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钱理群

这是一部探索性、区别于现有文学史，有特定角度、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同时，它也必然是有局限甚至是有遮蔽的。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它是现有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另一种展现其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我们的预期读者是已经初步具有相关文学史知识的青年学生、研究生、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我们不担负普及、传授现代文学史知识的任务。

提出编写探索性文学史的任务，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背景与考虑：

其一，学科的发展呼唤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从来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近年来，有关会议开了不少，提出了各种设想，具体实践并不多；专著更出了不少，但大都陈陈相因，重复劳动的多。真正有独创性的著作是有的，2009年、2010年先后出版的吴福辉先生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两部既集大成又有新开拓的大作。这其实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但就整体而言，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当下状态却不能不令人忧虑：表面的繁荣下面，掩盖着实质上的平庸化。因此，学科的发展，正呼唤新的想象力、新的创造力。

其二，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发展和变化，要求对现有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有新的突破。

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对“文学”与“文学史”以及“现代文学”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并形成了新的研究思路，即在原始史料的重新开掘的基础上，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与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复杂关系。事实上这些方面已经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成果，并揭示出一个更为阔大、丰富与复杂的文学史图景。而这样一个将文学生产与流通融贯为一体，注重文学市场作用，注重文学个人创作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文学史图景，是更能显示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相区别的新的文学风貌的，但却是现在通行的文学史结构、叙述模式所难以容纳的。这样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中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要求在文学史写作形式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创造新的结构方式、新的叙述方式；形式的突破，也必然带来对现代文学史图景的新的开掘与认识，创造出新的研究模式。

其三，对当下中国学术研究危机的大焦虑、大关怀，要求以研究的实绩作学术的坚守。

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危机，是有着深刻的体制与社会的原因的。作为个人，要改变这一状况，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我做起”，或者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一些我们自己愿意做的研究工作。所谓“志同道合”，除了专业研究的共同兴趣之外，最主要的，一是多少怀有文学理想主义、学术献身精神，二是拒绝浮躁与诱惑，能够坐下来，老老实实做学问。这样的聚合，既可以相濡以沫，又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一些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实事，以研究实绩来坚守我们所信奉的学术精神、态度和学风。我们并不奢望影响学界，但“坚守”即是对某种我们不以为然的潮流、风气的抵抗，本身是自有其意义的。

具体地说，我们要在这部探索性的文学史里，进行三个方面的尝试。

第一，“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我们所说的“文学广告”，包括具有文学史价值与影响的重要的文学作品广告，翻译作品广告，文学评论、研究著作广告，文学期刊广告，文学社团广告，戏剧、电影演出广告，文学活动广告及其他。同时，我们所说的“文学广告”，又包括具有广告性质的发刊词、宣言、编后记、文坛消息、公开发表的通信……选择狭义和广义的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是因为文学广告本身就是历史的原始资料，它的汇集具有史料长编的意义。而史料长编式的文学史结构方式，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追求（从朱自清到茅盾），也为这些年我们设想的“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文学广告又是文学生产与文学流通的交汇点。它有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显示作者、译者或者出版者的写作、翻译、出版过程与意图，进而显示一定的文学发展趋向。二是显示最初的接受，不仅表现了作者，特别是出版者对读者接受的一种预期与引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广告又是简短的书评，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读者的最初接受和市场状况。三是有的广告还提供了文坛活动、文学创作、作家个人的许多信息，可以引出文学背后的故事，揭示一些文学事件。四是文学广告也是一种文体，还会涉及装帧、印制诸多侧面，本身就具有文体史、文化史上的意义。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更能体现“文学生产与流通一体化”的文学史观念。

从广告出发，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文学的生产与流通，还关注文学创作的语境和接受，关注广告所揭示的典型文学现象，关注广告背后的文化活动、文学事件、文人生活和交往，包括文人之死……这些都是以往的文学史不涉及，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却恰恰成为我们的最大特点，并会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在这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展开空间的。

