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同志的学术成就和对历史学院的贡献

齐世荣

听到宁可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十分难过。从1954年到2014年，我们相交了60年，可回忆的事情很多。限于时间，只谈两个方面。以后宁欣同志可来找我，我再详谈。今天，校外同志多位到会，有些同志年岁已过70，出来不容易，应请他们多谈谈。我们学院自己人，以后还有机会。

第一方面，谈宁可同志的学术成就。他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今天，只谈史学理论这个领域。宁可同志的《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文，都是很有价值的。他认为，不能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理解为二者毫无区别。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但这两个概念侧重的方面还是有所不同的。我在这里想引列宁的一句名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375页）这说得很清楚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还有很多种不同看法，值得继续研究。关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苏联、中国学术界一度受《联共党史》的影响，大批地理环境决定论，以致完全否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致不顾客观自然条件去蛮干。宁可同志的《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详细论证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一篇具有实践应用价值的优秀理论文章。

第二方面，谈宁可同志对首都师大历史学院的贡献。历史学院从创建到今天，已有60年了，一共有四代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贡献。宁可同志属于第一代。宁可、戚国淦、成庆华和我都先后担任过历史系的党政领导工作。1954年建系（当时叫历史科）时，几乎是白手起家，到今天能站住脚，取得一定成绩，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我们办系的理念是一致的，即教学与科研应当并重。在“文革”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我们就是这样看、这样做的。当然，在那时搞科研，是有风险的，有阻力的。“走白专道路”这顶大帽子随时可以扣上。宁可同志年青时就写了一些好文章，这是很不容易的。“文革”后，我担任系主任，戚国淦、宁可担任副主任，我们共同议定：仍然坚持教学、科研并重。“文革”后，有的单位过分重科研而轻教学，我们不是这样。科研的重点，中国史方向是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世界史方向是英国史（以都铎王朝为重点）、国际关系史（以20世纪为重点）。第二，团结合作。大问题一起讨论，充分交换意见，决定后分头执行。我们从来没有过私人意见之争。第三，重视培养接班人。杨生民、翁俊雄、蒋福亚等同志是宁可同志培养的第一批接班人（在全系属第二代人），郝春文、宋杰、孙文泱等同志是宁可同志培养的第二批接班人（在全系属第三代）。这些同志都已做出了成绩。后继有人，至关重要。

限于时间，今天就谈到这里。作为历史学院和首都师大的一个老教师和前领导人，我对本校的、外单位的到会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