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1890—1960）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同龄人，在那个“罕见的、才华横溢的、闪光的时代”^[1]的后期，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然而在我国，他的名字却是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后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译本首次问世才开始为广大读者所知晓的，此时距离作家逝世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不过，这一迟缓的接受并未妨碍他迅速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作为跨越十月革命前后两个时代的一名知识分子历尽沧桑的遭遇，他的作品所触及的世纪性主题和深邃的历史文化意蕴，他对自己及其所属的那一代人与时代的复杂联系、对他们的共同命运的诗意言说，都使中国读者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当充满苦难、求索、困惑和沉思的20世纪走完自己漫长的行程，当人们开始以上一个世纪“过来人”的眼光回望往昔时，他们似乎突然感到，帕斯捷尔纳克其实早已在以其独特的诗语叙说着那渐渐远去的世纪。于是，抚今追昔的中国知识者便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这位俄罗斯作家之间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关联，这种感受驱使人们愿意更深入地走进他所建构的艺术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又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曾明确宣布要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2]。然而，他在叙事文学—散文创作方面的实绩，除了广为人知的《日瓦戈医生》而外，却几乎完全被他作为一位“纯粹的抒情诗人”（茨维塔耶娃语）的重大建树所遮蔽。这就使人们既难以全面了解作家的文学贡献，也不能看清他在《日瓦戈医生》之前所写下的那些中短篇小说和这部长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系统地考察他的散文创作历程，对这位诗人的全部散文作品进行深入的解读，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可绕开的课题。

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和诗歌创作都开始于1909—1910年冬季，并从那时起逐渐形成两条互相映衬的演进轨迹。他往往以诗与散文的不同样式艺术地表达同一主题，或在完成一批诗作后立即相应地转入散文写作，有时则以诗歌和散文创作构成在情节上彼此连缀的一组作品。下面的表格大致可以显示出他在这两大领域进行创作的时间和进程：

从这份表格中可以看出，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整个文学生涯中，散文创作和诗歌创作一直是交替进行的。他如此频繁地在两种体裁之间切换，倒并非刻意进行某种艺术形式试验，而是出于他对诗歌和散文写作两者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他曾在自己的具有理论基石意义的《若干论点》（1918）一文中写道：“诗歌和散文是彼此不能分离的两极。”^[3]他喜爱诗歌，但更热爱散文，珍视散文这一艺术样式，认为它较少受到各种规范程式的约束，能够比诗歌提供更阔大而自由的表达空间，甚至认为自己的诗歌写作只是散文创作的准备。当然，帕斯捷尔纳克的上述见解，并不意味着他忽视诗歌创作的意义，他本人的诗歌作品，无论他的抒情诗还是长篇叙事诗，都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1950年代在莫斯科会见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正是他的诗使他赢得俄国人和阅读俄文作品的外国人的广泛钦佩。实际上，只有约瑟夫·布罗茨基^[4]的成就可与他相媲美。……依我看（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在各个方面都堪称活着的最优秀的俄国诗人。”^[5]不过，帕斯捷尔纳克从刚开始写诗时就几乎同时开始了散文写作，早在1918年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此后他也是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散文创作。到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之前，他共已写有13篇中短篇小说，最终也是以散文作品走上自己的创作高峰的。在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他还多次论及散文体裁能够容纳和表现比诗歌更丰富的内容，一再谈到自己的散文作品比诗歌更重要。由此可见，散文创作在帕斯捷尔纳克心目中、在他的全部创作实绩中的地位。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是属于伟大诗歌时代的诗人的散文：它的全部独特性都是由此而来的。”^[6]这种“诗人的散文”（проза поэта）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它拥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其中的叙事成分总是不能遮蔽抒情因素，叙事本身也渗透着情感和情绪的诗意表达。另外，这种散文还具有宽泛意义上的自传性题材作品的特征，也即作品主人公和作家本人往往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样的散文作品中，作家能够像诗人在抒情诗歌中那样通过抒情主人公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毋庸赘言，如果说，即便是抒情诗所表达的也远非诗人的一己之情，那么，“诗人的散文”所表达的，无疑有着更大的艺术概括性。帕斯捷尔纳克的从《最初的体验》到《日瓦戈医生》的全部散文作品，正是这种“诗人的散文”。

作为一名“纯粹的抒情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诗学理念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关于情感表现在艺术中的地位、关于艺术创作中的抒情主义的思考。他的散文创作无疑受到这一诗学理念的制约。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常常可以发现其诗作的植入或渗透。他以诗的形式触及过的主题，以诗歌体裁表达的种种思绪和情感体验，大都在他的散文中重新得到艺术表现。其散文作品里的一些重要情境、形象、意象乃至细节，有许多都曾出现于他不同时期的诗作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在诗学视域中考察和研究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才能把握其底蕴和特色，捕捉其“灵魂与呼声”。

俄文中的“散文”（проза）是与“诗”（поэзия）相对的一个概念，包括各类小说、随笔、特写、回忆录等；而在汉语中，“散文”却是指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根据俄文的表述习惯，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当然不仅应当包括他的所有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短篇小说（рассказ）和长篇小说（роман），还应包含他的自传体随笔《安全证书》《人物与情境》等。然而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为艺术作品（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各类小说，并不包含《安全证书》和《人物与情境》等不属于小说之列的“非艺术性”作品；不过，在具体论述作家的诗学理念和各篇（部）小说时，本书将经常联系他的这类“非艺术性”散文以及诗歌作品。正式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评价，始见于1910年代。1913年，他最初的5首诗被收入一度接近俄国未来主义流派的“抒情诗歌”小组的多人诗集《抒情诗歌》中，他个人的第一本诗集《云中双子星座》（Близнец в тучах，1914）也随后出版，诗人兼批评家尼·阿谢耶夫为之作序。1914年，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在《俄罗斯思想》期刊上发表概观性评论《俄罗斯诗歌的一年》，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风“别具一格”，认为“他那奇异的、时而是怪诞的形象看来不是凭空臆造的：诗人事实上就是如此感觉、如此发现的；鲍·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未来主义性’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屈从，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风格。”^[7]“抒情诗歌”小组成员谢·博布罗夫也根据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初期诗作而称其为“罕见的天才”，但玛·莎吉娘、瓦·谢尔申涅维奇等另一些诗人却对其提出了批评意见，指出他的词汇运用与形象创造都具有某种“极端性”。

