一清二楚。我想，等我长大挣钱了，一定要好好报答嫂子的养育之恩。

中考之前，我对嫂子说：“嫂子，我报考了中专，可以早一点儿出来工作。”嫂子一听，愤怒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能这样，你将来要考大学的。不行，得给我改过来。”第二天，嫂子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去找老师，硬是将志愿改了过来。

我顺利地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嫂子得知消息，做了丰盛的晚餐庆贺，“明明，好好读书，给嫂子争口气。”嫂子说得很轻松，我却听得很沉重。

第二天，嫂子是红肿着眼睛回来的。我问她怎么了？嫂子沙哑地说了声，没事儿，刚才让沙子撞进眼睛里了。说完赶紧去打水洗脸。第三天她弟弟过来嘲讽她我才知道，嫂子为了给我筹集学费，去向娘家借钱，被娘家人赶了出来。

看着嫂子还有些浮肿的眼睛，我说：“嫂子，我不念书了，现在文凭也不那么重要，很多工厂对学历没什么要求……”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嫂子一巴掌打了过来，“不读也得读，难道像你哥一样去挖煤呀！”嫂子朝我大声吼道。嫂子一直是个温和的人，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发火。

那段时间，嫂子总是回来很晚，每次回来都拎着一个大编织袋，疲惫不堪。我问她袋子里装的什么，嫂子始终不给我看。有一天晚上到同学家取书，远远地看见路灯下蹲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面前铺着一块白布，上面摆满了鞋袜、针头线脑什么的。是嫂子。

我没有走过去“揭穿”嫂子。我远远地看着她时而躬着身和别人讨价还价，时而把零碎的钱理了又理。昏暗的灯光下，嫂子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十一点半，嫂子才提着编织袋回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一脸疲惫，却绽满笑容。看见我坐在桌前读书，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明明，饿了吧？嫂子做饭给你吃。”我背对着她点点头，不让她看见我眼里噙满的泪。

那天晚上，嫂子晕倒在了厨房里。我听见轰隆一声之后冲进厨房，她侧躺在地上，脸色苍白。我赶紧将她背往医院。

医生说嫂子是因为营养不良引起贫血，再加上劳累过度才导致晕厥的。我要在医院照顾她，但被嫂子轰了出来，“快回家温习功课，就要开学了，高一是很关键的一年。”

嫂子住了一天院就回家了，脸色仍然苍白。但她照常上班，晚上依然拎着那只编织袋去摆地摊。我实在忍不住，跑过去一把将编织袋夺了下来。嫂子似乎知道我发现了她的秘密，微笑着对我说：“明明，还差一点儿，再挣些就够了。”说完轻柔地从我手里拿过编织袋，斜着肩膀走进夜色中。

靠嫂子每晚几块几毛地挣，是远远不够支付学费的。嫂子向厂里哀求着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还是差一点儿，她又去血站卖血。嫂子本来就贫血，抽到300cc的时候，护士实在看不下去，才自作主张地拔了针头。这些嫂子都不曾说，是后来那位护士——我同学的姐姐说的。

嫂子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又到宿舍给我铺床叠被，忙里忙外。她走后，有同学说：“你妈对你真好！”我心里涌过一丝酸楚，“那不是我妈，是我嫂子。”同学中有人窃窃私语，“这么老的嫂子？”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家离学校很远，每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去，嫂子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临走还做好多的菜，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告诉我哪些要先吃，哪些可以后吃。每次都是看着客车走远，嫂子才放下挥动的手。而每次回家，都发现嫂子又比上次苍老了许多。

发现她头上竟然有了白发时，我念高二。为了供我上学，嫂子不光在外面摆地摊，还到纸箱厂联系了糊纸盒的业务，收摊回来或者遇上雨天不能外出摆地摊，她就坐在灯下糊纸盒。糊一个纸盒四分钱，材料是纸箱厂提供的。那次回家，看见她在灯光下一丝不苟地糊着，我说：“嫂子，我来帮你糊吧！”嫂子抬起头望了我一眼，额头上的皱纹像冬天的老树皮一样，一褶一褶的。失去光泽的黑发间，赫然有几根银丝参差着，那么醒目，像几把尖刀，锋利地插在我的心上。嫂子笑了笑说：“不用了，你去读书吧，明年就高三了，加紧冲刺，给我争口气。”我使劲地点头，转过身，眼泪像潮水一样汹涌。嫂子，您才二十六岁啊！

想起嫂子刚嫁给大哥的时候，是那么年轻，光滑的脸上白里透红，一头乌黑的秀发挽起，就像电视里、挂历上的明星。我跑进屋里，趴在桌上任凭自己的眼泪扑簌簌直落。哭完，我拼命地看书、解题，我告诉自己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嫂子好好读书。

我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嫂子买了很大的一卷鞭炮，长长的一溜铺在地上，像条红色的火龙。嫂子点燃一支香，递给我说：“明明，你去点鞭吧！”我接过香，就像接过嫂子所有的期盼和祝福。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引来了四乡八邻的人们。

那天，嫂子的爹娘还有弟弟也来了，站在人群中。嫂子看见他们，走了过去，扑在她母亲肩上，失声痛哭。晚上，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吃饭。她弟弟拍拍我的肩膀说：“康明，你真该好好读书。”

我挨个敬了嫂子的家人，真诚地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好嫂子。最后敬的是嫂子，她站起身，笑着说：“明明，一家人，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大学里的生活和学习比在高中轻松得多，每年我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校的助学金。而且，还有许多课余时间去打工，半工半读，基本不需要家里的钱。嫂子却仍然每个月寄钱给我，要我吃饱穿暖，注意身体。某一天我对着那个记载着嫂子每次给钱的笔记本时，突然恨起自己来。嫂子给予我的，岂是一个笔记本可以记载的？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将笔记本撕得粉碎。

大三没念完，我就被中关村的一家IT公司特招了。我将消息电告嫂子时，她激动不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嫂子也不用为你操心了。康英也可以安息了。”

我突然蹦出一句话来：“嫂子，等我毕业了，回来娶你！”嫂子听完，在那边扑哧笑出了声：“明明，你说什么混账话呢！将来好好工作，争取给嫂子讨个北京弟媳。”我倔犟地说：“不，我要娶你。”嫂子挂断了电话。

终于毕业了，我拿着公司预付的薪水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时，嫂子已经备好了饭菜，只等我回来。饭桌上，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见我回来，嫂子说：“康明，快叫张大哥。嫂子以后就去跟他过了。”那个男人站起来，和我握手，一边啧啧地说：“真不简单，大学生呢！”我和他只握了两秒钟，就跑到房间里去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在心里问：“嫂子，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照顾你的机会？”

没过多久，嫂子和那个姓张的男人就结了婚。我去了，喝了很多酒。嫂子也喝了不少，隐约听见她对别人说：“看，这就是我弟弟康明，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呢！在北京工作。”言语之间充满了自豪。

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我不能时常回家，只将每个月的工资大半寄给嫂子，可每次嫂子都如数退回。她说：“明明，嫂子老都老了，又不花费什么，倒是你，该攒点钱成家立业才对。”还时不时给我寄来家乡的土特产，说：“明明，好好工作，早些成家立业，等嫂子老了的时候，就到你那里去住些日子，也去看看首都北京，到时可别不认得老嫂子啊！”