从广告出发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对文学广告这样一个现代文学所特有的文学、文化现象的特殊关注。有关文学广告的产生、发展、形式、广告语言、有关论争，以及相关的稿费问题、盗版问题、营销策略问题等等，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都会有所反映。这也会大大丰富我们所描述的文学史图景。

第二，“编年史”的体例。

完全按自然时间排列，就可以避免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纳入某一观念，进行有序化处理所带来的一些弊端。特别是将新文学作家和通俗作家，有不同思想、艺术追求的社团、刊物、流派、作家、作品……都置于同一历史时间和空间里，就可以从根本上消解文学史的等级叙述和判断，从而更接近文学发展纷乱、缠绕的无序化的原初形态。

当然，这样的编排也会有过于繁杂、读者阅读时不得要领的问题。我们采取的弥补办法，是在每一分卷前设一“前言”，对每一个十年的文学现象，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并期待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做出不同于现有历史叙述的新的概括和体认。更重要的是，全书条目的选择与叙述，都暗含着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关系的持续关注，如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关联，中外文化的交流，文学内部语言、文体、题材、流派、风格……的发展，等等，都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的内在线索，看似散漫无序、时断时续，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其间的蛛丝马迹的。对这些内在线索，在某些关节点上，我们也会做出分析与说明；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写而不点破，这或许正可以为读者留下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第三，“书话体”的叙述文体。

文学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书话；用书话体来讲文学广告，是顺理成章的。书话是一种更为自由的文体：可以以文学广告为由头，写广告有关的背景，即广告背后的故事；也可以“以小见大”，抓住一点，发挥出去，讲一段历史，一个或几个文学史典型现象或问题；还可以对广告文本进行分析和评论。一切本着“有话即长，少话即短”的原则，任意抒写。

当然，作为文学史里的书话，它是有两个基本要求的：一是以叙述为主，特别注重典型细节的描述；同时又要有文学史的眼光与判断，有一定的深度，即将叙述与思辨结合起来、史料与史识结合起来，熔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有情，有理，有味，这样就可以摆脱严肃、死板，让人望而生畏的“文学史面孔”，至少具有可读性，让读者有亲切感。

书话体还要展示个性。本书是一次集体写作，我们一开始就明确：写法有大体的一致就可以，不必完全统一。文风更可以百花齐放，或幽默，或简洁，或严谨，或潇洒，各人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不要勉强束缚自己。全书要展现整体的风貌；各人写的解说又各自署名，各有个性，这可能也是一个特色。

不难看出，以上三个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尝试背后，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学史观作为支撑的。除了前面已经谈到的“将文学生产与流通融为一体的文学史观”、“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追求”以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大文学史”的观念和眼光：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等等。

其二是“生命史学”的观照。在我们看来，文学史的核心是参与文学创造和文学活动的“人”，而且是人的“个体生命”。因此，“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文学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所谓“个人生命体温”是指在文学场域里人的思想情感、生命感受与体验，具有个体生命的特殊性、偶然性甚至神秘性，而且是体现在许多具体可触可感的细节中的。而所谓文学场域，也是生命场域，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编辑、出版者、批评家……之间生命的互动，正是这些参与者个体生命的互动，构成了文学生命以至时代生命的流动。这里强调的几个要素——生命场域、细节、个体性，都是文学性的根本；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文学史，写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活生生的文学故事，而与当下盛行的知识化与技术化、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区别开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说，都是我们的主观追求，它的现实实现必然和预期的目标存在距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特色”本身，也就包含了“局限”。即以“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而言，它在提供特殊的观照视角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先天的缺憾：有些文学现象（甚至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是文学广告视野之外的，我们无法涵盖；文学广告的不平衡，也可能带来叙述的不平衡；广告词本身的商业性，有时也会形成某种遮蔽，等等。再加上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尽管我们以极大努力去查阅原始资料，搜寻文学广告，但功夫依然下得不够，多有遗漏，而且还有出现差错的可能。集体写作方式本身也会产生不平衡、不和谐现象。因此，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以“发挥特色，承认局限”为编写工作的原则，提出应始终贯彻自我质疑、自我限定的精神，以保持学术的清醒，并以此为本书编写的又一个特色：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它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质疑。

201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