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罗兰·巴尔特自述》是作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写作和学术生涯第四阶段的代表作之一。

关于这本书的成因，巴尔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是在色伊（Seuil）出版社组织的一次工作午餐会上，大家提议今后让作家们自己写书来评判自己的著述，并随后将其放进“永恒的作家”（Ecrivains de toujours）丛书之中。巴尔特本着这种精神，曾经想把书“写成插科打诨性的东西，写成某种我自己的仿制品”。但是，真正进入写作之后，“一切都变了，一些书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显现出来，使得最初的简单想法变得极为滑稽可笑”（《全集》第三卷，315页）。于是，他认为应该利用提供给他的这次机会，来阐述他与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与他的“想象物”之间的关系。而且，作者认为，这种自己写自己的做法正是“镜像阶段”中的主体与其自我的想象物即镜中形象的关系（见《退步》一节）。在译者看来，全书就是作者与其自我想象物之间的一种对话。全书经过了一年零27天的写作，于1974年9月3日脱稿，这样，巴尔特就成了这套丛书100多位作家中唯一在活着时就“永恒的作家”。

全书采用了片断的书写形式。按照作者的说法，一方面，他一直喜欢采用片断的书写方式，而对于长长的文章越来越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他必须采用一种形式来化解几乎要形成的“意义”。他认为，不应该由他来提供意义，“意义总是属于别人即读者”。于是，他决定使这本书成为以“分散的整体”出现的书，就像他所喜爱的具有“散落”叶片的棕榈树那样。显然，这两方面代表了巴尔特关于写作的主张。首先，综观巴尔特的全部著述，他除了专题著述（《论拉辛》、《服饰系统》、《S/ Z》）之外，其余的书都是文章的汇编，而且即便是那几本专题著述，其内部结构也是零散的，有的甚至也是片断式的。巴尔特说过：“对于片断的喜爱由来已久，而这，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得到了重新利用。在我写作专著和文章的时候（这一点我以前不曾发现），我注意到，我总是按照一种短的写作方式来写——在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我甚至只写短文，而没有写成本的书。这种对短的形式的喜爱，现在正在系统化。”（《全集》第三卷，318页）其实，他的第一篇文章（1942）就是以片断的形式写成的，“当时，这种选择被认定是纪德式的方式，‘因为更喜欢结构松散，而不喜欢走样的秩序’。从此，他实际上没有停止从事短篇的写作”（见本书《片断的圈子》一节）。其次，巴尔特坚持反对“多格扎”（doxa），即形成稳定意义的“日常舆论”，这也使他无法写作长篇大论。他说：“一种多格扎（一般的舆论）出现了，但是无法忍受；为了摆脱它，我假设一种悖论；随后，这种悖论开始得以确立，它自己也变成了新的成形之物、新的多格扎，而我又需要走向一种新的悖论”（见本书《多格扎与反多格扎》一节），“悖论是一种最强烈的令人着迷的东西”（见本书《作为享乐的悖论》一节）。他之所以这样做，而且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价值的波动”引起的：“一方面，价值在控制、在决定……另一方面，任何对立关系都是可疑的，意义在疲劳……价值（意义便与价值在一起）就这样波动，没有休止。”（见本书《价值的波动》一节）为了做到这样，片断写作“可以打碎我定名的成形观念、论述和话语，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按照对所说的内容要给予最终意义的想法来建构的——这正是以往世纪中整个修辞学的规则。与所建话语的成形状态相比，片断是一种可喜的打乱，即一种断续，它确立句子、形象和思想的一种粉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们最终都不能得以‘完整确立’”（《全集》第三卷，318页）。

此外，作者在书中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有意拉开“叙述者”与“作者”本人的距离，这在自传体中也是少有的。把片断写作与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相结合，也有利于避免读者对作者产生“成形的”看法，即他一再反对的“多格扎”，足见作者为此是煞费了苦心。但是，“由于我过去的著述是一位随笔作家的著述，所以，我的想象物就是某种一时观念的想象物。总之，是某种智力的小说”（《全集》第三卷，335页）。这似乎告诉我们，虽然巴尔特在本书的开头就提醒人们：“这一切，均应被看成出自一位小说人物之口”，但由于他承认其“小说”是其“某种一时观念的想象物”，所以，它可以成为我们对巴尔特的思想进行某种推测和研究的依据。

