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学动物（literary animals）在盎格鲁诺曼时期英国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动物叙事文学又占据着很大的叙述空间。[1]这一时期的英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作家，产生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动物叙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叙事多元，异彩纷呈。这些作家以动物为叙事主体或广泛涉及动物描写，对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的发轫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见证了英国文化的发展和演进历程。
中世纪动物叙事文学的体裁具有它的特色。麦克奈特（G.H.Mcknight）指出，在中世纪文学中，有三类作品和动物有关：第一种是动物论（bestiary），中世纪象征主义者按照动物的习性阐释其寓意。第二种是寓言（fable），人们讲述动物故事是为了获取教训。第三种是动物史诗（beast epic），是具有中世纪文化特点的故事，因为它们可以为读者提供娱乐。[2]这些作品的角色以动物为主，可以说构建了典型的巅峰群落占据的体裁。事实上，和动物有关的作品并不局限于这三类体裁。麦克穆恩（Meradith T.McMunn）指出，13世纪前，大众文学作家和宫廷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借鉴动物论。[3]这种借鉴包括对动物象征意义的借鉴，用文学方式再现自然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韦曼（Klaus Weimann）把中世纪英语动物文学的体裁分为五大类：动物论、寓言、动物故事和动物史诗、辩论诗和有关动物的诗歌。他认为大部分中世纪英语寓言故事都来自古典文学，作为单篇出现在训诫文和说教作品之中。动物史诗发展较晚，没有寓言故事那样有明确的寓意，但表面上看主要是说教和讽刺，而动物辩论诗的教育目的自然和故事中主人公的说教融合在一起。[4]事实上，英国作家不仅创作这些作品，还在此基础上涉及其他体裁，比如梦幻诗、骑士文学、编年史、游记、圣徒传等。这些动物叙事和当时的动物论，文化演进，人类认识自我、理解自然，历史语境，宗教话语等因素紧密关联。文学动物不仅具备象征意义，而且以生命主体的角色出现，成为文化话语、叙述角度、道德说教的承载者，又为中世纪英国人构建自我身份以及展现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宗教之间的多重关系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同时，为当代读者更好地理解中世纪人的动物观提供了有力的视角。
动物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扮演着和人一样重要的角色，而不同的体裁中又凸显某种动物的角色功能。在动物和人的互动关系中，人并非扮演着绝对的道德主体这一角色，恰恰相反，动物有时成为道德主体，人反而成为道德患者或客体。这里其实涉及如何界定“角色”这一概念的问题。传统观点对文学作品中的“角色”（character）的界定局限在人类之上，但我们知道，文学动物一直出现在文学叙述、阅读和接受之中，甚至在某些体裁中占据主导位置。伯雷（Bruce Thomas Boehrer）指出，文学角色的问题最好从动物研究的立场来理解，而从理论上区分人和动物可以作为哲学和科学研究的例子。[5]他指出，从动物研究的角度来看，动物论中的词条可以看作是不同的角色研究，模式化角色可以看作是动物论条目中的一个变体，这种做法比较妥当。[6]在“角色”这个词具有现代意义之前，它所包含的意义为探讨人与非人物种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空间。[7]他认为，从种际内部关系角度出发来研究文学角色这一概念的发展，有助于勾勒西方文学史。[8]因此，动物叙事作品中的动物作为角色出现有利于梳理文学发展的轨迹。
中世纪英国作家书写动物从一个侧面说明动物在中世纪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当时，人们对动物的依赖非常强，生活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动物的商业化活动，狩猎这一重要户外活动成为普通人获取食物、贵族进行娱乐的有效途径。同时，人们需要借助不同的动物作为狩猎伙伴，比如猎狗或猎鹰，进行驯鹰活动，而骑士对战马的依赖使他们相信马是动物界最具灵性的动物。萨里斯伯里（Joyce E.Salisbury）指出，中世纪人把动物当作食物进行消费的时候，认为动物的肉会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最终转变为人肉。人们根据所吃食物来判断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吃肉不仅成为经济优越和人控制自然的象征，随着社会等级秩序的进一步扩大，它也成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社会地位差异的区别性标志。14世纪末，社会阶层部分地以他们的饮食结构来界定。贵族多以肉食为主，穷人以蔬菜、奶制品为主。[9]
动物既存在于中世纪英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还出现在绘画、纹章、手抄本、天文学和地图之中，甚至某些政治理念借助动物来表达。他们不仅表达了人们的美学观点，还承载着文化寓意和道德伦理观念，甚至催生了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和中世纪文学文本形成了互文关系。在中世纪绘画中，人们用狮子、鹈鹕、绵羊来象征基督，狐狸指涉圣徒路加，人们还用狮子象征马克，鹰指涉约翰，借助视觉艺术和动物进行观念表述。圣安东尼的画像中常伴有野猪出现，而他被看作是动物的保护者。另外，人们把动物和天文学联系了起来，以动物名字命名或描绘天体。12世纪后半期，纹章学的发展借助动物完成了部分意义的表述。[10]在中世纪纹章中，许多动物形象成为家族精神或骑士精神的象征，纹章上的动物通常全副武装，武器是牙齿、爪子或角。[11]英格兰的纹章是著名的金雀花狮子，这是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1195年设计的。他舍弃了父亲亨利二世（Henry Ⅱ）用的纹章（两头面对面的狮子）改为三头狮子，英格兰沿用至今。[12]关于纹章，15世纪的英国女诗人朱丽安娜·伯纳斯（Juliana Berners）在《圣安尔伯斯之书》（Boke of St. Albans）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纹章浓缩了人们认为最能体现文化价值、表达象征意义、传递意识形态理念的概念，而出现在纹章上的动物通常是力量、勇气、信仰的象征，是对英格兰文化、政治和信仰的定位。莫里森（Elizabeth Morrison）通过研究表明，中世纪视觉艺术中出现了大量动物，但中世纪手抄本插画中出现的动物数量最多。这些动物可分为日常生活中的动物、象征性动物和想象性动物，说明了动物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3]需要指出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艺术以动物纹饰著称，凯尔特人偏爱动物题材，爱尔兰传教士在大不列颠传教，形成了爱尔兰撒克逊插图艺术，这种插图融合了几何纹、螺旋纹和由动物肢体交缠衔接构成的动物纹。[14]诺曼政府之后出现的罗马式插图艺术延续了动物在手抄本中的装饰效果。