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莱维的读者都知道，《被淹没与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一书的第一章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读者的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在“靠不住的”这个形容词上面，这句话精辟地勾勒出一位作家敏锐的思维和真诚的品格，他从一开始就揭示任何一个证据都有其局限性，包括他自己的证词在内。我们在把搜集到的文件资料编撰成书时，却想赋予“奇妙的”和“靠不住的”这两个形容词一种非同寻常的分量；那么，就应当说说以何种方式了。

《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是以《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开始的，它是遵照那个前战俘营的苏联指挥部的请求，由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和化学博士普里莫·莱维，于1945年春天在卡托维兹拟写的；次年，此文本用意大利语以较长的篇幅发表在都灵的《医药智慧女神》医学杂志上。随着这篇早先的证据的发表，我们接着按时间顺序，搜集了从1945年至1986年跨度为41年的一组来源不同的资料：其中有登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有向公众发表的讲话，有纳粹战犯临时审判时所做的证词（这里，重又听到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与其朋友普里莫·莱维同时发声），以及从在集中营幸存者中享有威望的莱维那里获得的一些官方文本。大部分文本都是由普里莫·莱维亲自撰写，他还关注文本的出版发行。然而，关于他给审判纳粹战犯所做的证词，我们掌握的不少抄写本却是由别人誊写的，未经他本人审核。最后，还有些文本（这从书后的《文本的信息》部分可以看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况，产生了两种后果：（1）随着岁月的流逝，莱维的声音总是能被认可，同时，他叙述的故事的时间背景更具体化，所发生的事件更具一致性、更坚实可靠，而且其所做的叙述总是带有新的视角；（2）一系列极小的差异——可能涉及姓名、数字、日期、地点等的拼写上的误差，以及事实上的出入、记忆的差错——在本书的这些文本中零星地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多半是出现在那些经由他人口述，抑或是经中间人之手获得的文本中，尽管中间转手者曾予以悉心处理。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校正一般性的显著的“笔误”（lapsus calami），以及明显的排版印刷的错误之外，我们选择了按文本原样付诸铅印，在书后《文本的信息》中注明了可能出现的不符合逻辑之处，重现了每个文本的经历，并且诠释了某些映射和暗示；对于我们认为有必要附加在书中的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文本，自然也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我们觉得，这种忠实于文件资料真实性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处事的方式，就是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难题和时代的印记交给读者来处理，至少是部分地交给读者来处理。

但这种选择，也是受到另一种准则的启示，这与作者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面对幸存者的证词中出现的极小的障碍或某些空白可能被人利用时所表现出的忧虑是休戚相关的：这个准则，就是对真相的尊重。它迫使我们在出版文本时，最大限度地忠实于文献的真实性，并且在追溯文献产生的渊源时，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做到完全透明。另外，同样的准则也提示我们，绝不容轻视莱维在相隔多年之后，为了还原一个极其难以描述的真相所付出的努力。能发现那些差错，本身就是基于他的这种努力——我们得着重强调这一点。最后，这更加凸显出他用四十多年的工作所奉献给我们的历史背景的一贯性和可靠性。

执着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错，常常会赋予搜寻真相的人一种身份，它胜过单纯的证人的身份，正像写于1945年的那份杰出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而该报告是献给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撤走后踏上致命征途的难友们的，这就使得普里莫·莱维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真相。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编撰所采用的特别形式，此书向读者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机遇：本书向读者指明，在谈及回忆时，可以像《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所做的那样，赋予其同表面上含义如此相左的“奇妙的”和“靠不住的”那样的形容词，来确定事物相应的分量。

法比奥·莱维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奥斯维辛（Auschwitz），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小镇奥斯维辛附近建立的四十多座集中营的总称，其中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和莫诺维茨是三个中心营区。（如无特别注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卡托维兹（Katowice），波兰南部城市，位于西里西亚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