1917年俄国革命前夕，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本诗集《越过壁垒》（Поверх барьеров）在莫斯科出版，数年之后又有《我的姐妹——生活》（Сестра моя – жизнь，1922）、《主题与变奏》（Темы и вариации，1923）两本诗集于莫斯科和柏林相继问世。谢·博布罗夫曾先后写有两篇同题文章《最后一颗星球上的司库员》（Казначей последней плалеты；1916，1921），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初三本诗集（《云中双子星座》《越过壁垒》和《我的姐妹——生活》）进行评说，但这两篇文稿却一直未能发表，直到2012年才被收进两卷本研究文献汇编《帕斯捷尔纳克：赞成与反对》中，得以面世。《主题与变奏》出版后，则有批评家亚·巴赫拉赫（А.Бахрах）的《诗歌道路：探寻》（Путь поэзии. Искания，1923）、尼·阿谢耶夫的《言语的组织》（Организация речи，1923）等评论文章出现。1927年，《我的姐妹——生活》《主题与变奏》两本诗集合为一本书，以“两本诗集”为题再版，很快就有阿·尼克·—舍夫（А.Ник.-Шев）和尼·斯捷潘诺夫（Н.Степанов）分别发表同题短文《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两本诗集》（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Две книги.Стихи，1927）对其进行评介。1929年，《越过壁垒》在经过诗人修订之后，和《云中双子星座》、以《初始年代》（Начальная пора）为总题的一组诗歌以及他写于1914—1928年间的其他诗作合为一本书，仍以“越过壁垒”为书名重新出版。评论家康·洛克斯（К. Локс）随即在10月28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性的短文，但未对这本新诗集展开分析。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我的姐妹——生活》，批评界的反应显然更为热烈。这部诗集问世之后，便迅速获得同时代诸多诗人与批评家的好评。第一个听到诗人自己朗诵其中若干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给予帕斯捷尔纳克以热情的赞扬，勃留索夫、曼德尔什塔姆、爱伦堡、巴赫拉赫、阿谢耶夫、雅·切尔尼亚克（Я.Черняк）、亚·罗姆（А.Ромм）等诗人和批评家，都纷纷撰文进行评说。已迁往国外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出版于柏林的期刊《史诗》1922年第3期发表《光雨》一文，畅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她写道：捧读这部诗集，仿佛感觉到雨丝般密集的光线——“光雨”，这“光雨”犹如诗人稚气未脱的喘息，使人们看到了一位最敏感的诗人。茨维塔耶娃发现，“雨”是诗人偏爱的意象，它出现于这部诗集的诸多诗篇中，如“洒泪的花园”“雨”“春雨”“闷热的夜晚”“更闷热的黎明”“永远在瞬间出现的雷雨”等。诗人领悟了雨的穿透力，雨的发人幽思，传达出雨声和叹息声、流泪声、“带泪的呻吟声”^[8]的近似，表现了雨中的郁闷感、孤寂感和无遮蔽感，从雨中走出的尝试及其徒劳。帕斯捷尔纳克诗作的艺术力量，使茨维塔耶娃有理由把他和拜伦、海涅相比。

相对而言，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作品，一开始并未得到批评界的特别关注。他最早的散文试作《最初的体验》含有45个片断，直到1977年才有两个片断第一次发表于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年刊《文化纪念碑》，因而一直缺少相关的评论，自不待言；他在1918—1924年陆续发表的7篇小说，从《阿佩莱斯线条》到《空中线路》，也未能引起评论者们足够的重视。当时批评界较多关注的只是中篇小说《柳维尔斯的童年》。1923年，诗人米·库兹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将这篇小说的问世看成帕斯捷尔纳克在艺术领域完成的一桩美好的“大事”，并把它与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维·伊万诺夫、安·别雷等作家描写自己童年生活的作品并列^[9]。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尤里·梯尼亚诺夫则在发表于《俄罗斯现代人》1924年第1期的关于同时代散文的一篇概观性评论中写道：在《柳维尔斯的童年》中有一种“非常罕见的、自列夫·托尔斯泰时代以来就不再碰到的感觉，而这几乎就是这部新作的特有气息”^[10]。1926—1927年间，身在意大利索伦托的高尔基也曾在他为《柳维尔斯的童年》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这篇作品是一位青年浪漫主义者“以充满激情的、奔放的语言写成的”，这种语言“丰富而变幻莫测”，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形象超载”的语言现象^[11]。另外，高尔基在1927年10月18日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封信中，还对他刚出版的长诗《1905年》做出了肯定性评价，认为这是一本“出色的书”，发出了“真正的诗人的声音”^[12]，诗作中的形象创造丰富而具有独特性，因此与他以往的诗作相比更富于古典色彩。看来，高尔基已同时注意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成就。

