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本书的缘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一直致力于研究翻译史及翻译史必然会涉及的典籍翻译，并由此不断触及一个重要问题：意识。笔者发现，翻译活动其实受到各种意识的支配，因此译文必定会透射出种种意识。当前，学界正在热议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的翻译的问题。作为文科学人，笔者无法对机器翻译的未来进行预测。但就历史和现状而言，即便是最先进的号称能鉴别语境的机器翻译其实也只是一种相对单纯的语言转换（mere linguistic transference）。人的翻译活动是在各种复杂的意识中进行的，远非语言转换那么单纯。这可能是人的翻译与机器翻译的本质区别之一。在此种情况下，对意识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探讨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一个课题。

二、主要内容

（一）核心理论

翻译不是简单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译文并非产生于真空，而是产生于各种既有意识相互交织而成的意识网络中。在译者开始翻译前，各种意识就已经占据了他的大脑，并影响到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确定，以及具体的选词用字、行文风格等。个人有个人意识，群体有群体意识，地域有地域意识，社会有社会意识，国家有国家意识。在中外翻译史上，这五种意识相互交融，一直都在跟翻译活动互动，其互动的形式、内容与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二）全书内容

本书以六章来分析意识与翻译之间的互动。

第一章是相关的研究方法。第一节介绍相关史料与资讯的分类、获取渠道、整理与运用的要点等。第二节讲述典籍译本的词汇、句法与修辞三个层面的基本分析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初步梳理意识与翻译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提出应关注文本所透射的意识、关注宗教文化意识与翻译的互动以及社会历史意识的影响，凸显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主张翻译史研究应基于文本而超越文本，努力在文本外世界为文本的内蕴寻找答案，力求提升学科共振的意识与效果。

第二章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等人为个案论述个人意识在翻译中的作用及翻译对个人意识的反作用力。理雅各的苏格兰非国教背景使其在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强烈的传教热情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因此，来华传教期间，他不断地襄助华人，并且在翻译中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融合倾向。尽管其思想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不兼容之处，但他还是采用了将中国神秘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融为一体的译法。研究表明，理雅各的翻译风格同样受其动机支配，表现出意识的可变性。与此相似，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也是凭个人意识翻译出《意拾喻言》。该书表现出全然的中国化，书中有大量的中国化改写，而他本人对中国人也是颇为友好。译者的个人意识会支配翻译，而翻译对译者个人意识也具有反作用力。近现代欧洲的三位汉学巨擘都有过类似经历：理雅各对孔子先是不屑，后来却尊为大师；法国汉学家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在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催生了启蒙意识，后来参加了当时欧洲的反主流文化活动；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在译介儒经的过程中得到感动，自称儒家弟子，创办尊孔文社等。

第三章以索隐派与西乐人为例论述群体意识与翻译的关系。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群体有着共同的理念，认为中国古经有天主教的印记，可以与天主教互相印证，所以他们在翻译儒经的时候采用了同样的索隐方法。此举源于传教之需，起于良善，见于亲和，出自内心，基于信仰，流于争议。索隐作为一个流派，出于同样的意识，使用同样的译法，起到了亲和中国文化的同样效果，说明了群体意识在翻译中的积极作用。一个证明同样道理的反面例子是习惯于西方音乐的西方音乐人士因为心理与乐器的优势，虽然翻译中国国乐文献，却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国国乐。他们有触及中国文化内核之心，却无深究中国音乐之意，所以他们译介的中国国乐文献中充满了负面的信息。这证明了同样的群体意识导致同样的译介方式与同样的译介结果。翻译对群体意识同样具有反作用力。比如，译介中国儒经的西方汉学家当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具有融合基督教与儒教的亲和倾向。

第四章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福建籍民族译者为例来说明地域意识与翻译的关系。福建自古是多民族交汇之处，因而具有古老的翻译传统。晚明以降，福建又成为中西碰撞交流之处，为本土翻译家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土壤。福建强烈的翻译意识在晚清爆发了。一方面，教会学校与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大量英文娴熟的学生。另一方面，福建多山少田却港湾密布、通海便利的地理特征催生了众多的侨民，一批双语侨民加入翻译队伍。这导致近现代福建涌现了大批翻译家，约占同期中国翻译家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且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转型。能代表福建翻译水准的严复（1854～1921）、林纾（1852～1924）、辜鸿铭（1857～1928）与林语堂（1895～1976）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归化的哲思者之译风。翻译对地域意识同样具有反作用力，而且地域意识会扩散为社会意识。严复与林纾的译著在近现代中国的广泛传阅与深远影响就说明了翻译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意识产生的冲击波效应。

