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一个有必要深入考察的文化—文学现象

在当今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中，要想有所突破和有所进展，无疑需要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开拓。我们希望能变换视角，在南宋文学尤其是南宋词学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即使不能超越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能在认真学习这一时段文人群体的相关作品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抒发一些自己阅读古典文学的感受，表达一些对南宋文学研究的看法，不求惊世骇俗，但愿新人耳目。

童庆炳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指出：

文学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发展着的，它总是与其他文化形态互动中存在着发展着。文学中处处渗透着文化的因子。^[1]

以干谒活动为中心来研究南宋文人群体，是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在方法论上属于文化学的研究范畴。干谒活动，是南宋文人普遍经历过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人生境遇，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一种特有的文化表现形态，干谒有其自身的生成、发展规律。对于与干谒活动关系密切的南宋文人，我们考虑较多的是如何将南宋文人当作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表现来加以考察，以便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下寻求一个较合适的切入点，从而能够切实、准确地阐述研究对象。

一、回顾与判断：相关研究的述评及选题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唐代干谒与文学研究在重要诗人及综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研究的深度上还需要加深，范围上也需要拓展。^[2]而与南宋文学密切相关的干谒活动，则还较少有人关注。

在历来的文学史和宋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一直很少有学者问津，长期以来被文学研究界所忽视。截至目前，学界有关南宋文人干谒问题的研究，相关成果主要如下：

夏承焘于1956年9月撰写了《姜夔的词风》一文，在此文中，夏先生明确指出：“白石一生不曾仕宦，除了卖字之外，大都是依靠他人的周济过活的。”^[3]并结合姜夔的干谒活动对其词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对南宋文人干谒现象做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研究，而且为当今学者从事宋代文化史、制度史与文学史的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对我们深入探索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夏先生目光如炬，他的名作《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体大思精、地负海涵，贯穿于古今中外，以丰富的资料积累、磅礴的理论气度和深入的分析解读，建构出江湖文士姜白石研究的新框架，显示出学术研究的大家气象。

夏先生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4]他高超的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有助于他对历史上各种文化活动、文学现象、文学思想的观察研究。察古观今，此之谓也。对南宋江湖文人姜白石生活方式的研究兴趣，使夏先生乐在其中，视艰难的学术之旅如歌如诗，虽鞠躬劳苦而始终如痴如醉。因此，他这部为南宋江湖文士姜夔作品编年笺注的经典之作，能够使古人的生命心魂、人生智慧得以再生，并通过自己的研究，让姜白石的智慧、品格、襟怀和修养，灌溉滋润我们当代人的心田，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智慧永放光芒。夏先生才气之高、气魄之大、境界之深，对词学史、词学理论、宋史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涉猎之广、钻研之深、用力之勤、评介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袁行霈曾在《学问的气象》中说：“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入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有关的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5]夏先生治学有大气魄，他所著的这部《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就体现出他研究学问时恢宏大度的气象。他的研究紧紧围绕姜白石一生中的文学创作，以辽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力图在时代风尚、文人交往、公共关系、生活观念、审美习俗、古今对比等文化大背景下，全景式地阐释南宋江湖文人的某些论题。从实证研究基础上对南宋江湖文人进行了系统的开拓，对姜白石词所做的分析及其在中国词学史上价值的阐释，卓尔不群，迥出时流，真知灼见，随篇可见。对南宋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及广大词学研究者来说，这部著作，既是指导研究实践的入门必读宝典，也是广大国学研究及爱好者进入传统文化这一繁茂园地的典范之作。通过此书，读者既可一窥南宋词学的精髓，也可进一步认识与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大气方能成大器，夏先生治学从大处着手，他的大气成就了这部白石词研究领域空前的巨作、优秀的楷模。

张宏生在《江湖诗派研究》中既历时地探讨了江湖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变异，又共时地探讨了南宋江湖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建构出南宋文学流派研究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该书第二章“文化传统的倾斜——江湖谒客的生活形态及其他”和附录二“南宋江湖谒客考论”对江湖谒客的生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把南宋江湖谒客的成因主要归纳为：“宋室南渡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阶级结构的急剧变化”“科举考试的艰难”“冗官的不断增多”“士人生活水平的低下”“都市生活的吸引”等，^[6]颇有新意，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作者的语言文字功夫很扎实，论述文字流畅老到。该书本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在程千帆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很有学术价值，体现出作者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深厚的文献基础。^[7]

张教授的这本专著，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南宋江湖诗派的著作，不无填补空白之功，开拓了南宋文学研究的领域。该书有三大特色：一是内容新颖，全书新见迭涌、灵采焕发，书中每一个章节都透露出作者的真知灼见。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该书挖掘出了江湖文化中许多深刻的文学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哲思和鲜活生动的具体事例紧密结合在一起，作者特别注意通过具体的生活事例来说明南宋江湖文化的理论问题，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享受到文学思想的归纳、审美的愉悦，深入浅出，不断引导读者向纵深开拓，给人以感性材料和理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刻启迪，为南宋江湖文化的研究总结了新鲜经验，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工作都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三是立足文学本位，高度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书中对南宋江湖诗人诗作的评析，颇深入细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体现出作者较好的艺术感受力和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8]并上升到理论阐述，对南宋江湖时期的文学遗产进行了系统的发掘、爬梳，整理提炼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又广泛汲取西方文学理论的新观念，并将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了体大思精、地负海涵的知识体系，显示出张教授恢宏广博的学术视野、丰富多彩的审美体验与精深独到的理论见解。

另有费君清的《南宋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一文也是探讨南宋江湖诗人的名篇佳作。费先生通过收集和分析资料，发现南宋江湖诗人比较重要的谋生方式和经济来源有：①干谒权贵，获取钱财；②投亲靠友，接受周济；③出卖诗文字画，兜售个人才艺；④教书授徒，代人撰述等。^[9]费先生的文章以“谋生方式”或“生计问题”名篇，选题别出心裁，很有新意，多角度探讨了南宋江湖诗人的生活方式，拓展了南宋文学研究的领域。他的文章内容信息量十分丰富，既有纵向的流变考察，又有横向的南宋文人谋生方式特点的分析，既评析南宋文人的生活实践，又总结有关干谒诗文的创作特色，更注意结合当时政治气候、文化环境和作家谋生时的心态来考察文体发展变化的深层历史动因，视野开阔，论析有深度和创见。文中涉及南宋江湖时期的干谒风气、文人的干谒方式、干谒对象和干谒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干谒对南宋江湖诗风的影响等方面的系统论述，让我们了解到南宋历史上江湖士人真实、鲜活的谋生方式。费先生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能够立足文本，融化古今。他的文章既具理论色彩，又可从中看出作者的文献基础与朴学功夫。费先生还独具灵心慧眼，能够妙手剪裁，博采现实生活实践之花，嫁接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木，运用南宋江湖士人“谋生方式”“生计问题”中表现出来的生存智慧来关注我们现实的人生和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当我们深陷世俗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中，面对不可阻挡的物欲横流，该如何维持自我内心世界的平安喜乐，寻找人生的出路呢？费先生此文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迪与思考。此文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面深入、广泛系统地研究了南宋江湖文人的谋生方式与生计问题，深掘传统文化的底蕴，并结合南宋江湖士人的生活实际，展示他们人生智慧、个人才华的适用范围及时代需要。这为解决南宋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思考与人生启迪，于他人不到处别生只眼，寄妙理于陈规之外，出新意于故纸之中，让人感受到冷静而理智的学术品格与内在的对人生之路探究热情的融合。因此，此文的研究方法十分便于效仿，我们可以据此深入南宋文人的生活实际，探究他们在干谒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及他们解决问题的各类具体途径。

沈松勤在《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一文中具体分析了“绍兴和议”期间文学生态的环境因子，认为高压政治使创作主体锐气顿失，呈现出集体失语症，使之奔竞于适应高压政治的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中，创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成了宋代文学史的一个转折点。^[10]在对待人性、政治、权力、道德、风尚、社会、文化和文学诸问题上，沈松勤都有许多非常深刻、精辟的见解，并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作出了令人深思的论述。

沈松勤的专著《南宋文人与党争》，以从史学入而从文学出的治学方法，考察了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党争及其与当时文学之间深层复杂的内在联系。这本著作不仅是一部体大思精、纵横捭阖的南宋党争史，同时也是一部激情洋溢、斐然成章的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他深刻剖析了南宋士大夫在官场上的沉浮起落，当时权力斗争的波诡云谲及在其中显现出来的人性中的光辉与弱点，为我们一层层打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高贵或痛苦的灵魂。沈先生引用南宋许多名流显宦的真实案例，讲述了他们如何在高压政治下奔竞请托的情形，高压政治如何改变了传统士大夫直道事人的处世态度与为人方式，这些士大夫又如何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提高社交活动能力并增强文学创作的趋同性，从而改变了当时的文学生态。