我的眼泪又像洪水一样泛滥开来，我亲爱的嫂子，弟弟怎么可能忘记您？！

兄弟的另一种诠释

母亲看着弟弟玩时，他在三米外的地方，继续喊着哥，哥。母亲嚷他，一边玩去。这时，正蹲在地上玩的弟弟，抬起头看着他，竟然清晰地叫了一声“哥”。

他出生那年，计划生育抓得正严，村里有生二胎的人家，不是要躲到城里亲戚家，就是要被罚款。只有他，是一个光明正大生下来的老二，并非家中有权有势，而是因为他的哥哥患了先天性脑疾，俗话说，就是弱智。父亲递了申请，没过多久，父亲的申请就被批准了，母亲就怀上了他。

母亲拿着一根小竹竿对哥哥说，永远不许碰弟弟，记住没？说着扬起手里的竹竿，警告他如果不听话，就会挨打。他畏缩地躲到一边，深深低着头。因为担心他会伤害弟弟，父母便不允许他进他们的房间，即使是吃饭，也会盛到碗里，夹些菜，让他在自己的屋里吃。他经常偷偷蹲到父母房间的门旁，半弓着身子向屋里望去，当他看到母亲怀里的弟弟时，满脸幸福地笑了，口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其实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和爷爷奶奶也曾疼爱过他，只是逐渐长大，年龄相仿的孩子已经学会说话走路时，他的嘴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目光呆滞。到县上的医院检查出是脑疾后，爷爷奶奶把怨气都撒到了母亲身上。积年累月，母亲便把委屈强加给了他。于是，他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要挨上一顿打。

弟弟慢慢长大，已经牙牙学语，蹒跚走路，全家人心头的石头总算落地。他也高兴，有几次，弟弟伸着胳膊，向他走过来，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只是母亲总会慌忙跑过来，把弟弟抱开。

弟弟学会了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是从不会叫哥哥。他多希望，他能像所有的哥哥一样，被弟弟叫一声哥。为此，他每天在院子里，在自己的屋子里，都要吃力地大声喊，哥，哥。他想让弟弟听到，让弟弟学会叫他哥。

母亲看着弟弟玩时，他在三米外的地方，继续喊着哥，哥。母亲嚷他，一边玩去。这时，正蹲在地上玩的弟弟，抬起头看着他，竟然清晰地叫了一声“哥”。

他从来没有如此激动过，他拍着巴掌跳起来，忽然跑过去，用力抱住弟弟，眼泪和口水一起流到弟弟身上。

长大后的他看着总是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对着他傻笑的哥哥，心中充满厌恶。他是自小被别人喊着“傻子他弟”长大的，他对这个称谓憎恶至极，也曾大声叫喊，我叫王君旺，不叫“傻子他弟”。也曾因此将那些孩子的鼻子打出血，可是没有用，他们仍旧那么叫。

他渐渐习惯了，却加深了对哥哥的恨。

城里的亲戚来家里，带来了农村没有见过的糖果，母亲分给他六块，留给哥哥五块，想了想，又从哥哥的那份里取出了两块糖塞给他，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他理所当然地接受。母亲把糖果给了哥哥时，他透过门外的玻璃看着哥哥把那几块糖放到枕头下，顿了顿，又拿出来左看右看，才放进口袋里。

次日清晨，他起床后，哥哥在窗外敲着玻璃对他笑，他没有理会。哥哥安静了一下，又继续敲窗，他不耐烦地推开窗，哥哥踮着脚把一只手伸进窗子里，他厌恶地躲开，哥哥摊开自己脏兮兮的掌心，是两块糖。他愣了愣，没有接。哥哥把手拿出去，摸了摸自己口袋，再次伸手进来时，已变成三块糖，他含糊地说，吃，弟吃。

那天，他没有吃哥哥的糖，而是悄悄放回哥哥的枕头下。哥哥发现后，又拿出来给他，着急地跺着脚说不出一个字来，干脆把糖纸剥开，往他嘴里塞，他张开嘴，终于吃下了哥哥的糖。

那天，他清晰地看到哥哥眼里，流出了眼泪。

那段时间，他得了急性肠炎，吃了几天药后，又可以回去上学了。只是最后两片药，任凭母亲说什么，他都不肯再吃，他讨厌那种黄色药片的苦味。

他和几个同学在前面走，哥哥像以往一样在后面跟着，他已经习惯，不回头看。一个同学说，傻子他弟，你傻子哥就这么天天跟着你，你有一天也会变成傻子。他停下来给了那同学一拳，同学捂着胸口嚷，小心你们全家都变成傻子。他们厮打起来，他被那个同学压在身下，忽然对方的身体轻飘飘地离开了他，是哥哥。

他从未见过哥哥使过这么大的力气，把那个男孩儿举起，摔在地上。男孩顿时在地上滚着喊疼。另外几个同学跑开向老师报信，他害怕了，回家父亲一定会揍他的，是他惹了祸。哥哥还在对着他笑，那一刻，他恨透了母亲，为什么会生下一个傻子给他当哥哥。

他用力推了哥哥一把，气愤地吼，谁让你多管闲事，你这个傻子。哥哥被他推得靠到树上，傻呆呆地看着他，忽然趴在地上，脸几乎贴在地面上，一点点寻找着什么。

他想得找个地方躲一躲，以免挨老师训，挨父亲打。哥哥在地上爬起来后，追上他，在身后喊着，弟，弟，药。他回头，哥哥手里是两片沾了泥土的药片，治疗他肠炎的药片。

那天，父亲让他和哥哥并排跪在地上，竹竿无情地落下来时，哥哥趴在了他的身上。他能感到哥哥的颤抖，哥哥说，打，打我。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母乐得合不拢嘴，哥哥也跟着高兴得又蹦又跳，像个孩子。其实哥哥并不明白什么叫大学，但是他知道，弟弟给家里争了气，现在再也没有人叫他傻子，而是叫他“君旺他哥”。

他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哥哥还是不肯进他的屋子，而是敲他的窗，让他出来。哥哥给他一个花布包，他打开，竟然是几套新衣服。他当然记得，那套蓝色的，是几年前姑姑扯了布，给他们哥俩做的；那套灰色的，是母亲给他买的生日礼物，他嫌颜色难看，母亲就给了哥哥，又另外买了一套给他；还有那件黑色的夹克，是城里姨妈送的。

原来，这么多年，哥哥一直都没有穿，而是把这些新衣服都积攒起来留给他。可是，他以及父母，却从未注意过哥哥是否穿了新衣服。甚至如果让他回忆，他根本不知道哥哥平日里穿着什么。

哥哥还是多年前傻笑的模样，只是眼里多了几分期待，他知道，哥哥是希望他看到这些新衣服后高兴，哥哥知道他最喜欢漂亮，喜欢穿新的衣服。只是，哥哥不知道他在不断长高，衣服的款式也在不断更新，那些几年前的衣服，他已经无法穿在身上。

此刻，他才注意到，哥哥穿在身上的衣服磨破了边，裤子也已经短了，穿在身上，滑稽得像个小丑。

他鼻子微微发酸，这么多年，除了儿时的厌恶和长大后的忽视外，他还给过哥哥什么呢？

他假装收下了衣服，高兴地在身上比量，问，哥，好看不？很久没叫出这个称呼，吐出来有些艰涩，哥哥很用力地点头，笑的时候嘴巴咧得很大。

他在纸上写了两个字——“兄弟”。他指着“兄”字对哥哥说，这个字读兄，兄就是哥哥，又指着“弟”字，这个字读弟，弟弟就是我。“兄弟”的意思就是先有哥哥，没有你，就没有我。

