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文学史著作的出现

一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著——比较丰富的内容——平稳客观的态度——创作述评的不足

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以下简称《运动史》），是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尽管只写到1933年为止，不能算是完整的新文学史，但其开创的功绩不可抹杀。在建国以前所出的仅有的几部新文学史专著中，王哲甫这部也是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

王哲甫的《运动史》，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内容比较丰富，凡是有一些影响的作家、作品，都给以一定篇幅，凡是认为应该记述之事，也都收入书中。

以小说部分为例，首先介绍了小说理论的变化，列举了黄仲苏的《小说之艺术》和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还提到沈雁冰的《自然主义与现代小说》和《小说研究ABC》、郁达夫的《小说论》、孙俍工的《小说作法讲义》、俞平伯的《中国小说谈》以及一些外国小说理论的译本。将小说观念的变化与新小说作品的评论结合起来，更能全面地表现五四后新小说的成就。这比起后来许多新文学史著作往往忽略对小说观念变迁的历史叙述，显然有其优越性。

又如讲新诗，介绍最早正式提倡新诗的是刘半农^[1]，他在1917年7月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接着介绍胡适的《谈新诗》、周无的《诗的将来》、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和稍晚一点俞平伯的《诗的进化的还原论》。在讲戏剧时，提到1918年9月《新青年》发表提倡新剧的文章，有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傅斯年的《再论戏剧改良》、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和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稍后，又有陈大悲的《演剧人的责任》、蒲伯英的《戏剧之近代的意义》、知非的《近代文学上戏剧之地位》、周建侯的《近代剧和世界思潮》、沈泽民的《民众剧院的意义与目的》、宋春舫的《论剧》等。

王著所列举的各种体裁的创作理论的论文，虽未必完备，但已足以表现五四文学革命中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当时《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影响大，但重在总体上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具体的各个文学部门应该如何变革，如何创立新的形式，则还要分别记述，方能展现当时新文艺思潮的各面和全体。

在介绍作家时，涉及的面也较宽。如创作第一期的小说家，介绍了鲁迅、冰心、叶绍钧、王统照、落华生、庐隐、张闻天、孙俍工、王任叔、顾仲起、徐稚。把上述作家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来介绍，指出他们的特点是“微温的，细腻的，稳健的”（在逐个介绍上述作家时，未将鲁迅与其他各位区别开来，显然不妥。因鲁迅思想虽与文学研究会亲近，但毕竟未入该会，且“微温”等风格亦不符合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然后介绍创造社作家，指出他们的风格正相反，是“采取夸大的，英雄的热情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不拘于道德的观念，而为坦白的自白，在创作上造一种新风气”（第151页）。所介绍的创造社作家包括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周全平、倪贻德、冯沅君。然后又介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而崭露头角的，似有把这些人视为《晨报副刊》小说家群之意。计有：刘大杰、蹇先艾、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黎锦明、胡也频。最后又单独介绍杨振声、王以仁。可见所述作家的面还是较宽的。

还应指出，对一些今日不大论及的作家作品，王著当年所作的评价，虽然不很深刻，但仍有参考的价值。如介绍张闻天的《旅途》，“所写的情节人物，包含中美两国的背景与人物”，“作者流利的笔锋，描写的深刻，以及外国的人情风景，很能抓住读者的心灵，确是一篇很可读的长篇小说”。（第149页）又如评陈衡哲的《小雨点》：“虽然是一篇浅显的象征化的故事，但因为作者善于运用这种题材，所以不觉得平凡，而巧譬善喻地，把人生的意义表现出来，在中国的文坛上，可称为特创的作品。”（第230页）在白话诗中介绍沈玄庐的《十五娘》，认为“是一篇较长的叙事诗，写农妇相思之若，在新诗里算是稀有的作品”（第134页）。朱自清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曾收了沈的这首诗，在《诗话》中称之为“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这是在王著出版后两年的事。可惜这些作品很长时间里被后出的新文学史著作遗忘了。

王著的丰富性，还表现在这部著作中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有助于充分地反映新文学之“新”。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巨大差别，并不止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不同，也表现在它多了许多封建时代的文学所没有的部门、品种。下面举出王著涉及的几种。

一、翻译外国文学。我们现在仍少现代翻译历史的著作。而外国文学的翻译，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创造、发展，影响极大。创造五四新文学的前辈作家，他们直接从原著吸取营养，又把原著译为汉语，不仅有助于更多作家了解、借鉴外国文学，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更大范围内普及外国文学，扩大读者的眼界，培育开放的心态，培养更多熟悉世界文学的人，为新文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所以外国文学的翻译如不列入中国新文学史中，至少也应作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给予应有的介绍。

王著专章介绍翻译文学，不仅勾勒了译介外国文学的历史轮廓，而且有比较详细的翻译书目。在前一个方面，作者从1867年同文馆之设立讲起，提到英国人李提摩太、太平天国的文人王韬对翻译的贡献，更推崇严复、林纾的杰出作用。在早期的文学翻译方面，还给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包天笑、周瘦鹃、刘半农以一定的地位。重点介绍了1917年文学革命后翻译事业的兴盛。在团体方面举出共学社、尚志学会、中华学艺社、少年中国学会直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以文学研究会诸社团成立后，为翻译文学的“正式发达的时期”。

在作家方面，首先肯定周氏兄弟的重大贡献，指出：“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周作人与他的哥哥鲁迅曾用文言文译过《域外小说集》，他们既通晓原文，对于本国的文学，也有深刻的研究，所以译文远在林纾之上，但因为用的是文言，得不到很多的读者。他们经过此次失败之后，便改了方向，用白话来开始翻译。鲁迅译有《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工人绥惠略夫》。周作人译有《点滴》、《现代小说译丛》等书，都是用直译的方法，把原文很忠实地翻译出来，这一次都得到很大的成功，极受读者的欢迎。这种‘欧化语体’的翻译尝试成功以后，为翻译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自此翻译的质量，就突然的进步起来了。”（第261页）王哲甫写这部书时，文坛上已有过关于翻译问题的争论，其中包括对直译（硬译）的批评。他这样高度地评价鲁迅的翻译工作，可以看出对鲁迅是很敬重的。