[15]在创作于1320年的《马利亚女王诗篇》之中的哥特式插图“耶稣讲道”中可以看到“郊游猎鹰图”。在滑稽画中，动物出现在手抄本的边白之中，起到装饰和调侃的作用。[16]人们对自然世界所持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想象未知世界。这种想象有可能赋予动物以异域色彩，具有美化或妖魔化倾向。为了表达他们对未知世界的理解，人们还想象并创造了一系列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的动物。这些可能出现在神话故事或虚构的作品中，展示其象征意义和美学意义，成为文化符号。王慧萍指出，中世纪以农民为主的民间文化充满想象力、夸张、变形、嬉闹、诙谐的基本特质，手抄本中出现的怪物图像说明中世纪人的意识中有着虔诚与诙谐两种看待生活与世界的态度。[17]中世纪英格兰地图展示了地理位置和身份之间的关系，地图边缘位置和怪物特质关联，而中心位置绘有十字架和耶路撒冷，代表着神圣和上帝。[18]《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显示，征服者威廉专设鹿的保护区，杀鹿人的眼睛会被弄瞎，规定人们不准杀野猪，不能惊动兔子。[19]
需要注意的是，《圣经》在中世纪人看待动物、定位动物与人的关系、赋予动物宗教意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世纪英国作家用动物（比如鹰、鲸、猫头鹰、毒蛇、狼）展现道德意识，使其符合《圣经》的道德说教，显示动物的宗教意义和伦理启示，体现世俗观念和宗教伦理之间的矛盾，表征灵与肉、善与恶、道德与禁欲主义、上帝与人、命运与意志之间的对立。同时，还体现上帝、人、动物之间的神圣互渗关系，展示动物性与人性之间的流动性关系，阐述基督教推崇的洁不洁理念，强化基督教文化话语，展示道德伦理教化、建构与继承及其批判意识。这显然是教士文化语境下的文本生产。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指出，西方人信仰的宗教促使他们听从《创世纪》的指令而控制大地。希伯来人把人置于自然之上，不认为自然是邪恶之源，而是把它看作上帝美好的创造物。人在上帝之下，在自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主宰自然，形成了上帝—人类—自然的等级秩序。这种想法和希腊人的激进观点融合并改变了它，支撑着整个中世纪时代。[20]《圣经》之《诗篇》中就写道：“您使他低于天堂，给他戴上荣光的桂冠。您使他管制您亲手创造的作品，您使一切服从在他脚下：畜群、野兽、天空中的鸟、海中的鱼。”[21]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原因是蛇的诱惑。罗尔斯顿指出，这个动物之所以是蛇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蛇比上帝创造的任何野生动物都狡猾”[22]。马拉姆德（Randy Malamud）认为蛇是人的罪恶的移位和投射。[23]惠特克罗夫特（J.Holli Wheatcroft）指出，蛇在古罗马时代被赋予积极意义，被看作宠物，多产且具有治愈作用，还具有预言能力，是死者灵魂的象征。但是，基督教赋予蛇以新的意义，把蛇从人们熟悉的异教符号转换为基督教象征符号，结果，蛇在《自然主义者》（Physiologus）中成为邪恶和魔鬼的象征。[24]洪水之后，种际差异明显扩大。人在“吃动物”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管制、消费、剥夺其生命的权力，动物与人类之间处于二元对立世界，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处于生物链的顶尖位置，而界限是否可能消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依赖于人对自然世界所采取的态度。《利未记》强调动物的“洁净”和“不洁净”。[25]这对中世纪动物论和人们日常生活消费中对动物所持的态度产生了影响。人们对“洁净”这一概念通过具体动物的选择做了阐释，体现出“神圣”和“世俗”观念的对立，这种构建其实是分类危机的表现。这为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洁净或不洁净动物的划分、意义阐释及和人的关系确定了一定的标准。《十诫》和《出埃及记》明确规定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这在动物论或中世纪相关法律中就有相似的界定，即对动物的赔偿同样表现了人赋予动物不同的价值，整体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利己思想的表现。
除了《圣经》之外，中世纪欧洲还形成了具有文化特色的动物论传统。这对英国本土动物论的发展和文学作品中动物传承的文化意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里首先有必要简单概括一下动物论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自然主义者》的历史。事实上，中世纪的动物论是在继承、改造古典传统和肖像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怀特（T.H.White）列举的早期西方动物论相关谱系中可以看出，最早在亚洲、希腊和埃及出现有关动物的口述传统。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这一方面都有相关论述。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索林诺斯（Solinus）、伊良（Aelian）和圣安布罗斯（St.Ambrose）为动物论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6]在认识人和动物关系的时候，人们通过生理特征进行描述和判断。圣安布罗斯指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而动物没有理性。[27]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产生》（Generation of Animals）中对动物的性别做了界定，他认为同类动物会相应地再生同类，而那些从腐烂的生物中产生的东西既不是男性/雄性也不是女性/雌性。自然世界避免无限性，因为无限性意味着不能完成和结束，因此，这是自然通常设法实现的东西。[28]他认为人有思维能力，比其他动物更聪明。[29]他经过比较认为，那些胎生的动物在本性上更为完美，享有更纯洁的“原则”。自然规律就是完美的后代应该由更完美的父母孕育，[30]更完美的动物就指胎生动物，独占螯头的就是人类。[31]在感知、思维能力、孕育过程方面，他认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显示出其优越性。亚里士多德还在《动物的历史》（Historia Animalium）中以实证的手法描述动物身体的组成部分、行为习惯、性格等，囊括500多种动物。
佚名作者似乎在《动物之书》（The Book of Beasts）中继承了早期的口头叙述传统和研究成果。它的最早来源可能是佚名作者用希腊文撰写的《自然主义者》。[32]这本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出现在8世纪。当时的手抄本是中世纪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但是经过抄写员的添加，拉丁文版的《动物之书》中动物有110种之多。正如埃文斯（E.P.Evans）所言，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哪一本书像《自然主义者》那样传播甚广。它被翻译为拉丁语、埃塞俄比亚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冰岛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普罗旺斯语以及所有的日耳曼和拉丁语方言，[33]为中世纪动物论奠定了基础。[34]其中的寓言故事为中世纪人把动物看作人的榜样提供了一种原型，使一些神父思考如何用动物对人进行训诫。[35]它不仅描述动物的生物性特点，而且赋予每种动物特定的道德意义和文化概念，含有一定的基督教色彩。它不仅出现在中世纪诗人对动物典故的引用中，在教会艺术中也可见一斑，在欧洲影响长达千年，比如狮子、凤凰、独角兽、鲸和鸽子在今天仍然具备宗教意义。