较早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作品进行综合评论的是作家叶·扎米亚京，他曾在《新俄罗斯散文》（1923）一文中写道：“帕斯捷尔纳克选择了一条最艰难、但又是最有希望的道路：这是一位无门无派的作家。不过他也不是那种一下子出现的新人，他好像总共才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柳维尔斯的童年》）^[13]。他的拓展、新颖和独特性不是体现在情节上（他的作品没有一定的情节），也不是体现在词汇上，而是体现在除他而外几乎无人使用过的句法方面。他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其实也是颇为尖新而奇特的。他并未扛着武器和旗帜寻找表面上的现代性，当然，他毕竟整个儿地处于现代艺术之中。”^[14]扎米亚京的这篇文章是对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散文创作的宏观评说，并未具体分析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但他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其散文作品的个性特色，并富有洞察力地估测到这位作家未来的创作成就与文学命运。

1925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本散文作品集《短篇小说集》（Рассказ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出版，其中包括《阿佩莱斯线条》《寄自图拉的信》《柳维尔斯的童年》《空中线路》4篇小说。苏联国内报刊上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评介文章，如康·洛克斯和哈根分别写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短篇小说集》（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Рассказы，1925）、Г.Ф.的《鲍·帕斯捷尔纳克〈短篇小说集〉评论》（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Б. Пастернака «Рассказы»，1925）等。洛克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短篇小说是属于优秀的、真正的‘诗人的散文’类型的。”作者作为一名诗人的根基决定了他的这些小说显示出某种片断性、未完成性，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缺陷，其实他正是以此而在艺术视角、艺术注意力方面创造了完全独特的形式。“这本书介于日记和自白（当然，是艺术家的）之间，几乎可以体察到作者整个精神结构的显露，其不同寻常性就在于此。”^[15]对于这本由作家的“诗心”结撰的作品集，读者只能逐字逐句、不紧不慢地去品读。哈根（Гаген）的评价却完全不同了，在他看来，《柳维尔斯的童年》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富裕的一隅”，表现了“小市民的安乐”，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被革命断然扫荡了的“不可回返的过去”；《寄自图拉的信》“混乱至极”，而《空中线路》的主人公、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则陷入“小市民的泥沼”中。Г.Ф.的短评也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小说结构混乱、支离破碎，虽然《柳维尔斯的童年》中具有一种“敏锐的心理主义”，但大部分读者将不会感兴趣。这些评价，映现出当时苏联批评界的评论视角，其中就有庸俗社会学批评惯用的阶级区分。

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中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们，并没有因为生活环境的变换而减少对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关注。事实上，在十月革命后，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以及关于他的评论，经常出现在域外文学界的各种出版物上。帕斯捷尔纳克的《短篇小说集》面世后，处于流亡状态的批评家们也迅速做出了反应。康·莫丘里斯基（К. Мочульский）曾写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Проза Пастернака，1925）一文，扼要评介这部小说集，但他具体论及的作品只有《柳维尔斯的童年》，在此文中指出了该作在叙述风格、语言运用和儿童心理描写方面所显示的特色。亚·图林采夫（А. Туринцев）则在他的《试评》（Обыт обзора，1926）中提到：谈起本土文学中散文创作的独创性，就不能不谈及帕斯捷尔纳克。不过，图林采夫所接触过的帕斯捷尔纳克小说，却只有《空中线路》和《柳维尔斯的童年》。他认为，如果前者只能引起人们注意某种“外在的”故事情节，那么后者则经由一个小姑娘的形象而抓住了“潜意识世界”；但是，这种描写又完全不同于安德烈·别雷在他的中篇小说《柯季克·列塔耶夫》（1916）里对同名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展示，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有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活跃的生命，因此很难说他的作品是“现代的”“合时宜的”还是“偏离时代的”，但他却可能对以后作家的心理描写产生有力的影响。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这篇小说的语言，图林采夫指出：“他的散文词汇是最平常的，甚至是贫乏和平淡的。句子的结构显得笨拙而不安分——暴露出他语言的不流畅。”^[16]可见，这位评论者没有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简单方式。

俄罗斯域外文学中活跃的批评家格·阿达莫维奇（Г. Адамович）在多种报刊上发表的系列评论文章中，也有一篇《文学谈话：评帕斯捷尔纳克的〈短篇小说集〉》（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беседы.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Пастернака «Рассказы»，1925）。阿达莫维奇提出：和当时苏联小说创作领域内最有影响的皮里尼亚克和“谢拉皮翁兄弟”作家相比，帕斯捷尔纳克的特色在哪里？批评家本人的回答是：虽然“无论如何”都要追求“形象性”是新俄罗斯散文的通病，但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形象却比他的同龄小说家们描写的形象确切、恰当得多，他时而还允许自己写得尽量朴实，这些篇页犹如可以休憩一番、赏心悦目的绿洲。不过，作为诗人—小说家，他那种接近普希金的“迷人的忧郁”还是不能遮掩其风格上的怪异。阿达莫维奇举例说，在《寄自图拉的信》中作家这样写道：“在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上，人们把气喘吁吁的阳光随身带到了一排排有条纹花饰的沙发上。”^[17]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并不复杂，即“阳光照进了车厢”，所以这种写法无疑是怪异的。然而，在阿达莫维奇看来，这种风格非常适合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结构，其小说的叙事进程时而中断，一段生活、一场事件的整个面貌，往往要依靠读者的想象才能把握；在列车上，在夜晚，有时会看到突然间被一道闪光照亮的田野、房舍和乡村，闪烁一下旋即消逝。这一切都表明，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是“神奇的”，更主要的是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自由”^[18]。阿达莫维奇同样没有简单肯定或否定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艺术上的探索，在考察视角上与图林采夫相近，但结论却有所不同。