随后，详细地介绍了一批新老翻译家，特别详尽地分国别介绍了当时已大量出版的各国文学译品。有俄苏、法、英、德、奥、匈、斯堪的那维亚诸国、日、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和新犹太文学。数量相当可观，如托尔斯泰有14种，高尔基21种，泰戈尔也有17种。在王著出版之前，1929年出版的蒲梢（徐调孚）编的《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真美善书店出版），搜求较全，但止于1929年，且为工具书。而王著罗列了众多书目，还有自己的发现，如他说：“翻译的文学书，在数量方面讲，以国而论，首推俄国，以人而论首推屠格涅夫的作品最多。美国为世界最富强之国，而输入我国的文学作品，除辛克莱而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记述的。于此可见我国一般人的心理，多倾向于俄国文学，而我国文学受影响最深的国家，也莫如俄国。这可见世界文学的潮流，已趋向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虽有种种压迫，绝不能阻碍它的发达的。”（第264页）

二、用新方法整理、研究古代文学遗产，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古代文学的学术著作，这也是五四后的新事物。近代梁启超、王国维等可说是先行者，但现代型的学术研究，真正的形成，应在五四以后。王著有关这方面的记述，留待后面谈整理国故时，再作介绍。

三、民间文学之整理。把民间文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不仅增添了现代学术研究的门类，而且对新文学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王著叙述了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展的简要经过：“及至新文学运动勃兴以后，国内有几个人才注意到民间文学的重要，提倡搜集整理，……我国提倡民间文学最力的人，当推周作人氏。自从他发表了一篇《歌谣与方言调查》，很引起一般人对于歌谣的兴趣，以后又发表《歌谣》一文，说明了搜集，分类，探讨的方法。北大的歌谣征集处，便是经周氏的提倡而成立的。歌谣征集处，设立于民国7年，到了民国11年才改为歌谣研究会，为了促进搜集与研究的工作起见，曾刊行《歌谣周刊》，共出了96期，继续二年之久。里面登载着一二百篇讨论的文章，两三千首民间的歌谣，多是从各地搜集得来的，其中尤以顾颉刚等所搜集探讨《孟姜女的故事》，为最有价值的材料。”（第286—287页）书中也列举了一批新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既展现了这方面的成绩，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四、儿童文学的兴起，这也是新文学之一新。王著不像后来的新文学史著作，只谈冰心、叶圣陶等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文学的出版情况，也有相当的叙述。如杂志方面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流行相当广泛，书中便提了一笔。又述商务印书馆的“儿童文学丛书”，包含游记、故事、诗歌、小说、剧本等类。光是童话就有五、六集之多，第一集（孙毓秀编）就包括89册。北新书局也出版了百数十种童话，其所出“小朋友丛书”，则有120多种（其中文学类有40余种）。

《运动史》给人的第二个印象是，观点比较平稳、客观。如对“整理国故”的评价，认为“中国的文学，已经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有许多不朽的作品，被埋没在乌烟瘴气的烂纸堆里，从不被人注意的，也有许多文学上的争讼，至今没有解决的，所以整理国故的运动，在今日是刻不容缓的事”，“中国在前并不是没有文学批评家，但这些多是笔记式的诗话，零碎的批评，不是支离割裂，便是笼统含混，很少有高尚的见解，自胡适以新考证方法整理了几部小说以后，国内应该推胡适为第一人。”（第281页）书中列举了胡适对《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镜花缘》、《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许多小说的考证、批评；介绍了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等作家、学者在标点古籍上的功绩；记述胡适办的《努力》附刊《读书杂志》为研究、讨论整理国故所做的工作；肯定了顾颉刚《古史辨》的成绩。建国后，由于对胡适全盘否定，因而长期没有像王哲甫这样来作详细的介绍。他的介绍的确让人们看到了五四后在整理、研究古代文学方面的洋洋大观的成就。

这部文学史对历史细节描述得略细，不少被当做细枝末节、琐谈轶事而为后来著作所摒弃的，书中有所保留。应该允许文学史有不同的风格，有的比较严肃，有的比较活泼。我们现在的新文学史著是偏于严肃的。文风本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新文学史著作之所以都要板着面孔说话，其实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气氛。相比之下，王哲甫的《运动史》还算比较有活气。

王著《运动史》的一大缺点，是对文学创作的述与评均显不足。这部著作名为《运动史》，实则与一般文学史无异。无论如何，记述、评介文学创作，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工程。主体工程的薄弱，是王著的缺陷，也是它的不成熟性的主要表现。

王著以五卅为界，将新文学创作分为两期，第一期中又分别介绍小说、诗歌、话剧和散文。在各部门中，开头有十分简约的概述，其后介绍主要作家的创作情况，最后则列举一些成就稍低，不作专门评述的作家、作品名称，以求较全面展示该部门的成就。所介绍的主要作家，在对其创作特点作描述、归纳、评析之后，多举出一二典型的例子，如引一首诗，让读者增加感性印象。这种陈列式的写法，难以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加以作者的选择不够精当和评述的粗浅，有的地方难免给人简陋之感。各时期各类作品的概述，本应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但几乎都未能做到，这也是此书未达到较高科学水平的重要原因。

创作述评的薄弱，还表现在对作家作品的介绍主次不大分明，未曾给成就最突出的一些作家以较充分的评介。由于平均地使用篇幅，又造成分析的简略。以小说为例，鲁迅的短篇小说当是现代短篇小说的极致，只用了约1380字来介绍，而接着介绍冰心小说，用了约1210字。像《阿Q正传》这样重要的作品，竟然只用一句话：“以诙谐的笔锋，辛亥革命时代的背景，描写一个蠢顽无知的阿Q，表现了中国的病态的国民性，曾引起了很久的论争，在表现的成功上，得了空前的注意。”（第139页）这样的布局，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述评不当但如果史料翔实，则仍有其价值。这方面王著既有优点亦存在缺陷。可能是由于时间的紧迫，编写的仓促，书中仍留下一些明显的错误。如述蒋光慈的小说，以《短裤党》为其前期代表作，而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两书归入后期创作。又如评丁玲的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人》，将胡也频所写的《少年孟德的失眠》误为丁玲的作品。除了这类错误之外，还有编排上的不合理，将陈衡哲编在创作第二期中，就是一例。陈衡哲在1917年发表的《一日》，是早于鲁迅《狂人日记》的现代白话短篇。她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虽出版较晚（1928年4月），但她的影响当在创作第一期。如王著重点分析的《小雨点》一篇，即发表于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著名的问题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发表较晚（1924年10月出的《小说月报》15卷第10号），但也在五卅之前。从王著的附录材料来看，他为写作此书是做了史料准备的。如在《新文学创作书目一览》中，明明白白写着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出版于1926年，为什么在论述中把它放在1927年的《短裤党》之后呢？这只能说是作者的粗心大意。