沈先生敞开思想去分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及对其影响很大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态，努力破解当时的人情世态、时代风气和文学创作之间深层复杂的内在联系。他真实地揭示出南宋士大夫的精神状态，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展露中国古代文人在特定时期灵魂深处的污垢和精神境界的萎靡，深切洞察了南宋政治的黑暗复杂及当时士人的悲惨命运，并通过描写高压政治下的文人生态，解剖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值得悲悯的病态人格，能于绵密深厚、委曲周至的分析论述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真相与文人本意，揭示出蕴含在士人悲剧命运中更深层次的一面。从中我们可以照见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窥见他们的影子、惊悚自己的命运。^[11]这种研究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现出了新的意味，为我们的研究开启法门、点上明灯，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视角。此书的独到之处：融合历史学、文学、哲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文化学于一炉，纵观古今、融合中西，把深邃浩瀚时空中的个人与民族、古代与当下、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与思索都总括于其中，真知灼见、精辟独特，迥出时流、新人耳目，由其著作可见沈教授研究内容之深广，借以知作者治学堂庑之大也。

每个人生下来以后都受到特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自然就有权利和义务对这种培育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反思与批判，从前人的经验或谬误中汲取人生的智慧，照亮未来的人生之路。王瑞来着眼于“宋元变革论”，撰写了一系列发凡起例、体大思精，拓土开疆、独辟新境，以史证文、以文证史、文史相济，根底深厚、情理兼胜的名篇佳作：《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12]《“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13]《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仕履考析——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三》^[14]《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四》^[15]《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16]。以上任何一篇文章，皆源出文史、辟域浑茫，以辟疆拓土的识见，开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中，王瑞来指出：“南宋继承北宋科举取士的官僚再生产规模，大量通过千分之一高倍率的激烈竞争及第者，在仕途上遭遇到比北宋更为激烈的新一轮升迁竞争。多数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尽管可以成为低级官僚，由于制度上和人际关系上的因素，却几乎无法挣脱出通向成为中高级官僚的瓶颈。严酷的现实让对仕途绝望的士人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他认为“宋朝的政治家为普通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扇充满光明的通向仕途之门，接着又半掩上了第二道门。而第二道门才真正是通往风光无限的顶峰的山门。穿过这第二道门，才是士人多年寒窗苦读的真正目的。然而这第二道门却不易穿过。穿过第一道科举之门，尽管千里拔一竞争激烈，但毕竟主要凭自己的努力，顶多是加上家族的财力支持。如果成绩不成，神仙也帮不上忙。然而，穿过第二道入官之门时，却基本上失去自己把握命运的能力，前途掌控在他人手中。选人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出政绩这样的‘硬作为’，与广结人脉、钻营于权门这样的‘软作为’。……金榜题名后的风光不再，仕途上的艰难跋涉最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南宋的社会环境有别于北宋，对外关系紧张，地域势力崛起，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在这样诸多综合因素的作用之下，士人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的多元化，成为推动南宋至元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17]。

接着，王先生在《“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中继续深入研究“宋元变革论”，指出：“质的突变一定是源自量的积累。人心的质变也当是出于精神的决绝。不撞南墙不回头。屡撞南墙，自会改弦易辙。在科举之途，像范进那样偏执的坚持者毕竟是少数。南宋以降，艰难的仕途让大量士人望而生畏，忍痛割舍，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不再目光向上，转而投身于地域社会，来谋求生路，来寻求实现自我价值。这种状况，逐渐促成士人流向多元化。利弊互动，绝望带来新生。士人流向，作为众多因素之一，汇入涌动的变革潮流，推动中国社会在宋元转型。”^[18]

我们之所以不惮辞繁地引录上述材料，一方面旨在对王先生笔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的具体观念作尽可能真实、切合实际的历史还原，以描述清楚南宋士大夫主体人格和审美情趣形成的环境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这一大段文字蕴含了大智慧，既滔滔雄辩又生动有趣，很能说明王先生的论述风格。对宋元文化转型期如此通透的见解，绝不是一辈子皓首穷经、困死书斋的老朽宿儒说得出来的，也绝不是一味崇洋媚外、奴颜媚骨的新学士子所能道其万一的。只有能入能出，既精通传统文化，又吸收外来学说的通达之士才能达到这种思想高度。这是洞察力、才子气、思想家、史学家的融合贯通所产生的一种学术境界。

王瑞来的研究，在深入分析正史记载、野史笔记和文人集子的基础上展开，其文章中涉及的大量历史细节不仅还原了南宋士人真实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披露了那一时代文人奔走请托、援引荐举的真实场景，破解了不少史学与文学中的疑团和误解，还构建了一部“宋元变革史论”，使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南宋大时代下的历史潮流及宋元文化转型的余风遗韵。这些研究，体现了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这对我们“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告诉我们应当用何种态度、何种方法去面对我们的研究对象。^[19]

王瑞来主张的宋元变革论，注重南宋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从探究宋元时期文化环境、民俗风习和士人的生存方式入手，采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对已经刊行的文献资料进行运用与订误，以一种历史学家异常特别的视角和文学家通俗流畅的语言，以生动活泼的笔触娓娓道来，从内容、形式到主题指导，乃至人物描述等，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必要的理论基础。在南宋文学研究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成果中，突然注入一种难能可贵、貌似平常实则独特的研究方式与探索精神，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掩卷而思，不禁浮想联翩，享受到阅读与思考的愉悦。这或许和王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从事历史与古籍的编辑，先在中华书局工作，后到日本从事学术研究有关。正所谓“跳出三界外，反观红尘中”“入乎圈内又出乎圈外”，故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摘下单调的有色眼镜，打破文史哲分科的疆界，贯通无碍、入木三分，对宋元时期文化传统变迁的全貌及本质作出如此深刻细致、惊心动魄的分析解读，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和历史意识中对南宋历史与文化的关系作整体化、全景式的观照，揭示了南宋历史丰富多彩的面貌，为世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多重面向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史料与见解。

我们认为，王瑞来关于宋元变革论的一系列论文，既充满感情，又客观公允，不仅仅是宋元历史研究、宋元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都将从这些引人入胜的论述中获益。王先生所显示的学术视野，所提出的研究话题，所揭示的众多研究线索，具有改写宋元历史、南宋文学史研究版图的积极意义，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探索。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把自己摆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和现实世界的经纬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干谒现象的起因、发展及特点作了某些直觉或理性的把握。那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以其深沉的思考和敏锐的探索，向我们展示了有才华、有责任感、心境洒脱、性情温润的优秀学者所作的多方面的可贵开拓，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自我的期待。他们的研究立足于南宋士大夫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生活资料、生活作风、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生活气息乃至生活待遇，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文化学等诸多领域，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细腻的审美体验和多元的思维方式，有力地印证了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凭借深厚的学养、广博的学识，对阅读者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启示作用，体现出文化视野下南宋文学研究思路的多棱面，为我们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然而，和干谒与文学的关系在南宋文学史上的实际情况相比，这些研究远未达到其应有的局面。在搜集资料、梳理脉络之后，我们集腋成裘、积沙成塔，发现：一部南宋文学史，社团林立，流派众多，错综复杂，更有特立独行、卓然自成一家者的出现，使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南宋士大夫中名流印可、荐举之风、豪华奢纵之习盛行，高压政治与冗官政治加剧，养士之风、士人入幕之势普遍风行，以及科举入仕之艰难，都导致干谒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南宋文人无法逃避的一种命运，一段普遍存在的人生选择。南宋文人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干谒奔走。利禄之途所在，让士子趋之若鹜。要参政，要进入仕途，要想有所作为，要想实现人生的理想，就必然有干谒之行为。那么对南宋士人来说，无论是进入仕途的社会政治之路，还是内在的心灵旅程，无疑都打上了当时干谒风气影响的深刻烙印，围绕着干谒这一文化现象又产生了多层面文学活动的互动。

南宋活跃的文学流派、频繁的文学社团活动、兴盛的文学批评理论以及那一特定时代很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与当时文人的干谒行为都有着紧密的关系，要是不认真去梳理阐述，给予允当的评价，那么南宋文学研究将是不全面的。从已有科研成果的研究广度和深度看，“南宋干谒与文学”这一课题，应当还有很大的深化空间。虽然，分别对姜夔、刘过等江湖文人干谒活动作研究的文章已有一些，但绝大多数南宋文人，甚至是南宋时期的诗词名家如李光、赵鼎、黄公度、陈亮、陆游、叶绍翁、辛弃疾、杨万里、刘克庄、宋自逊、张元幹、朱敦儒、戴复古、吴文英等，还较少有人从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的角度去加以注意。至于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对南宋文人群体人格精神的整体研究把握，则更少有人从干谒的角度去观察其发展与演进，缺少新的视野和更深层次的开掘。前人时贤往往局限于对某一重要的文人进行考察，而能综合社会变迁、文坛创作、文人群体、时代风尚来作宏观研究者则较少。这就难以充分深入地把握南宋文人的行为方式、心灵活动的演变历程，也无法专门关注南宋文人的生存方式、心态变化与文风流转衍变的内在联系，对南宋文学的研究也就很难深入下去。这对于客观深入地了解、认识和评价南宋文人的创作实绩，无疑有蒙尘、遗珠之憾。

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一道河流上下游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是想将现实问题与历史思考相联系，以从古到今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且随着社会发展更加推陈出新、隽永悠长的“干谒”这一文化现象为独特视角，以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文人创作与请托延誉活动的互动为线索，以南宋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内容，探究当时文人的生存困境，思考文人摆脱困境、诗意栖居的生存之道，对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进行观照与反思，是我们研究时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和渴望实现的美好愿望。