当时侨居英国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德·米尔斯基（Д. Мирский），曾在出版于巴黎的大型期刊《现代纪事》第25期上发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短篇小说集》（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Рассказы，1925）一文。米尔斯基认为，这本小说集表明，帕斯捷尔纳克的全部兴趣都集中于以新的方式理解现实并予以阐释，作者的主要任务是要从一种“习惯性联系”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这种观念曾被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明世界的无限复杂性；像《柳维尔斯的童年》这样的以呈现主人公精神世界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中已很久不见了，它令人联想到安德烈·别雷和普鲁斯特的小说。米尔斯基注意到《空中线路》中关于省执委会的值勤士兵回答女主人公廖利娅询问的一段描写（“从他的话音中可以听出三重厌烦……也向来不关心任何别的事情，除了专政之外”^[19]），在自己的文章中完整地加以引用，认为这段文字堪称绝妙。米尔斯基在另一篇文章《俄国文学的现状》（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1927）中，同样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短篇小说集》，肯定这位年轻作家的散文作品是有别于其他俄罗斯散文的优秀作品，其特色并非诗意盎然、优美如画，而是节奏和谐协调，描写栩栩如生，显示出寻求新的、更准确的表达方式的意向。米尔斯基作为文学史家的眼光，从上述评论中可见一斑。

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中的另一著名批评家弗·瓦·魏德列，也在《现代纪事》第36期发表文章《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与散文》（1928）。当时，进入魏德列眼帘的帕斯捷尔纳克作品，有《我的姐妹——生活》《主题与变奏》《柳维尔斯的童年》《空中线路》《1905年》和《崇高的疾病》（Высокая болезнь）^[20]等。这些诗作与小说使魏德列感到，“在俄罗斯现代文学中，如果不是要抓住某种它曾经拥有、现在仍然拥有、也许会永远拥有的东西，而是要抓住那种眼看着必定会出现的东西（尽管也可以相信永远不会出现），那么，没有一种现象比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与散文更引人入胜，对于认清这一文学正是在当下的、目前的意义更为重要的了。”^[21]魏德列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试验者、传统诗学的革新者，未来主义的影响使他的诗歌中大量出现自造的新词和破坏语法规则的现象，以至他的某些诗作成了一片喧哗，一团混乱；但他的散文却完全不是如此，虽然“词语游戏”在这里依然存在，但作品的涵义和作家的意向已通过基本的形象而被“调动”出来。在魏德列看来，《阿佩莱斯线条》和《寄自图拉的信》都是“不成功的”试作，但已显露出一种独创性；如果说《柳维尔斯的童年》的开始部分还有一些类似于其诗歌中的缺陷，那么在《空中线路》里，帕斯捷尔纳克则得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语言结构，它不同于迄今为止俄罗斯散文中存在的任何模式。”魏德列断言：“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散文领域的创作，有理由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且它在整个俄罗斯现代文学中，业已激起了一种作为意向的兴趣。”^[22]这位批评家相信，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必将对未来俄罗斯的文学发展产生影响。

帕斯捷尔纳克的《中篇故事》（1929）发表后，上文已提及的批评家格·阿达莫维奇当年又发表《文学短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中篇故事〉》（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заметки.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Повесть»，）予以评说。阿达莫维奇指出：从总体上看，帕斯捷尔纳克已发表的小说，比他的抒情诗更为成功，也更有价值。关于《中篇故事》，批评家认为这只是“中等程度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件样品，有如“作家笔记”中的一些篇页，或哈姆雷特式的年轻人（指作品的主人公谢尔盖·斯佩克托尔斯基）关于自己莫斯科生活的一种回忆，作品的叙事风格则由于“隐喻的重负”和语言上过多的奢华而显得筋疲力尽，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长处，那么就在于作家对生活的“视觉、听觉和嗅觉”，这种纤细入微的感觉弥补了作品的不足。阿达莫维奇的评价，既显示出原先的“阿克梅派”诗人对未来派外围诗人创作的看法，又在其一贯的犀利风格中透出一得之见。

身处流亡状态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联系一直较为密切，对他的文学活动也十分关注。1926—1927年，帕斯捷尔纳克先后完成了两部历史长诗《1905年》（Девятьсот пятый год）和《施密特中尉》（Лейтенант Шмидт），茨维塔耶娃曾在那一阶段写给他的多封书信中，对这两部长诗进行分析与评说，后者也在回信中与之展开讨论。从两位诗人在俄罗斯文学的“两岸”之间传递的来往信函中，不仅可以看出茨维塔耶娃所理解的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名“纯粹的抒情诗人”的独特个性，而且能够发现帕斯捷尔纳克正酝酿着从“抒情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发现他立意经由一系列诗歌和散文创作，构成一个长长的文学链条，书写包括他们俩在内的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随后，茨维塔耶娃还写有两篇诗歌专论评价帕斯捷尔纳克。在《现代俄罗斯史诗与抒情诗》（1933）一文中，她对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比较考察，以类似于中国古代骈体文的句式，勾画出这两位诗人恰成对照的鲜明创作个性。她认为，要谈现代俄罗斯诗歌，就必然要同时谈论这两位诗人，因为他们俩是并排站立的。这两位年龄相近的诗人一起感受了、表现了自己的时代，但感受与表现的方式又有着根本的不同。马雅可夫斯基主要是一位史诗诗人，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无疑是一位抒情诗人，他们有着自己对于场景、事件、人物和意象的不同处理方式，前者通常是把主体客观化，后者则往往将客体主观化。茨维塔耶娃举例说，这两位诗人笔下都常常出现“山”的意象，但他们和这一意象的关系迥然有别。假若马雅可夫斯基感觉到自己是乌拉尔山，那他就设法成为乌拉尔山；结果有了乌拉尔山，却没有了他自己。帕斯捷尔纳克是把乌拉尔山吸纳到、内化到自我之中，使乌拉尔山成为自己；结果是乌拉尔山不见了，有的只是帕斯捷尔纳克。或者可以说：在后者的作品中，并没有乌拉尔山，只有帕斯捷尔纳克的乌拉尔山。只要读过他的那些关于乌拉尔山的诗篇和中篇小说《柳维尔斯的童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是在这儿，茨维塔耶娃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散文作品。茨维塔耶娃将《柳维尔斯的童年》称为关于一位少女的一部“天才的中篇小说”。不过在她看来，阅读这部作品，对于整个少女形象本身，读者始终不能获得一种全面而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小说只是提供了作家对于女主人公心灵的全部观察和理解。因此，这部中篇小说留给读者的，不过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眼光”^[23]。不难看出，茨维塔耶娃在这里以其特有的敏锐而明快的语言所强调的，依旧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主体意识和抒情诗人的本性，认为他即便在结撰这篇小说、描写女主人公的形象时，也始终没有摆脱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的眼光。