中世纪人在书写和对待动物方面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寓言性的，一种是科学性的。弗洛里斯（Nona C.Flores）指出，作家借鉴《自然主义者》和动物论，通过寓言形式展示真实的动物行为，向读者指出其寓意，而科学研究者重在对具体的动物和动物身体结构及其行为进行研究。这两种态度共同存在。[36]山本（Dorothy Yamamoto）指出，我们不仅要把《自然主义者》看作是各种奇特动物的展览厅，还应该在那里看到人类自身，因为《自然主义者》是有关不同物种身体的文本，我们人类也包括在内，它为人类与动物世界之间的交流奠定了基本原则。[37]她进一步指出，《自然主义者》中的动物展示出的理想能够有效依赖于身体的完整性，而身体的稳定性和道德的稳定性关联。一般来说，动物的身体并不发生显著变化，相应地，这成为保持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角色和作用的理论基础。[38]《伊索寓言》《圣经》以及老普林尼、索林诺斯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成为《自然主义者》的素材来源，而《自然主义者》为中世纪动物论打下了基础，但它的目的是采用自然界的动物本性和习惯作为圣经教义。后来，圣伊西多尔（St.Isidore）在调查的基础上添加了其他各种不同的生物。12世纪，动物论被扩充为拉丁文版，这应归功于圣伊西多尔，而且它后来被改写为通俗版本。人们在手抄这些版本的时候，会多少加入一些其他材料。15世纪，随着印刷术的使用，包括寓言故事在内的动物体裁很受读者欢迎，新编撰的书籍越来越多地涉及动物论，神学、世俗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其中。[39]在《自然主义者》中，佚名作者对野兽、鸟类、爬行动物和鱼类的外形特征进行了描述，解释了其命名的缘由。它既表述了这些动物的象征意义，又表现出基督教赋予这些动物的文化意义和宗教意义，含有很强的说教目的。以狮子为例。狮子是《自然主义者》中第一个被描述的动物。佚名作者在总结了狮子的生物性特点之后指出，救世主基督和狮子一样。狮子在动物论中通常被看作动物之王，从宗教意义上看，又是基督的化身。从12世纪后期起，“复活”成为狮子这一动物形象的中心内容。[40]科尔代克基（Lesley Kordecki）通过符号学的研究指出，动物论的每个文本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动物本身所具备的自然生物特点和其所包含的隐喻意义，即能指和所指。但是，混合型动物很少在现实世界中见到，人们很难对他们进行阐释，他们不过是加强了动物论的描写段落长度而已。[41]
由上可见，中世纪动物论赋予不同的动物不同的意义，既借助动物进行道德说教，又展示了动物在整个生态圈中的道德身份。人们用动物（比如母老虎、山羊和海妖）来说明人身上的罪恶，[42]蟾蜍总是与死亡、邪恶、地狱联系在一起。[43]人们把飞向太阳的鹰看作生命重生的象征，[44]凤凰涅槃的故事通常被看作是基督复活的象征。[45]狗和马象征着忠诚，海狸象征着贞洁，山羊象征着欲望。独角龙的角不仅被看作是圣子与圣父的融合，同时还被看作是女性欲望的象征。蜜蜂和大象代表对婚姻的忠贞不渝。鱼通常被看作是具有很高精神追求的动物。土狼是双性动物，被看作犹太人的代表。在动物叙事中，人们不仅赋予动物特殊的宗教色彩，还对动物身体的不同部位有着特殊的看法，眼睛、毛发、角、羽毛、翅膀也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豹子通常被看作是象征性的自我阉割，因为在中世纪人看来，眼睛就是罪恶的源头，而豹子身上的彩色圆圈就像眼睛。赛姆（Alison Syme）指出：“和排泄物有关的禁忌也是通过动物住处的特点传递出来的。”把女性和不同的动物进行比较，从动物的行为中观照人的道德操守，强调女性的危险性。[46]中世纪人通常通过特定动物的行为来含沙射影地说明人相同或相似的行为。
相比较而言，中世纪英国在动物论方面发展较晚。9世纪，英国保存了盎格鲁撒克逊语版本的诗歌体《自然主义者》。12到13世纪，拉丁文版的动物论在英国出现。英国最早保存下来的拉丁文版的动物论手抄本收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47]12世纪，英国神学家亚历山大·内克翰（Alexander Neckham）用拉丁文撰写了《万物之本质》（De naturis rerum）。这是关于当时科学发展的一本册子，但更像是富有想象力的道德寓言集。13世纪早期，修道士巴特洛迈乌斯·安戈里库斯（Bartholomew Anglicus）[48]在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神学，后来用拉丁文撰写了19卷百科全书《论万物之属性》（De Proprietatibus Retum）。人们认为这是中世纪第一本百科全书，其“地球及其形式”部分描写了一些动物。1397年，这本百科全书被翻译为中世纪英语。它在英国动物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动物论之外，中世纪英国作家的动物书写还借鉴了欧洲大陆的伊索（Aesop）寓言传统和列那狐（Reynard）叙事传统，这尤其体现在寓言故事叙述方面。吉尔·曼（Jill Mann）指出，作家在寓言故事中采用动物，故事的要点就从人物转向行为描述，脱离了由心理、个人阅历或现实状况形成的道德选择，而转向简单的因果原因的展示。[49]鲍斯（Cecily Boas）指出，从伊索时代起，人们就在故事中寓言性地书写动物，作家让他们像人一样安排事情，但他们没有失去作为动物的特点。寓言故事的魅力就在于“合适的动物被选择来证明人特定的美德和罪恶”，否则，寓言就失去其本身的价值。[50]虽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寓言不过是人们在“发展有趣的动物论”[51]，但寓言故事中动物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道德教化意义是无法抹杀的。12世纪，神学家亚历山大·内克翰把《伊索寓言》翻译为挽歌体诗歌，取名为《新伊索故事》（Novus Aesopus），里面囊括40则寓言故事。12世纪，英国诗人玛丽（Marie de France）率先以方言文学的方式书写寓言故事，表述考究，具有个人特色。我们知道，寓言在古典文学中以罗马寓言作家菲德拉斯（Phaedrus）和古希腊讽刺作家卢西安（Lucian）[52]结束，但在中世纪后期又以《列那狐的故事》（Roman de Renart）和玛丽的寓言重新出现。[53]吉尔·曼指出，玛丽也不是当时英国唯一处于伊索寓言叙事传统中的诗人，在许多不同的改编或改写作者行列之中，玛丽是第一位把伊索的故事翻译为西方方言的诗人。[54]玛丽的同时代诗人沃尔特（Walter of England）书写的拉丁文版《罗慕路斯》（Romulus），成为中世纪晚期寓言的主要版本，[55]现存有近200本手抄本。勒雷（Seth Lerer）指出，玛丽书写了一系列表达伊索习语的诗歌。在她的诗歌中，动物用通俗的口语讲话。整体来看，玛丽和巴布里乌斯（Babrius）、菲德拉斯[56]处于同一个水平。但这些作家不仅想象着要和伊索同步，而且又抵制伊索的权威。[57]显然，玛丽在借鉴的基础上显示出她的创新意识，敢于挑战欧洲大陆的重量级寓言作家伊索，保持她作为英国诗人的身份。表面上看，在英国这些作家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叙述之中，寓言故事保持了教化与娱乐读者的功能，在学校教育中起着说教作用，经历了被基督教化的过程。但是，从深层次上看，这些寓言作家同样继承了欧洲大陆作家赋予动物的道德身份和伦理地位，展现出人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平等地位，在寓言故事中扮演着平等角色。