那天，他反复地教，哥哥就是坚持读那两个字为“弟兄”，间断却很坚决地读，弟，兄！走出哥哥房门时，他哭了，哥哥那是在告诉他，哥哥心中，弟弟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弟，就没有兄。

对一个农村孩子而言，大学生活显得分外精彩，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个患脑疾的哥哥。

那次母亲在邮局给他打电话时，哥哥一起去了。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末了，母亲说，跟你哥也说几句吧。哥哥接过电话后，许久没有声音，又是母亲接过来，说，挂了吧，你哥哭了，他在胸口比画着，意思是他想你。

他本想让母亲再把电话给哥哥，他想告诉哥哥，等自己回去教他写字，给他带只有城里才有的糖果和点心，可是，他张了张嘴，却应了句那就挂了吧。因为他看到寝室同学好奇的目光，他不想让他们知道他有一个傻哥哥。暑假，他买了糖果和点心，路上，他塞了一块糖在嘴里，忽然想起儿时哥哥强行塞进他嘴里的糖，忍不住喉头发紧。糖在嘴里泛着微微的苦涩。

第一次，他回到家就找哥哥，满院子地喊：哥，哥，我回来了，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只是，他再也没找到那个只会对着他傻笑的哥哥，那个年近三十还穿着吊腿裤子的哥哥。父亲老泪纵横，痛苦地告诉他：一个月前，你哥下河去救溺水的孩子，他自己也不会游泳，把孩子推上来，他就没能上来……父亲蹲在地上失声痛哭着说，我们欠那孩子的太多了！

他一个人坐在河边，对哥哥的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上边写着“兄弟”，那是他的字；下边是歪歪扭扭的不容易辨认的两个字，只有他能看得出，是哥哥写的——“弟兄”。

（王君旺）

悠悠岁月

冰排叠涌而来，撞击着嶙峋的礁石。母亲知道，到了，就是这儿。从此她就要在这大海的岸边，做一个渔家的女人了……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才18岁，正是个很灿烂的年龄。在这样的年龄里，本应该拥有许多绚丽的梦，但是母亲却没有。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生活对于她委实过于沉重了的缘故。

18岁的母亲婚礼极简陋。她是走着来的，没有坐花轿，因为父亲雇不起轿夫。母亲也不忍心让父亲为难。母亲对父亲说，到了那日，你早早地来，把我领走就是了。父亲看了母亲半晌，叹气，愧疚地说，委屈你了。母亲却说，委屈个啥呀，不才刚开始吗！

出嫁的路单调而寂寞。中间需要翻越两座不矮的山峦。山路崎岖不平，时而蜿蜒时而陡峭。母亲背着一个蓝布包包，包包里装着缝补衣服用的针头线脑什么的，紧跟在父亲的身后。那是冬季。山路和山林都失却了绿色，显得荒芜而又凄凉。母亲随手捡拾了一些枯树枝，夹在了腋下。她对父亲说，拿回家好引火做饭。父亲无言地看着母亲，点点头。父亲在那个时刻就庆幸自己娶了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山路走尽，母亲的眼前突然辽阔起来，她看见了大海。冬日的大海，景象万千。冰排叠涌而来，撞击着嶙峋的礁石。母亲知道，到了，就是这儿。从此她就要在这大海的岸边，做一个渔家的女人了……母亲就这样走完了她出嫁的路，跟随父亲走进了那个名叫凉水湾的小渔村。

父亲是个打渔人。在汪洋里漂泊，是他的本分。虽然他见识过惊涛骇浪，见识过九死一生，但我却不记得他曾炫耀过什么。想一想，一只木橹闯天下，也该算是很豪气的事，可在他的眼里竟是那般平淡，平淡得近乎无话可说，终日默默。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只有一只破船和一张破网，但母亲不计较。母亲早已知道父亲是一个打渔的穷汉。她嫁给他，就是想给他做个伴儿，就是想让他在惊涛骇浪中多一份牵挂，多一份想念。多年以后，母亲对我们说，你父亲那样穷，我不嫁给他，还有谁肯嫁啊？！

母亲嫁来的第三天，父亲便出海去了。父亲用木橹摇着他的小舢板，舢板的前舱堆放着他那张破旧的渔网。母亲站在潮汐边向父亲挥着手。在母亲的背后，是无言的沙滩和刀切一般陡立险峻的岸崖。岸崖上，散乱地盛开着姹紫嫣红的冬达花。虽然积雪尚未消融，可于积雪中，冬达花显得异常的不屈和傲然。舢板渐渐远去，驶离了岸边，驶进了汪洋。暮霭漫漫洒洒，将天地间涂抹得一片绯红。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当舢板最终与天与海融为一体的时候，母亲的心猛然抽搐起来。这抽搐是那样的空落、无奈，又是那样的真切和充满期待。

母亲没有抱怨。她既然选择了父亲，就选择了这种渔家女人的生活。渔家的女人，是不能再有别样的选择了。尤其是每当台风袭来，那种惊忧和惧怕，更是无法言喻。我记得有许多次，在台风的肆虐和呼啸中，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跌跌撞撞地奔向岸边，揪心地向汪洋张望着，寻找着父亲和他的小舢板。然而，没有。那个时刻，除了暴虐的巨浪排山倒海似的一路辗压而来并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之外，海面上连一只帆的影子也找不到。每每这时，母亲总是表现得坚忍而又固执。她不肯回家，她不肯离开沙滩离开岸边。她期待着她的丈夫和他的小舢板会出现在她的视野里。台风袭来的时候总是夹带着暴雨。暴雨如注。母亲早已被淋得浑身湿透。她的目光被巨浪和雨帘斩断，但她却不灰心。她相信只要守候在这里，父亲就是被刮到了天涯海角也都会感知得到的。我的几个孩子都在等他，他还能不回家吗？母亲说。

我长大以后，父亲曾经回忆过那个时期。他说，有好几次，都险些回不来了——船舱里灌满了水，橹绳还断了，舢板在浪涛中被抛上抛下，浪大得没法子再大了，这不是说完就完了吗？可一想到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对自个儿说，不能就这么完了！得回去！一定得回去！丢下他们娘儿几个怎么活？这么一想，就咬紧牙关，拼了回来。至今我仍然相信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存在着生命的呼唤。他们没有过山盟海誓，没有过花前月下。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浪漫”这两个字。他们厮守在一起，活得极其平凡极其实在。而正是在这平凡和实在中，显现出了生命的厚重和博大。

母亲长得很瘦弱，身材也略显矮小。她没有被贫困和孤苦所压垮，真令我吃惊。凉水湾在辽东半岛南端，不算大，拢共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离县城足有百十里地，是个偏僻闭塞的小渔村。在这样一个小渔村里，父亲打了鱼虾，自然无法直接卖掉。母亲便装满箩筐，赶往二三十里外的山里去赊账。当然，母亲得去那些离海较远的村落。她把鱼虾什么的送到人家，并且求人家收下，然后就走。到了年根，母亲又挨家挨户去收账。据说好的年景能收上四五成，而差的年景则只能收上一两成。其余的母亲也无法再要，只好算做送了人情。

