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宁可先生

阎守诚

宁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总觉得先生还没有走，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活地留在我的心里，让我不由地去回想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我知道先生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读过先生写的《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两篇文章。文章高屋建瓴的分析、逻辑严谨的论述和简洁流畅的文采，真是史家大手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从此记住了先生的大名。

我见到先生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我在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工作，先生主持《历史研究》杂志社工作，到山西调研，在省委宣传部开座谈会，调研室是我和刘梦溪去的，梦溪在会上发了言，我则见识了先生的风采，也就觉得不虚此行，满意而归了。

我来到先生身边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工作，室主任是先生的爱徒张海瀛，我刚到研究室报到，海瀛就指派我到北京师范学院协助宁先生整理编辑隋唐经济史资料。居然有机会去协助先生工作，令我喜出望外。

1980年3月，我来到北京师范学院，就住在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里，在先生指导下，开始认真读隋唐史的史料，整理有关这个时代社会经济的资料，同时，听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历史理论》等课程，先生的教诲使我获益良多。所以，我虽然不是先生的及门弟子，也可以算是私淑弟子吧！特别幸运的是，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中国唐史学会发起，由先生组织、领导的三次大型的历史考察：第一次是1981年7月15日至9月9日的丝绸之路考察；第二次是1982年7月10日至8月18日的河东两京考察；第三次是1984年7月14日至8月25日的唐宋运河考察。前两次考察都是由先生担任考察队长，第三次先生虽然因故没有参加，但在考察之前，先生在胡戟的陪同下沿运河考察路线做了细致的安排，为这次考察的筹备、组织和总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参加历史考察，不仅使我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加深了对伟大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增强了研究祖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和责任感，而且也使我有机会和先生朝夕相处，促膝长谈，相互了解。记得先生颇有感慨地对我说：“我们现在读的书，都是十几年前应该读的书。”先生所说，正是我心中所想。不是吗？要不是“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的命，我何至于年过不惑才又重下书帷去解惑呢？

我真正来到先生身边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1987年夏天，先生来太原参加武则天研讨会，会议期间，找我谈话，先生说：“我想调你到我那里工作，我们系缺你这样年龄的老师。有些问题，你要考虑：一是你现在是副所长，正处级干部，去了，是普通老师；二是你现在有三室一厅的住房，去了，暂时只能给你一间；还有，你在山西多年，一切都熟悉，去了，要重新开始。”我知道，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我钟爱的职业是当教师，所以，我当时就告诉先生：“我愿意去。”好事多磨，工作的调动是曲折的，直到1991年3月我才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从此，一直在先生身边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和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多年来，常受先生的教诲，只是由于自己天性愚钝，才疏学浅，成绩平平，实在愧对先生。

回想起来，我在先生身边断断续续也有三十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先生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应该如何用文字来表达呢？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我愿意尽我所能来回答，我以为：

先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在运河考察时，8月17日考察队行至安徽宿县，先生专程从他正在讲学的江苏徐州赶来看望考察队队员，并对安徽省及宿州地、县三级领导为考察队提供许多方便表示感谢。考察队员亲切地称先生为“终身队长”。先生的这个称呼在以后的岁月里证明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多年来，考察队员聚会，往往都是在首都师大的先生身边。曾参加过丝路考察的中国科学院的姚蜀平女士，现在是定居美国的著名作家，她写的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曾获2011年第一届华文文学星云奖历史小说佳作奖。2013年她回国，首要的就是探望病中的先生，并和当年考察队的朋友聚会。5月8日，她来到首都师大，先生虽身患重病，仍然参加了这次聚会，可见考察队员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先生。先生病危住在空军总医院，当医生刚开始用鼻饲时，先生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有限，他拉着长期在身边服侍他的女儿的手说：“谢谢，再见！”也向为他治疗的医生和护士说：“谢谢，再见！”从此不再说话，身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听说此事者也无不为之动容。一个人在知道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候，还不忘对帮助过他的人表示感谢、告别，能够如此理性、优雅、淡定的告别生命是多么令人感动啊！先生人格魅力源自何处？我想，在于古人说的道德、文章，或者说品格和学问。因为人一生会遇到许多问题，如职业、职称、待遇、住房、婚姻、家庭等等，这些问题虽然要靠自己去奋斗争取，但结果如何，有许多客观因素在起作用，你自己并不能完全决定。只有品、学两者是完全靠自身的修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学者，自然富有人格的魅力。

先生是文化素养非常高深的人。作为历史学家，先生业务精通，见解新颖，写过许多影响广泛的论著，这些不用我细说。我只想说，先生的精神世界广阔，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先生有三大爱好：读书、音乐、美食。先生阅读面极其广，就拿读小说来说，不仅读中外名著、武侠小说，也读青年们热爱的流行小说：言情、惊悚、悬疑、穿越等都在阅读之列，因此说起文学，先生可以娓娓道来，有分析归纳，也有细节描述，让人惊叹不已。先生知识的渊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于舰艇、飞机、军械也有深入的了解。和先生在一起，他总是有问必答，而且思维异常敏捷，和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无形中能够获得许多知识。正因为先生有丰富的文化素养，因此，他在讲授《史学理论》等课程时，把抽象的理论和恰当的具体事例衔接得天衣无缝，生动有趣。