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卷本诗集》（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в одном томе）问世，内含诗人写于1912—1932年间的部分诗作。茨维塔耶娃随即发表《有历史的诗人和无历史的诗人》（1934）一文予以评论。她认为：所有诗人都可以分为“有发展的诗人”和“无发展的诗人”，也即“有历史的诗人”和“无历史的诗人”，或“主题诗人”和“纯粹的抒情诗人”。“有历史的诗人”就是“主题诗人”，“意志诗人”，其基本特征是有一定的意向目标。“无历史的诗人”也即“纯粹的抒情诗人”。他们的“纯粹的抒情诗”通常缺乏构思，没有突出主题的构架，也没有可借以表现某种理念的“材料”，往往只是记下某些话语、感觉、祈祷和梦。他们来到世界上，似乎只是为了认识自己，为了最大限度地自我表达。“他们以自己的情感、哀号、叹息和认知充实了世界，用自己的泪水浇灌了它，因自己的愤慨使四面八方都激动起来……”^[24]茨维塔耶娃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一位“纯粹的抒情诗人”，他从一开始就带有独特的词汇和抒情的独创性。他的整个诗歌创作，就是诗人的一部抒情日记。

1930年代，在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中极有影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马克·斯洛尼姆（Марк Слоним），也在他的出版于巴黎的《苏联作家肖像》（Портрет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1933）一书中，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扼要的评介。著者声称他这本书的任务是“提供对于近15年中俄罗斯诗歌和散文方面的一系列代表者的评述”，书中论及十几位作家和诗人，但该书封面上却印着画家尤里·安年科夫绘制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表明对这位诗人的重视。在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评述中，斯洛尼姆在阐述了自己关于“真正的诗歌”的观念之后，高度评价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内心倾听世界”的能力，认为诗人不是“时势的崇拜者”，其诗歌是一种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和文化的意识的表达，神奇的想象和具体的描摹、诗人独特的体验和大自然的景象交汇于其中，而这一切都被诗人用充沛有力的诗情之光所穿透^[25]。毫无疑问，斯洛尼姆在他的概观性评价文字中，已显示出一位大批评家的敏锐眼光和穿透力。

同样是在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本小说集《空中线路》（Воздушные пути）出版，内含《阿佩莱斯线条》《空中线路》和《中篇故事》3篇作品。这时，他的散文创作引起了迁居布拉格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的关注。1935年，雅各布森以德语写下了一篇评论文章《关于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散文的札记》，力求在俄国象征主义与未来主义的历史联系、在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同时代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比照中揭示前者的诗学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在其散文作品中的体现。雅各布森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整个说来是架设了一座从象征主义通向随后而来的文学流派的桥梁。他是一名真正的抒情诗人，他的散文作品也没有遮蔽其诗人的面貌。但是，他的主体性并非显示于他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直抒胸臆，而是表现在他的诗学原则是建立在充满激情地、带意向性地亲身体验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散文作品是一种“诗人的散文”，其鲜明特点在于它拥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其中的叙事成分总是不能遮蔽抒情因素，叙事本身也渗透着情感和情绪的诗意表达。

雅各布森还颇有见地地指出，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中的转喻（метонимия）体系，而不是隐喻（метафора），赋予他的作品以非同一般的面貌。“他的抒情性，无论是在散文还是在诗歌中，都渗透着转喻的原则，这种原则的核心是接近联想。”^[26]“接近联想”（ассоциация по смежности）的基本形式是抓住彼此最为相近的事物展开联想，构成奇特的比喻。帕斯捷尔纳克大量运用这种手法，展现出人物主体与客体（客观事物）、客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于是便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转喻”，使自己笔下整个无生命的世界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拟人观”（антропоморфизм）笼罩了整个无生命的物质世界，所有事物仿佛都有了生命、意识和情感。这种手法的运用，改变或“扰乱”了正常的时空次序，类似于俄国“立体未来主义”画家的旨趣。雅各布森主要以《柳维尔斯的童年》《空中线路》和《中篇故事》为例，联系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随笔《安全证书》（Охранная грамота），对他的散文创作进行综合评说，甚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其作品的显著特色。