二 1930年代其他几部著作

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鲜明的阶级论色彩——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弗里契机械论的影响

1934年3月，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出版（现代书局）。这是一部五四后的文化史、学术思想史，其中涉及文学史，其内容可从目录中看出：

上篇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社会的变革和思想转变

第三章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实验主义及其他

第五章疑古思潮的澎湃

第六章国故整理与其批评

第七章唯物的辩证法

下篇

第八章引言

第九章人生观的论战

第十章东西文化的讨论

第十一章文艺的论战

第十二章政治问题的讨论

第十三章社会史的论战

第十四章结论可以看出，上篇主要是介绍思潮，下篇则主要介绍论争。上篇不仅第三章专讲文学革命，而且其他各章所涉及的内容，都与新文学的发展有程度不同的关系。下篇第十一章介绍1930年代文艺论战，作者是把文艺战线的论争放在思想战线的斗争中来考察的。这部书虽然不是新文学史，其内容却是治新文学史者最好能有所了解的。

这部书无论介绍五四文学革命，或是介绍1930年代的文艺论争，都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价值在于初步整理了五四到19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提出了对现代中国思想战线斗争的见解。

贯串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潮的变迁，受着世界学术思潮蜕变的影响。作者认为近代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了一片，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一个部分。无论如何，中国已不可能闭关自守，享受世外桃源的生活了。“中国在这90年来，学术思想有一个很大的剧变，就是从中国旧有文化转到西洋近代的文化的蜕变。”（第3页）这句话可以总括作者的基本观点。用今天的话说，作者当时已看到20世纪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把中国的文化、文学变迁，纳入全球化的大潮中来观察。

作者认为1916年起进入新文化的全盛时期，“从中国文化转到西洋文化”（第8页）。他这样描述这一时期变革的内容：“西洋文化的中心，不外‘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两大怪物。新文化运动所要提倡的，就是这两大怪物了。‘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是注重个人的自由发展；要人人有发展的机会，当然先要有教育上的平等。但在教育上要使人人有机会求学，必不是在深奥、雕琢文学的社会中所能够做到的事；因之，他们第一步就起来改革文学，使文学通俗化，使文学民众化。这就是文学革命运动。”“文艺的论战”一章说的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和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文艺的论战虽然只是个人本位主义文学家和社会本位主义文学家的互相攻击，但它实代表了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抬头，和社会本位主义的胜利。”（第81页）同样地，作者仍然把革命文学的兴起，视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又说：“近世西洋文化的中心——个人本位主义，自欧战以后，已渐渐失去一部分人的信仰；一切学术思想，都很明了地要转变到社会本位主义。……中国的学术思想，既是跟着西洋的思想而转移，自然也受这种转变的影响。在文艺方面，所受的影响更深；于是‘革命文学’运动，就依着时代底需求而产生了。”（第104页）

伍著论及1930年代几次文艺论战，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和“左联”，基本上是持批评的态度。对于革命文学论争，作者认为：“‘创造社派’的人既是这么决心地反对个人文学，所以他们对于他们所认为个人主义的文学作家鲁迅先生和‘语丝派’的一班人，就不能不加以攻击了。但他们的攻击，除了钱杏邨氏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外，恐怕完全都是主观的谩骂：用周氏的籍贯、家族、年纪等等来做奚落的资料。同时‘语丝派’底反攻，也是尽‘冷嘲热刺’的工夫。所以这一次论战的态度，比人生观论战的态度还坏。”（第108页）作者又把画室（冯雪峰）、待衍、郁达夫、茅盾、谦弟、梁实秋等的论点集中在一起，作为反对派的论点，由此引出结论，认为他们并不反对革命文学，只是反对创造社的“夸大狂”，反对他们排斥革命文学以外的一切文学的态度。这个总结也是很不准确的。

同样，对1932年的“文艺自由论争”，作者基本上倾向“第三种人”，所以列述论争双方的观点，是用苏汶的观点结束的：“正如苏汶氏所指出，这次论争的结果，相对的文艺创作自由的原则是一般地被承认了，而左翼方面的狭窄的排斥异己的观念是被纠正了。”（第112—113页）作者最后提出“拿作品来！”的要求，显然也包含着一定的倾向性。

综上所述，伍著《概观》中对新文学史的介绍、述评并没有什么大的价值；它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要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新文学，认识它的独特作用、它的位置、它的意义等。在伍著之后，并没有人专门从这样的高度和角度，继续对新文学进行审视。虽然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已有一定数量的新成果，但总的来说，这个课题尚待更多的人去完成。

1935年，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北平新新学社，1935年9月，以下简称《述评》）问世。如果说王哲甫的《运动史》是内容广泛的文学史，则王丰园的重点的确放在了“运动述评”之上，对作家创作的评介相当简略。书中述评的作家，只有鲁迅、叶绍钧、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和张资平六位，分别作为“自然主义”派和“浪漫主义”派的代表性作家加以介绍。规模既小，篇幅也小，就其总体成就来看，当然不及王哲甫那部《运动史》。这也许是新文学史研究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在不同阶段，第一部新文学史问世后，后出的往往不能超越它所达到的水平。就1949年前的情况而言，所出的新文学史著作也有几部，但人们对它们并无印象，好像1949年前无新文学史似的。原因之一，就是王哲甫之后，那几部新文学史在质量上也呈滑坡趋势，很容易地就被人们淡忘了。

但王丰园的著作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就是比较鲜明的阶级论色彩，无论是对文艺运动，还是对作家作品，作者都明确地揭示其阶级实质。在这一方面，作者的认识水平与当时一般左翼作家相近。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认识。这部书从戊戌维新失败后的文学改良运动写起。它的第一章是“戊戌政变以后文学的新趋势”，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自帝国主义者的毒手伸入中国以后，中国便慢慢地跨上资本主义的机轮，于是固定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便不能不天翻地覆了。”（第1页）这是新文学的总背景的介绍，也给全书的阶级分析定下了基调。既然整个中国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便有资产阶级的产生，便有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并且在文化领域中得到反映。作者这样叙述五四运动：“当大战时（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者，均无暇东顾，日本遂得乘间加速度地侵略中国，造成了中国长期的内乱，国内新兴的资本家，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双层压榨与剥削之下，其产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阻力，故促成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第43页）那么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呢？作者把戊戌维新失败之后，称为“资产阶级觉醒时代”（第57页）。而从《新青年》的创刊和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可以看出“《新青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急先锋，它是要与‘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封建社会作斗争，它是鼓吹自由平等相爱互助……要在思想上文艺上，及一切观念体系上，建筑起资产阶级的巩固宝塔。陈独秀胡适两位先生，便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第56页）。作者又进而分析陈独秀的思想，认为是在辛亥革命后，“挂了八年‘民国’的假招牌，证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于是他想要替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重新建筑英美式的营垒，真可谓一个忠实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在政治上做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辩护士，而在文艺上，立在资产阶级意识观点，对封建社会文学加以抨击！”（第57—58页）