大量事实表明，干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交情世态的常见行为。梳理和阐述干谒与文学之间深层复杂的内在联系，揭示南宋时期的文化原生状态，是全面、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的文学如何表现人的价值、人的行为、人的心理、人的形象、人生的意义、人际的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研究。系统研究南宋文人的干谒活动、干谒方式及其干谒心态，研究南宋士大夫在特定生活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研究他们对宇宙、生命、自然和文化的思考，以及他们的生存方式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认识和考察宋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历史面貌，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对于拓展宋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和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二、问题意识：创新的尝试与期待

干谒活动，是南宋文人普遍经历过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一种特有的传统文化，干谒有其自身的生成、发展规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围绕着南宋文人的干谒生活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较集中的讨论，把南宋文人定位在当时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综合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因素，真实地还原南宋文学的文体特征，这在文学价值论与文学本体论的学科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上，是一种新的尝试。

具体而言，我们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如下：

（1）南宋文人谒客的身份角色及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种种特点，他们的心态情感、人格特征、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大多是前人时贤未曾留意或不甚了然的，他们谒客身份角色的自我认定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更少有人问津。南宋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通过文学创作主体这个内部因素而对文学的新变和繁荣起作用的，我们将在课题中考察当时干谒活动之风的盛行与文人角色的改变。

（2）将干谒活动与南宋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纳入研究的视野。对南宋文学创作主体人格精神的演变进行一番梳理勾勒，着重探讨南宋文人人格精神的形成与特点，并对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进行阐述。

（3）南宋干谒之风的渗透，影响了整个时代文人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改变并充实了南宋文学的思想内容，铸就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南宋文人的生活环境，作为特定历史文化下的产物，既承载着传统与历史的遗绪，体现出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的存留，又反映着时代观念的嬗变，是一种深含历史积淀与时代特征的独特现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形成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特定生活背景，我们将对这一环境背景进行一些描述。

（4）将南宋文人的身份角色、哲学思考与文学中所体现的创作主题、艺术风格相联系，发现南宋文学在创作主题上有许多以前文人未曾表现或较少表现过的种种复杂心理和人生体验，在艺术风格上也有许多新变化，我们从干谒活动的角度对其展开具体的阐述。

（5）阐明南宋文人在干谒活动中养成的自矜狂傲、压抑自饰、愤懑悔恨、忍辱负重的精神气质和纵横求知的审美趣味，揭示他们追新逐奇的创作风格与干谒之士审美理想的关系。

（6）战国策士的纵横精神和魏晋名士的风神气骨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深刻、最易触动南宋文人内心情感的意象，反映了他们在干谒生活中崇尚战国时期纵横家和魏晋名士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的热忱，展示出他们性格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精神，表现出他们人格精神的多重侧面，从而形成南宋文人好议论、好品评、好逞才使气的显著特征。我们在本书中具体探讨南宋文人干禄仕进时崇尚而仿效的楷模，并进而探求这种精神渗透于干谒行为中，并对象化在干谒文学作品中时，对文学风貌产生的影响。

（7）南宋文人的干谒请托活动，使王霸雄图的题材取向渗透至他们的审美观念和忧患意识中，并影响到他们的情感活动和创作心理。我们在本书中着重探讨南宋时代的文化特征，并揭示战国策士纵横精神及文风对南宋文人心理和创作的影响。

（8）南宋文人的交游唱和活动，是他们干谒求知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创作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出南宋文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情感、心路历程和生活体验，使群体的创作共性凸显出来，呈现出鲜明的创作范型。我们在本书中揭示南宋文人群体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文化内涵。

（9）我们以干谒求知活动为中心，从南宋文人群体的总体情况着眼，探讨文人干谒风气对南宋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文人干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文学的发展。由于干谒行为总是以干谒者的现实利益作为关注的焦点，因此，伴随其中的文学创作与对待文学创作的观念和态度，就不可能总是那么积极和纯粹理想主义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削弱，躁进的风气与文学作品工具化、商品化、礼物化^[20]的倾向。

（10）向人索序及为人作序印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现象。我们通过深入研究施蛰存主编的《词籍序跋萃编》、祝尚书编的《宋集序跋汇编》、中华书局编著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及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王水照编的《历代文话》中有关南宋文人作品的序跋文字，发现这些文字大都是应干谒者而作，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实现援引延誉的目的，甚至有些就是写给干谒奔走之士以为“阔匾”^[21]之用的。南宋时人往往利用其来谋职乞食，盛烈在诗中道：

寒江买棹催遄征，何如缓泛六桥寻鸥盟。侯门怀刺谒掌傧，何如散策孤山探梅信。吟隐豫章之耳孙，调高琢句期颛门。西江不住来西湖，唤醒晚唐诸老魂。有时吐出惊人语，定须贵杀雒京楮。脍炙人口徒属餍，还来双字不堪煮。行吟荏苒岁欲暮，束装又问吴中路。节翁旧有珠履缘，何况荐书袖无数。此行一句直万钱，十句唾手腰可缠。归来卸却扬州鹤，推敲调度权架阁。^[22]

其中所言“侯门怀刺谒掌傧”“节翁旧有珠履缘，何况荐书袖无数。此行一句直万钱，十句唾手腰可缠”，反映了当时谒客以“荐书”“怀刺”行吟江湖的情况。在社会活动中，只有遵循现实原则的人才能获得成功。从干谒—序跋—印可这一因果互动关系中，还能挖掘出当时文人对文学的认识、思考、研究和总结，这些序跋虽然大多是应人请托而作，主要是为了帮干谒者援引延誉，起到名流印可的作用，但因涉及当时的文化环境、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很值得留意。它们与当时理论性的专著、随笔式的评论、作品中的评点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人格个性、人生态度、人际关系和他们对文学的认识、思考、研究和总结。通过研读南宋存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并对照当时文人为这些作品所写的序跋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干谒与当时文人群体、文学流派、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之间深层复杂的关系。

南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十分重视请人给自己的作品作序，也十分精心创作为人印可延誉类的序跋文字。这一现象值得注意，我们初步认为这跟当时士人崇拜名流、迷信权威的心理有密切联系。崇拜名流、迷信权威，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一直影响着今天序跋类文字的书写模式。

三、渴望超越：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研究”的目标是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角度入手，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南宋文人的干谒活动与文学创作之间深层复杂的密切关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南宋文人群体的干谒活动为中心，着重分析他们在干谒活动中所经历的种种尴尬狼狈、精神苦闷以及他们超越苦难、消解苦闷的途径和过程，以此来透视干谒活动中南宋文人心态情感、人格精神的演变及其与文学新质生成的内在联系。

在交叉学科研究的视野下，我们研究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整体观照

南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23]我们将南宋文学作为唐宋、宋元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进行整体研究，并以干谒活动为中心，运用谒客人格这一范畴，来探讨南宋文人谒客人格形象的建构与创作实践活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对南宋文学进行整体研究，是不少学者所采取的方法，能收到囿于单一文人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24]南宋文学在唐宋文学和元代文学之间起到了一种整体嬗变和阶段演进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从南宋时期文人群体风格的剧变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一直重视南宋文学群体的研究，^[25]将群体研究的意识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中。在南宋“国是之争”“学术之争”“用人之争”盛行一时的背景下，^[26]历史风雷激荡、扑朔迷离。南宋文人的群体创作活动颇频繁，结党、结社唱和之风尤其盛行。而且，王以宁、李光、李纲、赵鼎、向子諲、张元幹、胡铨、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刘克庄、姜夔、刘辰翁、周密、张炎等南宋重要文人大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南宋中后期，出现了以庐陵为中心的江西词人群和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临安词人群。南宋中后期文化环境的转变和文学风格的形成，是江湖词人与遗民词人群体共同完成的，是南宋文人干谒及其转向隐逸的生活内容外化在文学作品上的必然反映。^[27]这些都引发、促使我们从文人群体入手，对与李光、黄公度、胡铨、赵鼎、张元幹、刘克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辛弃疾、姜夔、刘辰翁、周密、张炎等同时和关系密切的文人群体作一个整体的研究，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文人创作与干谒活动及其转向隐居生活实践的内在联系。

干谒活动，是南宋文人群体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形态，绵延数十年，在漫长的干谒生活中，南宋文人心情压抑、创痛巨深，这些压抑感既来自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高压政策、选官制度、文人党争的压制。从南宋文人的作品中既可窥见当时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文人对人生出处、仕隐进退的深刻思考。干谒活动触及这一文人群体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的深层，直接影响到南宋文学创作的发展轨迹。干谒与此时文坛上的创作有何关系，理应是南宋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想在尽可能占有较广泛的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南宋文人群体与干谒现象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指出南宋文人群体的干谒生活方式与隐居生活实践的互动，决定了创作主体的心态情感和作品主题、价值取向，并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学风貌与文学思想。

干谒活动方式及其转向隐居生活实践，反映出南宋文人经过了不同阶段、丰富复杂生活的演变，通过群体研究可以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文化画面，展示一幅文人群体生命浮沉的图景。“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28]，文学也有同样的价值。不过，文学记载的是人们心灵深处的悸动，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29]，这样的艺术是和一个国家的历史相融的，是和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联系的，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民族情绪和社会环境。所以，文学创作与时代人心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清人吴之振指出：