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先生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天资聪明，聪明的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强。的确，先生有极好的记忆力。先生喜好美食，自己却不会做菜，但说起各大菜系的特点、有名的菜谱，甚至烹调的方法都讲得头头是道，而且还能编写出“寒食楼菜谱种种”等长篇文章，为的是给患病中的爱好美食的老同学以安慰。据说是“文革”中，先生被集中办“学习班”，在膳食科长办公室学习，常翻看书架上的菜谱，就记住了菜肴的各种知识。先生也有很好的理解力。他读过的小说，不仅能记得内容，而且能讲出各类小说的特点、异同和优劣。我认为，聪明的人虽然天赋记性好，悟性高，如果以此自傲，只能算是“小聪明”；只有天分虽高，还能勤奋刻苦、持之以恒地努力学习，才是“真聪明”。先生就是真聪明，他读书刻苦，手不释卷。丝路考察时，我常与先生同室而眠，先生有躺在床上读书的习惯，常常读至深夜。平时去先生家，他坐的沙发前，小茶几上总是堆满书籍，先生还不时向我推荐新出的书籍。我认为，“智慧”要比“聪明”更高一个层次。因为“慧”虽然有聪明的意思，有天赋的成分，但“智”却包含“理性”的意义在内，理性是要靠品德的修养为基础的，因为对是非善恶的辨析判断，待人遇事的宽严适度，对自己言论行为的控制，以及对问题的创造性思考，都要靠理性。先生不仅是真聪明，而且有大智慧。先生能够从极其复杂的内容中概括出简单的几点加以说明，有一次，先生和我讲到怎样研究一个问题时，讲了三点：一是要了解这个问题在纵向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要疏通这个问题在横向上与其他问题的关系；三是任何问题本身都是有层次的，你要不断地追问为什么，直到问不出问题。其实历史研究法之类的问题是可以写书的，先生简明扼要概括的这三点对我的启发很大，胜读许多书。先生也能够从细小、具体的问题看出问题背后的大背景。先生写的《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就是从三个数字谈起，对中国两千多年来农业生产发展途径、规律、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现在如何形成适合我国具体条件的新的农业发展道路提出建议，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还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丝路考察走到吐鲁番地区，住在吐鲁番宾馆，晚上先生主持开考察队内部的学术讨论会，总结前段考察的内容。会议开始不久，窗外传来优美欢快的歌声，原来是宾馆的服务员在露天舞台表演歌舞。讨论会中不时有人进出，出去的时间比到卫生间需要的时间都长，先生也没有制止。会议结束时，先生进行了总结，最后面带笑容说了一句：“开会时出去的人我都知道。”这句话既是对溜出去看表演的人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也表达了善意的宽容，我认为讲得恰到好处，真是“智者”之言。

先生是乐观、豁达和充满爱心的人。我是从先生对待疾病的态度上感悟到他的乐观、豁达的。多年来先生疾病缠身，他的二女儿说：作为医生，我所知道的病父亲几乎都有，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糖尿病、痛风、脂肪肝、肾功能不全等等。对于疾病，先生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不受疾病的影响，依然尽其所能，参加科研与教学，直至病危期间，即使住在医院，只要可能，依然坚持写作。对于来探望他的人，也依然是语言风趣，情绪开朗。当先生眼瞽、耳聋时，幽默地自称“宁龙虾（聋瞎）”，后来又声哑、牙缺，眼、耳、喉、牙四种器官只有一半功能，自号“四半堂”。再后来，加上脑梗、肺病，再改号为“六半堂”，并让精通书法和篆刻的女婿为“六半堂”写了一个横幅，刻了一方图章。先生在病中的言行反映了他从来没有被疾病征服，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师母去世之后，十多年来，先生身边先后换过三个保姆，先生对保姆从不挑剔指谪，也从无怨言，而是非常“听话”，所以在校园内的保姆间有“一等好老头”的美誉，这个“美誉”也来之不易。最后一任保姆在先生病重住院时，日夜陪护，尽心尽力，每当说起先生的病情，常常会潸然泪下，可见先生感人之深。先生一生以教师为职业，靠工资生活，却把全部积蓄50万元捐出，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奖学金命名为“成庆华宁可奖学金”，成庆华是先生所敬重的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的长者、同事，逝世多年，先生这样命名，表达了对成先生的敬爱；奖学金的设立，表达了对莘莘学子的关爱；这些存款没有留给女儿，表达了对她们的真爱，希望她们自强自立。先生的三个女儿不负父母的期望，现在都已成为学有专攻、业有所成、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人。奖学金的设立也表达了先生心中的大爱！

记得先生住进空军总医院，我第一次去看望先生，先生拉着我的手，说了四个字：“不要生病。”这是一句极普通的话，谁愿意生病呢？但这句话出自先生之口，就极不普通，分量极重，这是先生多年来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感受，也是对我的殷切告诫和善良期望，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也年过七旬，步入晚年了，一定好好保重自己，努力争取不要生病，自己不要受苦，亲人不要受累。

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都是我所景仰的，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写这篇小文，表达我对先生的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