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一个人一生只能走一条路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我是唱小生的，干昆曲演员二十五年了。

导演手记/宋方

我见到张军的第一面，是在一个古典园林的小院子里，那是他实景《牡丹亭》演出的办公室。见到我的一瞬间，因为陌生，他有些审慎。知道我的身份后，他给我有力的握手。他的目光坦率，没有障碍。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眼睛给我的印象。当时我心里感叹，戏曲演员的眼睛果然有神。之后我在那个院子里喝茶，听他们放的古琴，听他们谈工作。

拍摄的最后一天晚上，正好也是他演了半年的实景《牡丹亭》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朋友举行了聚会。他很高兴，喝了酒。我约他做第二次采访，他同意了。在聚会接近尾声时他抽空接受我们采访，进行了一小时的坦诚对话。采访结束，对他的拍摄也结束了。他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其实在拍摄的两天半里，我们安排得比较满，他的工作量很大。

我担心我可能没有拍到他的眼神和他的拥抱。

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身上戏曲人的特性，一个是他对艺术的追求。现在的成片突出了他的一个特点─主动。正是他积极的态度，才有他今日的样貌。我觉得这个主动是建立在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的感情和坚持上的。

他对自己的师长、老一辈的艺术家非常尊敬。我很欣赏这一点。也许是戏曲这个行业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精神，包括他对自己的朋友同事晚辈，我感觉到一种义气。这也是传统的，而且可能是这个行业所特有的。

拍摄前我考虑过人物的问题。我觉得张军所做的，从某种意义上和植树造林的人一样。他是在播种昆曲的种子。

坐科八年

△你今年才三十六岁？

▲对。

△但是你做昆曲已经二十五年了。

▲是的。

△你考昆曲演员的时候，知道昆曲是一个什么状况吗？

▲不知道。我考进昆曲班、上海戏校，或者说上海昆曲第三代传人这个班级，是因为一块钱和一句话。我是去考昆曲乐队的，因为我十多岁开始学乐器，二胡、手风琴之类的。我爸妈希望农村的孩子可以多一点能力、多一点本事，就让我去学。他们也以为我会喜爱音乐，其实我很憎恨，因为我根本学不会。我去考的时候，我爸妈就让我去考音乐班，结果五分钟就被人家赶出来。我的一个班主任老师就跟我说，楼上是演员班，只有一块钱的报名费，你可以去考。我想我来也来了，就去考吧。我到了楼上演员班的招考房间。我敲门进去，我说老师我来考演员，我的恩师张洵澎老师，当时我不认识她，她就说，哎，小伙子还不错嘛。她就让我唱唱歌、踢踢腿呀，然后做两个舞蹈动作。她就说，嗯，孩子不错，准备一下复试。这一句话就让我踏上了漫漫征途。我一共考了五次，终于考进去了。所以我不知道昆曲是什么，不知道艺术是什么，不知道将来的这条路是什么。对我当时来讲，我只是去参加一个考试，我只是想证明给所有的人看，证明给我爸妈看，一个农村的孩子也可以在两万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考试成功的人。但是没想到居然这一行叫昆曲，然后这条不归路就开始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怎么开始知道昆曲的魅力的？

▲说实话，我知道昆曲的魅力是从1998年12月19日开始。可能你会很惊讶，为什么我会记住这样的日子，1998年我演了全本的《牡丹亭》，我刚刚开始觉得，噢，我演一个角色，观众也可能会喜欢我。我觉得那个角色我演得很糟糕，我不知道该怎么演戏，二十岁出头，我搞不清楚。反正老师让我唱念做打，我就去做，该化什么妆、该穿什么衣服我就照做。演完了以后有一个艺术总监非常喜欢我，我到现在都很讶异他为什么喜欢我。我觉得我上台一点自信都没有，嗓子也不好，扮相也不好。只是说可能因为青涩，因为一种年少的激情挺适合柳梦梅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演得挺好的。但是我们这个戏在预演以后没多久，就被别人告知，这个戏不能再演了。

我对成功的界定是我离自己越来越近了，我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是不让你演了，还是不让这个戏演了？