两间之气运，屡迁而益新；人之心灵意匠，亦日出而不匮……律诗起于贞观、永徽，殆乎景炎、祥兴，盖阅六百余年矣。其间为初、盛，为中、晚，为“西昆”，为元祐，为“江西”，最后而为“江湖”，为“四灵”。作者代生，各极其才而尽其变，于是诗之意境开展而不竭，诗之理趣发泄而无余。盖变而日新，人心与气运所必至之数也。其间或一人而数变，或一代而数变，或变之而上，或变之而下，又视乎世运之盛衰，与人材之高下，而诗亦为之升降于其间，此亦文章自然之运也。^[30]

“人心”“气运”与“文章自然之运”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刘永济也说：

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于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盖风会之成，常因缘此三事，故其变也，亦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31]

所以，我们认为整体研究比孤立、静止的个案研究涵盖面广，较易广泛、深入地揭示南宋文学新质与文人干谒活动及其转向隐居生活实践的关系。

（二）分类研究

南宋文人大多是以参政主体为主要理想和社会角色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还经历了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悲剧性生活体验，有过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经历。参政理想、文学主体、谒客身份三而合一的复合型主体特征，使得他们在社会角色、地位、行为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即谒客是这一文人群体之共性，但文人个体之间由于身世的不完全相同，在干谒活动中的人生态度、创作观念、审美趣味就具有一定的差异。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类型。

这一点，不难理解。如同为隐士，也是有区别的，《论语》里记载的许多逸民，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就可以分为如伯夷、叔齐那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那样“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及虞仲、夷逸那样“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32]等不同的类型。同为诗人，也有超旷与缠绵的殊异，“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33]。南宋文人都处在宋室南渡之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和社会文化活动中，在总体特征上，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审美倾向。但南宋文学风貌毕竟是由一个个文人的具体创作实践形成的，不同的词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我们在南宋文人群体中选取几个既具有鲜明个性特点，又能反映时代主题的代表作家，如李光、赵鼎、胡铨、黄公度、张元幹、朱敦儒、杨万里、陆游、范成大、辛弃疾、吴文英、姜夔、刘辰翁、汪元量、蒋捷、周密、张炎、王沂孙，以他们的创作为主线，进行分类考察。具体分析考察几个具有典型性的南宋文人的心态、情感的变化历程和人格个性的多维侧面，可以从中大致展示出南宋文人群体中主体人格的几种类型。

其一，是以李光、胡铨、黄公度、张元幹、朱敦儒、陆游、辛疾疾为代表的宋南渡及中兴文人，他们是以狂、旷、闲、适为中心的人格类型，其“沉郁以清超出之，飘飘有凌云之意”^[34]的超旷人格精神，是对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精神，尤其在某些方面是对苏东坡人格精神的接受与发展。^[35]苏轼在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方面对宋南渡词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激励了无数迷茫困顿的士大夫，帮助他们重新找回了生存的力量与勇气，继续拓展自己的人生。^[36]

其二，是以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为代表的南宋江湖及遗民词人，他们是人生和艺术统一化的人格类型。他们修雅博识，具备良好的艺术素质，对金石、书画、诗词、音乐和史志无所不工，著述颇丰。在那个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的巨变年代，他们只能自我放逐，隐几著书，潜心于前朝旧史的搜集和编撰，埋头于文化重建和文化追求活动。文学艺术成为他们生命存在、自我超越的一种特殊方式，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一种重要手段，体现了他们在境界上伴香雅士，醉心于文化艺术创作，集学者、雅士、谒客于一身的人格特征。

其三，是以蒋捷为代表的既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也几乎与其他南宋词人没有交往，以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特立独行、孤独沉郁的隐逸人格类型。他的人格与风范，在宋室南渡以来的衮衮诸人中，很难找到第二个与之比拟。他的存在，代表着南宋一位士人的独特风貌。不做乡愿的决绝，是蒋捷的真精神。中国历史上这类士人很有自己的坚持，他们不齿与谄媚逢迎者为伍的风骨令人敬仰。

其四，是以刘辰翁、文天祥为代表的文人，他们曾和宰相江万里交好，以诗文干谒过江万里，并都参加过抗元斗争。尤其是刘辰翁，他在江万里投水殉国、文天祥从容就义后守节不仕，常参与当时文人群体的交游与唱和，并在其中处于文坛领袖的地位，以其富有特色的文学创作及评点活动，赢得了遗民词人群体的高度赞扬，体现了江湖谒客所没有的善于反思历史的人格精神。他的创作是别有一番幽愁暗恨的：他目睹了宋元之际世事巨变中的许多重要人事，尤其是目睹了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同乡好友文天祥如何在国家危难之际奋起勤王，最后又如何从容赴死，看到在那历史的交叉点上一个个慷慨豪迈之士，意气风发、忧国忧民，随后风吹云散去，往昔的一切，成为他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因此，他进行创作的角度耐人寻味，常常追忆往昔，不胜留恋，并通过作品来争是非、张公道、酬良友、吐平生，要把历史问题反思清楚，把话说得深刻，情见乎辞，此之谓也。刘辰翁人奇于文，文奇于诗，诗奇于词，他的词写得并不出色，然而很见性情，《须溪词》中有些作品接近辛词风格，气象阔大，豪气干云，然而更多的是用来应酬干谒的寿词，反映出一种干谒请托之士不落窠臼的人格风范。

其五，是以王沂孙为代表的“超逸处少、沉郁处多”^[37]、内倾沉郁的缠绵人格类型。王沂孙由于入元后出仕了学正一职，始终怀着不能解脱的愧疚和难言的苦衷。后虽辞官，然重重忧虑，不能释怀，形成了富于自省而不善自我解脱、偏执压抑、“往而不返”的谒客人格。

李光、胡铨、黄公度、张元幹、朱敦儒、陆游、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刘过、陈亮、张炎、周密、蒋捷、刘辰翁和王沂孙，代表了宋元文化转型时期文化精神影响下谒客人格类型的大致风貌，他们是当时文化精神的开创者、推动者，感染、影响了当时其他文人的人格精神和人生态度，既对这一精神的形成又对这一精神的发扬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的人格形象展现在宋元文化转型的社会大舞台上，也就更加丰富多样、纷繁多姿。当我们把这些南宋文人的个体人格类型置于宋元文化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时，就能理解广大士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其实是与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氛围息息相关的，每一位文人的人格形象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将这些文人的个体人格形象综合起来则可看出南宋文人群体较为完整全面的人格风貌。

这种研究思路，是我们受钱锺书、钱穆及余英时三位先生的启发而得来的。钱锺书在谈及南宋“四灵”——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和江湖派的关系时有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

杜甫有首《白小》诗，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伙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但是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38]

钱穆在七十高龄时尚撰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皇皇巨著《朱子新学案》，余英时关于钱先生撰写《朱子新学案》有一段亲切感人的记载：

1964年，钱先生辞卸了新亚书院校务，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撰写《朱子新学案》的三年计划，由于新亚方面希望钱先生同时也辞去新亚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他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研究补助。这给哈燕社出了一道难题，因为该社的补助对象一向都是学术机构，不是个人。最后还是杨先生的慷慨陈词使这一破天荒的申请得以顺利通过。

杨先生此举并不是因为他和钱先生有任何特殊的交情。他看准了这项研究的价值，而且相信钱先生必能不负众望，写成一部大著作。所以在钱先生开始撰述之初，他自己也对朱子和宋代思想发生浓厚的兴趣。1965年3月16日，他写信告诉我：“近数周与宾四先生通信，讨论《朱子新学案》，因此翻阅几种南宋人文集，颇有兴趣。宋代思想与制度可作之问题甚多，可惜无暇深入。”后来，《朱子新学案》出版，他读了提纲之后便已赞叹不置。他对我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像这样的提纲，胡适之先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杨先生并不专治思想史，但是他的批评的眼光一向是很锐利的，这种私下闲谈，不带丝毫客套的成分。以他和胡先生的私交之笃，竟坦然作此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9]

钱穆在近七十岁的古稀之年为南宋大儒朱熹撰写了皇皇百万字的巨著。无独有偶，钱先生的得意门生余英时也在七十岁左右的高龄撰写了七十万字的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40]，这是巧合，还是历史必然，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41]从而给近代学界留下了一段佳话，正如胡文辉所说：

余氏对钱穆的继承，不仅在整体格局上，亦在具体观察上：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指禅宗为西方新教式的宗教革命，钱氏《国史大纲·引论》、《再论禅宗与理学》已发之；《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强调清代学术思想（考据学）与宋儒的关联性，亦发扬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余绪。^[42]

所以，我们的分类研究，想学习以上几位先生的治学方法，将对个体文人的探讨和整体研究结合在一起。具体写法上，我们想选择宋元文化转型之际有代表性的朱敦儒、陆游、辛弃疾、姜夔、刘辰翁五位著名的南宋文人作为重点解剖的对象，他们分别代表了四个时期及文坛风气，即“渡江南来与文学转型”“中兴之局与文学高潮”“国运衰颓与文运潜转”“王朝终局与文学余响”^[43]，以他们为视点，兼顾其他与这些文人有交游唱和的词人们，因身份相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似的审美意趣。在论及单个文人时，我们试想从群体人格的演变入手，侧重于个体作家在由个别反映一般时所起的作用，即在谈及单个文人时，带出文人群体或流派，加强对文人群体的研究，使文章在论述中努力做到：既有点的解剖，又有面的显示，从整体上把握南宋文学对社会历史、政治形态、时代文化、世态风情以及文人心态等各个方面所作的反映，从而达到对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讨论的目的。