《列那狐的故事》在欧洲大陆具有悠久传统，中世纪英国诗人玛丽、奥都（Odo of Cheriton）、乔叟（Geoffrey Chaucer）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欧洲大陆的列那狐叙事传统。吉尔·曼指出，《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之《修女院神父的故事》（The Nun's Priest's Tale）与其说是动物寓言，不如说是动物史诗。我们无法确定乔叟是否读过玛丽有关狐狸和公鸡的故事，但故事中提到的梦明确表明此故事来自《列那狐的故事》，而其他相似性说明乔叟借鉴了这个故事的叙述风格。[58]拉丁文诗歌《意赛格里莫斯》（Ysengrimus）出现于12世纪中期，共有6574行，是有关列那狐与狼意赛格里莫斯的故事。作者可能是诗人尼瓦杜思（Nivardus），目标读者是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吉尔·曼指出，在《意赛格里莫斯》出现之前，西方的动物故事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它的出现使这种叙事才完整起来。[59]百斯特（Thomas W.Best）指出，这个故事中的狐狸是已经基督教化的列那狐，而非处于先前的无名状态，因此，尼瓦杜思的诗歌是第一首列那狐史诗。在列那狐系列故事中，其他动物的名字都有一定的变化，但是狐狸列那和狼意赛格里莫斯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60]他进一步指出，大约在1176年，皮埃尔（Pierre de SaintCloud）用大众语言书写了中世纪第一部动物史诗《列那狐传奇》（Le Roman de Renart），共有2410行，演绎了狮子王国中两位男爵列那和意赛格里莫斯之间的争斗。[61]这个故事中就提到狐狸捕抓公鸡的故事，乔叟创作的《修女院神父的故事》也许从此获得灵感。
可以看到，动物寓言故事的教化功能也逐渐发生变化。布莱克翰（H.J.Blackham）指出，直到11世纪，动物寓言作为说教材料还非常流行，但到了13世纪，动物寓言才逐渐融入拉丁文布道传统。这尤其体现在英国寓言诗人奥都和法国作家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的作品之中。他指出，奥都的寓言故事主要改编自《罗慕路斯》和《列那狐的故事》，有许多故事也是他本人所写。他所采用、改编或想象的寓言故事就是为了“暴露贵族或高级教士的行为”，而伊索寓言就不具备这种作用。[62]罗伯特·亨利森（Robert Henryson）是中世纪英国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他的寓言故事坚持中世纪基督教传统，表达了对世界、人类、魔鬼、人的堕落以及天堂或地狱等主题的关注。他以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关注个人日常生活和经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在诗歌《道德寓言》（Moral Faballis）中进行说教。他别出心裁地将《列那狐的故事》和《伊索寓言》进行改编，使其充满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吉尔·曼认为，亨利森的寓言故事把中世纪动物文学传统的两大支流，即伊索传统和列那狐传统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寓言，是典型的史诗化寓言。[63]显然，文学作品拥有相对固定的文学动物形象、文化和道德意义。布莱克翰指出，教会在动物论、动物故事和圣徒故事中同样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动物，主要目的在于彰显上帝的力量和仁慈、圣徒的神圣和幸福以及动物的温顺和得体行为。[64]这在中世纪英国的寓言故事、动物史诗、圣徒传和骑士文学中也可以看到。
科恩（Esther Cohen）指出，教士文化（clerical culture）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动物不是用来表现人，只是用来表达抽象概念和教义。世俗文化（lay culture）不仅赋予动物象征意义，而且赋予动物人的特征、行为、思考和感受方式。[65]这显然是把动物看作象征符号和生命主体的两种不同看法的表现。表面上看，这是人类动物化、动物人格化的过程，教士文化的立场显然是认可动物的工具价值，但世俗文化却肯定了动物具备的内在固有价值，承认动物具有知觉，和人类一样是生命主体，表现出敬畏生命的态度。中世纪早期，人们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很大，但学界普遍认为12世纪这种认识逐渐消失。萨里斯伯里指出，公元400年到1400年之间，人们在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认识上经历了这种变化，即“人从品德上不同于动物”的观点转变为“我们和动物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观点。动物作为人的食物、财产、性对象、隐喻对象，显示出人和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她指出，通过把动物变为财产，人类把动物从自然中的共同栖居者转变为从属者，而人对动物的控制就体现在人是动物的主人这一角色上。中世纪人对这一观点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一套复杂的观点中，也表现在控制动物的行为之中。[66]这种观点显然在阐释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表明人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而动物没有体现其固有的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这正是本研究开展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国外学界对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动物叙事经历了从单篇诗歌解读到尝试性系统研究的过程，其研究综合起来看大致具有以下特点：一、20世纪，近50篇论文集中研究《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动物寓言故事《修女院神父的故事》，主题涉及乔叟和斯宾塞（Edmund Spenser）之间的关系、幽默与艺术、体裁流变、素材来源、阐释群体、结构安排、讽刺寓意、真实与虚构、风格与悲剧性等。二、21世纪，动物叙事方面的研究趋于系统化，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专著：山本通过研究野人探究人类与他者、女性与边缘化问题。索尔特（David Salter）以圣徒传和骑士文学为核心，研究中世纪圣徒、骑士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认为动物是人类回归纯真状态和确定英雄身份的象征。