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 绪论

绪论

要研究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首先必须指出何为中国现代文学。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目前存在着以下六种分法：第一种分法是指1917年1月—1949年9月左右中国大陆用白话文（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这是比较传统的分法。第二种分法的时间范围是1917年至今。第三种分法的时间区间是晚清（1895年左右）至1949年9月左右。第四种分法指晚清至今的文学。第五种分法是以民国时期文学（1911—1949年）与共和国时期文学（新中国成立至今）来将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更细致的划分，以张福贵、丁帆、张中良、李怡等人为代表。第六种分法叫“汉语新文学”，是指1917年至今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和海外用白话文（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以朱寿桐等人为代表。本书采用的概念主要是第一种分法。

一、关键词的输入背景

在明确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之后，针对“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我们还必须了解新学语（关键词）的输入背景、概念界定以及关键词研究的类型。

首先就其输入背景或必要性而言，1905年王国维发表《论新学语之输入》，该文首先指出“新学语”（西方与日本传入的汉字新语、思想文化新名词）的输入是当时的一种趋势：“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

其次，王国维也不讳言当时翻译新学语的错讹。他以大名鼎鼎的翻译家严复为例，指出其翻译错讹、遗失之难免。他说：“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其最显著的翻译不当的例子，如把Evolution翻译为“天演”，把Sympathy翻译为“善相感”，但是“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他进而指出严复对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例如严复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其错讹在于“夫谓Infinite 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 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自概念上论）也。以外类此者，不可胜举。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也哉”！

再次，王国维虽然认识到翻译的混乱现状与错讹情况，但依然大力标举新学语之输入。他申明了几点理由与意义：其一，语言与思想之关系密切，不可分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其二，鉴于国人的思维现状和学术现状必须借用新学语，“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其三，鉴于中国人的翻译现状和日本人的创造新语成就，提倡借鉴新学语：“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估屈而不可读。”正因为这种混乱劣质的翻译惨况，王国维大声疾呼利用日本人翻译的汉字新学语，“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扦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日人所定之语，虽有未精确者；而创造之新语，卒无以加于彼，则其不用之也谓何？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应该说王国维所言的“新学语”，作为西方传入的思想文化、文学概念或新名词，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对我国思想、文化、文学界的影响甚巨。这些词语、术语，现在一般被称之为关键词，诸如“民主”“科学”“启蒙”“自由”“个性”“民族”“革命”“进化”“世界”“社会主义”“人文主义”之类的词语，就是如此。

二、关键词的概念界定

那么，何为关键词？所谓关键词，不只是简单的词语，而是重要的、有影响力的，甚至至今还对文化与社会发生作用的词语，以术语居多。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作者雷蒙·威廉斯宣称：

（这本书）是一种对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它既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既不是词典发展史的一串注脚，也不是针对许多语词所下的一串定义之组合。这本书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制度广为讨论的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其归类为“文化与社会”……我所做的不只是收集例子，查阅或订正特殊的用法，而且是竭尽所能去分析存在于词汇内部的争议问题。我称这些词为关键词，有两种相关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它们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的方法息息相关。对我而言，某些其他的用法，在同样的一般领域里，引发了争议与问题，而这些争议与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察觉的。对这一连串的词汇下注解，并且分析某些词汇形塑的过程，这些是构成生动、活泼的语汇之基本要素。在文化、社会意涵形成的领域里，这是一种纪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问题的方法。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该研究的就是这种关键词。

三、关键词研究的类型

当代中外学者，对关键词或者西方传入中国的重要术语的研究，一般而言，分为如下类型：

1．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例如王立达在1958年第2期的《中国语文》发表《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其中提到的“科学”“理性”“现代”“进化”“民族”“民主”“共和”“唯物”“唯心”“人道”“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很多词语就是典型的新学语或关键词；1958年，高名凯、刘正聑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对传入中国的日本新名词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编组，共收集了459个词；后来，1984年刘正聑、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印行，收录了源于日语的汉字词887条；而1970年增补的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在1983年由谭汝谦、林启彦翻译时将其中的784个入华汉字新语补充为844个词。刘禾1995年英文版、2002年三联书店中文版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虽然提出被译介的现代性和重新思考东西方跨文化诠释与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但该书附录的源自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现代汉语的中—日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源自英法德俄语的汉语音译词等，与前述的论著没有质的差异。简言之，上述学者基本上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语汇的搜寻与归类工作，缺乏思想的提升与文化的思辨。

2．从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研究

其实，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刊载的《释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诠释的，以此为改良、革命造势。而其集大成者应该是1976年出版、1983年修订再版英文版、2002年出版中文版的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该书集中论述了131个在西方文化与社会中发生重要作用的词汇。他关注词汇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将见识融汇在词语辨析之中，但仅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威廉斯是不够的，因为他“强调历史意识，热爱文学艺术，没有他对历史和文学的出色理解，就不会有《关键词》”。1991年，汪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科学”虽然对近现代中国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但是“科学”又广泛地具备了传统的“格致”的功能，所以20世纪中国的思想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语言幻觉。意大利马西尼1993年英文版、1997年中文版《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就是从语言文化交流的视角去探讨的，其第一章“1840年至1898年的语言和历史”，就特别注意新教传教士、早期语言学校、外交使团、旅行者、商人、官员、翻译馆、文化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对语言翻译、传播和形成的作用，该书还专门简要分析了民主、主权、世界等词语；他认为西方语言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是间接的，日语对汉语的影响更大。后来方维规也从这个角度写了一系列论文，如《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第4期）、《“经济”译名溯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及《“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等。而冯天瑜和金观涛、刘青峰可谓是此中佼佼者。2004年中华书局印行了冯天瑜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该书从古至今，从西方到日本，对近代汉字术语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非常具有历史感和整体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专门辨析了“民主”“科学”“民族”“政治”“伦理”“革命”“共和”“自由”“社会主义”等新语关键词，后来还专门在2006年出版了《“封建”考论》，为一个词写一本书，其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而其后金观涛、刘青峰则于200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该书以号称上亿字的数据库，以中西语义差异为切入点，对“科学”“民主”“共和”“革命”“社会主义”“权利”“个人”诸如此类的政治文化重要术语关键词，进行了条分缕析而又高屋建瓴的阐释。

