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线装书

陈源

世界上还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丹。平常所谓良药，用了得法固然可以起沉疴，用了不得法也许可以杀死人。世上也没有绳之万古都相宜的真理。太戈尔劝人少读书。他对于东方的文艺，虽然洞见症结，对准了毛病发药，可是说给现在的中国人听，实在如像煎了一剂催命汤。新中国诚然有许多地方用得着外国朋友的指导，可是不读书那一层是已经毋须劝驾的了，虽然不读了书也不见得就与自然相接近。

自然是要亲近的，人生是要观察的，生活是要经验的，同时书也是要读的，虽然不一定要至少读破多少卷。许多的天才是不用读什么书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博览群书的。许多的天才是没有经过学习时期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化了多少年的心血才逐渐成熟的。况且天才向来是凤毛麟角般少见的，大多数以天才自负，或是被朋友以天才见许的人也许不过是野鸡毛鹿角之类吧？自从有书已经有二千多年，这二千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在艺术之园里培养了多少花草，在理智之塔上加了多少砖谁能在艺术之园里去种一枝还不曾有过的花树，或是在理智之塔上砌上一块小石，已经尽了天才的能事。你不进园细细的赏鉴，或是不费力爬到塔顶，这希望是容易落空的。

书是要读的，可是不一定要读中国书。不但这样，努力于新文学的人，我认为，虽然不能如吴老先生所说，完全不读线装书，也得少读线装书，多读蟹行文。我不是说中国没有优美的文学。我们的祖宗实在曾经给我们无数的宝山。只恨子孙不争气，非但不能发扬光大他们的先业却在宝山上压着层层的砂碛，弄得我们的文学成了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的文学，与自然没有一点关联，与人生更没有一点关联。近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讣闻式”的文学，因为讣闻很可以代表中国人表示情感或意见的方式。“不孝囗囗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显妣”了，“孤哀子囗囗等泣血稽血稽颡”了，“苫块昏迷，语无伦次”了，甚而至于“所以不即死者，徒以有……”了，哪一句是真话？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假话可是大家还得用它，正因为大家觉得自古以来大家就这样用。在文艺里也是如此：你自己的情感，或是没有情感，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古人对于这事怎样的情感。所以，最美妙的文章得“无一字无来历”！结果争事模拟，陈陈相因的牢不可破，再没有半点新鲜活泼的气象。

我们觉得一个人能说一句自己心腔中的话，胜于运用一百个巧妙的典故——不用说大多数的典故是粗笨无聊的了——一个人能写一段自己亲见的风物，胜于堆砌一千句别人的典丽妩媚的文章。文学家的天才正在他的感觉特别的灵敏，表现力特别的强，他能看到人所不能见，听到人所不能闻，感受到人所不能觉察，再活泼泼地写出来。同一风景，我们不能十分领略它的美，可是读了天才的作品，他好像给了我们一双新眼睛，我们对于那风景增加了欣赏。同一人事，我们也许漠然的看过了，经天才作家的赤裸裸的一描写，我们就油然生了同情心。所以世间伟大天才的作品，我们非但不能不读，还得浸润在里面。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要模拟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要抄袭他们的文章，只是为了要增高我们的了解力，扩充我们的同情心，使我们能够赞美自然的神秘，认识人生的正义。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样说来，线装书不是不可读，只是读的人不得法。要是换了方法，线装书还不一样可读么？线装书本来不是不可读。就是吴老先生也不过“约三十年不读线装书”罢了。可是，第一，披沙寻金，应当是专门学者的工作，文艺作者没有那许多功夫，也不应当费许多功夫去钻求。第二，适之先生说过：“人类的性情本来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古文的积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小言之，种种的烂调套语，大言之，种种的陈旧思想，就不免争向那最没有抵抗的地方挤过来。你一方面想创造新东西，一方面又时时刻刻的尽力排弃旧东西，当然非常的不经济。所以要是你想在文艺的园里开一条新路，辟一片新地，最简单的方法，是暂时避开那旧有的园地省得做许多无聊的消极的工作。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

书是要读的，并且得浸润在里面，只是那得是外国书。中国人的大错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他们以为外国人胜过我们的就是在物质方面，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及别人。就是以文学来说，我们何尝胜过欧洲呢？就算中国与欧洲的文学各有它们不能比较的特点，欧洲文学也不能不作我们新文学的“因斯披里纯”。他们的文学，从希腊以来虽然古典主义也常擅势力，特殊的精神还是在尊自由，重个性，描写自然实现人生的里面。这当然是新的文学，活的文学当取的唯一的途径。中国的文学里虽然不是没有这样的精神，例如陶渊明，李太白，也窥探过自然的神秘，杜少陵，曹雪芹，吴敬梓，也搜索过人生的意义，可是他们在几乎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是沙漠中的几个小小的绿洲罢了。

我们只要一读各国的文学史，就知道文学不是循序渐进不生不灭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艺好像是火山，最初只见烟雾，渐渐的有了火焰，继而喷火飞石，熔质四溢，极宇宙之奇观，久而久之，火势渐杀，只见烟雾，再多少时烟消雾散，只留下已过的陈迹。有些火山过了多少年便一发所以在两个发动期之间，静止不过是休息，有些却一发之后，不再发了文学运动也是如此。由小而大，渐达澎湃扬厉的全盛时期，又由盛而衰也许由衰而歇，如希腊文学一样，也许改弦更张，又达美境，这样盛衰往复，循环不已，如近代欧洲的文学。每一种运动，在崛起的时候，都有奋斗的精神，新鲜的朝气，一到了全盛之后，暮气渐渐加增，创造的精神既然消失，大家弃了根本去雕琢枝叶，舍了精神去模仿皮毛，甚而至于铺张的正是它的弊病，崇尚的正是它的流毒。在这时候，精神强健的民族，自然就有反动，它们或是回溯往古，如韩退之的“非秦汉以前之文不敢观”，或是饮别国的甘泉，去作革新运动，它们的方法虽然不同，对于已过的运动，大都不问良莠，排斥不遗余力，是一样的。复古的办法，虽然也可以一爽耳目，可是仍旧徘徊在古典文学范围之内，好像散种子在不毛之地，难望它开花结果。在别国的文学里去求“因斯披里纯”，结果却往往异常的丰美，犹之移植异方的花木，只要培养得法，往往可得色香与原来大异的美本。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这自然不过是开端，将来的收获如何，要看他们和其他作家努力的结果了。

可是很不幸的，提倡新文学的恰巧是胡适之先生，一个对于研究国故最有兴趣的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而且不比其余的科学不重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三期里有一篇极好的文章，把这一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几乎没有一句话不同意。可是让顾先生胡先生去研究他们的国故好了，正如让其余的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等，好了。不幸的是胡先生是在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人物。他研究国故固然很好，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新文学运动的结果弄得北京的旧书长了几倍价——几年前百元可买的同文馆版《二十四史》现在得卖三百元——这是许多人常常引了来代新文学运动夸张的，可是这是我觉得最伤心的事。

（选自《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