吉尔·曼对动物寓言故事和动物史诗进行区分研究，对其中涉及的各种变体进行考察研究。克兰（Susan Crane）通过研究动物寓言、狩猎手册和圣徒传探讨人和动物在文化构建中的相互作用。[67]科恩（Jeffery J.Cohen）在研究中采用了当下流行的酷儿理论，探讨了骑士文学中人与马的依赖关系，文本多采用法国骑士文学，英国文本较少。基兹（Lisa J.Kiser）探讨了《玛格丽·坎普之书》（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中基督被动物化的文化原因。[68]这些已经涉及人与动物的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侧重点，但是某些观点对立，且中世纪英国文学只是作为部分论据出现，一些典型作家和作品并未做出研究，甚至未有涉及。事实上，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在借鉴、改编、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既有动物论的影响，又有文学作品的不断书写和阐释。中世纪英国作家通过动物叙事在社会生活、道德伦理建构、意识形态再现、审美追求等方面起着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值得进一步推进研究。
本研究的出发点如下：一、不同体裁中出现的动物和人类属于平等文学角色，而特定的体裁中出现了相对稳定、占据主导位置的动物，形成了巅峰群落（比如夜莺、狮子、马、鹰）；二、以环境伦理学为理论支撑，强调个体、社会和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所有物种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有知觉的人类和动物具有利益需求，因此具备伦理地位和道德身份。所有生命都具备固有价值，值得人类敬畏和尊重，故强调一元论立场。三、在对道德身份的探讨中，引入道德主体和道德患者的概念，考虑生态群落的道德地位和人在其中的角色，构建道德域和人的品德伦理，而价值观的多样性增加了环境伦理景观。环境伦理学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社会与自然这三层关系的认识和研究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认识和研究，核心放在三者的有机的综合作用和关系之上。因此，本研究以文本中动物与人的多重关系和动物的再现政治为重点，横向探讨动物叙事文本的整体叙事模式和特点，纵向挖掘不同题材和体裁中彰显的环境伦理及演化趋势，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动物叙事策略、物种协商和正义、中世纪英国人的动物观以及自我身份构建，以管窥其中体现的中世纪环境道德观念、原则、评价标准和道德情感，梳理作家具备的超越意识、象征意识和在中世纪英国社会道德伦理建构、文化传承、民族意识、审美情趣和理想化环境伦理形成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以观照他们对后来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的影响。
本研究的文本选择遵循的原则是选择以动物为主角或人动物关系展示为主的文本，体裁主要涉及寓言、动物史诗、梦幻诗、辩论诗、骑士文学、虚构游记等。不仅有真正的原创性作品，也有文化翻译作品和编撰性作品。12到13世纪，英国是一个三语国家，而中世纪英语文学在14世纪产出骤增，但之前的文学以盎格鲁诺曼文学和拉丁文学为主。因此，本研究是对盎格鲁诺曼语、拉丁语和中世纪英语在内的三语作品的研究和细读，作者包括玛丽、尼格尔（Nigel of Longchamp）、“猫头鹰”诗人（The OwlPoet）、托马斯·切斯特（Thomas Chester）、杰弗里·乔叟、约翰·克兰伍（John Clanvowe）、托马斯·马洛礼（Sir Thomas Malory）、约翰·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哈夫洛克”诗人（The HavelokPoet）、“高文”诗人（The GawainPoet）以及其他佚名诗人等，旨在回归历史语境，理解中世纪英国人的动物观和环境伦理意识。
引言部分主要从学界对“角色”的定义开始，回顾《圣经》对人和动物关系的界定，《自然主义者》对中世纪英国人动物观的形成产生的作用以及中世纪英国作家对欧洲大陆动物叙事传统的借鉴，并指出以环境伦理学为理论支点进行研究。
第一章研究12世纪诗人在叙事中如何弱化动物的象征意义，在寓言与动物史诗中体现道德意识和平权思想，展示动物作为生命主体的身份，挖掘其潜在的固有价值。研究文本以玛丽用盎格鲁诺曼语书写的《寓言故事》（Fables，12世纪）和尼格尔用拉丁文书写的《愚人之镜》（Speculum Stultorum，12世纪）为主。玛丽和尼格尔结合时代话语和个人社会角色，以动物作为诗歌主角，倾向性地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再现。他们打通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差异，带有很强的说教色彩，各种不同角色和形象的塑造或再书写带有一定的动物论痕迹，但同时出现对刻板动物形象的颠覆性再塑。玛丽在寓言这个文本空间中全面展示了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群落之间因为利益而进行的各类利己或利他思想的博弈，挖掘了基督教、两性关系、政治体制、社会等级差异、身份认同等话题。她在寓意中反复说教、警告、提醒人们要吸取各种教训，在不同的道德主体和道德患者之间进行审视，凸显了生态系统中出现的巅峰群落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认定，比如人、狮子、狼、羊等，并进行谏言。尼格尔在动物史诗《愚人之镜》中讲述了一头驴波奈尔的冒险经历和战胜以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的故事，从而实现了个人理想中的英雄身份构建，展示了作为生命主体的波奈尔的追求及其固有的内在价值。波奈尔是道德代言人，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而人却成为道德患者。人与驴的对立关系彰显的是波奈尔对正义、爱、善等环境美德的追求，对人性之邪恶的批判，而其中颠覆性的书写说明道德身份具有流动性特点。综合起来看，玛丽和尼格尔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物种差异，动物成为和人一起平等共生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存在。他们细致地展示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冲突，具备整体生态观，对动物的情感回应能力做出具有中世纪特色的书写，展现了他们的生命意识。