第五章以儒经在西方四百年传播为例来阐述社会意识与翻译的关系。西方基督教社会的重要意识是传教。16世纪末，传教士为了解中国而开始译介儒经，儒经传到欧洲引起了关注，加上18世纪中叶前中国相对而言更为强大，于是欧洲社会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而中国热反过来又刺激了儒经译介的发展。随着清朝中国的衰败，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西方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的社会心理消失，但传教意识却没有改变。传教士为了解中国而开启的儒经译介事业在汉学逐渐成熟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发展。进入20世纪，西方本身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尤其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西方的社会意识再次拥抱了成为许多人心灵绿洲的儒经，儒经译介持续发展。在西方强势发展的大背景下，儒经热传四百年，证明了社会意识刺激翻译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六章阐述国家意识对翻译的支配作用。所谓国家意识即某段时间内政府政策的导向。从历史上看，帝王的支持曾引发佛经翻译高潮；饱浸中国皇恩的耶稣会士催生了明清之际的西学翻译高潮；新中国的外宣需求启动了“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热潮。此外，国家意识还能够造就翻译名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作为“十七年”国家翻译实践的践行者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其翻译活动就是为了实现预定的政治效果。实际上，国家意识也支配当代的官媒翻译。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涉外媒体，其翻译措辞均须体现国家意识。

本书从明清的案例讲到当代，理清近现代中国典籍西传历程中千头万绪的文化交集及外国文学传入中国的演变情况，梳理了明清之际西方人译介中国经典引发的种种争论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反应，全方位展示译者、译事、译本及其社会历史环境，揭示意识与翻译的互动规律，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进西方提供借鉴。

三、主要观点

1.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在多种意识交织中进行的复杂行为。意识对翻译产生支配性的作用，而意识对翻译具有反作用力。

2.译者的个人意识，尤其是其信仰与动机，支配了他进行的翻译活动。在很多情况下，译者可能受到所译内容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他的个人意识。

3.群体意识比个人意识具有更大影响力，可以支配某一类型的翻译，并反复从原著中得到文化启发与精神灵感。群体意识与翻译的互动可以形成相当的文化气候，甚至是文化传统。

4.地域意识由源远流长的历史、地理、经济与文化因素形成，可以刺激翻译意识，形成译者群体的翻译共性，造成地域影响，并扩展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意识。

5.社会意识涉及整个社会。它可以引发翻译盛事，放大源文化，但也可能扭曲原著的文化意向。

6.国家意识主导政府的政策导向，引导翻译为国家服务。官方翻译必须体现国家意识。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对翻译史的梳理与对译文文本的分析，选取具有典型性的译者、译事与译著，以点带面；采用翻译学、史学与宗教学等交叉融合的跨学科手法，对相关译著进行文本内外因素的综合分析，透过译本看意识，透过意识看译事。

本研究依据人群、人数与话语权大小，将意识划分成个人意识、群体意识、地域意识、社会意识与国家意识五种。意识的细分种类繁多，比如文化意识、宗教意识等；意识的特性包括主观性、动机性、能动性、可变性等。本书围绕典籍西传与西学东传，对不同特性与不同类型的意识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详细阐述。

本课题以史料学的手法收集文献，涵盖两大类翻译史料：直接翻译史料与间接翻译史料。前者含原始的报刊译文、原始的译本单行本、文集里的译文、译作未刊本、译者及同其时代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后者包括经过转录的译文或译本、书目索引、资料汇编、前人著述、译者追记等。本研究特别重视挖掘、收集档案与译著原著等原始资料，同时注意对史料真伪、正误等进行鉴别、辨析。

本书的文本分析涉及两个层面，首先是译本文字层面的评价，涉及词汇、句子与风格三部分；进而发展到译文文本外因素的分析，涵盖信仰与措辞之间、动机与风格之间、功能与译法之间、译者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翻译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翻译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五个方面，进而分析意识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

五、学术创新

其一，本书是第一本从意识的角度出发的翻译学著作，以意识对翻译的支配作用与翻译对意识的反作用力来诠释中国翻译史的译事演化及关于某些名家名译的论争。这是一个新的诠释角度，并期望能够形成新的诠释模式。

其二，关于意识的学科定义与分类的创新。意识（consciousness）是一个多学科的复杂概念。心理学、生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都研究意识问题，但各有侧重。即便是来自同一学科的不同学者，给意识下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心理学界对于意识问题最为关注，但至今未就其定义达成共识。比如，美国心理学家F.J.布鲁诺（F.J.Bruno）主编的《心理学关键术语辞典》（Dictionary of Key Words in Psychology）提出：“意识即对外部世界和个人自身存在的认识和觉知。”[2]美国心理学家大卫·松本（David Matsumoto）主编的《剑桥心理学词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提出，“[意识]是关于个人主观体验的现象。这种体验在本质上是可以感知、记忆或想象的。它跟环境与生理状态互动，所以导致主观体验在状态或层次上有所变化。”[3]国内心理学研究权威彭聃龄则认为意识是一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复杂概念，它既是一种觉知，也是一种高级的心理官能，更是一种心理状态[4]。哲学层面的“意识”是一个与物质相对立的概念，涵盖知识、思想、观念、幻想等。比如，英国哲学家A.R.莱西（A.R.Lacey）主编的《哲学词典（第三版）》（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Third edition]）提出，意识涉及对（相对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自我的认知[5]。政治学上的“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即“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包含但又不仅限于意识形态[6]。不过，上述这些定义均不宜照搬到翻译学中来。此外，历史学、宗教学与翻译学等学科经常涉及意识问题，但迄今未见有学者给予明确的定义。