（三）分段考察

南宋文人群体的创作主张、文学思想，是创作主体思想情感在文学上的反映，为了清晰具体地展现这些文人群体在干谒活动及其转向隐居生活实践中思想情感所经历的演变，我们将南宋文人的人生体验、心路历程分为宋室南渡、南宋中兴和江湖谒客及亡国遗民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分别是宋室南渡之初高压政治导致文人奔竞的干谒活动盛行；中兴时期由于科举入仕中选官一途的艰难，士人请托求荐的干谒活动一时风行；江湖谒客是南宋干谒的高峰，这时的文人大多数是布衣终身，靠寄食于名公巨卿、钟鸣鼎食之家讨生活；南宋亡国初期是流民隶役、动荡漂泊的悲剧性生命体验时期，在一切都经历着扭曲与动荡不安的大时代里，曾经在温柔梦富贵乡里生活着的文人一下子被卷进了难民的洪流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无法想象的苦难，人人都在焦虑苦闷中挣扎求生。有些南宋文人遁入山林，过着闭门著述、聚众授徒、求禅问道、结社酬唱的隐居生活。可乱世中哪里有供人隐居的“世外桃源”？隐居生活中的士人也不过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条小船，身处劲风巨浪里随时可能覆没，时刻面临着新朝征召而改变初衷，不得已出任新朝官职。人要吃饭，就不能不有所活动。此时的文人经常受到新朝的征召，或是为了生活主动向新朝新贵干谒求仕，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比在仕途奔走请托的文士们轻，前者体现了南宋文人物质生活之困厄，后者则表现出了传统士大夫为了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得已而干谒权贵的屈辱。

刘克庄在《中兴绝句续选·序》中道：

南渡诗尤盛于东都。炎绍初则王履道、陈去非、汪彦章、吕居仁、韩子苍、徐师川、曾吉甫、刘彦冲、朱新仲、希真，乾淳间则范至能、陆放翁、杨廷秀、萧东夫、张安国一二十公，皆大家数。内放翁自有万诗，稍后如项平父、李秀章诸贤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灵，占毕于灯窗，鸣号于江湖，约而在下，以诗名世者不可殚纪，如之何限以二百篇也？^[44]

从宏观的角度将宋室南渡以来的主要诗人按照时段罗列了一番。

我们的分段研究，主要分析文人命运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生命的方向，命运的变化如何作用于其文学创作。这样的研究是为了清晰地显现南宋文人群体经历的从修齐治平的志士、承平公子的雅士到流民隶役的谒客再到山林隐士的过程。这种转变在一些重要的南宋文人身上都有明显反映。分段研究，不仅适用于分析群体，也可以用来分析文人个体的转变过程。试举例如下，以证吾说。

宋室后裔赵以夫为嘉定十年（1217）进士，知监利县。端平初，知漳州、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两浙转运判官，皆有治绩。嘉熙元年（1237），以直焕章阁、枢密院副都承旨兼国史院编修官。嘉熙二年（1238），除沿海制置副使兼知庆元府。嘉熙四年（1240），复除枢密都承旨。就是这样一位仕途亨通的皇室之后，在五十三岁时，也遍经人间畏途，历尽宦海风波，认识到官场波诡云谲、险象环生、如环无端，不如到大自然的春风皓月中去过闲逸自在的生活：

客问吾年，吾将老矣，今五十三。似北海先生，过之又过，善财童子，参到无参。官路太行，世情沧海，何止嵇康七不堪。归来也，是休官令尹，有发瞿昙。千岩秀色如蓝。新著个楼儿恰对南。看浮云自在，百般态度，长江无际，一碧虚涵。荔子江珧，莼羹鲈鲙，一曲春风酒半酣。凭阑处，正空流皓月，光满寒潭。（《沁园春·自鄞归赋》）^[45]

又如，舒岳祥在《赠玉田序》中所描述的：“宋南渡勋王之裔子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饮，北游燕蓟，上公车，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莼丝，慨然襥被而归。不入古杭，扁舟浙水东西，为漫浪游，散囊中千金装，吴江楚岸，枫丹苇白，一奚童负锦囊自随。”^[46]从张炎为承平公子，到亡国初流离漂泊的北行干谒活动，再到南归隐居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真实地记录了南宋文人这一群体由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导致所经历的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审美情趣的转变。

此外，戴表元《周公谨弁阳诗序》从微观的角度具体细致地分析了宋末大家周密的一生经历及其创作风格的转变：“公谨少年诗流丽钟情，春融雪荡，翘然称其材大夫也；壮年典实明赡，睹之如陈周庭鲁庙遗器，蔚蔚然称其博雅多识君子也；晚年展转荆棘霜露之间，感慨激发，抑郁悲壮，每一篇出，令人百忧生焉，又乌乌然称其为累臣羁客也。”^[47]虽是在述说南宋文人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一转变与南宋文人的生存环境、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转变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一转变过程，在南宋文人的词作中也有很多生动、鲜明的表现，最典型的莫过于蒋捷的《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48]

词人不同时期的人格形象很自然地熔铸在词中了。所以，我们分段考察南宋文人的人生经历，能够层层深入地揭示他们在不同时空环境中所遭受到的种种人生艰难和内心痛苦以及他们心态情感的变化。整部南宋文学史，就是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文学史，在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形态和文学性质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重要的历史地位，体现了一批批文人群体在种种高压政治、科举选官、名流印可的现实环境中干谒奔竞、请托求荐、寄人篱下的谒客人格精神的形成过程，也体现了他们在幽静山林的隐居生活中逐渐淡化干谒生活之滞涩的人生失意感，超脱人生苦闷的过程，从中可以感受到南宋文人很有特色的干谒手段、奔竞活动及创作风貌。

（四）比较分析

南宋文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郑玉谈到南宋文人时特别强调他们各自的风格特征：

南渡后，典雅如叶水心，豪迈如陈同甫，丰赡如洪平斋，翘杰如江古心，浩瀚如刘漫塘，跌宕如谢叠山，尖丽如方秋崖，此文士之尤也；诗人则有杨诚斋之奇特，陆放翁之雄大，范石湖之整齐，尤遂初之和平。任文章之责者非无其人，而亡国之音作矣。^[49]

这些南宋的文坛名家大多有过从干谒奔竞活动走向隐居生活实践的经历，大多数散布在南方的福建、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南渡后诗一变，尤、萧、杨、范、陆时名相埒。……朱子不当以诗人论，其冲澹之致，高迥之笔，有韦、柳之风。姜尧章不离江西派，绝句颇有晚唐气味”^[50]。绍兴二十四年甲戌（1154）孙觌为胡直孺文集作序，备述宋代江西人物之盛：

宋兴，文章犹袭五代之弊，自欧阳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德于斯文将坠之余，天下靡然从之，一洗老生常谈、腐儒俗学之陋。居亡几，临川王文公、南丰曾公继出公后，怀宝含章，待倡而发，如云从龙，如水赴海，如大吕之应黄钟，气焰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弥文，郁郁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当是时，江右之学诗者皆自黄氏。至靖康、建炎间，鲁直之甥徐师川、二洪（驹父、玉父），皆以诗人进居从官大臣之列，一时学士大夫向慕，作为《江西宗派》，如佛氏传心，推次甲乙，绘而为图，凡挂一名其中，有荣辉焉。故尚书豫章胡公讳直孺，字少汲，少工于诗，语出惊人，鲁直一见，击节叹赏，指示佳处，述数十语表而出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学不专为诗，他文皆称是。笔力雄赡，操纸立就，所为赋颂、表启、记序、铭赞之属，盖数万言，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不见刀尺。绍兴初，以刑部尚书侍讲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论古人成败之迹，陈当今世务之要，议论卓然，中上意。一日，上以所御白团扇书“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赐，示将大用，而公一夕得疾，遂不起。悲夫！公没后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处州枞，集公诗文为一十四卷，以书抵老友孙氏某曰：“先君与公同朝为侍从，且厚善，愿有述也。”余尝论三巨公相继出江右，为世大宗师，其外有二刘、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泽、曾南丰之弟子开，与邓圣求、李泰伯，皆以鸿儒硕德相望，三四州不过数百里之间，今胡公又出，而与诸作者为并，江西人物于是为盛。^[51]

南宋名流巨卿周必大所撰《题印山罗氏一经集后》一文则以小见大，从介绍印山罗氏出发，阐述了江西文风一脉相承的现实意义：

六籍火于秦，《易》由卜筮，传者不绝，《诗》讽诵人口，非专竹帛，故二经独赖以全。本朝大儒欧阳公犹致疑于《系辞》，则其专心致志者《诗》而已，盖尝因毛、郑《笺》、《传》为之图谱。议者谓公平生温柔忠厚，兹有助焉。今江西通经之士固多，而《诗》学尤盛于庐陵，印山罗氏又其渊薮。三岁举于乡，殆无虚榜。六十年间，父子兄弟登科第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夫经明必行修，岂徒解颐拾青紫而已。他日采诗之官出观风俗，考得失，使温柔忠厚之教不在他邦，非大幸与？予虽老，尚及见之。^[52]