第二章以中世纪英语辩论诗和梦幻诗为主，研究夜莺和鹰在文本空间中如何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探讨个体行为与自然环境系统、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系统、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在互动中彰显的环境伦理和文化意识。第一部分对五首涉及夜莺的鸟类辩论诗《猫头鹰与夜莺》（The Owl and the Nightingale，12或13世纪）、《画眉与夜莺》（The Thrush and the Nightingale，13世纪）、《布谷鸟与夜莺》（The Cuckoo and the Nightingale, or The Boke of Cupide，14世纪）、《教士与夜莺》（一/二）（The Clerk and the Nightingale I &II，15世纪）和《乌鸫和夜莺》（The Merle and the Nightingale，15世纪）进行文本细读分析。夜莺的辩手既有鸟类，也有人类，“赞美女性的夜莺”与“贬低女性的夜莺”之间形成极端反差。研究旨在分析并说明夜莺作为文化代言人和道德主体地位的不确定性以及辩论展开模式与西欧逻辑学和文学传统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对乔叟的议会辩论诗《百鸟议会》（The Parliament of Fowls，14世纪）和梦幻诗《声誉之宫》（The House of Fame，14世纪）进行细读研究。乔叟在《百鸟议会》中通过三只雄鹰对雌鹰的爱情表白探讨了中世纪宫廷爱情的本质，而《声誉之宫》中的雄鹰对诗人杰弗里的教导率先在中世纪英国诠释了声誉的意义，进一步探讨了中世纪英国文化背景下“自然”这一概念的深刻内涵。这些诗人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角度出发，赋予鸟以辩手、引领者和教师的角色，打破了人与鸟之间的物种界限，模糊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他们通过夜莺、猫头鹰、画眉、布谷鸟、鹰等众多鸟类的语言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话语，涉及性别、婚姻、自然、骑士精神、宫廷爱情、科学、语言、声誉、动物论等诸多话题，鸟类与人类处于相通的价值话语体系之中。研究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从12世纪到15世纪，诗歌中的动物论痕迹如何逐渐淡化直至消失，道德身份受到文化话语的影响而处于不确定状态，诗人们的道德关注在承认鸟类作为生命主体方面得到肯定。进一步讲，他们如何通过文学语言破解鸟语，赋予其时代话语，又模糊了人和鸟之间的物种差异，使处于同一个时代生态系统中的鸟类和人类进行对话。
第三章研究13到15世纪英国骑士文学如何展示人类与动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挖掘其中彰显的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和本质以及写作策略。研究涉及多个文本：《丹麦王子哈夫洛克》（Havelok the Dane，约1280年）、《巴勒恩的威廉》（William of Palerne，约1335年）、《阿托斯的爱格拉默爵士》（Sir Eglamour of Artois，约1350年）、《屋大维》（Octavian，14世纪）、《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14世纪）、《特里亚默爵士》（Sir Tryamour，14世纪）、《利比乌斯·戴斯康努斯》（Libeaus Desconus，14世纪）、《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5世纪）、《伊萨姆布拉斯爵士》（Sir Isumbras，15世纪）、《爱普米顿的生平》（The Lyfe of Ipomydon，15世纪）和《高德爵士》（Sir Gowther，15世纪）等。第一部分重在研究中世纪英国人界定骑士精神内涵时动物是如何成为道德客体或道德患者，人们在使用、占有、追击、剖杀、狩猎、消费动物的过程中如何体现人自身的主体性，被边缘化的动物是如何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中处于无声、流动、模糊的无名状态。第二部分研究骑士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变形人/动物、狼人和野人是如何展示人性与动物性的阈限状态。他们承载了盎格鲁诺曼时期人在界定文化血统、完善道德意识、构建自我身份、阐释基督教观念中表现出的复杂情绪，是盎格鲁诺曼文化继承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精神分裂状态，是人们在面对复杂的政局、文化格局和人性邪恶的时候内心表现出的焦虑感、缺失感和恐惧感的外化，彰显出文化的马赛克特征，同时也说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多元化态势。这同时表明人与动物处于同一个生态系统，表明了人性的双重性特点。第三部分研究人与动物（比如马、狮子和猎狗）之间如何建立跨物种的和谐关系及物种差异如何消解，以说明中世纪人认为动物同样具备情感回应能力背后的思维逻辑，如何表达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信赖、关爱、同情的情感需要，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社会与自然之间三层关系的书写。
第四章研究中世纪动物叙事与远东想象之间的关系，分析中世纪英国人如何展示出他们的东方情结和潜在的动物帝国主义意识，涉及编年史、百科全书、虚构游记和骑士文学等三语文本，具体文本有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用拉丁语书写的《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a，13世纪）、巴特洛迈乌斯·安戈里库斯用拉丁语书写的《论万物之属性》（13世纪）、约翰·曼德维尔用盎格鲁诺曼语书写的《约翰·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14世纪）和乔叟用中世纪英语书写的《坎特伯雷故事》之《扈从的故事》（The Squire's Tale，14世纪）。这些文献和作品不仅描述了远东的不同动物、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混合型动物，而且展示了不同文化空间和语境下的人和动物之关系。动物叙事既显示出这些作者与欧洲大陆在构建远东形象方面保持的一致性，又表现出中世纪人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界定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维模式，在妖魔化远东的过程中，表现出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好奇和不确定感。这种叙事方式折射出中世纪英国人对远东的文化想象和他们的东方视野，表现出他们的东方情结，处于远东的人和动物成为他们塑造自我形象和认识自我的参照对象。在他们的笔下，远东体现出野蛮性、怪物特质和物种模糊性，但又是英国人艳羡的文明之地。通过动物叙事，这些作家构建的远东既是文化乌托邦的象征，又是文化他者的代表，成为中世纪英国人定位自身文化身份和在西欧文化圈中的地位的实践对象。
结论部分总结中世纪英国人的动物观，以女诗人朱丽安娜·伯纳斯的《圣安尔伯斯之书》结尾，说明中世纪英国人拥有运用理性力量和技术手段来征服动物的能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在动物叙事传统方面对中世纪英国文学做出了一定的回应。