由于对五四性质的这种规定，使得作者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评价不充分，没有看到其对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重大作用。“因为他们在政治方面的不彻底性，所以也决定在文化上的不彻底性。他们不能提出积极的文化以代替这残骸朽尸。他们只憧憬着资本主义文化，喊出‘赛因斯’‘德谟克拉西’等空口号，要在思想上文艺上，及一切观念体系上，建筑起资产阶级的巩固宝塔。他们对于旧的无批判的放弃了，对于新的也无批判的在吸取。……因此当时的青年，大都做了信条的奴隶，没有做思想的主人。”（第90—91页）

其次，在介绍作家创作时，也试图进行阶级分析，以判断作家或流派、团体的阶级属性。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作者认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原来在‘五四’时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榨下，确实是很痛苦的；然而他们没有坚定的意识去反抗，同时又不甘落伍，因此他们对现实的态度是抱着不满。在意识上他们是动摇，彷徨，犹豫。反映到文学上，他们只能描写悲惨的人生，表现黑暗的社会，对于现实多多少少表示出不满。这种诉苦的态度，就是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产生出来的。”（第94—95页）这就是由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特性的分析，推出“为人生”派的阶级属性。

对作家的分析也用了这方法。如鲁迅的《故乡》描写了辛苦麻木的闰土的生活。“这种人道主义的怜悯与同情，便是小资产阶级的特具性，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也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反抗封建社会。故我们干脆的说一句，鲁迅的阶级立场，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第102页）后来又说：“鲁迅和叶绍钧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战士，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反映者。”（第107页）用了同样的方法，还判定郭沫若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世界观”，而郁达夫是“反映了没落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第117页），是“没落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第118页）。而郭沫若所以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则因为《女神》中的许多诗歌所表现的情绪，是以“伸头缩屁股”为特征的小资产阶级不可能具有的。大概作者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有《女神》的气概。“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他的文艺战士当然也是革命的”（第129页）了。等到“五卅以后，反帝反军阀的空气，弥漫了全国，客观的历史条件，把资产阶级的文艺战士郭沫若，推动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之下”（第148页）了。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揭示文学界的事件、人物或作品的阶级实质，有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不是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终极目的。像王丰园这样，分析文学作品，最终只为了一个结论：“作家是属于哪一阶级的”，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给作家作品贴阶级标签的早期表现。从他的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方法，可以看出他是受了当时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带着明显的幼稚性。

但这一部《述评》仍然有自己某些有价值的、有启发性的见解散见于不同的章节中。

在内容的安排上，它设置了“戊戌政变以后文学的新趋势”一章。虽然未能阐明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下一阶段（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但还是可以看出前后的异同、变迁，可引起读者的思考。在评述近代文学人物时，也较为客观。如对章士钊取分析的态度，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时期，他在《甲寅》上的政论文的成就。同时指出他不肯随时代前进，后来以教育总长的威权，压迫文学革命分子。在讲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对许多文学史著作中只是顺笔一提的钱玄同、刘半农，也以较多篇幅介绍他们的文学革命观，有些评价也有独到之处。如评钱玄同：“文学革命发端时，一般抱着所谓国粹不掉的先生们，以为胡适是留美学生，他来推翻中国的宝贝，有媚外的嫌疑，大家对于他自然是反对的了。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对于中国文字学很有研究。因此一般人不用说是注意他的言论的。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后，文学革命的声势，突然大起来了。”（第66页）如果说这个观点易于被人接受，那么对刘半农的评价，就和一般人不同了。对这位被某些人认为是“从叛徒而隐士”的典型人物，王丰园则独特地认为其最大特点是“不慕荣利，淡泊宁静”。这是因为王丰园看到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比较有地位、有声望的学者们，刚一得到学者头衔，就往政治舞台上钻。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里，政客而兼学者的人物，真是多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学识和思想，日在退步，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日在开倒车”（第67页）。对比之下，作者觉得反而是专心于学问的刘半农显得干净些。这样的观点，无论在当时或在后来，都难以得到多数人的首肯。然而当人们一再地看到过于热中政治损害了某些有为的学者时，人们很自然地会发现，把一切专心致志做学问的行为，都视为“退隐”甚至“开倒车”，是太笼统了，从而承认王丰园的上述评价，自有一定的道理并发人深思。

有的史学家，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一段历史，他的史著表现出一种恢弘的气概，一种震动人心的力量。但他对于每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一定都很精当。另一种史学家缺乏这样的能力，但他的书中可能在这里、那里，也有智慧之光在闪烁着。王丰园的著作，就属于后一种类型。

王丰园的著作出版后不到一年，又有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上海亚细亚书局，1936年4月，以下简称《概要》）问世。此书只有个有头无尾的“总论”，其下分为六章，分别为：“导言”、“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反响”、“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诗”。第六章“诗”之下，设有两小节，为“第一期的诗论”和“第一期的代表作家”。似乎还应有第三、四节，述第二期和此后的诗。诗之后，当然还有小说、戏剧等，但全书到此结束，不知是否还有下册或续集。上述这许多内容仅止是“总论”的一部分，然而光是个未完成的“总论”就写这么多（约5.3万字），而且包括了文学运动与作家作品评介，真不知“总论”之后还有些什么可写的。如果全部写出，还能称为“概要”吗？

王丰园《述评》的鲜明特点是受阶级论的影响，吴文祺这部著作则明显接受了苏联弗里契的理论。在“导言”中便指出：“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要从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第1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之于新文学的影响，都有较详的论述。他认为“五四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文学革命运动随着五四运动的高潮而扩大，而进展”（第27页）。然后列举了五四运动后白话报纸的风起云涌，各地类似《新青年》、《每周评论》的报刊杂志也出了不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事。‘五四’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总攻击，文学革命的目标，在内容上是反封建的，在形式上是反贵族的，当然适合于这新兴阶级的胃口”。当时所以要提提倡白话以反对文言，并非“无关弘旨”之事，“因为二千年来的文学，既脱不了封建思想的牢笼，旧瓶不能装新酒，形式上当然非另起炉灶不可，此其一；其次则白话明白清楚，可以作为思想斗争的有力的工具，这新兴的阶级当然要利用这新工具来作宣传自己主张之用的”。（第28页）关于五卅对新文学的影响，也有较详的叙述。