宋代江西人物之盛，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是宋代江西士子干谒奔走、请托名流印可延誉的必然结果。到了南宋中后期江西人物尤其繁盛，整个文坛可以说是以江西文人群与浙江临安文人群为主体的。由于创作主体地域、身世环境的不同，两大词人群体的审美追求、文学思想也有区别。

这主要体现在：南宋文学在风格上呈现出雅化与俗化两大发展趋势。

以词体文学为例，江西词人群具有俗化的趋势，这种俗化，不同于唐五代北宋词的艳俗、媚俗，而体现在江西文人词中的内容浅俗、通俗、俚语，语言朴素、自然等方面。江西文人群大多以庶族入仕，他们在仕途上干谒请托，狭路奔波，左冲右突，进入仕途后较易入乡随俗，深细入微地体验世俗民情、世俗观念与世俗生活，我们从岳珂《桯史》中的一段记载大略可以窥见江西士风之一斑：

江西，诗派所在，士多渐其余波，然资豪健和易不常，诗亦随以异。庐陵在淳熙间，先后有二士，其一曰刘改之，余及识之，尝书之矣。旧岁在里中，与张漕仲隆（栋）之子似仲游，因言刘叔似诗句。叔似名似，才豪甚，其诗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间，余兄周伯持浙东庾节，待次，一日过仲隆，同登其家后圃快目楼。有诗楣间曰……周伯读而壮之，问知其似。居月余，似来谒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诗人在此，亟践胜约。”^[53]

江西文士们如刘改之、刘叔似辈的经历性格、审美追求、情感心态与世俗生活的审美要求是相一致的。

江西文人词的创作犹如杨万里的通俗白话诗，语言具有散文化、口语化、形象化、好用寻常语的特征。摹写物态穷形尽象，在表达意思上平易通俗、浅显易懂，具有白话文学的气象和情调。杨万里就是靠干谒奔走当时名流张浚之门而步入仕途的，从此好风凭借力，青云直上，自己也成为南宋的名公巨卿，为他人荐举援引不遗余力。^[54]我们从周必大所撰《跋刘炳先家五贤帖》中亦可见名流印可对乡邦文化的影响：

刘君光祖、昭祖兄弟，自庐陵徙家长沙，两邦贤士如林，王泸溪、胡忠简公、刘子驹、张敬夫、杨廷秀，又两邦之乔木，皆推其孝友，或赋诗，或作记，或通问，谆谆称道。予来假守，人无间言，甚可嘉也。出示前五贤真笔，敬题其后。^[55]

南宋其他江西显宦名流如马廷鸾、江万里、文天祥、刘辰翁门下也济济多士，聚合了大批干谒奔竞之士。我们试以刘辰翁的见闻为例：

往时父兄子弟拄杖入市，东家即西里，酣嬉傲睨，行者避路。常少年厌乡井，志游侠，拂衣草履出门，左湖右湘，诸公贵人，咸飞觞共赋，纵观远赏，犹有郁郁不自得。高者谈边，下者觅举，已得举复不乐，视庸夫高等，同官争宠，科举外复大有事。或从是远引，闭门息迹，而诸贤论荐，当路踵馈，直疑殷生不起，名山绝境，俗驾交横。或间王事，携妓女。世未尝一日无客，客未尝一日不游，然飞扬跋扈者，常有不见知己，辞君北上之意，由今言之，竟何如也？^[56]

此段所述是刘辰翁在故乡江西庐陵的所见所闻，其中谒客奔走、请托援引之风骇人听闻，故当时人有“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57]之叹！胡适曾说：

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朝双重进化的路子演变的：一边是上层的文学，代表文人贵族的文学，是死了的文学；一边是下层的文学，代表平民老百姓的文学，是活的文学。^[58]

江西文人词或许就符合胡适所定义的“活的文学”标准。自南渡以来，在词的语言形式日益典雅、工丽、繁富的情况下，江西文人词中出现了与白话文学形式近似的词人作品，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江西文人对宋词发展反思的结果，预示着一种旧的文体趋向僵化，而一种新的文体样式正在孕育形成。江西词人群的创作没能成为宋元之际词坛创作的主流，但词作浅显、通俗的艺术风格与隐逸出世、悠游山林的题材内容却对元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宋元文化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

代表当时词坛创作风气的是浙江临安词人群，他们大多是士族出身，宋亡前有着较为显赫的门第和优越的经济地位，宋亡隐居后，在富贵生活中养成的高雅习气，使他们不太能如江西词人群那样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临安词人群体的成员大多无意于修齐治平的立德、立功，更不能轻易地融入世俗社会中去，他们有较多的闲情逸致，沉醉于自然湖山，商讨音律、讲论词法，沉浸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式的生活中，成为宋元之际雅词的主要创作者和维护者。他们作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技巧的讨论，在结社唱和中，就“句法”“字面”“用字”等方面反复地进行研讨和论述。他们造诣最深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大多精通词律，故论词强调协音合律，因此他们的词作音节圆润，声调和谐。其失也在于过分偏重形式技巧，一味侧重声律字句，导致“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着功夫，不肯换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辉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59]。他们还提倡雅正，极尽风雅。咏物遗貌取神，重意趣，主张命意要新，造意忌平，不黏不滞，章法空灵疏宕，有雅正之音。语言精练雅致，轻灵淳雅。

胡适曾评论道：

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的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艺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巧，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和一套烂调子！^[60]

这段话用来评价南宋临安词人群的创作亦大体得当。他们在创作上推崇姜夔，姜夔是南宋中后期的江湖文人，虽是江西人，却因干谒寄食于名公巨卿张镃之门而成为临安词人仰慕效仿的楷模。张镃是宋末元初临安遗民词人张炎的曾祖父，他们写词都注重下字运思，力求雅正，追求自我清高的人格，提倡清空，抒写骚雅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追求，是“词匠之词”的典型，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壎在《词人吴用章传》中道：

词盛行于时，不惟伶工歌妓以为首唱，士大夫风流文雅者酒酣兴发辄歌之。由是由姜尧章之《暗香》、《疏影》，李汉老之《汉宫春》，刘行简之《夜行船》并喧竞丽者殆百十年。^[61]

我们的比较研究，不强分江西、临安文人群雅俗的高下之别，但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域、不同身世经历的江西、杭越词人的审美趣味、审美追求在其干谒奔竞活动及转向隐居生活实践中显现出来的不同风貌。

（五）诗（词）史互证

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是研究唐诗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南宋干谒与文学。

诗史互证，是通过文人的作品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事实、社会环境与文人创作的关系。历史事实总会或隐或显地体现在文人的文学创作中，^[62]天才的作家能从文学作品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并通过反思和创作，将其表现出来。如马廷鸾在读了汪元量诗集后感慨万端：“展卷读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读至丙子作，潸然泪下。又读至《醉歌》十首，抚席恸哭，不知所云。……因题其集曰‘诗史’。”^[63]刘辰翁在《金缕曲·寿朱氏老人七十三岁》词中云：“暮年诗，句句皆成史。”^[64]在《湖山类稿序》中，刘辰翁又道：

及过河所历皇王帝伯之故都遗迹，凡可喜、可诧、可惊、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于诗。解其囊，南吟北啸，如赋史传，亦自有可喜。^[65]

在刘辰翁看来，诗词歌赋皆可作为史传来读，因为这些乱世时代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子漂泊流离的生活情景和悲愤苦痛的心灵悸动。

李珏将以诗存史的现象说得更加明白：

往时读《泣血录》，为之泪下；因叹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钜公书于野史，后人见而悲之，未必不若余今日之读《泣血录》也。一日，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岂《泣血录》所可并也？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抑郁，不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66]

南宋文人在作诗词时有意识地以诗词存史的倾向是十分突出的，其中最有名的论述莫过于文天祥了，他说：“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予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67]

王之望的作品与此类似，据四库馆臣道：

之望当秦桧柄国时，落落不合，人咸称其有守。其历官亦颇著政绩。……至其诗文疏畅明达，犹有北宋遗矩；诸札之亦多足以考见时事，与正史相参，未可遽废。^[68]

又如南宋诗人苏泂的作品对南宋社会生活就多有描绘，《泠然斋诗集》卷八中说：“橘隐仙人是乃翁，几年涵养在其中。商颜不出浑无事，安得开禧第一功。”^[69]记述了开禧初年北伐之事，卷八《次友人韵》：“早晚朝廷议恢复，请看裴度在军中。”^[70]卷六《金陵杂兴二百首》其一百九十一载：“放散边头武定军，卖刀买犊作农人。”其二十二载：“铁钱转手变铜钱，父老相传喜欲颠。”其一百一十三载：“笑谈容易发仓囷，全活生灵百万人。”其八十五载：“淮南巨贼邃如许，昨日传闻尽杀之。”都与当时的时事有一定的联系，从中可以看到南宋的某些史迹，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的思考，这与诗人长期干谒奔走、入幕游宦有关。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泠然斋集提要》评价其人其作时道：