[1]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动物转向”使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受到高度关注。关于“动物研究”，目前存在术语方面的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术语应该用Animal Studies（动物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用Animality Studies（动物性研究）。前者重在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似有物种歧视之嫌。与文化研究关联，它们共同指向动物性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参见Michael Lundblad,“From Animals to Animality Studies.”PMLA 2009（2）:496-502。2006年，菲拉特·莫拉动物伦理牛津中心（Ferrater Mora Oxford Center for Animal Ethics）成立，它是世界上第一所致力于动物伦理学研究、教学和出版的学术机构，每年举办暑期学校进行研讨。“Animal” 一词来自拉丁语“animalis”，意为“能够呼吸”。本书中指称动物时用“他”或“她”，说明动物和人类可以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平等角色。
[2]G.H.McKnight,“The Middle English Vox and Wolf.” PMLA 3（1980）：497-509.
[3]Meradith T. McMunn,“Beastiary Influences in Two ThirteenthCentury Romances.” Beasts and Bird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Bestiary and Its Legacy. Ed.Willene B.Clark and Meradith T.McMunn.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p.134.
[4]Klaus Weimann, Middle English Animal Literature.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75.p.viii.
[5]Bruce Thomas Boehrer, Animal Characters: Nonhuman Being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3.
[6]Bruce Thomas Boehrer, Animal Characters: Nonhuman Being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7.
[7]Bruce Thomas Boehrer, Animal Characters: Nonhuman Being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17. 据《牛津英语词典》显示，“character”一词在中世纪英语文学中首先出现在英国神父肖勒姆的威廉（William of Shoreham）所著的《诗歌》之中，拼写为“character”，意为“消失的印记”，16世纪这个词语具有宗教意义，神学家把人在精神上的象征符号称作caractere（1502）或character（1529）。1664年，在德莱顿的作品《敌对的淑女》（Rival Ladies）中，这个词第一次用来指作品或舞台上的角色。
[8]Bruce Thomas Boehrer, Animal Characters: Nonhuman Being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27.
[9]Joyce E. Salisbury, The Beast Within: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p.57.
[10]纹章出现于欧洲社会性质转变时期，当时世袭社会阶层出现，而纹章成为确认这种世袭贵族血统的理想象征符号。这方面的传统比较悠久，近年来相关研究增多，2013年就有两本专著出版，可参见Stephen Slater, The Illustrated Book of Heraldry: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Heraldry and Its Contemporary Uses. London: Lorenz Books, 2013（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中文，参见斯蒂芬·斯莱特：《纹章和徽标》，王心洁、马仲文、孙骞骞、朱晓轩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 Tammy Gagne, Heraldry Understanding Signs and Symbols. London: Quarto Publishing, 2013.
[11]Dorothy Yamamoto,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82-83.
[12]Margaret Haist,“The Lion, Bloodline, and the Kingship.”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9.
[13]See Elizabeth Morrison, Beasts Fantastic and Factual. J. Paul Getty Museum, 2007.
[14] 参见龚缨晏、石青芳：《直观的信仰：欧洲中世纪抄本插图中的基督教》，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第60-75页。
[15] 同上书，第148-158页。
[16] 同上书，第176-180页。
[17] 王慧萍：《怪物考：中世纪幻想艺术图文志》，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5，第4页。
[18]Asa Simon Mittsman, Maps and Monsters in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19] AngloSaxon Chronicle. Trans. G. N. Garmonswa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60. p.222.
[20]Holmes Rolston III, Philosophy Gone Wild: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6. p.57.
[21] Psalm, 8:5-8.
[22] Genesis, 3:1.
[23]Randy Malamud, An Introduction to Animals and Visual Cultur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14.
[24]J. Holli Wheatcroft,“Classical Ideology in the Medieval Bestiary.”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147.
[25]“Leviticus, 11：1-47.” Holy Bible（NRSV）, National TSPM & CCC, 2000。蹄子分开且反刍的动物都可以吃，骆驼、蹄兔、野兔、猪都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不可以吃。生活在海洋或水中可以吃的动物必须有鳍和鳞，否则就不可以吃。鹰类、乌鸦、鹗、鹳、苍鹭、戴胜鸟和蝙蝠不能吃。除了蝗虫、螽斯、蟋蟀或蚂蚱可以吃之外，其他有四条腿且长翅膀的昆虫都不可以吃，因为它们使人不洁净。
[26]T.H.White. ed. The Book of Beasts: Being a Translation from Latin Bestiary. London: Jonathan Cape,1954. p.233.