▲不让这个戏演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痛苦是在于你得给我个说法，你得让我知道为什么不。也许是我演得很差，也许是什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然到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当时你还很年轻，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戏当时整整排了一年。我歌也不唱了，断绝了我所有的退路，朋友也没了。我就去买了一本六毛一分钱的很旧的《牡丹亭》剧本，从第一句话开始背到最后一句，把一本书背出来了，全本五十五折的《牡丹亭》。然后一年以后演出了，也开始有人喜欢我了，我刚刚开始觉得有点价值，突然跟我说这个戏不能演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才会长大，这对我来讲是件大事情。当这个戏被取消不能再演以后，我发觉我之前的十二年，不知道是谁给我机会做了这些事情。学昆曲，唱昆曲，你吃饭的手艺，你在台上咿咿呀呀唱念做打翻，你的生活，你被别人评价，然后你演一个角色，或者说你被人剥夺一个演角色的机会和权利，这些所有的东西全在别人手里，跟我无关。我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接受者。我觉得那样不行，我白活了。我突然就觉得我以后的岁月都有可能像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白白地过去了。

所以1998年开始，我就突然想我得做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昆曲演员。那年开始，我们到大学里去演出、宣传。一开始没人愿意看，我跟着我们演出科的老师跑了很多次，都被人家拒绝。然后我就跟我老师讲，我们为什么不动动脑筋为这些学生、为这些观众去设想一些看昆曲的方式呢？我就在1998年的12月19日带着我所有的同学冲到同济大学，在一个四千人的礼堂里面做了第一次叫“昆剧走近青年互动演讲式”这样一个晚会。演出开始之前半个小时，整个剧场几乎没有人。然后到演出开始之前十五分钟，只来了三四排的观众。当我看到只有这些观众的时候，我觉得没有用，你得面对昆曲的现实。我想，哎，演员嘛，台下人再少我也得演，所以七点钟准时开始演出。

我用我所有的激情、技艺，把这些我准备好的讲出来。我当时还带了一个讲义夹，我去讲昆曲是什么。然后那一场有两千五百个观众看了我们的表演，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我们通常出去演出，回去的那个巴士很热闹，像春游一样，可能很多人在里面聊天、打牌啊。但是那天回去的巴士上鸦雀无声。因为干了昆曲十几年以后，我们发现原来用自己的方式去付出，是会得到别人响应的。那天演出结束以后，很多人拿着我们的海报冲到后台去请我们签名。我曾经在郭富城、张学友的演唱会上充当过这些角色，我拿着海报，郭富城给我签个名。没想到今天也会有人冲到后台来请一个昆剧演员给他签名，那时候我们都傻了。原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别人喜欢的演员，虽然我们是昆剧演员。所以那天以后，我坚持了十二年，我去了上海所有的学校，差不多三百多场。有时候两千个人，有的时候五千个人，有的时候只有五个人。但是我一场一场去讲，因为我珍惜这样的机会。我知道我的努力对第一次接触、也许是最后一次接触昆曲的人来讲，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但是可能这唯一的一次对他会有改变，我深信这一点。

△十二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是。这么多年跟青年观众或者说跟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观众的沟通、交流、接触当中，老是听到一句话，听到一种感想。这个对我刺激非常大，也是我选择继续走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当我做完一场演出以后，总是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说，噢，原来昆曲就在我们身边，原来昆曲的演员跟我们一样活在当下，跟我们一样这么的年轻，这么的有激情。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机会看到他、认识到他呢？我想我在刚毕业的时候，90年代初期，我们无从广而告知，当时是一种悲哀。到现在，我发现又是一种悲哀，因为现在你打开互联网，在这个海量的信息当中，昆曲又被淹没了。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跟观众的交流，就变成我唯一一个，但是非常值得我珍惜的一个渠道。

△这么多年你觉得最黑暗、最难撑的时光是哪个阶段，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最难撑的是坐科八年，就是天天没命地练。我以前翻跟头、走旋子、走小翻，我能在台上走四十个旋子。当时老师说，你想在台上走四十个旋子，然后被观众鼓掌吗？我说想啊。老师说，每天五百个。然后这每天五百个旋子就可以把你旋到天昏地暗为止，旋到你根本不想吃任何东西。翻小翻也是，这叫后手翻，我在台上大概能翻十个。老师说，你想在台上一口气翻十个吗？我说想啊。来，每天一千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那个阶段非常非常难熬。我们每天下午4点钟有一堂叫腿功课，在一个狭长的练功房里面大家被老师扳腿。我记得六十个学生大家一起哭，挺壮观的。因为你要韧带好，你要踢腿踢得好，没有办法，没有什么科学可言，你就一天踢一千腿，老师就给你压。然后它不会让你皮开肉绽，它会让你产生很多内伤，像内出血的样子。这个伤痛是非常难忍的。我回家的时候为了不让爸妈看出来，我就强忍着下了公共汽车以后，慢慢地走向他们。当我2008年自己写书的时候，我问我爸妈这个问题，他们才告诉我说，你这个傻孩子，爸妈怎么会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