3．用关键词阐释文学

这一种类型的研究方向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的学者如汪晖，用一个关键词（“反抗绝望”）对作家的精神结构进行高度概括，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可谓明证。而另外的学者如朱寿桐，则用一个关键词对一个文学社团流派的特征加以综论，他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就以“情绪”“绅士”这两个关键词，言简意赅地概述了两个文学社团流派的特质。

2002年中国出版了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年英文版，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中文版），它可以说与中国当代文学的青春气息、思辨气质结合，启发或呼应了我国当代文学学界的关键词研究。至少在2002年之后，中国出版了多本以关键词为名的文学研究书籍。例如洪子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关注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在其文学史研究的专著中也涉及于此，但是他2002年2月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文学关键词》（与孟繁华主编）。而陈思和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开始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民间”等自创的关键词，以此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他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前言中指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如“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对该书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2002年10月，他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了《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更为集中地展现了他提出的关键词，并且增加了“世界性因素”这一关键词。洪子诚和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关键词与原来的源自西方的关键词不同，前者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只不过比较而言，陈思和提出的关键词例如“民间”略显空疏，而洪子诚主编选择的关键词不是他自创的，而是以历史性、整体性、通用性为标准，对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思想改造、文艺思想斗争、“双百方针”、歌颂与暴露、香花·毒草、干预生活、正面人物、集体创作、革命历史小说、政治抒情诗、文艺黑线专政、“三突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向内转、朦胧诗·新诗潮、后新诗潮、重写文学史、民间、生活、日常生活、民族性、文艺战线、写真实·真实性、重大主题诸如此类的当代文学关键词进行分析。就如该书类似前言的《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所说“我们所设想的‘当代文学关键词’研究，主要不在于编写一本有关当代文学主要语词的词典，以期规范使用者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差异和分歧，进而寻求通往概念确切性的道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质疑对这些概念的‘本质化’的理解，不把它们看作‘自明’的实体，从看起来‘平滑’‘统一’的语词中，发现裂隙和矛盾，暴露它们的‘构造’的性质，指出这些概念的形成和变异，与当代文学形态的确立和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从对象内部，在内在逻辑上把握它们，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清理。”

当然，也还有学者追问从西方或日本传入的“新学语”、新概念、关键词的意义蕴含。例如李怡以其200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就在重视文化交流的同时，注重作家“体验”，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例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个人”等）。他在2013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中，除了对“现代性”“传统”“文学”“文化”“各种文体”“文学思潮”“创作方式”“批评术语”等概念进行诠释之外，还对中国现代文学演进的思想概念（如“民族”“世界”“进化”“新民”“心力”“个人”“自我”“民主”，甚至辟出“‘革命’词语的专门史”一章）展开细致深入的论述。作为一本类似词典的著作，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除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的文学、“三突出”、干预生活、“双百方针”、两结合、样板戏、题材决定论、寻根文学、晚生代、朦胧诗潮等土生土长的批评概念之外，其中绝大多数概念都有其国外根源，这一种“概念旅行”“理论旅行”显示了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影响深远。

简言之，无论是传入的关键词还是本土的关键词，都有研究之必要。而梳理了关键词输入的背景、关键词的定义、关键词研究的类型之后，顺理成章，我们选择了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启蒙”“科学”“人文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深入的了解。

以上几个观点的引文皆见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1905年第96期。
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5页。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7-499页。
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代译序第9-10页。美国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英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用一个当时的关键词“斯文”来概括唐宋思想的转型；而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杜克大学出版社1992年英文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则用两个关键词（道、逻各斯）彰显了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差异，其方法与用心也类同于此。
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科学”概念及其使用》，见孙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学人》第一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23页。
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原著序。
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按照该书的主编推荐语所示，该丛书以跨学科的原典梳理为分析线索和立论依据，并非从西方关键词传播到中国的演变和差异入手，而是从西方的关键概念在西方的际遇与内涵入手，从《意义》《礼物》《身体》《行动》《书写》《法则》《道说》《焦虑》《倾听》《动物（性）》等诸人文学科交叉概念入手，深入探究当代西方神学与人文学的内在关联、相互借鉴及深层对话，同时又从中国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出发，试图把握当代西方思想的关键概念、核心命题和基本逻辑，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学术文献等涉及当代中西方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对我们关注本土关键概念、关键词也有启发。
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韦勒克196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以其中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名词与概念”“演变”“形式与结构”“巴罗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诸种概念的梳理和辨析，启发或者呼应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且不说温儒敏1988年出版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后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就分别对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科学思潮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见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