与雅各布森的这篇论文形成映照的是，紧随其后，在苏联的《文学现代人》月刊上，也出现了诗人兼批评家米哈伊尔·古特纳（Михаил Гутнер）评论帕斯捷尔纳克散文创作的文章《诗人的散文》（Проза поэта，1936）。古特纳考察的作品和雅各布森相同，但观点却明显不一。在这位批评家看来，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作品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其中的回忆录因素和隐喻的使用，显然不像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样局限于传达“资产阶级沙龙的幽雅气息”，例如《柳维尔斯的童年》就通过展现叶尼娅的意识和心理，表现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抗议”，“和传统的资产阶级心理主义作斗争”^[27]；《中篇故事》更表达了对于把女性挤压到低下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激烈抗议。古特纳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堪称俄罗斯诗歌中的风景画大师，大概只有丘特切夫可以与之媲美，但其散文作品中的景色描写却另有用意，如在《空中线路》中，作家就把一部分情节的展开交给了环绕人物的景色，从而使景物不再只是某种说明性的背景，而是和人物一起参与了叙事进程；在《寄自图拉的信》中，人物在道德规范面前的自我损害，也与他们对自然景物的糟蹋联系在一起。古特纳的这篇评论发表于1930年代的苏联期刊，必然难以避免打上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印记，不过他不是从这一视角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而是大力强调其作品 “反对资产阶级”的倾向，力求将它们说成无产阶级读者可以接受的东西。这在苏联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研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古特纳还断定，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其关于“抒情与历史”的新观点，不可避免地将扩展自己的散文创作视野，这也显示出他的预见性。

从1937年底起，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帕特里克手记》的部分章节断断续续地在《文学报》《星火》等苏联报刊上出现。此时苏联国内的严峻社会现实，显然已使评论界无暇顾及这些零星发表的作品片断。只是在它们刊出之前，作者曾给他在文学界的一些朋友朗诵过这些片断，于是他们就有了最初的反应。如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近郊佩列杰尔金诺村的邻居、作家鲍·皮里尼亚克，在听到他的诵读之后，便在1936年11月26日给另一作家康·费定的信中写道：“鲍·帕斯捷尔纳克……为我朗读了他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也是以第一人称，描写了1916年的日常生活细节和‘风俗’方面的‘详情’，出现了乌拉尔山、她、工厂主和军官，遵循契诃夫的方式，每个句子都不太长，如‘现在我还记得’等等，还有河畔的黎明与日落，供人骑的一匹马索罗卡，饲马员伊格纳特，乌拉尔一带森林中的磨坊——情节和开端就是如此（鲍里亚说，甚至会有歹徒出现）。”^[28]剧作家亚·阿菲诺格诺夫也在1937年8月29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根据片断来判定，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小说是卓越的。语句紧凑，形象非凡，朴实无华，所述事件的范围也具有包容性……”^[29]然而，关于《帕特里克手记》的这些简要的评价，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有了发表的可能性。

《帕特里克手记》发表之后，由于“大清洗”和随后的卫国战争，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受到极大的制约，他只能把主要精力转向欧洲文学名著的翻译。1940年代，他只有一本新诗集《在早班列车上》（На ранних поездах，1943）出版，而另一本诗集《辽阔的大地》（Свободный кругозар，1945），只是以往一些诗作的重新选编。这些诗集似乎开始呈现某种顺应时潮的“社会性”迹象。从1945年底起，帕斯捷尔纳克即全力投入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写作。于是。1930年代末及整个194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研究史上便出现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

1950年代初期，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评论重新开始出现，不过不是登载在苏联国内报刊上，而是出现于俄罗斯流亡者的出版物上。域外文学“第二浪潮”中的女诗人奥莉加·安斯捷（Ольга Анстей）在出版于慕尼黑的期刊《文学现代人》1951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思索》（Мысли о Пастернаке）一文，可以说是战后出现的第一篇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评论。安斯捷并未涉及帕斯捷尔纳克新诗作中的所谓“社会性”转向，只是强调他的诗歌中的“冥思”（медитация）具有不可重复的独特性。此后，又有属于第一代流亡作家的格·扎别任斯基（Г. Забеженский）在1952年9月21日《新俄罗斯话语报》发表《论帕斯捷尔纳克》一文。在出版于纽约的这份报纸上，扎别任斯基侧重谈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认为他的诗作显示了个人的、群体的和宇宙的三条路线的交结，但却具有不可否认的创新性。同年，在纽约还出版了由第二代流亡诗人弗·马尔科夫（В. Марков）编选的一本苏联诗歌选集：《被抑制的声音：铁幕后面的诗歌》（Приглушенные голоса.Поэзия за железным занавесом, 1952）。帕斯捷尔纳克的35首诗被收入这本诗选，在所有入选诗人中位列第一。马尔科夫在序言中简要地概括了帕斯捷尔纳克诗创作的特点，论证了他在现代俄罗斯诗歌发展中的领先地位，以及他作为诗人的独立自主性和高风亮节。这本诗选及其序言，既有针对苏联国内出版的、由维·佩尔佐夫、瓦·卡津^[30]编选的《诗集》（1943）、表达另一种取舍眼光的意义，又试图消除某些流亡作家（如尤·捷拉皮阿诺等）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成就和意义的疑虑。

1957年11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以意大利文译本在米兰首次问世，次年出版俄文本和法文、英文译本，并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迅速传遍五大洲。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应当注意的是，早在1958年1月5日，在小说的俄文本尚未面世、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之前，马克·斯洛尼姆就在《新俄罗斯话语报》发表《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О романе Пастернака）一文，对《日瓦戈医生》做出了高屋建瓴的评说。此文随后又由《俄罗斯思想报》于1月16日、1月18日分两期转载；同年3月，同样在纽约出版的《新杂志》第52期也刊出这篇文章，标题改为《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斯洛尼姆的敏锐之处，不仅体现在他率先对这部刚问世的作品及时做出了评价，而且在于他正确地指出这部作品“讲述的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而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的使命，关于各种观念，关于大自然”^[31]。这一见解，拨开了冷战时代津津乐道于这部作品的“政治倾向”的诸多消息、报道和议论的重重迷雾，极富洞察力地说明了小说的意义完全不在于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效应，而在于它的文化意蕴和艺术价值。斯洛尼姆还进入了《日瓦戈医生》文本的具体分析，考察了这部长篇的结构特点，认为整部作品有一个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事的编年史框架，并显示出一种与《柳维尔斯的童年》等“诗性的散文”（поэт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不同的叙事风格，其中不乏戏剧性冲突。作品中的音乐元素、哲理意蕴和宗教内涵，它所体现的独特的历史观，作家对大自然的深沉的理解和特有的情感，隐喻的广泛使用，等等，都得到了斯洛尼姆的敏锐的揭示。斯洛尼姆认为，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它象征性地表现了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悲剧性命运，这种悲剧不在于这些知识分子抗拒革命，而在于他们“站立在革命之外”，“试图避开它的激流与火焰，维护和保持某种个性的价值”^[32]。斯洛尼姆独具慧眼，指出这部作品不是结束于日瓦戈之死，它的“尾声”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意味深长，延续着关于历史的沉思。

