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郭勇教授的大著《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以五章十八节的布局论述，为关注20世纪30年代前后数十年间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史乃至日本人文学术存在状态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与一般“泛化”的知识与概念不尽相同的“文本”，展现了在当时还很年轻的一位名叫中岛敦（1909—1942年）的日本作家，在那样一种特定时空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以“理性怀疑主义”作为他的基本精神内核和由此而生成的文学创作。阅读郭勇教授的这本大著，它召唤起我们在日本文学史的研究中似乎已经被忽略或被遗忘了的一种精神存在。

中岛敦是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作家，在他仅仅33年的生命中为日本文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个时代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化进程中社会主流意识逐步走向东方专制主义黑暗高涨的癫狂时期。长期潜藏在日本社会深层的“大和魂”精神（民族的绝对优越性、国体的绝对优越性、文化的绝对优越性三者的结合体）经过明治维新以来半个世纪左右多种社会思潮的博弈而获得了“近代性发育”，此时已经积聚成型，膨胀至临界点而最终爆发。1923年被后世称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魔王”的北一辉完成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思想意识层面中的基本纲领，1927年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首举行的“东方会议”以及据此完成的《田中奏折》，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战略纲领，1931年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军事层面开始实践军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以上述三个层面在意识形态、政治战略和军事行动的代表性事件作为基本标志，日本进入了近代进程中最黑暗的军国主义的“举国体制”时代。

中岛敦精神和文学的价值意义就在于作家生活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这样一个最为癫狂的时代中，生活在日本军国主义日益疯狂向外侵略的时代中，他在这样浓厚的殖民地文化语境中生成的作品，却以他对自己心灵之外的这一“外在世界”的独立的“认知心理”和“认知形态”，在思想哲学层面中表现了深厚的怀疑主义精神，即他在以自己的文学才思凝聚而成的作品中表达了对日本“资本帝国主义”的“癫狂性”的疑虑，从而在一个层面上表现了日本特定时空中在当时被社会“主流话语”屏蔽了的思想精神，战后被一些评论家称之为具有“艺术抵抗性”的“良知文学”。

我国学界在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研讨中，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80年间向读者提供的关于“中岛敦文学”的信息实在少之又少。1944年由上海太平洋出版社以《山月记》为书名出版了他的三篇小说的译文后，此后40余年间中岛敦和他的文学几乎是一个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的“文学存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之时，才有研究者注意到中岛敦文学作品中融入的“中国题材”，开始有了介绍、论说和研讨，这对于扩展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理解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多层面构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大多数的“研究”停留在“比较文学”复兴初始的所谓“比较”的表层层面，还没有以“多元文化视野”进入观察“中岛文学”内部构成，更没有涉及文学创作机制多层面的研讨，也就未能触摸到“中岛文学”内含的“理性怀疑主义”的本质特征，实在是很遗憾的。

郭勇教授作为我国新时期中成长起来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他一直瞩目于这位日本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已近20年，无论是他在日本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还是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面埋首于中岛敦文学文本的细读，一面致力于提升自己观察与把握“文学”的认知能力。我阅读郭勇教授的这部大著，最深刻的体念，也就是我自己感知的本书的最基本的学术价值，便在于他把关于“中岛敦文学研究”引向了“中岛敦文学”内部，这就是著者运用自己近20年来学习并把握的中外文学理论中有价值的理念，特别是我国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逐步归纳积累的关于“文学发生学”的学理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础性的引导，结合自己细读“文本”的经验，由此进入“中岛文学”内部，解析和把握构成“中岛文学”内在的主要意象、情节、故事等在多元语境中的文化学意义，继后又回归“整体”，从而阐述与揭示了“中岛文学”由多层“美意识”所展示的内在的精神本质。

作者以文学发生学的视野，在作家生活的本土文化、自幼接受的并且多次亲历和经由其他作家介绍的中国华夏文化、曾经生活过的南洋体验以及对17世纪法国数学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Pascal. Blaise）的钟情而组合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中，透视中岛敦在哲学思想层面和美意识层面中的成型轨迹，从而使本书表述的学理境界超越了以往日本文学研究中对中岛敦的表述。

郭勇教授立足于中岛敦文学文本的细读，特别注重对文本与作家经历中所表达的内在的哲学意识、精神感悟以及它们以“艺术美”为中心的在文本中诸种表述形式的考察。我从郭勇教授的大著中体验到他通过这样的考察，大致可以说主要是在4个主要层面中揭示出了已经内化为中岛敦创作意识，此即中岛敦作为作家的“人性”形成的轨迹及其表达形式。

第一，与以往的研究表述不同的是，本书触摸到了中岛敦文学中的“怀疑主义”的精神萌芽是与他的日本传统的“汉学世家”的文化熏陶与青少年时期在日本阴影下的朝鲜与中国生活经验存在着因果关系。

第二，以中岛敦的文学作品的解读作为引导，揭示了作家以“悲剧”情感为基调的“怀疑主义”精神的成型与法国17世纪数学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Pascal.Blaise）思想的“自我参透”密切相契合，特别解析了帕斯卡的《思想录》对他观察现实的影响。

第三，通过对中岛敦以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某些片断为创作题材的作品的解析，透视他的历史观与艺术美的境界中存在着中国以庄子为中心的生命观成为构成他“怀疑主义”的重要的因素。

第四，中岛敦晚年在亚洲南洋的生活，当他面对自己出身的帝国对当地高压下产生的可悲的生命现实，使他仅存的“乌托邦”彻底破灭，从而还原出他作为“艺术抵抗者”的真实形象。

郭勇教授关于“中岛敦文学”这一综合性的又是较为深刻地具有理论逻辑的阐释，我相信事实上较之以往关于中岛敦的多种研讨应该更加接近作家的“人性本相”与作品内具的“艺术本相”。

郭勇教授关于“中岛敦文学”的把握与阐述逻辑，事实上向文学研究者提示了在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中，研究者如果能够自觉建立起“跨文化的大视野”，进而把作家与作品放置于特定时空中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解析，揭示作品内含的各种元素的文化价值，然后又回归整体性的综合阐述———这样的思考逻辑，或许能够使我们对作为研讨对象的作家或作品能够更接近认识他与它的“真面目”。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郭勇教授把本书命名为《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

郭勇教授在本书中表述的“比较”观念，远远超越了“比较文学”复兴之初而至今依然存在的研究者习惯于把两个或数个文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比较”，然后再说说在进行“对比”之中发现的它们之间“异同”的这样一类属于认知的启蒙状态，超越了我们目前所见并且还在继续编写和出版的多种“比较文学原理”的教科书中特别喜欢表述的所谓“可比性”和“不可比性”的空泛言谈。郭勇教授是把“跨学科视野观察”和“多元文化语境思考”引入进了“一个作家”和他的文学创作中，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比较”和相应的学术逻辑，则可以说，本书为我国学界的“日本文学研究”，其实也是为多元的外国文学研究，梳理了认知的思维理性和建立了一个研究范本。

我和郭勇教授之间，年龄虽然相差几近一半，但有着近10年的学术友情。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在这个烦躁的世界中静心于学术思考和研究的向上精神，一种执着于自己信念而努力提升自己的奋斗精神，我也从他的研究实践中获得了自己缺少的相关的学术知识，本书的刊出，正是他这样努力的物化表现。上述的冗长的表述，是我阅读他的正本大著的体会，蒙郭勇教授的好意，作为“序言”。

严绍璗
2011年7月仲夏撰于北京西郊　北大蓝旗营跬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