母亲究竟在那条山路上走过了多少趟，已无人能够说得清。真无法想象母亲当年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境走在那条孤寂的山路上的。满满的两箩筐鲜鱼，跌倒了没有人来扶上一把，爬起来还得咬牙走下去。而那条山路，又漫长得走也走不完……

去年秋天，正是捕虾季节，我沿着母亲曾经跋涉过的那条山路去寻访母亲遗落的希冀和悲歌。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但那条山路却还在，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那样冷清和寂寞，依然是那样蜿蜒和陡峭。晚秋的风，呼呼地从山尖滚落而下，把一张脸刮得生疼。在那一瞬间，天地变得很小很小。我体味着母亲步履的沉重，感受到了母亲的不屈和坚忍。我几乎是踩着母亲的脚印，寻找到了母亲曾经去过的那些村落。

值得欣慰的是，那些村落的许多老人，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母亲的善良。他们对我说，你母亲来收账的时候，从不计较，给多给少全凭人家的意思，那些年没少吃她送来的鱼虾。

我真为母亲自豪，能让这么多人记了这么多年，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

在母亲的精心操持下，父亲总算有了个像样的家。后来，又省吃俭用盖起了五间草房。凉水湾的草房很独特，山墙是用石头砌成的，而屋顶则是用晒干了的海藻苫盖的。那时候，能住上五间草房的确是件让人眼热的事情。可没过几年，母亲又把其中的两间拆掉卖了，是为了供大哥上中学。大哥果真不负母亲的重望，后来考上了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他是凉水湾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而他的母亲却不识字。母亲对知识的尊崇与渴望，不仅影响了我的大哥，也影响了我们其他几个兄弟，后来我们家又出了两位大学生，绝对与母亲的影响有关。

母亲对儿女的爱，是世上最无私也最纯真的博爱，这已无须赘言。但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那就是母亲对父亲的爱。这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极其荒唐的年月里。那时候，小小的渔村凉水湾为了赶时髦，也要紧跟形势，召开斗争大会。可遗憾的是凉水湾既没有恶霸也没有坏人，实在难以找到一个现成的斗争对象，于是父亲便成为一只“替罪羊”。因为父亲经常为村里的人们换“替身”，看风水，搞迷信。

换“替身”确实是一种迷信——谁家有人病了，就来找父亲，父亲便用高粱秸扎一个小人，再剪裁出一套小衣服穿上，跟一个小真人似的，还有鼻子有眼睛。傍黑的时候，父亲便将这小人送到山上的十字路口去烧掉，边烧边念一大串的咒语，大意是将病魔从病人的躯体里赶出来，让这个小“替身”带走。这种驱邪祛病的方法并不真的管用，不过是给病人送去一份安慰罢了。但在那个偏僻闭塞又无医无药的小渔村里，这份安慰便显得十分珍贵了。

我记得开斗争大会时，一辈子闯荡汪洋蔑视惊涛骇浪的父亲，却不得不屈辱地低下他的头颅。因为他知道，假如他要抗争，那么一场灾难将很快降临我家。然而，当母亲听到信儿后，急急忙忙从家里赶来，不由分说地冲上去把父亲拖下。母亲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几乎喊了起来。母亲说，拍拍胸口窝，你们哪家没有求过我男人换过替身？现在倒要斗争他，亏心不亏心？母亲把父亲拖回家中关上门来守护着，容不得别人再碰他一指头。却也怪，村里的人对母亲竟然容忍了，没再来找过麻烦。在那个荒唐的年月里，母亲便成为父亲的守护神了。恐怕连父亲也想象不到，在母亲那瘦弱的躯体内，竟还蕴藏着这样一股力量。这力量决非刻意显现，而是与生俱来的。我深信它便是母亲生命中最辉煌的体现。

几乎就在那个时候，父亲的渔船和渔网被没收了，充公了。父亲还被剥夺了出海的权利。父亲失去了小舢板，失去了大海，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终日黯然神伤。父亲说，不让出海我还能做什么？父亲茫然地踱着步子。母亲却表现得异常豁达。母亲说，不让出就不出嘛，开荒种地不也能活！

话虽然这么说，可母亲毕竟知道父亲是个连鲨鱼都捕过的打渔人，只有投身于大海才能让他快乐起来。母亲自然不愿意看到父亲终日哀伤下去。母亲就把过去积攒下来的一小块一小块破渔网找了出来。做渔家的女人这些年，她早就练就了一手补网的绝技。她用梭子将一小块一小块破渔网最终拼接成一张“圈网”。这出乎父亲的意料。父亲惊喜异常。父亲说，真是想不到啊！

下“圈网”不需要用舢板，在海湾里就行，但得算计准潮汐——退潮的时候将网撒下，涨潮时张网以待，等再退潮时收网。这对于捕过鲨鱼的父亲来说，毫无困难。“圈网”的设计很精巧，鱼只能钻进网中去，却出不来，只有坐以待毙。自从有了母亲给做的“圈网”之后，父亲一下子年轻了许多。赶上傍晚退潮的时候，父亲便和母亲一起去海湾中下“圈网”。父亲先在礁石的缝隙中，插好木桷子，母亲便开始挂网。一夜过后，转天再去收网。在岸边捕鱼自然比不上去海里面，但母亲显然并不在乎捕多少，只要父亲高兴；只要父亲不再失落不再哀伤，她便得到了莫大的欣慰。

母亲把她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了父亲和她几个孩子们的身上。母亲没有想过自己。她活着是为了我们而活，她笑她哭，也是为我们而笑而哭。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1963年初，农历是腊月二十四，就快要过春节了。可在我们家，却毫无添丁的喜庆，相反倒平添了些许哀愁和凄楚。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家里穷得连一块布也找不到，裹着我的竟然是一张牛皮纸。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乡上软磨硬泡，好不容易才“救济”来了十尺白布。母亲当时正患浮肿，很厉害，几乎无法走路。我根本无奶可吃，我能否活下来确实让人担忧。正巧，县城里一位名叫大贵的工人夫妇没有孩子，辗转托人找到我家，想把我抱走抚养。本来是说定的事情，但就在要抱走我的那天，母亲却反悔了，死活不放我走。她说，我能养活他！能养活他！你们谁也不能把他抱走！母亲泪如雨下。母亲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不肯撒手。母亲发誓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我饿死。母亲为我能够活下来，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艰辛。在月子里，她就钻进齐腰深的海水里去捞海菜，回家煮着吃。那可是严冬的大海啊，海水冰冷刺骨，母亲竟然忍受了下来。而那时候，海也穷极。海菜也不是每天都能捞得到的。母亲就算自己饿着，也要把我喂饱。母亲就在那时候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

母亲是在1972年的秋天病倒的，先是被送到了乡里的小诊所去抢救，当天又转到了县城的医院。母亲离开家的时候，还能够说话。她把我叫到土炕前，用手擦掉我的眼泪，说，等妈妈治好了病，回来攒钱就给你买一本字典。那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很想有一本学生用的小字典，价钱是1.2元。在当时，1.2元对于我们那样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母亲是被一辆牛车拉走的。车轱辘是用木条当辐条，然后再用铁皮箍上一圈的那种，走起来嘎吱嘎吱乱响。几天后，我被父亲带去县城医院，母亲已无法说话了，但神志还清醒。母亲抓住我的衣服，泪水滚落下来。她蠕动着嘴角，很想对我说些什么，但终究未能说出来。母亲又摸索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只青苹果，塞给了我。那时候，苹果还没有熟。这只青苹果是同室的病友送给母亲的，母亲却舍不得吃，特意留给了我。这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礼物……