强调政治运动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只要符合历史实际，就有其价值。《概要》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弗里契机械论的影响下，把文字、艺术形式与阶级、阶级斗争直接地联系起来，因而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书中引用了弗里契的《欧洲文艺发展史》中的论点，认定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象征主义的诗是完全的个人主义，并依据这样的观点，推断新文学形式的变迁。例如把白话文判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工具，而早在五四时期，鲁迅等许多文学革命先驱者，就已经指出，白话文照样可以表现很落后的思想观念，照样可以成为封建阶级的工具，因此提出光是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不能算新文学。若干年后，吴文祺反而简单地认定白话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又如按照弗里契的观点，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主张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社团，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流派。吴在评郭沫若时就说过：“郭氏的诗，虽然有时也诅咒‘布尔乔亚’，但依然是‘布尔乔亚’的文学。因为在他的诗中，处处带着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故也。”（第141页）吴文祺的这些观点与王丰园如出一辙，尽管王的《述评》中没有直接引用弗里契的话，但他的论点显然类似弗氏的理论。如果再看抗战以后，在李何林的新文学思潮史著作中，仍然含有弗氏理论的影响，便可肯定这位苏联文学理论家对建国前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概要》对新月派和象征派诗歌的评价，也失之偏颇。吴对新月派的批评是严厉的，认为他们是躲到象牙塔中去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逃难到颓废与唯美的路上去。“后来新月派的诗人，作豆腐干式的诗，模仿西洋的十四行诗，疲精劳神于诗律的讨论，斤斤于一字一句的推敲；技巧愈精炼，内容愈空虚，像胡适《尝试集》中那种勇敢的反抗的诗，在新月派作者的诗集中，几乎是找不出一首来的。”（第78页）作出这样的评价，主要的依据却是1928年的《新月的态度》一文，并未就具体诗歌作全面的考察。如何评价新月派是一回事，如何评论新格律诗又是一回事；如何评价新月派的政治态度是一回事，如何评价新月派的新诗成就又是一回事。前后或有关联，毕竟不可等同。简单地、全盘地否定新格律诗是不公允的。对象征派的评价，也一样是很简单化的。弗里契对法国象征派的评价是否准确，可以不论；即使法国象征派应该否定，也不等于中国的象征派也要跟着被否定。因为这毕竟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两种产物，虽然中国的象征派诗是学波特莱尔等的。

《概要》的失误告诉人们，不可为了理论而牺牲事实。研究中国新文学，要从中国新文学的实际出发。文学史家的任务首先是把文学的历史真实状况弄清楚，然后才是如何说明、解释这历史。如果要削中国文学之足，适外国理论之履，那便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也谈不上正确评价历史了。固然，弗里契的理论存在着错误，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能作为观察现实和历史的指导，而不能按照它来剪裁历史。

任何一位认真严肃的作者，他的作品即使在总体上不能超越前人，也总会在这样那样一些地方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吴文祺的著作也属此类。现在偶有些评论建国前新文学史著作的文章，在提到王丰园、吴文祺的作品时，只用了一句“没什么”之类的淡淡的评语。如果认真一点研读，应该说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什么”的。

例如中国古代小说有文言短篇，如《聊斋志异》，但像样的文言长篇实在罕见。因此之故，《概要》在介绍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时，认为“历来的古文家，为传统的义法所束缚，没有长篇的叙事抒情的作品。林氏以古文译长篇小说，可说是一个创例”（第10页）。这可说是吴氏独到之见。在介绍五四文学革命时，我们一般重在叙述文学领域的斗争，但吴著也涉及语言学科领域中的斗争，这是必要的。如叙述章士钊的《甲寅》周刊反对白话文时，除介绍鲁迅等人的反驳，还提到：“黎锦熙、钱玄同等更组织了一个《国语周刊》，来和《甲寅》对垒。……《甲寅》不收白话，《国语周刊》不收文言，遥遥相对。到后来《甲寅》停刊了，《国语周刊》也跟着停刊了。”（第40—41页）吴氏的《概要》，还较早提到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的不同发展方向。他认为原先同是语丝派的周氏兄弟，“到了五卅以后，便起了分化，受了时代浪潮的冲激而迎头赶上去的是鲁迅，受不住时代浪潮的冲激而躲避的是周作人。……当鲁迅参加‘左联’之时，正乃弟在《骆驼草》上大谈‘草木虫鱼’之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有趣的对照”（第73—75页）。看到同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两兄弟的变化，把这写进文学史，而且作为五卅后新文学队伍思想分化的典型实例，是有见地的。

此外，在具体评论新文学作品时，吴著中也有某些较好的见解。如谈胡适的《尝试集》，给予其思想内容以较高的评价，而不仅限于肯定它冲破旧诗格律的作用。书中提到：“假使我们承认诗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的话，那么《尝试集》便是一本最足以代表五四的时代精神的诗集。”（第95—96页）《概要》解释初期白话诗，有时还提供一些史实，有助于对诗的理解。如初期新诗名篇的《三弦》（沈尹默），在音韵方面有所创造。书中说：“据说作者作此诗，仔细推敲，足足费去了一个月的时光。”（第112页）并进而以此说明作白话诗也不容易。我国古代早期诗话多带记事性，所记虽多琐事轶闻，因“诗本事”与诗人生平创作有关，为今人研究古诗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吴氏上述此类记载虽不很多，也对今人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除了这种虽小然而有用的史实，书中还留下当时人对文坛的某些观感，同样可供后人参考。如今日从作家队伍的规模，刊物的数量、质量，坚持时间和作品的成就诸方面看，都觉得文学研究会影响大于创造社。《概要》中有这么一段叙述：“创造社的影响，较之文学研究会更大。推其原因：第一，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血与泪的文学，一般稳健的绅士们，正在慄慄危惧；而一般青年则被个人主义的狂潮煽动了他们的血，‘自我表现’的口号，正合了他们的胃口。况且创造社的人，讲天才，讲灵感，一般预备做作家的青年们，俨然以天才自命。身边的琐事，即可作小说的题材，这是自我表现；随笔挥洒，即成小说，这是天才与灵感。于是创造社的文学主张，自然成了他们的金科玉律了。第二，五四以后，一般青年刚从旧礼教下面解放出来，对于恋爱问题，特别地觉得亲切有味；这是张资平的小说所以风行之故。其次，那时的青年，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处处感到旧社会旧家庭的压迫，勇敢一点的，和他们奋斗；怯懦一点的，便走到感伤颓废的路上去。因此，郁达夫的小说，遂为他们所欢迎。复次，青年往往富于热情，浪漫的气氛很重，郭沫若热情奔放的笔调，自然是投其所好了。”（第55—56页）这一段分析是有道理的。吴文祺曾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作出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从实际生活的感受出发的，因而对我们了解历史，很有帮助。