泂字召叟，山阴人，右仆射颂之四世孙。《宋史·颂传》不详列其后裔，故泂始末无可考。……今从《永乐大典》所载，采辑排比，共得诗八百五十余篇，厘为八卷。即诗中所自纪参互考之，知泂少时即从其祖游宦入蜀，长而落拓走四方，曾再入建康幕府。其《书怀》诗有云：“昨蒙宗公置牙齿，事下丞相当审核。驽才不堪驾十乘，爝火或可继残夕。”则尝以荐得官，而终偃蹇不遇以老。生平所与往来唱和者，如辛弃疾、刘过、王楠、潘柽、赵师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时知名士。集中又有《送陆游赴修史之命》，诗云：……是泂本从学于游，诗法流传，渊源有自。故其所作皆能镵刻淬炼、自出清新，在江湖诗派之中，可谓卓然特出。其《金陵杂咏》多至二百首，尤为出奇无穷。周文璞为作跋，以刘禹锡、杜牧、王安石比之。虽称许不免过情，要其才力富赡，实亦一时之秀也。^[71]

我们从“始末无可考”的苏泂“以荐得官”“周文璞为作跋”等字眼中可以感受到江湖诗人干谒奔走、请托求荐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广泛交游、结友酬唱的潜在目的。名流印可、名流荐举，是促使文人干谒奔走的两大动因，而他们的干谒行为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也在诗中所自纪与当时的野史传奇、正史笔记的互考中得以呈现出来。故我们从“周文璞为作跋”的印可延誉之语中，可以看到作者以唐代咏史名家刘禹锡、杜牧及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以咏史诗词著称于世的王安石比之，就是看到了苏泂在以诗存史、以诗论史、以诗讽今方面与他们有相似之处。

又如，陆游在诗中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多有描述，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谈到陆游时说：

务观闲适，写村林茅舍、农田耕渔、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记寒暑，读其诗如读其年谱也。然中间勃勃有生气。中原未定，梦寐思建功业。^[72]

与陆游同时的范成大也一样，被称为宋代“做记妙手”^[73]。他们都有一些经典笔记、地志作品传世，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家世旧闻》，是闻名遐迩的笔记精品，范成大的名作《吴郡志》五十卷“分三十九门，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74]，他们具有史识、史才，这些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有时自然而然地就反映出来了。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宋时期的某些史迹和文人的生活方式。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能够娴熟地运用以词证史、以史证词、词史互证的方法来研究南宋后期著名的江湖文人即终身靠游谒寄食为生的吴文英，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们征引夏承焘一段较为完整的文字：

宋词以梦窗为最难治。其才秀人微，行事不彰，一也。隐辞幽思，陈喻多歧，二也。强村老人一代宗工，予尝叩其吴词小笺，退然不以自慊，即甘苦可知矣。香山杨铁夫先生，从强村治吴词者，老而弥勤，笺释之作，屡刊屡改。兹予获读其第三稿，钩稽愈广，用思益密，往往于辞义之外，得其悬解。如据曹可择《松山》词及翁处静《游胡园书感》词，以证解语花饯处静乃慰处静悼亡，定江南春赋药翁杜衡山庄为兄弟偕隐，其“芳铭棠笏”之句，乃兼用贾敦颐、敦实棠棣碑故实，不但如郑大鹤据《唐书·魏莫传》所云而已。又若引《绍兴志·四明图经》禹庙梅梁事，方知《齐天乐》“翠萍空梁”之语为非虚设。引《名山记》魏野诗，方知《浣溪沙·迓履翁》为吴潜下访之作。凡此皆互证旁通，使原词精蕴，挹之愈出，较强村之笺，为尤进矣。《四库提要》论陈后山诗，谓若非任渊一一详其本事，今据文读之，有茫然不知为何语者。然渊生南北宋间，元祐余绪，犹未尽坠，较之铁夫生七百年后，而能为梦窗之身后子云，其难易犹有间也。或者以为梦窗无题咏物之什，不尽为故姬作，疑铁夫不无好奇。予以为古今注义山《锦瑟》诗者不一，而究以悼亡之解为近正，况梦窗之放琴客，实有其事，铁夫之笺，又皆持之有故乎？前人论词有云：“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此虽妙谛，固不烦举为铁夫解嘲矣。^[75]

夏承焘是研究吴文英的专家，他如此看重好友杨铁夫的《吴梦窗词笺释》，主要在于杨先生的“互证旁通，使原词精蕴，挹之愈出”的词史互证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以至于感叹“较强村之笺，为尤进矣”。我们知道，朱强村是夏承焘和杨铁夫的老师辈，也是词学界的前辈，可夏先生却说杨笺超过了老师，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运用这种“互证旁通”的方法，使其在研究吴文英的生平事迹、思想感情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取得了吴文英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

我们在研究南宋干谒风气与文学创作时，也想沿着这种“互证旁通”的思路，把南宋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如，宋亡初年张炎在干谒好友周密的《一萼红·弁阳翁新居，堂名志雅，词名苹洲渔笛谱》词中是这样描述其生活的：“分得烟霞数亩，乍扫苔寻径，拨叶通池。放鹤幽情，吟莺欢事，老去却愿春迟。爱吾庐、琴书自乐，好襟怀、初不要人知。长日一帘芳草，一卷新诗。”^[76]周密是宋元之际词坛的领袖，张炎作为落难王孙要想在词坛上进入遗民词人群体的圈子，就必然要采取行动，这首词是他为了讨好周密而作的，由于他熟知周密的人格个性和人生态度，所以这首为了讨好对方而作的词深得干谒之道。词中周密玩赏琴书、放鹤幽情的隐逸生活在其野史笔记中就得到了印证。《癸辛杂识·自序》中，周密描写自己的生活：“野人畸士，放言善谑，醉谈笑语，靡所不有。”^[77]周密的这种隐逸高蹈，是对文人干谒奔竞活动反思后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他们的隐逸生活实践与词体创作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南宋文人的干谒与隐逸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思想在不同情况下的必然表现形式。

以前很少有人留意南宋文人一生中的干谒活动及其转向隐居的生活方式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宋史、元史中的文人传记对他们的干谒活动及生活方式也较少记载，而这些在文人词与野史笔记的互证中却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周密在《甘州·题疏寮园》中写出了自己远离干谒请托活动后生活环境的清新可喜及生活方式的悠然自得：

信山阴、道上景多奇，仙翁幻吟壶。爱一丘一壑，一花一草，窈窕扶疏。染就春云五色，更种玉千株。咳唾骚香在，四壁骊珠。曲折冷红幽翠，涉流花涧净，步月堂虚。羡风流鱼鸟，来往贺家湖。认秦鬟、越妆窥镜，倚斜阳、人在会稽图。图多赏，池香洗砚，山秀藏书。

疏寮园即高似孙园，据《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条：“四明高氏似孙，号疏寮，……道出金陵，投留守吴公琚。”^[78]可见，疏寮园原来是高似孙投奔干谒留守吴公琚所得的花园，高似孙本来是干谒奔走之徒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词人却没有一味赞赏高似孙的功绩，而是表现自己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的人生意趣。词中的一丘一壑、一花一草，构成了平淡悠远的自然韵致，是南宋文人从干谒奔竞活动中解脱出来后宁静适意心态的外化。词的字里行间，流溢着词人对隐居生活的热爱和沉入其中的喜悦，它们既属山林隐逸之作，又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对于我们认识、了解南宋文人生活的地域文化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宋文人主要生活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这些南方地区的柔山秀水，是自足的审美世界，也是理想的隐逸环境，水光山色无限，民俗风情不一，景物名胜甚多，大都是绿木丛林、峰峦叠嶂、溪水潺潺、鸟鸣莺啼之地，处处洋溢着自然清景和生命活力。南宋文人游览之余，每每触目兴怀，周密在《乳燕飞·序》词中说：“辛未首夏，以书舫载客游苏湾。徙倚危亭，极登览之趣。所谓浮玉山、碧浪湖者，皆横陈于前，特吾几席中一物耳。遥望具区，渺如烟云；洞庭、缥缈诸峰，矗矗献状，盖王右丞、李将军著色画也。松风怒号，暝色四起，使人浩然忘归。慨然怀古，高歌举白，不知身世为何如也。溪山不老，临赏无穷，后之视今，当有契余言者。”^[79]苏湾，据周密《癸辛杂识·吴兴园圃》载：“赵氏苏湾园，菊坡所创，去南关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胜。山椒有雄跨亭，尽见太湖诸山。”^[80]《乌程县志》载：“苏湾在县南岘山寺前，碧浪湖之西。其堤为苏轼治郡时所筑，故名。”^[81]这些地方，是南宋文人在干谒奔竞生活中体味人生种种忧患苦闷之后的灵魂避难所，而地域不同，文人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这些文人生活的具体环境，正史很少有记载。这需要我们搜罗野史笔记、方志等方面的材料加以考察，再结合南宋文人自己的有关作品予以印证说明。

（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方式，是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82]这是孟子的名言，也是我们进行研究时的重要指导思想。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上辛给事书》中谈到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时说：

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83]

刘毓崧在《重刊吴梦窗词稿序》中亦从人品与词品的角度对吴文英其人其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阐述：