母亲又被牛车载回了小渔村。牛车颠簸起来，依然嘎吱嘎吱地乱响。母亲的腿依然浮肿着。但她却不再会走了。她长眠于张家的坟地里。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10岁，是个令人牵挂的年龄。我不敢想象没有了母亲还怎么活下去。在那个瑟瑟的秋天，我流尽了眼泪。母亲下葬那天，父亲没有去坟地。三天后，他去了，独自一人守候在母亲的坟头。我去找他的时候，天已黄昏，父亲默然地望了我半晌，才哽咽地说，你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也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在我的身上，凝聚着母亲最真挚的企盼。

那个秋天多雨。绵绵秋雨更增添了心中的悲伤。当瑟瑟的秋风刮完，终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的时候，我去给母亲的坟上培上了几层厚实的泥土。天冷了，地冻了，我想让母亲盖得暖和一些。母亲是穿着单衣走的。她省下的棉衣改了改，穿在了我身上。

母亲这一生虽然极其平凡、极其渺小，但我却在母亲的身上读懂了许多无言的教诲。我时常真切地觉得，母亲就仿佛是一座奇异的峰峦，激励着我去跋涉、去攀缘、去追寻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之路。这，或许也正是母亲的愿望。

（张永琛）

第156张票根

每次来，妈妈总是提前准备好她爱吃的小点心和喜欢的小玩意儿。只要是妈妈认为女儿喜欢的，就肯下工夫做，舍得花钱买。

自从那个晴天霹雳般的秋天以来，妈妈的脚再也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奔走着；妈妈的心再也没有闲下来，一直胀鼓鼓地装着女儿，因为她被囚禁在高墙深院。

那一年女儿刚刚20岁，如花的容颜，瞬间凋零。

女儿是因为恨才铸成了大错。女儿恨父亲，更恨那个夺走她父亲的女人。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动了杀心。女儿只是想让妈妈解脱，想再一次缝补好家庭的裂痕，让温暖重新裹紧她和她的妈妈。在她举起刀子刺向那个女人的同时，也深深刺伤了自己。她的美丽年华在那一刹那被她自己毁灭了。

妈妈每月一次的入监探视，便成了女儿的节日。监狱里的日子静如死水，但因为每月都有那样的一天能见到妈妈，她心中便会不停地泛起微澜。那个日子阳光普照，那个日子鸟语花香，她认真地数着妈妈走后的日子，每天在她的床头画道道，多少次在梦中提前过了她的节日。原本暗无天日的生命因为有了这个日子，而变得异常美丽。

妈妈又何尝不是如此。女儿带走了妈妈的阳光，抽干了妈妈心头的灯油。妈妈心上的那簇火苗，却因为这样一个日子而没有熄火。每次来，妈妈总是提前准备好她爱吃的小点心和喜欢的小玩意儿。只要是妈妈认为女儿喜欢的，就肯下工夫做，舍得花钱买。从探监回来开始，就琢磨着下次去该带什么，一直到下一次该去的时候才算是准备好。大包小包一个又一个，在火车上还可以，下了车，还有5公里的路程没有车，只能步行，常常累得气喘吁吁，直不起腰来。

多少次，管教说不允许从外面带那么多东西。妈妈总是好说歹说：她姨，就留下吧，不是买的，是我昨天晚上才做的咸菜和一点小点心，没有别的，让孩子留下吧。每每妈妈让管教无话可说。其实管教总是被感动，面对白发的老妈妈，谁又能忍心再让她背回去呢？谁又能拒绝妈妈那颗善良的心？谁又能拒爱于千里之外？

她们一个在高墙内，一个在高墙外，度日如年。更让她心痛的是，每一次见到妈妈，都发现妈妈又老了一些。每一次，她都会为妈妈拔白头发，渐渐地，开始拔不过来了。她总是一边拔一边不停地抽泣，把妈妈的白发用一个小盒子装起来。妈妈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每次来都先去染黑了头发。尽管如此，仍旧无法阻止妈妈的衰老。

皱纹同样过早地爬上了她的眼角。13年了，如花的她一路走来，转眼间，花已凋零，青春不再。铁窗高墙阻隔了她的高飞远行，但阻不断她对妈妈的思念和妈妈对她的爱。她后悔自己的倔犟和任性无知，一时冲动在风雨之夜犯下滔天罪行。手铐铐住的不只是她的手、她的身，还有妈妈的心，它在一点一点地被揉碎，还有妈妈的泪，也几乎被一滴一滴地熬干。

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风雪交加、大雨滂沱，妈妈总是如约而至，从未迟延。每次来，她都会管妈妈要她的火车票根，她那本漂亮的纪念册上面粘贴着一张张的火车票根，所有的票根都是Q地开往Z地的，整整13年，156个月，3万多公里，那是母爱的路程。

156个月，但她的纪念册上只有155张票根，怎么独独缺少一张呢？

原来，出狱前的最后一次探视，是那个冬天最冷的一天，刮着凛冽的北风，下着大片大片的雪。她既担心妈妈被冻坏而不希望她来，又不停地走动，焦急地盼着妈妈的到来。她的纪念册上就缺这最后一张票根了，然后，她就可以合上它，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可是妈妈始终没有来，她开始忐忑不安起来，担心妈妈出了什么意外。直到第二天早上，妈妈才蹒跚着来了。因为雪下得太大，不通车，妈妈是一步一步走来的，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探监的日期，但管教们破例让妈妈见到了她。她跪在妈妈面前，捧着妈妈那双冻伤的脚，号啕大哭。管教们跟着动容，齐刷刷地落泪。

她在纪念册的最后一页，那个本该贴上最后一张票根的空白处，画上了一双脚。那是妈妈的脚，一双冻伤的脚，一双不停奔走的脚，走过的脚印里都是深深的母爱。

那双脚是她积攒的第156张票根，母亲的终点，她的起点。

（朱成玉）

最后的尊严

人早晚都会死。唯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再也看不到你们的成长，而当我想到爸爸死后，你们将要受苦，就不免悲从中来。

亲爱的儿子，看到爸爸和病魔搏斗的样子，是否会觉得这份亲情很难割舍？当医生告诉我“这一次的搏斗，有可能会输”时，我其实受到了相当大的震撼。

不过，由于你妈妈当时也在场，而且，她听完医生的话，早就热泪盈眶，所以，爸爸当然希望表现出平静的样子。你也是男生，应该会了解那样的心情才对。不管年岁多大，男人总是希望在女人的面前表现得有模有样，而就算男人所面临的是他自身的死亡问题，也不能例外。

那一天，当医生和护士走出病房之后，你母亲便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而且，她一边哭，一边还向我道歉，说她不该一直对我隐瞒病情，又说她要一直陪着我……眼看她边哭边说了这些教人难为情的话，我这做爸爸的，便也只好反过来安慰你妈妈了。

只是，在你妈妈哭累了熟睡后的那个夜里，爸爸却失眠了。在没有灯光的房间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你和你姐姐的脸庞，而就在那时，我第一次流下眼泪。说实在的，想到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死去，我并没有心存恐惧。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毕竟，人早晚都会死。唯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再也看不到你们的成长，而当我想到爸爸死后，你们将要受苦，就不免悲从中来。我曾经因而诅咒我的命运和这置我于死地的疾病！

