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执法检查怎么走了过场

三年前的一个隆冬，我参加了由某部委牵头组织的农民负担执法检查。

执法组出发前，领导反复强调：“农民负担屡屡反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你们这次下去，一定要查出个眉目来。你们带回的意见，将成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为保证执法检查的客观公正，检查过程中，不能听从地方的摆布，吃饭、住宿也要自理。有关部门已为你们拨出了专款。”

我们是凌晨到达H省省会的。一出站口，早有人迎了上来，奥迪车长长排了一队。住宿也早已安排停当——省里最好的宾馆。前三天，书记、省长等省里主要领导，挨个宴请大家，晚上的文娱活动也安排得丰富多彩。一直到了第四天，我们的组长才有机会请示省长：“您看到哪里查好呢？”省长说：“X市的工作抓得比较扎实。”

在X市，礼遇一如省里。游览参观已毕，在市郊的两个村走访了几个农户，检查便算告一段落。组长在总结前一段的工作时指出：“几天的检查表明，H省的农民负担工作抓得很有成效，经验很值得总结。”

我在报社负责农民负担报道，从群众来稿中知道，H省的农民负担问题非常严重。如此检查，太有点那个了……我向组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组长为难地说：“这个省的领导是我的老上级……”不过组长表示，下一站，尽量不受省里影响。

第二站是H省的B县。出发前，检查组内部强调了一下纪律：任何人不准向地方透漏行踪。可是一到B县招待所，我们就发现情况异常：招待所门口卖香烟、瓜子、糖果的小贩全是些二三十岁的壮汉。检查人员一外出，小贩中马上就有人把摊档一收尾随而行。经侧面了解，这些人全是县里的公安人员。

在县里听完情况介绍，我们到L村走访。出发前，县领导竭力劝我们穿上军大衣，说这里气候寒冷，其它衣服不挡寒。

L村是个有4000多人的大村，正是吃饭的时候，大部分家庭却锁着门。偶尔碰上行人，一问，全是走亲戚的。也有门户洞开的，不等你问完话，对方便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县乡领导如何重视负担问题，群众又是如何满意，等等。

我试图寻觅几个非“演员”。在一条小巷深处，一个中年妇女脑袋朝墙外一探又缩了回去。我赶紧过去敲门，无人应答。好说歹说，妇女才同意我从后院的侧门进去。她告诉我，村里通知了，除非安排过的家庭，一律不准开门。如果谁私下里和穿军大衣的人接触，以后再算账。妇女说，街上走亲戚的，全是乡里的干部。有些房顶上还有人拿着望远镜监视。妇女告诉我，去年的“三提五统”，村里每人交了近300元，可村里通知说，检查组问起来，只能说交了47元。她家的田已经两年没上过化肥了。

说着说着，妇女突然停住了，侧耳听了听，面露惊恐。她蹑手蹑脚走出堂屋，面贴院墙的缝隙朝外看，回来后脸都白了，抽抽搭搭哭起来，说：“你害了我，害死了我。外面有人偷听。我可怎么办呢……”我从墙上的缺口往外一看，见两男一女正慌慌张张走开。妇女说，那个女的她认识，是乡妇联主任。

如此对抗检查，大家都很气愤。回到招待所，检查组连夜召开会议，一致同意追究县委、县政府的责任。讨论正酣，有人敲门，说有北京的长途电话找组长。此后，大家几乎都被叫出去了一趟。回来再表决时，便有了意见分歧。一直讨论到凌晨1时，未果。

第二天，接着表决，仍无结论。组长说，干脆回省城研究吧，这儿条件太差，别把大家冻感冒了。

回到省城，书记、省长早候着了。又是一番接风洗尘，娱乐放松。大家被分开安排在不同的楼层，从早到晚，各个房间说客盈门。有的说客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三天过去了，讨论仍在继续。最后组长拍板：问题留给省里处理，执法检查组圆满完成任务。

后来，我曾看到了执法检查组写给上级的汇报材料，其中80％的篇幅总结H省减负工作的经验，只在结尾部分提出了几条无关痛痒的注意事项。

执法检查，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减负政策执行情况如何，要通过它来监督、完善——可以说，它是减负工作的度量衡。如此高规格的执法检查尚且走了过场，又怎能保证减负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不出偏差？

如何保证执法不走过场，难度似乎并不比“减负”小啊！

（1999.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