1940年代初，吴文祺发表长篇论文《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学林》1940—1941年第1—3辑），其中最后一部分评介了“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

从王哲甫而王丰园，而吴文祺等，在1930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从这时的作品看，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文学批评的进步，还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对促进新文学史编纂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 一次大规模的造史运动

《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导言——史料的价值——独特的史识和鲜明的学术个性——“身作”、“心构”一身而二任——其他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由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分别收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有代表性的理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作品。《大系》延请蔡元培撰写总序，并请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朱自清、周作人、郁达夫、洪深等编选各种体裁的选集，撰写各集导言。1940年10月，良友公司又将以上各家的导言辑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出版。

《大系》虽是一套作品选集，出版之时，又已有陈子展、王哲甫等的有关新文学运动的史著，但参加编选者是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几位作家，他们自身就是新文学的创造者，当然非常熟悉头十年的历史，又都是当时之硕儒，因此所撰各集导言，便成了很好的历史总结，对于新文学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曹聚仁曾经说过，这每一篇导言，“便是最好的那一部门的评介，假使把这几篇文字汇刊起来，也可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好综合史”。又说郑振铎写的《文学论争集导言》，“是一篇极好的现代新文学小史，……他所说的，都是很真实而且很公正的”。^[2]

1968年香港出版家开始续编、出版第二个十年的《大系》。大陆在1980年代也陆续编辑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的《大系》，均援例请人撰写各集导言。但此时新文学史的研究已有很大进步，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的导言，便不能再有良友版的那些导论的价值和影响了。

因此，在回顾新文学史的研究历程时，也应记述《大系》导论的贡献。

《大系》各篇导论，分别对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建设和各类文体的创作，进行了宏观的总结，所达到的深度则是前所未有的。胡适的《建设理论集导言》，只述1917年至1920年间，文学革命中的理论主张，因而并非整个十年间文学理论建设情况的梳理与归纳。但就其所论述到的问题，也还是比较详尽的。他自己说“只做到了两点”，一是“叙述并补充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如音标文字运动的概貌是补充的），比起《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论述，便细致多了；二是“简单的指出了文学革命的两个中心理论的涵义”，虽偏重的还是语言革命的理论，但给“人的文学”的主张以一定地位。

在语言革命问题上，胡适既讲了历史渊源，指出白话写作并非始于五四，又详细说明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张与前人的重大差别，从而阐明了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的进步性。胡适指出：“白话文运动的背景有不相关连的两幕：一幕是士大夫阶级努力想用古文来应付一个新时代的需要，一幕是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想创造一种拼音文字来教育那‘芸芸亿兆’的老百姓。”前者指的戊戌维新时期主张文学改良运动的那些人物；后者指一些主张拼音文字的知识分子，如王照、劳乃宣等。胡适批评这两种人：“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用王树楠《故旧文存》自序中语）。但他们又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所以他们想用一种‘便民文字’来教育小孩子，来‘开通’老百姓。他们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了：上等人认汉字，念八股，做古文；下等人认字母，读拼音文字的书报。”胡适批评他们明知白话文可做“开通民智”的工具，但却瞧不起白话文，认为只可用于无知百姓；明知汉字繁难，却不敢用音标文字来取代它。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以下三点上与前人不同：一、认古文学为“僵死了的残骸”，是不值得迷恋的；二、“引车卖浆之徒”使用的俗话，是有文学价值的活语言，可以产生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三、因此必须推倒旧文学，创立白话文学。经过这样的比较，就很清晰地显出五四提倡白话文者较其前人的进步，但又没有割断历史。归根到底，从文学主张的变化，看到了民主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从这篇导论，人们再次看到，作为实证哲学信徒的胡适，在理论思维上有所欠缺，他的某些论证往往观点不太严密。导言反驳陈独秀关于白话文的成功因“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之故的观点，拿出的“证据”竟是一千多年前已有“语录体”白话散文的“史实”。然而人们只要轻轻一句：正因为那时产业不发达，人口不集中，所以“语录体”只能在少数僧侣中流行，而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白话文得以普及开来，取代了文言文。胡适的证据不就成了反证据了吗？他的辩驳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好在如果撇开这类探究因果之类的问题，就他描述五四提倡白话文者，思想上如何超越戊戌时的改良派，还是讲得清楚明白，符合历史实际的。

朱自清撰写的《诗集导言》中，突出地叙述了白话新诗在发生发展中，所受“最大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总结了新诗发展这一重大特点。他列举了大量事实，很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论点。他引用梁实秋的观点，以为白话文运动本身也有外来影响，如美国印象主义者（今译意象主义）六戒律中，就有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等；而新诗的分行，也是模仿外国的。胡适把《关不住了》一诗作为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便是译诗。新诗初起，许多人以诗说理，“说理的诗可成了风气，那原也是外国影响”。自由体诗的盛行，“自然的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具体到某些诗歌形式，如小诗，便与周作人翻译介绍日本短歌和俳句，冰心受印度泰戈尔的影响有关。朱自清把小诗分成两派，一是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如何植三的农家诗；一是冰心、宗白华的哲理诗。这“两派也都是外国影响，不过来自东方罢了”。朱自清认为郭沫若的诗中有两样东西，是我们的传统里所没有的：一是泛神论，另一是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对主张新格律诗的闻一多、徐志摩等，朱认为“他们都深受英国影响，不但在试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梁实秋氏说他们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这也许不是他们的本心，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至于李金发、戴望舒等，更是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通过以上事实，朱自清总结出初期新诗受西洋诗歌广泛影响的特点，对于认识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有重要价值。朱自清还将第一个十年的诗归纳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前两派是以诗的表现形式来划分的，第三派却是以创作方法，如从表现形式来看，象征派诗也属自由体诗。朱自清的归纳确有不很周密之处，然而后来不少研究者仍乐于采用，因其概括了初期新诗的面貌。