我也曾经期望，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全是假的，最好，在隔天醒来时，我又回复到以前健康的样子。只是，爸爸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爸爸的身体，明白地告诉了爸爸这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面临着无法躲避的死亡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或许，有的人怀着悲观的心情，终日以泪洗面；或许，有的人因此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是，爸爸完全不那么想。我只想尽可能地活下去好拉长我和你、你姐姐、你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医生也说：“这场搏斗有可能输，也有可能赢。”事情或许没有那么乐观，但我衷心希望，无论如何都要加油看看。我总觉得，除这以外，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了。

刚才，我停下笔来休息，顺便倾听你们的呼吸声。在这万籁俱寂的半夜里，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只要竖起耳朵，就可以听得到此起彼落的呼吸声。噢！就在这时，你说了梦话。你一定是梦见了什么。大概不是梦见爸爸，而是梦见女朋友了吧！不过，这不是坏事，不必难为情。这对中学生的你而言，是很正常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成长过来的。

从明天起，爸爸又要回医院了。老实讲，爸爸的身体已经挺不住了。说不定，我再也不能回到这个家来了。但愿我能够像现在这样，一直留在家里和你们生活。然而，我得再回医院加一次油。我是不到最后，决不放弃任何希望的。

现在，我正想这两次自医院返家外宿的情形。虽然，每一次都只是短短的五天而已，但我发现，在这之前，我好像不曾拥有过如此充实的时光。以前总认为来日方长，因而不曾好好地珍惜与你们的相聚。一直到我生了病，而且恐怕不再有多余的时间和你们相聚时，我才晓得和你们共度时光是一件多么重要而愉快的事。现在才醒悟，令我感到非常遗憾与后悔。

但这共计十天的两次外宿，对爸爸来说，每一天都很充实。一如上一次的外宿，这一次外宿期间，也有好多令爸爸感到欢喜的事呢！其中有两件事，是因为你们，让我觉得做你们的父亲真好。

第一件事是，预定中的外宿原来只有三天，但在昨天，我又瞒着你们，多延长了两天，而当你和姐姐放学回来，看到原本不该在家的爸爸时，都高兴地说：“您又留下来了？”能够看到你们的那两张笑脸，是我无上的快乐。我甚至觉得，光看到那样的笑脸，我的延期就很值得了。但愿你们也能知道，一张发自内心的笑脸，带给人的鼓舞力量是多么深远。由于这是爸爸的真实感受，所以，这句话绝对是可以相信的。

另一件是发生在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的事。虽然，昨晚的那一番话，你们或许会觉得非常不堪、不想听，但是，站在爸爸的立场，却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们。是的，爸爸把病情和或许治不好的事实告诉了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地，去觉悟到某些事情。而要达到这样的觉悟，就不可以有善意的欺骗，即使是非常不堪，也必须去认识所有的事实。爸爸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认识。

你姐姐当场就哭了。她所表现的那属于女孩子的率真和温柔，令我高兴。不过，当爸爸把话说完时，看你红着脸，无言地走出房间时，你的那份心情，也很让我高兴。即使没有看到你的眼泪，但你的心情，仍然让我感到心痛。而你的反应，也让爸爸清楚地知道，你已经成长为一名男子汉大丈夫了。

你当然还记得今天早上吃早餐的光景吧！任何人在听完前夜的那一番话后，第二天早上的心情大概都会很恶劣。而你们一定也不晓得应该如何面对爸爸。当我看到你们红着眼睛，一言不发地吃着早餐时，我心想，你们不说话也好，然而，等看到你因为紧张而让面包哽住喉咙，弄得两眼发直的样子时，我想到这是你这粗线条的家伙常干的蠢事，就忍不住和大伙儿一齐笑了出来。这是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事，说不定当时你很难受，可是，我们却托你的福，得以回到平常家中吃饭的气氛。甚至，在笑声过后，还多了股飘荡在空气中的、振奋人心的气氛，我感觉你们都是爸爸的战友，你们正和我一起面向挑战。我好高兴，觉得身体的深处，涌出了一股力量。

你什么时候才会读到这一封信呢？我想，再过不久你就可以读到它了。到时，它将变成一封遗书。我会把这一封信亲手交给你的姐姐。你姐姐一定会遵守诺言，好好地存放到爸爸离去后才交给你吧！

唉！再怎么说，我只要想到爸爸的死，将可能剥夺掉你们未来的许多可能，我就感到心痛。请原谅我，但我为了所爱的你们，已经努力地在拉长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了。我希望你们看到爸爸在人生最后阶段和病魔搏斗的身影。而且，我希望，当你们日后面临困难时，能够借此想到你们的体内，流着的是和爸爸一样的血液。

刚才，我偷看了一下你们的睡脸。一旦想到这有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要看看。请原谅我这样偷看你们。不过，你们睡得都好安详。看着你们的睡脸，我深深感到我是多么爱你们。也因此，我找到了我不害怕死亡的原因。我晓得，爸爸是用整个生命在爱你们，而你们对爸爸的爱，也是相同的。

所以说，能够使人超越死亡的，既不是勇气，也不是放弃，而是爱。当我们可以感受到爱与被爱时，所有的恐惧就会消失。我想，总有一天，你会了解这些的。

离情依依，万般难舍，我不得不开始准备出发了。这是针对最后一场决斗的准备。该停笔了。停笔之前，还有一项请托。虽然，这对你而言，担子或许重了些，但基于你是男生，我还是要请你多多照顾你的姐姐和妈妈。

（日本 山崎章郎 林真美译）

穿西装的斑点狗

他离我很近，我闻得到他身上儿童护肤霜的味道，这令我在一瞬间有些恍惚，仿佛很快就能回家，我找到了一种安定的感觉。

儿子一直认为他的名字太没有创意，不能让人刮目相看，于是自己做主起名叫斑点狗，没有人叫他，他自己也忘记了这个很酷的名字，只有我还记得。

他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慢慢长大。到了5岁，仍然没有表露出任何成为神童的征兆：他不喜欢吃梨，自然没有让梨的故事；我家里只有一个小小的金鱼缸，根本没有砸破水缸的机会；对唐诗宋词的爱好比较特殊，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孟浩然就是幼儿园小班的那位女老师。他常常充满期望地说，妈妈将来可以当警察，奶奶将来最好也当警察。我们在他的眼里还有许多美丽的未来，就这样在一起，像春天一样快乐而傻气，直到5月末的那天早晨。

闹钟响的时候，我立刻像往常一样起床，今天要快一些，因为斑点狗要参加六一节目彩排，给我安排了化妆任务。可是我忽然感觉手没有了力气，仔细看看，手在，连一片指甲也不曾少，薄薄的丝袜在手里打转，可怎么也套不上，手指捏不住衬衫的纽扣，我嘻嘻哈哈地叫醒了熟睡的儿子：“大侠今日遭人暗算，全身都没有力气，请你帮帮忙吧。”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眯着眼帮我穿好了衣服。我下床时突然间失去重心，感觉脚软绵绵的，似乎不存在了。定定神，慢慢走到卫生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居然怎么也挤不出牙膏来。我的手仿佛是纸做的，成了假的，所有的力气都消失了。我怀疑是不是在做一个噩梦，想掐一下自己看疼不疼，可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软绵绵的不肯配合，只好作罢了。