那么，片断式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审美效果呢?对此，巴尔特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他在《文本的快乐》一书中做过完整的总结：“阅读的快乐显然源自断裂……文化及其破坏都不具色情特点；是它们之间的断层变成了色情的”，“快乐所需要的，是一种出现损失的场所，是断层，是中断，是风蚀”，“人体最具色情意味之处，难道不就是衣饰微开的地方吗?……间断具有色情意味：在两种物件（裤子与毛衣）之间、在两个边缘（半开的衬衣、手套和袖子）之间闪耀的皮肤的间断具有色情意味。正是闪耀本身在诱惑，或进一步说，是一种显现—消失的表现状态在诱惑”（《文本的快乐》，15、19页）。这不正是片断写作可以带来的效果吗?至于片断写作在本书中的情况，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片断的排列。巴尔特没有按照自己的生活年代或者写作阶段的顺序来排列相关片断，而是大体上按片断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进行了排列，有时甚至还故意打乱这种排列。他自己这样说：“他大体上想得起他写作这些片断的顺序；但是，这种顺序出自何处呢?它依据何种分类、何种连接方式呢?这些他就想不起来了。”（见本书《我想不起顺序来了》一节）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翻译成汉字之后的排列更是杂乱无章，阅读起来使人大有时间错位、事件凌乱、没有贯穿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感觉。但是，巴尔特却认为“杂乱无章，也是一种享乐空间”。色伊出版社1975年在出版本书时，封面上采用了巴尔特用彩色蜡笔绘制的在我们看来是“杂乱无章”的画《对于茹安-雷-潘镇的记忆》，也是很有寓意的。我们不妨说，巴尔特在片断写作方面的审美追求是系统化的。

巴尔特承认其“道德观”这一写作阶段是受了尼采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曾经满脑子装满了尼采，因为我在此前刚刚读过他的著作”（见本书《何谓影响?》一节），“他在为‘道德观’（moralité）寻找定义。他把这个词与道德规范（morale）对了起来”（见本书《朋友们》一节）。但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接受了尼采思想的哪些方面。译者认为，我们似乎可以从他对尼采的总体了解来推断一下这种影响。尼采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通过对价值判断的解释来反对传统的价值，并主张人不是“完全实现的整体”，人具有总是更新的创造力，总是向着“他者”逃逸。而尼采对哲学进行解释的方式则是通过箴言和诗。所谓箴言即格言性的写作物，即片断。似乎可以说，尼采的哲学思想坚定了巴尔特不固守“多格扎”的主张，而其箴言式的解释方式无疑也是对“片断写作”的提前肯定。