此外，像郁达夫对散文特点的概括，也可称精当。他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他认为散文也带自叙传色彩，那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如果对照五四后各家散文的情况来看，确是如此，正如有人用形象的比喻，有橄榄风味、鸭梨风味等等。把握住这样的特征，去研究五四散文，可有事半功倍的效用。

各篇导论的另一价值，在于史料的保存。其中有很珍贵的，至今被不断地引用。包括胡适写的建设理论集导言和收于此集中的《逼上梁山》一文（此文副标题为“文学革命的开始”，发表于1934年《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后收入《建设理论集》），也有史料价值。胡适在导言中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二三十年。”但即使用胡适自己对白话文运动历史背景的不尽全面的描述，也可以得出结论：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照样会在五四前后出现，并取得成功；只是举旗者可能是陈适之胡独秀等另一班人而已。胡适始终认为文学革命“是我与我的朋友在1915、1916与1917年在美国的大学的宿舍中所发起的”^[3]，不避贪功之嫌，用个人的思想历程来代替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人用白话文写作。但如果把留美经历只作为一位先驱者的思想演化和进步过程来看，则这篇导言亦有它的史料价值，对后人研究历史是有用的。

前面说过，几位作者都是新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因此他们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感受，对后人也有参考的意义。人们常说讨论问题一定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范围内，不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那么，具体的历史范围是什么样的，就必须先弄清楚。这几篇导论提供的某些过来人的观感，有助后人了解历史实况。如茅盾在《小说一集》的导言中，谈到五四时期发表的小说，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高的也不多。“那时候发表了的创作小说有些是比现在各刊物编辑部积存的废稿还要幼稚得多呢，然则在那时候有那么些作品发表，已经很难得。现在我们这‘文坛’，比起十多年前，可以说是‘进步’得多了罢？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一个月看得见有希望的新作家出现，现在我们所见一个月里的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有从前一年的总数那么多。”这一段过来人的话，不但证实五四时期多数小说质量是差的，而且还含有哲理性。今人不必抱怨“生不逢时”，超越了前人却只得个“废稿”的命运，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常规，即所谓“捷足者先登”。所以后辈要尊重前人的历史地位，前辈也要承认后人的进步。我们现在写文学史，就要考虑怎么样才能把这种进步表现出来。我们把历史分切成若干段落来写，是必要的。但对段落之间的关联似乎注意得不够，哪些超越了，哪些倒退了，未能加以总结，因此难以把历史的进步或迂回表现出来。

至于具体的史料，在各篇导言中都有所保存。茅盾的导言中据《小说月报》的国内文坛消息，记载了五四后京津沪和江浙川鄂数省出现的90多个文学社团，可见新文学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影响。茅盾对五四后小说题材的分类统计，开了文学研究的定量分析的头，这些材料后来不断被引用。洪深的《戏剧集导言》，写了八万多字，更是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这篇导言似乎就是头十年的戏剧简史。

几篇导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便是通过对十年间文学史的评述，往往表现出作者自己的文学史观或文学观。有的人完成一部数十万言的文学史著，可能并无自己的文学史观。这类文学史缺少对历史的统摄力和透视力，读者除知道了历史上有哪些作家作品之外，别无所得。因为书中缺少对整段文学史的总体认识，而且是自己的独特的认识和发现。这也是一个作者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这里举郑伯奇写的《小说三集》的导言为例。

《小说三集》分工的任务是选编创造社作家（含与他们风格相近的某些作家）的小说。郑伯奇并没有把眼光局限在这一任务的范围内，而是把创造社放在五四后的大背景中，抓住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文章。他依据美国心理学家史丹莱·霍尔（Stanley Hall）的发生心理学观点，认为人类的进化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复一遍后再向前进的，如人类的胎儿之反复着动物进化的过程；从而提出在文化史上文化后进的国家民族，也要把先进国家已经经历的过程反复一遍再前进，当然这反复的过程多是急促的。“现在，回顾这短短的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19世纪到20世纪这百多年来在西欧活动过了的文学倾向也纷至沓来地流入到中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这五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露过一下面目。”其中，创造社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代表浪漫主义以至表现派等流派的倾向，与文学研究会所代表的写实派等其他倾向，杂居于五四后的文坛。应该说郑伯奇揭示的初期新文学的这一重要现象，是很有意思的，深入地探究其原因，大为有助于对新文学史的深入认识。不足之处在于他借助霍尔的心理学理论发现了文学史上的现象，而霍尔的以进化论为理论根据的学说，并不能解答他所发现的问题。

郑伯奇对创造社创作倾向的解释，也有很深刻的。他从创造社作家都是留学生这一个人经历入手，分析他们走上浪漫主义的必然性。由于久居外国，对资本主义的缺点和本国半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较清楚，便生两重的失望和两重的痛苦，加深了他们的憎恶和反抗之情。久居外国而生怀乡病，回国后又容易失望，于是有回国前的悲哀怀念与回国后的悲愤激越。久居外国又不可免地受了外国流行思潮的影响，走上反理性主义的道路，所以创造社的倾向便包含着世纪末的流派的种种夹杂物。

各位作者的评论中，当然也都鲜明地贯彻着各自的文艺观。这使读者有可能看到从不同的观点、视角，对于同一时期文学的观察、评价。如茅盾评小说，显然贯穿着革命文学观。他那样批评五四小说中大量的男女恋爱题材，批评那时的题材中“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而给不知名的作者描写下层劳工生活的小说以足够的评价，如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等；这样突出本时期题材上的“偏枯”，就是从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观出发的，为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角度。鲁迅评论新潮社作家，肯定汪敬熙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批评他并不自觉，后来竟至表明自己并无批评人生的意思；对杨振声的强调忠实于主观，认为“说假话才是小说家”之类的观点，明确持反对态度，从而认为实践这观点的《玉君》，降生也就是死亡。这也很明白地表明了他的为人生的文学观，以及对为艺术而艺术论的反对。人们读这样的作品，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文学史的知识，而且看到了某种文艺观，领略了在这样观点的照射之下，文学史所反射出的各样色彩。一部好的文学史著作，都应该有这样的效力。