在儿子的帮助下，我艰难地完成了洗漱。拿着他给我的牛奶，手抖得喝不到口中。我没有叫他帮忙，他正在给自己化妆，穿上演出服后，他对我说：“我先送你去医院，再去演节目。”我看着他脸上拙劣的妆，仿佛是红孩儿洞里跑出来的小妖怪，穿得歪歪扭扭的演出服，简直就是一个小丑，可是我只能静静地看着却无能为力，因为我整个人像一个正在融化的冰激凌。我扶着沙发慢慢地站起来说：“你去幼儿园，我自己去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要我通知单位和家人，我的手指连电话的键也按不下去了，同时也不能够再站起来。我仿佛被风化了一样，一寸寸地成了粉末，只有头脑异常清醒，绝望的感觉潮水般淹没了我的全身。这时候，我能通知到的家人都在很远的地方，除了幼儿园里的斑点狗。

我躺着，接受医生反反复复的检查，医生确诊我为格林巴利综合征，可是我仍然奢望着，这只是一个噩梦，一会儿就会醒来，我安慰着自己。斑点狗来了，他穿着演出服，脸颊涂得鲜红，眼圈黑黑的，手里拿着一个香蕉，站在我的床前。我已经感觉到说话没有了底气，声音是从来没有过的虚弱，甚至不能抬起头来。他站在我的同事和医生中间，看上去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不点儿，他没有哭，只是看着我。医生指定了陪床的人，他擎着香蕉推开所有人，安静地坐在我的床边说：“我要留在这里，我不放心你们照看我妈妈。”他化了妆的脸很像一个女孩子，只有英挺的眉毛让他像个有主见的男人。他离我很近，我闻得到他身上儿童护肤霜的味道，这令我在一瞬间有些恍惚，仿佛很快就能回家，我找到了一种安定的感觉。

后来，我不停地转院，去了很多能去的医院，最后又坐着轮椅回来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我享受着行走自如的感觉。我变成了每时每刻都要别人帮助却又在任何时候都是脾气最坏的病人，我憎恶着现实，憎恶着自己。

这时候，5岁的斑点狗守在我的旁边，我固执地要他走开，他坚持要喂我吃药，我烦躁地说：“你太小了，知道吗？你还要人照顾呢！”我看见他的睫毛下面两大滴泪闪来闪去，却不肯落下来，仿佛那泪也怕碎了似的。我气得发抖，用眼神命令他出去，他看懂了，也服从了，在他轻轻带上门的一刹那，我的泪滚滚而下，我知道生命真的是太重太重了，已经压得我抬不起头了。

过了很久，他轻轻地推开门，走到我面前，他的硬硬的倔犟的头发上好像打了摩丝。他穿着爸爸的西装，衣襟拖在膝盖下面，单眼皮，黑眼睛，长长的脖子，像足了那个叫三毛的流浪孩子。领带看上去像条绊马索，可是他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很齐整，领带也打得很像样，他平静地说：“妈妈，你现在看清楚了吗？我是大人。”

也许我真的没有发现，他居然能做很多的事情，给我喂药，梳头发，洗脸，洗脚，扶我慢慢地学习走路。我那时动不动就做噩梦，常常会在深夜里惊叫，每一次都是小小的斑点狗把台灯打开，叫醒惊悸的我。昏黄的灯光里，他的脸看上去很安静，小小的手，为我拭去额上的冷汗，给我盖好被子，不住地对我说：“不怕，不怕，我在这里，妈妈不要害怕，有我呢！”

可是，我的病情就那样不好不坏，仿佛要永远这样。

那天，他在电话里对别人说：“我妈妈已经好了，她能走路了，也能做饭了，她每天都领我去公园划船。”

这惹恼了暴躁的我，我愤愤地骂了他一顿，怪他向别人撒谎。他站在我身边，没有争辩，也没有流泪。我使劲推了他一下，他流泪了，惊叫起来：“妈妈你快好了，你已经有力气推人了！”我愣住了。

午睡中被一种很轻的声音惊醒，原来儿子正在自言自语。他用了极低的声音说：“妈妈已经好了，妈妈会走路了，妈妈每天都领我去公园。”

我躺着没有动，他用祈祷的声音低低地、一遍一遍地说着，也数不清说了多少遍，那么专注，那么认真，那么固执，好像要一直说下去。

西方那个远远的上帝会听到他的祷告吗？东方那个莲花座上的慈悲女人会听得到他的祷告吗？

我微微睁开眼，他将玩具兵摆放在自己面前，拉出一个很神气的兵说：

“你是院长吗？为什么还不把我妈妈的病治好呢？”

“我已经用了最好的药了。”

“你一定没有用，要不我妈妈早就好了，请你一定要治好我妈妈。”

他又拉出两个兵来：

“你是医生，你是护士，对吗？你们为什么不赶快治好我妈妈的病呢？你们说吧，想吃馄饨还是想吃板刀面？”

那两天正上演《水浒传》，这正是阮小二对宋江说的话。

我忍不住想笑，忍住了之后，又觉得想哭。

“你别急，你妈妈就要好了。”

“求求护士阿姨，求求院长叔叔，求求医生叔叔，求求你们，求求所有的医生，快给我妈妈治病吧。”

他累了，却总是不肯好好睡下，他在独自一人做着游戏，做着妈妈会好的美梦，他在求一切他认为有能力、有爱心的人，他相信这些力量一定可以救治他的妈妈。而我却相信他的力量。

于是，我学习走路，学习吃饭，学习穿衣服，在30岁以后，我学习着在3岁就掌握了却在一场病中失去的本领。

学会刷牙的时候，我有一种满足；能够洗脸的时候，我有一种惊喜；一个人蹒跚地走在路上，看见大片大片的野菊花把路两边都染成了深紫色，我更是有一种异样的幸福。请原谅这个太容易满足、太容易惊喜、太容易幸福的人，因为她体会了失去一切东西时的艰辛，所以，现在她活在一种快乐里。

我的孩子总会紧紧跟在我的身后，他如同一个不放心的大人看着一个小孩子出门那样，在后面悄悄地看着我，看我会不会跌倒，并时刻准备着跑过来搀扶我。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过后，他终于可以放心我一个人出去了。

现在，他是一个四年级的学生了，他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只有一次考过第二名。

现在，他就在我的身旁，我正写着这篇文章，电脑里播放着《中国功夫》：“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他举着一根晾衣竿，演练着自创的武功，一招一式都虎虎生风。是的，你不得不承认，他赢了，也许他根本没有把这当做一场战斗，只是他很投入，投入到赢了结局还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所以他才会赢。

现在，他仍然是那个没有什么特长的孩子。像大部分孩子一样，会淘气，会惹祸，会哈哈大笑，有时候会害羞，会在你想让他表现的时候说出一句让你颜面扫地的话，因为他不知道大人的面子有时候要小孩子来支撑。

他不觉得他遇到了什么，那一场风浪没有让他老成起来，没有让他特别懂事，或者在别的方面有了什么感悟。仿佛一场风一场雨，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劫后余生的欣喜若狂。他太小了，就让他浑然不觉吧，也许这才是对的。

生命里有许多东西，而他有他的快乐，我有我的悲喜，我们在戈壁遇到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沙尘暴或许惊吓了成人，在孩子眼里却是风暴。在尘世里我们相遇了，并且成为一家人，成为互相依靠的朋友，就这样好了。