斯洛尼姆后来还完成了一部系统的文学史著作《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家与问题》（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Writers and problems）。这部文学史论著初版于1964年，1967年再版，1977年出版增补修订本，它以覆盖面的广阔、材料的翔实和分析的深入，获得了较早刷新苏联文学史原有图像的意义。斯洛尼姆以“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为题评说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与创作，使各国读者对这位个性独特的诗人和作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著者甚为精当地概括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别具一格的内容和形式特色，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日瓦戈医生》的深刻文化内涵和叙事风格，其中，这后一方面的评述至今仍然是关于这部长篇的经典批评文献之一。不过，斯洛尼姆在这里未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其他散文创作展开评论，只是提及作家在1925、1933年出版的那两部小说集里的少数几部作品。

无独有偶，就在1958年1月斯洛尼姆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3月9日的《新俄罗斯话语报》上又出现了俄罗斯域外文学领域另一杰出的批评家、文学史家格列勃·司徒卢威的一篇短论《读者日记》, 其第一部分即为“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О «Докторе Живаго» Пастернака）。司徒卢威指出，这部小说是“最近50—60年间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33]。正是这位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的司徒卢威，于1958年1月30日给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写了一封郑重的推荐信，力主将当年的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34]。毫无疑问，这封推荐信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最终获奖起了重要的作用。格·司徒卢威后来还写过多篇论及《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在写给众多学者的书信中谈及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对于深化俄罗斯流亡作家群和西方学者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在俄罗斯域外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58年11月23日，俄罗斯流亡作家在纽约举行了一场帕斯捷尔纳克学术报告会，罗曼·古里（Роман Гуль）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Победа Пастернака），包括弗·瓦尔沙夫斯基、叶拉金等流亡诗人在内的400多人出席了报告会。从《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到作家获奖前后，流亡作家、诗人和批评家纷纷在纽约、巴黎等俄罗斯流亡者聚集地的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费·斯捷蓬、谢·马科夫斯基、格·阿达莫维奇、尼娜·别尔别洛娃、马·韦什尼亚克、尼·奥楚普、尤·捷拉皮阿诺、维·谢·弗兰克、尤·伊瓦斯克、弗·纳博科夫、弗·马尔科夫、尼·纳罗科夫、米·柯里亚科夫等人，都就《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以及“获奖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的观点远不是一致的，不同意见的交叉和争论，频频出现于各类报刊和他们的来往信函中。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肯定并高度评价帕斯捷尔纳克其人其作的观点，逐渐形成了压倒优势。

批评家费·斯捷蓬的《鲍·列·帕斯捷尔纳克》（1959）一文，是那些年中出现的最优秀的评论之一。斯捷蓬是少数在出国之前就熟悉帕斯捷尔纳克的流亡学者之一。后者的短篇小说《寄自图拉的信》，最初就发表于由他主编、在莫斯科出版的文艺丛刊《野蔷薇》1922年第1辑。他十分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成长背景与文学道路。在写于1959年的这篇文章中，如著者所言，他不打算去讲述帕斯捷尔纳克被迫拒绝领奖的悲剧，以及这一事件背后的俄罗斯的悲剧；他所注意的是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本身。斯捷蓬首先简洁而生动地勾画出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诗人出现的那个时代、即白银时代俄国诗坛的繁荣景象，描述了知识出版社同人作家群、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等文学流派争芳斗艳的历史情状，从而不仅传达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坛氛围，提供了帕斯捷尔纳克步入文苑之初的文学史背景，而且为发现诗人的美学倾向与创作特色的渊源找到了可靠的基点。斯捷蓬指出：在那个时代，帕斯捷尔纳克虽然在形式上与未来派的一个变体（即“离心机”派）有着某种关系，但事实上，他却与俄国象征主义及其背后的批判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理论之间具有明显的接近。斯捷蓬发现，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随笔《安全证书》中论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几乎是重复了象征派理论家维·伊万诺夫的观点，不仅以此说明了俄国象征主义文学对于现实的态度，也表明他自己既在艺术上倾向于象征主义，同时又十分关注现实。斯捷蓬还深入地考察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泛神论思想、他的音乐素养及这一切对其创作的影响，探讨了《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的复杂精神内涵，揭示了这部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心理表现、景物描写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特点。他认为，这部长篇的“超自然主义、超心理分析式的结构和风格使它失去了对于大型史诗性作品而言似乎是必备的所有特点。但是不能不看到，只有这种结构和这种风格才为帕斯捷尔纳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他能够以具有深刻独创性的、他个人经受过的关于世界的命运、关于人生的悲剧、关于艺术的本质和使命的思考来激活自己的作品”^[35]。批评家所关注的，还有《日瓦戈医生》所体现的作家关于个性的哲理思考，他对于“什么是人”的独特理解和回答，他的历史哲学观及其与别尔嘉耶夫的“历史与元历史”理论的接近，还有他关于艺术的出色见解。据此，斯捷蓬断言：毫无疑问，《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地道的、卓越的艺术作品，帕斯捷尔纳克因此而为俄罗斯建立了功勋，也为俄罗斯在全世界人面前建立了功勋。