本书采用的意识概念偏向于早期心理学所下的朴素定义。我们认为，意识是人类大脑对大脑内外表象，尤其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感知、觉察与反映。这种感知、觉察与反映是主观的、能动的，是经过加工改造的[7]。意识可以呈现为识见（或称“见识”）或先入之见（先前的看法），感觉或觉察，目的或（心理）自觉以及各种心理过程（各种精神活动或心理变化）[8]。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意识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歪曲或虚幻的；即便正确，不同的意识在广度与深度方面也会存在差异[9]。但是，无论正确与否，意识都在无形中影响乃至支配着人类的行为。

按影响范围的不同，本书将意识划分为个人意识、群体意识、地域意识、社会意识与国家意识五种。这主要是因为，同类型的个人意识合起来构成群体意识，同类型的群体意识构成地域意识，同类型的地域意识构成社会意识；社会复杂多变，其核心是国家，而国家的核心机器是政府，政府意志生成国家意识。

每个人都有个人意识。个人意识既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家庭、教育、社会交往以及个人的生活实践等外部因素的影响[10]，也受到个人的生理条件、思维结构与心理条件（包括目的、感情、意志）等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11]。就翻译而言，个人意识更多的是译者在其文化背景（包括哲学思想、宗教理念）、语言能力与知识储备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其着手翻译的源语文本产生的反应。这种反应既可能是不自觉的本能反应，也可能是经过思索之后的反应。先入之见不可避免地会干预译者对翻译对象的认识与理解，而外界刺激或理性思考可能会进一步放大或调整先入之见的影响力。

群体由诸多个人组成。有个人意识自然就会有群体意识。群体意识是群体实践的产物。换句话说，相同或相似的地位和经历使得同一群体的成员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意识。而且，虽然群体意识与整个群体共存亡，但它又具有历史继承性，其精髓可能延续下去并被赋予新的内容。[12]历史上，不乏一些具有某种共同背景，或者经过某些类似训练，或者成长于类似甚至或同一意识形态的译者群体。这些译者群体对其翻译对象的认知或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共性，而这种共性直接导致其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趋同。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们大量采用索隐研究方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地域意识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13]地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地域文化，即一个地区受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当地人共同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人文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带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文化形态[14]。处在同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同一地域的人群很容易就会拥有某些思维共性，并在其同类活动中呈现出地域意识。比如，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福建一直处在中外交流的前沿。福建人也因此对翻译之用呈现出较为普遍的敏感度，并且逐渐萌发了一种遍及八闽大地的翻译意识。到了近现代，福建的这种翻译意识迎来了大爆发。大批福建翻译家走上历史舞台，并以其全方位、多层次的翻译活动强势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

社会意识比地域意识的影响范围更广。必需指出，本书所说的社会意识并非哲学维度中跟社会存在相对应的那种社会意识，而是指构成社会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诸多人群在思维、精神、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共性。社会意识既有个体复杂性，更具有可弥漫的特性。比如，在17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向往从一个国家蔓延至多个国家，形成了一股“中国热”。就翻译而言，这主要表现整个欧洲社会对中国典籍的普遍的共同的研究兴趣与译介热情上。

比起社会意识，国家意识所能够产生的影响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它既是一种政治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文化辐射力[15]。在一个国家当中，政府通常都是最为强势的一方。政府可以支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国家意识就体现为广义上的政府意志。就翻译而言，倘若国家有了什么需要，政府就可以采取各种举措来刺激产生相应的翻译高潮，或者可以直接操纵翻译产品的导向。

其三，本书作者是率先讨论索隐式翻译的外语学人。本书从群体意识的角度重新讨论耶稣会士的索隐式翻译，并考察索隐派将西方文学译介到中国时采用的准索隐手法，证明其群体意识的一致性，并从西乐人群体拒绝中国国乐，造成国乐文献负面译介的情况再次论证群体意识对翻译的支配作用。

社会、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翻译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维度，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

六、学术价值

其一，本书提供了一个诠释系统，可以通过意识理清译者、译事、译本、地域、历史、社会、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翻译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维度，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

其二，本书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输入与输出及其中的一些争议和讨论提供解释。比如，汉学家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否正确？风格是否得体？汉学家与中国文化是怎样互动的？耶稣会士的索隐式翻译源起何处？为什么福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近现代史阶段产生了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翻译家？西方社会意识与中国儒经翻译的几经正反互动，原因何在？国家意识怎样支配了翻译？

其三，本书主要从翻译学、历史学与意识三个角度讨论翻译问题，形成一个跨学科的模式，以史学手段搜集史料，以翻译学的手段分析文本，并以意识介入综合分析。

其四，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入西方世界提供参考与借鉴。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郑锦怀参加了本项目的申报，襄助并参与了本书部分内容的撰写，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