我在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期间，曾于1995 年3月26日那天（巴尔特逝世15周年纪念日）在巴约纳市参加了由当地市政府举办的“纪念巴尔特国际研讨会”。我之所以被邀，是因为此前我翻译的《罗兰·巴特随笔选》刚刚在国内出版，是法国色伊出版社向会议主办单位推荐的。我是头一天下午赶到巴约纳市的，在旅馆稍作安顿之后，便出门随便走走，我特别想领略一下巴尔特在书中描写过的巴约纳市。巴约纳市西临大海，一条入海的河流穿城而过，城市不大，但建筑古老，颇有历史。我在距旅馆不远的一个海边广场上停了下来，环视着四周的楼房、桥梁和海面，街道的入口处差不多都横挂着“与罗兰·巴尔特会晤”的法文条幅，显然，人们都以巴约纳市这个地方出了巴尔特而自豪。不论是海面上还是街道中，人们都忙碌着。我想起巴尔特在自述中一幅照片下面写的字：“巴约纳市，巴约纳市，完美的城市……四周充满响亮的生活气息……童年时的主要想象物：外省就是场景，故事就是气味，资产阶级就是话题。”会议是26日上午在市图书馆的报告厅举行的。说是国际会议，其实来参加的，包括我在内，也只有5个人：除了我之外，一位是西班牙人，一位是葡萄牙人（葡萄牙前教育部长，已定居巴黎），一位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位是省会波城（Pau）大学的讲师。大学讲师是会议主持人，与会者大都谈的是在各自国家里翻译和介绍巴尔特著述的情况，听众都是当地的社会上层人士，其中有几位老年人还说当年曾与巴尔特认识。会上，我成了被提问最多的报告人，人们对于巴尔特的著述能翻译成汉语和被中国读者所阅读特别感到惊奇，有的甚至说，连他们都读不懂巴尔特，大有为自己未能深入研究家乡名人而感到愧疚之意。我向巴约纳市图书馆赠送了两册《罗兰·巴特随笔选》，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那天下午，在我的请求下，主办单位安排了一位熟悉巴尔特家乡的工作人员陪同我去了巴尔特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常去居住的于尔特村（Urt），在那栋据说已经不再属于巴尔特家族的略显破旧的二层小楼门前留了影。我看到了他描写过的屋后的阿杜尔河（Adour），并沿着他可能走过的公路驱车走了一段。巴斯克地区的风景是很美的，重峦叠嶂，郁郁葱葱，令人心悦，令人遐想。无怪乎它从很早就培育了巴尔特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构成了他后来的超凡的创造力。陪同的人看到我如此痴情于巴尔特生活过的地方，便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看一看巴尔特的坟墓。我自然愿意。我们在公墓外停车，缓步而静穆地走进公墓，就在不远处的公墓的南端，我们找到了他的墓。在陪同人告诉我“我们到了”时，我简直惊呆了：那里没有大理石的墓体、墓碑，而只有茅草围绕中的一块白色水泥盖板。盖板上刻有两部分文字，上面是“Henriette Barthes，Née Binger，1893—1977”（昂利耶特·巴尔特，乳姓：班热，1893—1977），下面是“Roland Barthes，1915—1980”（罗兰·巴尔特，1915—1980）。这是他与母亲合用的墓穴。墓前甚至没有花盆。与四周相比，这个墓近乎于平地，近乎于泥土。我半晌没有说话，陪同的人可能已经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马上解释，说巴尔特在弥留之际，不让亲友为他修建永久式坟墓，而希望与母亲合用墓穴，上面有块水泥盖板就可以了，以便于以后较快地归化于自然。我拿出了照相机，让镜头为我留下这处今后也会令我久久不能平静的珍奇景物。我只有感慨，无尽的感慨。在随后返回巴黎的高速列车上，我将自己前后的感悟捋了捋，记在了本子上，不想，竟捋出了一首小诗：

不是墓

分明是与路同样的路

一样的沙石板块

一样的茅草拥簇

斜阳中，鲜亮而明突

不是墓

分明是奇特的书

一生笔耕不辍

安息处也是打开的一篇珍贵的笔录

冥世间仍在追求“零度”

后来，每当我翻阅巴约纳之行拍摄的照片时，我都会回想起于尔特之行的一些细节，回想起面对巴尔特坟墓时的无限感慨。

这本书最初翻译于2001年，并与《作家索莱尔斯》和《偶遇琐事》两稿一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以《罗兰·巴特自述》为总书名于2002年出版，但遗憾的是，原书中所附大量照片和插图的版权问题当时不好解决，出书时未能收录。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此次将译文列入“罗兰·巴尔特文集”中出版，并收录了原著中的所有照片和插图，这对于作为译者的我来说，当然是欣喜万分。这些照片和插图对于丰富本书的内容和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无疑会大有帮助，而且其资料价值是非常之大的。

借此次出版之机，我对旧译做了修订。除了必要的文字润色、注释补充和根据我后来翻译的《符号学词典》一书对个别概念的名称做了改动之外，还更正了几处当时处理疏忽和理解有误的地方（在此，我向读过旧译的读者表示歉意）。此外，罗兰·巴特的译名也根据《法语姓名译名手册》的规范译法和文集的要求改为罗兰·巴尔特。我虽然接触巴尔特的著述比较早，但缺乏系统而认真的研究。我相信，此次修改之后，也还会有理解不当的地方，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予以指正，我在此提前致谢（zhzhttj@ tom. com）。

由于无法写得更为深入一些，此译者序主要内容基本上沿用了此前出版的《罗兰·巴特自述》一书“导读”中的部分相关文字，特此说明。

怀宇

于南开大学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