此时，他靠着我，看我写下字，一会儿笑了，就是这样的！他叫道。有时，他迷惑地说，是这样吗？我忘了，还记得一点点。

而我，怎么可以忘记呢？

（刘继荣）

共同的家

在这个院子里我们让许多素不相识的动物成了亲密一家。我们也曾期望老鼠把这个家当成自己家，饿了到别人家偷粮食，运到我们家来吃。可是做不到。

为一窝老鼠我们先后养过四五只猫，全是早先一只黑母猫的后代。在我的印象中猫和老鼠早就订好了协议。自从养了猫，许多年间我们家老鼠再没增多，却也始终没彻底消灭，这全是猫故意给老鼠留了生路。老鼠每天夜里牺牲掉两只供猫果腹，猫一吃饱，老鼠便太平了，满屋子闹腾，从猫眼皮底下走过，猫也懒得理它。

我们早就识破猫和老鼠的这种勾当。但也没办法，不能惩罚猫。猫打急了会跑掉，三五天不回家，还得人去找。有时在别人屋里找见，已经不认你了。不像狗，对它再不好也不会跑到别人家去。

我们一直由着猫，给它许多年时间，去捉那窝老鼠，很少打过它。我们想，猫会慢慢把这个家当成自己家，把家里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去守护。我们期望每个家畜都能把这个院子当成家，跟我们一起和和睦睦过日子。虽然，有时我们不得不把喂了两年的一头猪宰掉，把养了三年的一只羊卖掉，那都是没办法的事。

那头黑猪娃刚买来时就对我们家很不满意。母亲把它拴在后墙根，不留神它便在墙根拱一个坑，样子气哼哼的，像要把房子拱倒似的。要是个外人在我们家后墙根挖坑，我们非和他拼命不可。对这个小猪娃，却只有容忍。每次母亲都拿一个指头细的小树条，在小猪鼻梁上打两下，当着它的面把坑填平、踩瓷实。末了举起树条吓唬一句：再拱墙根打死你。

黄母牛刚买来时也常整坏家里的东西。父亲从邱老二家买它时它才一岁半。父亲看上了它，它却没看上父亲，不愿到我们家来。父亲拉着它时，它一个劲地后退，还甩头，蹄子刨地向父亲示威。好不容易牵回家，拴在槽上，又踢又叫，独自在那里耍脾气。它用角抵歪过院墙，用屁股蹭翻过牛槽，还踢伤一只白母羊，造成流产。父亲并没因此鞭打它。父亲爱惜它那身光亮的没有一丝鞭痕的皮毛。我们也喜欢它的犟劲，给它喂草饮水时逗着它玩。它一发脾气就赶紧躲开。我们有的是时间等，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我们总会等到一头牛把我们全当成好人，把这个家认成自己家。有多大劲也再不往院墙、牛槽上使。爱护家里每一样东西，容忍羊羔在它肚子下钻来钻去，鸡在它蹄子边刨虫子吃，有时飞到脊背上啄食草籽。

牛是家里的大牲畜。我们知道养乖一头牛对这个家有多大意义。家里没人时，遇到威胁了家畜都会跑到牛跟前。羊躲到牛屁股后面，鸡钻到羊肚子底下，狗会抢先迎上去狂吠猛咬。在狗背后，牛怒瞪双眼，扬着利角像一堵墙一样立在那里。无论进来的是一条野狗、一只狼，还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陌生人，都无法得逞。

在这个院子里我们让许多素不相识的动物成了亲密一家。我们也曾期望老鼠把这个家当成自己家，饿了到别人家偷粮食，运到我们家来吃。可是做不到。

几个夏天过去后，这个院子比我们刚来时更像个院子。牛圈旁盖了间新羊圈，羊圈顶上是鸡窝。猪圈在东北角上，全用树根垒起来的，与牛羊圈隔着菜窖和柴垛，是我们故意隔开的。牛羊都嫌弃猪，猪粪太臭，猪又爱往烂泥坑里钻，身子脏兮兮的。牛羊都极爱干净。尽管白天猪哼哼唧唧在牛羊间钻来钻去，也看不出牛和羊怎么嫌弃它，更没见羊和猪打过架，但我们还是把它们分开。一来院子东北角正对着荒地，需要把院墙垒结实；二来我们潜意识中觉得，那个角上应该有谁驻守，猪也许最合适。

经过几个夏天——我记不清经过了几个夏天，无论母亲、大哥、我、弟弟妹妹，还是我们进这个家后买的那些家畜们，都已默认和喜欢上了这个院子。我们亲手给它添加了许多内容。除了羊圈，房子东边续盖了两间小房子，一间专门供煮猪食，一间盛农具和饲料。院墙几乎重修了一遍，我们进来时有好几处篱笆坏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洞。第一年冬天从雪地上的脚印我们知道，有野兔、狐狸，还有不认识的一种动物进了院子。拆掉重盖又拆掉垒了三次的狗窝，一次垒在院子最里面靠菜地的那棵榆树下，嫌狗咬人不方便，离院门太远，它吠叫着跑过院子时惊得鸡四处乱飞。二次移到大门边，紧靠门墩，狗洞对着院门，结果外人都不敢走近敲门，有事站在路上大嗓门喊。三次又往里移了几米。

这些小活儿都是我们兄弟几个干。大些的活儿父亲带我们一块儿干。父亲早年曾在村里当过一阵小组长，我听有人来找父亲帮忙时，还尊敬地叫他方组长，更多时候大家叫他方老二。

我们跟父亲干活儿总要闹许多别扭。那时，我们对这个院子的历史一无所知，不知道那些角角落落里曾发生过什么事。“不要动那根木头。”父亲大声阻止。我们想把这根歪扭的大榆木挪到墙根，腾出地方来栽一行树。“那个地方不能挖土。”“别动那个木桩。”我们隐约觉得那些东西上隐藏着许多事。我们太急于把手伸向院子的每一处，想抹掉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陈年旧事，却无意中翻出了它们，让早已落定的尘埃重又弥漫在院子里。我们挪动那些东西时已经挪动了父亲的记忆。我们把他的往事搅乱了。他很生气。他一生气便气哼哼地蹲到墙根，边抽烟边斜眼瞪我们。在他的乜视里我们小心谨慎地干完一件又一件事，照着我们的想法和意愿。

牲畜们比我们更早地适应了一切。它们认下了门：朝路开的大门、东边侧门、菜园门、各自的圈门，知道该进哪个不能进哪个。走远了知道回来，懂得从门进进出出，即使院墙上有个豁口也不随便进出。只有野牲口（我们管别人家的牲口叫野牲口）才从院墙豁口跳进来偷草料吃。经过几个夏天（我总是忘掉冬天，把天热的日子都认成夏天），它们都已经知道了院子里哪些东西不能踩，知道小心地绕过筐、盆子、没晾干的土坯、农具，知道了各吃各的草，各进各的圈，而不像刚到一起时那样相互争吵。到了秋天院子里堆满黄豆、甜菜、包谷棒子，羊望着咩咩叫，猪望着直哼哼，都不走近，知道那是人的食物，吃一口就要鼻梁上挨条子。也有胆大的牲畜趁人不注意叼一个包谷棒子，狗马上追咬过去，夺回来重放在粮堆上。

一个夜晚我们被狗叫声惊醒，听见有人狠劲顶推院门，门哐哐直响。父亲提马灯出去，我提一根棍跟在后面。对门喊了几声，没人应。父亲打开院门，举灯过去，看见两天前我们卖给沙沟沿张天家的那只黑母羊站在门外，眼角流着泪。

（刘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