[27]St.Ambrose,“On Faith in the Ressurection.” Funeral Orations by Saint Gregory Nazianzen and Saint Ambrose. Trans. L. McCauley et al. New York: Fathers of the Church, 1953. p. 256.
[28]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 A. L. Pe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1943. p.7.
[29]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 A. L. Pe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1943. p.229.
[30]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 A. L. Pe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1943. p.139.
[31]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 A. L. Peck.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1943. p.179.
[32] Physiologus并非此书原名，佚名作者从自然史中介绍他的故事，以一句话“the physiologus says”开始，意为“自然哲学家如是说，自然主义者如是说或自然权威人士说”，故书名翻译为《自然主义者》。这本书是最早的动物论，2世纪由希腊文写成。
[33]E. P. Evans, Animal Symbolism in Ecclesiastical Art. New York: Harry Holt, 1896. p.232.
[34]Joyce E. Salisbury, The Beast Within: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Ed.Roy Will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p.104.
[35]Joyce E. Salisbury, The Beast Within: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Ed.Roy Will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p.112.
[36]Nona C. Flores,“The Mirror of Nature Disordered: The Medieval Artist's Dilemma in Depicting Animals.” The Medieval World of Nature. Ed.Joyce E. Salisbury.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3.p.5.
[37]Dorothy Yamamoto,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17.
[38]Dorothy Yamamoto,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23.
[39]Willene B.Clark and Meradith T. McMunn,“Introduction.” Beasts and Bird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Bestiary and Its Legacy. Ed.Willene B.Clark and Meradith T.McMunn. Philadelphia: Univers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p.7.
[40]Margaret Haist,“The Lion, Bloodline, and the Kingship.”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Debra Hassing.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6.
[41]Lesley Kordecki,“Making Animals Mean: Speciest Hermeneutics in the Physiologus of Theobaldus.”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A Book of Essays. Ed.Nona C.Flor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Inc., 1996. p.99.
[42]Carmen Brown,“Bestiary Lessons on Pride and Lust.”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9. pp.53-67.
[43]Mary E. Robbins,“The Truculent Toad in the Middle Ages.”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A Book of Essays. Ed.Nona G.Flor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6. pp.25-47.
[44]Dietmar Peil,“On the Question of a Physiologus Tradition in Emblematic Art and Writing.”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A Book of Essays. Ed.Nona C.Flore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6. pp.103-110.
[45]Valerie Jones,“The Phoenix and the Resurrection.”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 Ed.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9. pp.99-110.
[46]Alison Syme,“Taboos and the Holy in Bodley 764.” The Mark of the Beast: The Medieval Bestiary in Art, Life and Literature.Ed.Debra Hassing.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9. p.172.
[47]Ron Baxter, Bestiaries and Their Users in the Middle Ages. Thrupp and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98.p.83.该书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编号为Bodleian MS Laud Misc. 247。
[48] 他也被称作Bartholomew the Englishman，是13世纪的方济会修士。他出生在英格兰，在牛津大学学习科学和神学，后在巴黎任教，1231年在德国的马格德堡讲学时撰写了《论万物之属性》。
[49]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uiversity Press, 2009. p.262.
[50]Cecily Boas,“Introduction.” Birds and Beasts in English Literature. Ed.Cecily Boas. London and Edinburgh: Thomas Nelsone Sons Ltd., 1926.p.ii.
[51]Jacques Derrida, The Animal Therefore I Am. Ed.Marielouise Mallet. Trans. David Willi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7.
[52] 又译为“琉善”。
[53]H.J.Blackham, The Fable as Literature. London and Dover: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54.
[54]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9.
[55]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1-12.
[56] 巴布里乌斯是希腊寓言作家，菲德拉斯是1世纪罗马寓言作家。
[57]Seth Lerer, Children's Literature: A Reader's History, from Aesop to Harry Pot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46.
[58]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50-251.
[59]Nivardus, Ysengrimus. Trans. Jill Mann. Leiden: Brill, 1987.p.1.《意赛格里莫斯》继承了11世纪的拉丁文动物故事《俘虏逃跑记》（Ecbasis Captivi）中狼与狐狸互相为敌的故事讲述传统，对法文版的《列那狐的故事》（Roman de Renart）的出现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荷兰文的《列那狐》（Van den Vos Reynaerde）、扩充后的荷兰语版《列那狐的历史》（Renaerts Historie）和德语版的《列那狐》（Reynke de Vos）。
[60]Thomas W. Best, Reynard the Fox.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3. p.1.
[61]Thomas W. Best, Reynard the Fox.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3. p.33.
[62]H.J.Blackham, The Fable as Literature. London and Dover: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p.51-52.
[63]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62.
[64]H.J.Blackham, The Fable as Literature. London and Dover: The Athlone Press, 1985. p.33.
[65]Esther Cohen,“Animals in Medieval Perceptions: the Image of the Ubiquitous Other.” Animals and Human Society: Changing Perspectives. Ed.Aubrey Manning and James Serpe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68.
[66]Joyce E. Salisbury, The Beast Within: 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p.16.
[67]Dorothy Yamamoto,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David Salter, Holy and Noble Beasts: Encounters with Animals in Mediev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ill Mann, From Aesop to Reynard: Beast Literature in Medieval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usan Crane, Animal Encounters: Contacts and Concepts in Medieval Britai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68]Jeffrey J. Cohen, Medieval Identity Machines. 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35-77; Lisa J. Kiser,“Margery Kempe and the Animalization of Christ: Animal Cruelt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Studies in Philology 3（2009）：299-315.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界在21世纪出版了研究动物叙事的相关专著和论文，比如《物我相融的世界：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与动物观》（莽萍等，2009）、《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唐克龙，2010）、《动物与帝国主义：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动物研究》（姜礼福，2013）。在中国知网，以“动物叙事”为主题词搜索，2005年至2017年，约有100篇相关论文，大多关于中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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