最后，各篇导论的学术个性，都是十分鲜明的。这是由作者的独特的学术观点、论述的不同侧重面、独到的见解、不同的文字表述风格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洪深重文献史料的运用，他的导言近于史料长编，似乎是言必有据，事事都有书为证，使他的导言显得内容丰富扎实。茅盾善于评析，他既重作品的分析，又注意对作家创作概貌的介绍。论及的作家，其重要作品或代表性作品，一般都要交代清楚，勿使遗漏，哪怕是三言两语点到也好；重要作品的故事情节，也有简要的复述。在交代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再来分析作品的优点或特点，可以说他用的是史笔。相反，郁达夫一般不作个别作品的评价，而是概括地描述作家的整体风格，文字优美，显示着作者的才气。他的导言，尤其是《妄评一二》一节，更近散文中杂谈之类的风格。例如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概貌，并不作周全的介绍，而是对比地描绘他们的独特风格：“鲁迅的文体简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便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显然，这样的评论并不求全面、周到，而是突出作者主观鉴赏的体会。由于体会得深，表达得又有情致，对读者理解作品很有帮助。其他如评冰心，指出作品中表现“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已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谈林语堂，指出“《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表现了理解与宽容。对其他各家散文特色，也都各有点睛式的精辟议论。

特别要介绍的是鲁迅的风格。鲁迅分工写《小说二集》的导言，选评的是大社团之外的几个较小社团或群体，如新潮、弥洒、莽原、狂飚诸团体作家的小说。这些团体的作家一般说来，成就不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地位当然也不及他们重要。但鲁迅这篇导言的价值是很高的，鲜明地表现出鲁迅自己的学术风格。

鲁迅评论现代小说家的方法，与其《中国小说史略》之评古代小说，大致相同。对治文学史的人来说，尤其应该借鉴鲁迅的写法。他简洁明了，勾玄提要，概述各团体的主要艺术特征，勾勒出大轮廓，也逐个介绍其主要作家的成就，多用三数语以概其总体风貌，或举一二代表作品，以少见多，以显其神态风韵，饱含深刻见地。褒贬均十分讲究分寸，无论好处坏处，说得恰到好处。故虽然是一家之言，却能得多数人的首肯，一言之出，即成公论。某些精辟之见，更是脍炙人口，不断被各种文学史著引用。对某些喜作偏胜激烈之词者来说，也许并不喜欢这种风格，但对于文学史著作来说，这种较为平稳的风度，内里却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倒是比较合适的。鲁迅批评某些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4]，历史著作，当然更不能如此。鲁迅思想并非不锐利，他的那些杂文就是投枪、匕首，能一击而致敌死命。但历史著作不同于杂文，不同种类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功用，因而总有一种较为适合它的风格。这就是既要提倡学术个性的多样化，又要推崇鲁迅这种风格的原因。

鲁迅对导言中提到的作家，都下了评语，没有只说好或只说坏的，总是用分析的方法。对《新潮》上那些早期的小说，很明确地指出其艺术上的缺点：“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情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这批评是够尖锐的，只看这几句，似乎无甚可取了。但立即肯定他们“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对沉钟社的作品，指出其热烈而悲凉，“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但反过来，又指出他们“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虽然这里表扬的不是作品，但从这个群体的性格仍然有助于认识他们作品中的情调和色彩。

鲁迅对于作家最主要特征的概括，总是十分准确的，因而那些评语，就像最合体的衣裳，被评者也爱穿着它登台亮相。如评鲁彦的作品“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评凌叔华的小说“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所写的“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这些都成了对他们的定评。

鲁迅的导言虽主要介绍作家作品，但也概括了重要的文学现象，提出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在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等一批居京的外地作家时，指出他们在北京，但回忆着、描写着自己故乡，“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这一批作家大多有一定的故乡乡土生活的积累，来到北京后，沐浴了新文化，回过头去看原先的生活，这才产生了回忆乡土生活的创作冲动。乡土生活与新文化思想的结合，必然在五四后出现一种崭新的“乡土文学”。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等可以说是开辟之作，对乡土文学作家影响至深；同时又由他从理论上概括了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也是治文学史者应该学习的。

总之，《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这些导言，有用学者治学的态度来总结历史的，有用艺术家眼光来评品作品的，不同的文章风格使各篇导言各呈异彩，于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的写作，都是有意义的开辟和推进。

当赵家璧策划编这一套《大系》时，也许没有料想到，他实际上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造史运动，用这一套《大系》的资料（史实）和《导言》（论证）完成了为中国新文学构筑历史的使命。《大系》对后来新文学史编写的长期的重大影响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借用严复的话：“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5]。这一场造史行动的参与者，都曾“身作”了五四的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现在又由他们自己来创造一部新文学的“心构”史——书写的历史。由他们来书写这一段文学史，有很多优越性，也会有许多局限性——当事人自己写自己，其局限性自是不可免的。这些留待后面再来分析。“身作”、“心构”一身二任，也许在文学史写作领域里不足为奇，但像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实是少见的。

在1930年代，还有几部并不重要未曾引人注意的新文学史，如1930年出版的楚丝编的内容简要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一瞥》（上海爱光书店）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编著多与教学有关。1932年，陆永恒编的《中国新文学概论》由广州克文印务局出版。当时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曾讨论新文化运动，陆氏听过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杨振声在研究会上所作《新文学的未来》的讲演，受其启发而以新文学为研究选题，曾在岭南大学《南风》和《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过研究文章。后来任中学国文教师，因学生爱听他讲新文学，才编了这讲义。书设“文学的定义”、“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新文学的价值”、“新文学的分类”、“全新文学产生的背景”、“十年来的新文学作品”、“新文学的危机”、“怎样改进新文学”、“附录——新文学杂论”等编，内容还是比较多的，足见作者是下过功夫的。这些书都比王哲甫那一部《运动史》早出，按说也有草创之功，可惜或太简略，或只在小范围使用，根本原因还在学术质量不高，所以当时既未能在新文学界发生影响，今日如不是治史者用心去查，实早已被时间湮没了。1936年广州又有霍依仙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北新书店）出版。霍氏也是中学教师，曾任教于岭南大学附中，写书也为教学之需。据其自述书稿曾给老舍看过，老舍促其快出，以免被人占先。这时王哲甫的书已出，霍著大多搬用王哲甫的材料、观点，好像王著的简缩本，已无“先”可言。后来，在1940年代末，广西出了一本李耿编著的《民国革命文学大纲》，为大学讲义，于1948年由广西省立西江文理学院出版。除了总序，分十七节，好像就是上课时的十七讲。其“自序”中曾讲到当时学生“热诚学习”使他感动，激励他编书。这几部书在学术上，在新文学史的编纂上，都说不上有什么贡献，但它们的出现证明了不仅有朱自清等名家在名牌大学创立了新文学史的课程，在一般的大学、中学也有了这样的课程，还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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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提法是否妥当另当别论。

[2]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37年，第172页。

[3] 胡适：《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征信新闻》1961年1月11日。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5] 严复：《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集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