惟是梦窗之词品，诸书言之甚详，而梦窗之人品，诸书言之甚略；故声律之渊源可溯，而行事之本末罕知。……梦窗曳裙王门，而老于韦布，足见襟怀恬淡，不肯借藩邸以攀援，其品概之高，固已超乎流俗。若夫与贾似道往还酬答之作，皆在似道未握重权之前，至似道声势熏灼之时，则并无一阕投赠。……似道晚节误国之罪固不容诛，而早年任事之才实有可取。观于元世祖攻鄂之时，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就，世祖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其后廉希宪对世祖亦尝称述此言，是似道在彼时固曾见重于敌国君相，故周草窗虽深恶似道之擅权，而于前此措置合宜者，未尝不加节取。王鲁斋为讲学名儒，生平不肯依附似道，而其致书似道亦尝称其援鄂之功。则梦窗于似道未肆骄横之时，赠以数词，固不足以为累。况淳祐十年，岁在庚戌，下距景定庚申，已及十年。此十年之中，似道之权势日隆，而梦窗未尝续有投赠。……否则似道当国之日，每岁生辰，四方献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誊考，以第甲乙。就中曾膺首选者，如陈帷善、廖莹中等人，其词备载于《齐东野语》。梦窗词笔超越诸人，假令彼时果肯作词，非第一人无以位置，势必众口喧传，一时纸贵，焉有不在草窗所录之内者乎？纵使草窗欲为故人曲讳，又岂能以一人之手掩天下之目，而禁使弗传乎？然而梦窗始与似道曾相赠答，继则恶其骄盈而渐相疏远，较之薛西原始与严嵩相酬唱，继则嫉其邪佞而不相往来，先后洵属同揆。西原之集，为生前自定，故和嵩之作，一字不存。梦窗之稿为后人所编，故赠似道之词，四阕俱在。然删存虽异，而志趣无殊。梦窗之视西原，初无轩轾，则存此四阕，岂但不足为梦窗人品之玷，且适足以见梦窗人品之高，此知人论世者所当识也。故详为推阐，以见词品之洁，实由人品之纯。观察尚友古人，为之刊布，不特其词借以传播，即其人亦借以表章，此实扶轮大雅之盛意也夫。^[84]

吴文英生平事迹尤其是他干谒奔走于权臣贾似道之门的始末问题值得商榷，^[85]但这种知人论世、“观察尚友古人”的研究方法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只有充分发挥这种研究方法的功能，才能真正做到对南宋时人的“了解之同情”。

孟子还有一句名言：“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86]赵岐对这段话的注释最能体现孟子之意：“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87]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在于能把人人心中所有而又无法言说的感情、哲思表达出来，能够“拨动诗人心弦的缪斯”^[88]，揭示“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89]，这样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社会的进化和个人价值的提高，“代表了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90]。清代著名诗歌批评家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价《古诗十九首》时道：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91]

这种批评方式，与现代心理学理论暗合。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即指出：

愈是与我们过去的经验和谐一致，就愈能吸引我们的注意，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并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同情。如果它离人的经验太遥远，人们对它就会不理解，因而也就不能欣赏。^[92]

朱先生的话很有道理，那些优秀的作品总是能感动读者，和读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93]这是立足于“古今人情一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精辟见解，是深得古人创作甘苦的批评理论，故在中国文学批评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现代人读古人诗时亦有此种感情，非刘勰读诗时所独有，乃是读诗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灵“共鸣”的现象，是“古今人情一也”的自然表现，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心灵史，故“以意逆志”，也是让我们通过研究南宋文人作品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心态、社会风尚与文学风貌。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就特别注意古人作品的“心史”价值，他在1953年9月《广州赠别蒋秉南》诗中道：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94]

在1964年所作的《论再生缘校补后序》中也道：

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95]

陈先生这里谈及的“所南心史”即南宋遗民郑思肖所著的《心史》一书，此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在苏州承天寺井中被发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心史》特征作出了精辟辨证。^[96]明遗民林古度在《心史》序中道：

天下有奇人，始有奇事。宋德祐间，吾闽连江郑所南先生隐于吴门，愤宋亡国，恨己无名位，不能灭胡，每有忿懑辄见诸诗文。……不婚不宦，年已垂老，虑身没而心不见知于后世，取其诗文，名曰：心史。^[97]

故我们可以透过古人的作品知道“人已经想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希望通过研究，让历史人物不致“身没而心不见知于后世”。

又如，陈廷焯评蒋捷的词为“阅历语”^[98]，就是从南宋文人东奔西走、干谒请托的文学创作中看出了他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如：

秋本无愁，奈客里、秋偏岑寂。身老大、忺敲秦缶，懒移陶甓。万误曾因疏处起，一闲且向贫中觅。笑新来、多事是征鸿，声嘹呖。双户掩，孤灯剔。书束架，琴悬壁。笑人间无此，小窗幽阒。浪远微听葭叶响，雨残细数梧梢滴。正依稀、梦到故人家，谁横笛。（蒋捷《满江红》）

从中可见，词人命运的恶化及由此导致的心灵搏动，在词中都有深切的表现。

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础来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已经被古代文学研究的有识之士提出并加以阐述。程千帆说：

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99]

诗词兴发感动作用，是叶嘉莹在著作中反复强调的，试举一例：

我在《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一篇“随笔”中，已曾提出说：“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而言，则作者之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实在是最富于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文学作品，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100]

罗宗强在《宋代文学思想史·序》中亦特别强调“以意逆志”、以自己之意去了解、探索、发现、把握古人之志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说：

我以为，影响文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思潮和士人心态的变化，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往往左右着人们（特别是士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文学思想演变最重要的还是古人心态的变化，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最终还是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来实现。文学毕竟是人学，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心态的变化在文学思想演变中实具关键之意义。^[101]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研究方法也与我们一些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不谋而合。钱理群即指出：

在我们看来，文学史的核心是参与文学创造和文学活动的“人”，而且是人的“个体生命”。因此，“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文学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所谓“个人生命体温”是指在文学场域里人的思想情感、生命感受与体验，具有个体生命的特殊性、偶然性甚至神秘性，而且是体现在许多具体可触可感的细节中的。而所谓文学场域，也是生命场域，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编辑、出版者、批评家……之间生命的互动，正是这些参与者个体生命的互动，构成了文学生命以至时代生命的流动。这里强调的几个要素——生命场域、细节、个体性，都是文学性的根本；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文学史，写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活生生的文学故事，而与当下盛行的知识化与技术化、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区别开来。^[102]

李怡则从自己研究鲁迅的具体实践中体验到：

鲁迅这位因家道中落而深味了“世人真面目”的青年则主要关心一位普通中国人的基本的生存处境与生存原则。……如果说前述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层面上开掘自己的“体验”，那么鲁迅则是将他们那宏阔抽象的“国家”潜沉到了具体的人、具体的自我，用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的话来说就是“入于自识”，即返回到人的自我意识。^[103]

这些话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境界，是我们“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我们的南宋干谒与文学研究也试图结合现实的人生体验，以词证词，以心证心，以意逆志，将文学、史学和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交互为用，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对南宋文人在干谒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加以心理的分析、解释，窥其隐微，以自己的心灵体验来探讨南宋文人在干谒活动中的种种精神苦闷和超越苦闷的心理机制及具体途径。

干谒行为中往往寄托着游士谒客对于人生、社会等的理想与主张。从干谒出发，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文学的创作与流通，也要注意文学创作的环境与接受层次，探索南宋文人的文学创作与干谒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文学现象，关注南宋士人在干谒活动中的命运和精神面貌，揭示干谒活动背后所蕴含的士人性格、交游唱和、文化活动、政治事件的深层内因，以历史的眼光、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南宋士人干谒活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南宋士人的干谒活动与人际关系、高压政治、科举制度、名流印可、名流荐举、行卷之风甚至与抗敌救国的关系，干谒活动与士人入幕、奢侈之风、商品经济的关联，干谒活动与文学创作语言、文体、题材、流派、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等，都是我们研究的任务。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来研究南宋干谒与文学，对南宋文人干谒活动背景的描述和心理变化的分析，是为了进一步探讨他们的创作主张、文学思想与他们的灵魂悸动、生命体验的关系，把握当时南宋文人的内在思想感情、心理变化的真实情景。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理解南宋文人干谒之风盛行导致当时文学创作主题、风格、文学思想的内在生成机制。

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角度切入，探求南宋士人文学创作的特定生活环境、特殊人格个性、曲折离奇的人生命运及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去研究那些文人创作的引起我们感动和共鸣的作品，并从我们自身的人生经历、心理体验出发，去发掘古人和自己心灵深处的悸动，关注南宋文人尤其是关注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士人如李光、赵鼎、胡铨、黄公度、陆放翁、辛弃疾、杨万里、刘克庄、范成大、朱敦儒、陈亮、刘过、戴复古、叶适、吴文英等人的干谒活动与情感体验、心理因素的变化，目的是更好地领悟南宋文学作品所包容的深刻丰富的人生意蕴和文化内涵。此外，文体发展有其自身兴衰起落的过程，愈发展到后期，可供模仿的前贤就愈多，而文人模仿乃至超越前辈的欲望就愈强烈。于是，南宋文人从前存范式中各取所需、博采众长并予以嫁接融合、变化创新，以至形成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从而使得宋元文化转型之际，各种审美情趣、风格追求得以汇集，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应忽视、不能或缺的灿烂景观。

基于此，我们结合文人的作品，借助传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理论，深入剖析南宋文人在干谒活动中各类复杂的心态情感及其发展变化。努力做到“以叙述为主，特别注重典型细节的描述；同时又要有文学史的眼光与判断，有一定的深度，即将叙述与思辨结合起来、史料与史识结合起来，熔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有情，有理，有味，这样就可以摆脱严肃、死板，让人望而生畏的‘文学史面孔’，至少具有可读性，让读者有亲切感”^[104]。

以上六个方面，是我们在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