俄罗斯域外文学中的另一批评家维·谢·弗兰克^[36]的文章《四维的现实主义：重读帕斯捷尔纳克》（Реализм четырёх измерений: Перечитывая Пастернака，1959），联系从列夫·托尔斯泰到安德烈·别雷等经典作家所建构的俄国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传统，对《日瓦戈医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为它既是一部具有编年史性质的历史小说（尽管其中的“时间”有某些误差），又是一部带有许多显而易见的自传因素的小说。弗兰克指出：不仅作品主人公日瓦戈的经历和性格与作家本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小说中的因诺肯季·杜多罗夫、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形象及其与日瓦戈的关系，也类似于马雅可夫斯基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而尼古拉·韦杰尼亚平对日瓦戈的影响则相当于斯克里亚宾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不过，弗兰克又强调：日瓦戈并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性形象，从经历与个性上看，这一形象很接近作家的同时代人德米特里·萨马林，但其内涵更为深广，“经由日瓦戈这一形象可以看到、或曰在这一形象身上汇入了若干实在性形象——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个性、哈姆雷特的形象、无往不胜者格奥尔基和耶稣。”^[37]弗兰克还补充说：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哈姆雷特、格奥尔基^[38]和耶稣都只是某种“形而上的实在性”的体现者。《日瓦戈医生》所表现的这种“形而上的实在性”“精神领域的实在性”，使它突破了“三维的现实主义”，具有一种可称为“四维的现实主义”的特征。另外，弗兰克还写有《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鲍·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Стихи Б. Пастернака из романа«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1958）、《水的印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世界观》（Водяной знак:Поэтическ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Пастернака，1962）等文章，其中，后一篇文章考察了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的“水”这一象征符号的广泛使用，揭示出作家诗学方式上的重要特点，呼应了茨维塔耶娃1920年代发表的《光雨》一文中的观点，并将其扩展到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作品的解读（如《中篇故事》《日瓦戈医生》等）。

同样是在出国之前就结识帕斯捷尔纳克的白银时代老作家鲍·扎伊采夫，1958年3月29日就在《俄罗斯思想报》上发表过一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岁月：关于帕斯捷尔纳克》（Дни. О Пастернаке），但由于他当时尚未读到《日瓦戈医生》的俄文版全文，因此还没有对这部小说多做评价。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在佩列杰尔金诺逝世。扎伊采夫又连续发表《帕斯捷尔纳克在革命年代》（Пастернак в революции，1960）、《再谈帕斯捷尔纳克》（Ещё о Пастернаке，1961）两篇随笔，追忆自己和他的交往，以简洁的笔调缕述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给自己留下的鲜明印象。1922年扎伊采夫离开俄罗斯以前，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曾带着自己的作品《柳维尔斯的童年》手稿去拜访他。扎伊采夫当时就感到这位曾与未来主义者有联系的作者写出的东西没有任何未来主义的喧嚣，而是一部呈露出才华的作品，这才华就在于“表现了不可重复的个性特色”，“没有和任何文学潮流拴在一起”。在读到《日瓦戈医生》之后，扎伊采夫曾一再猜想，那部作品手稿也许就是通向晚近问世的这部长篇小说的还相当胆怯的步履。关于《日瓦戈医生》，扎伊采夫认为这是一部既非“右”、也非“左”的杰出的作品，它是由一位“胸襟坦白、单纯高尚、正义公道、充满基督教人道主义、具有崇高的人的观念的诗人”^[39]创作出来的。扎伊采夫的两篇文章，和斯洛尼姆等批评家一样，显示出拒绝从政治视角给文学作品画线的眼光。

从1930年代末期起就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保持沉默的苏联国内评论界，直到1958年10月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发出了声音：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随即做出了开除作家会员资格的决定，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作家的文章，如10月25日《文学报》编辑部文章《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Провокационная вылаз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реакции），10月26日《真理报》登载的达·扎斯拉夫斯基^[40]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Шумиха реакцион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округ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сорняка），等等。这类文章当然不是对作家作品的任何研究，而只不过是对“获奖事件”的一种反应而已。从那时起到1988年《日瓦戈医生》首次和本国普通读者见面的整整30年时间内，苏联评论界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官方对这位获奖者的态度，迫使研究者们几乎全体失语，对于《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评论界更是三缄其口。在整个1960—70年代，只出现了少数几篇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的评介文字。1965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本《长短诗选》被列入为《诗人丛书》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时，那位因把《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寄往西方发表、后来遭受公审和监禁的批评家安·西尼亚夫斯基（А.Синявский），在这本诗选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诗人的诗歌创作。1966年，莫斯科的文学出版社又编辑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一本《诗集》，1958年10月曾第一个登门祝贺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老作家、评论家柯·楚科夫斯基（К.Чуковский）为此书写下了一篇精彩生动的序言《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在这以后，直到1980年，瓦·索·巴耶夫斯基（В.С.Баевский）才在《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语言分册》第39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意识和抒情诗中的神话》（Миф в поэтическом сознании и лирике Пастернака）。零星出现的这几篇文章，在当时一片沉默的背景下，可谓凤毛麟角。不过，这类文章都不得不谨慎地避开了《日瓦戈医生》，也未论及作家的其他散文作品。

1982年，苏联作家协会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次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作品集《空中线路：不同年代的散文》终于有幸获得了出版的机会，书中收有作家的8篇中短篇小说、4篇随笔和6篇论文。德·谢·利哈乔夫（Д. С.Лихачёв）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星雨：帕斯捷尔纳克不同年代的散文》（Звездный дождь: Проза Пастернака разных лет），联系作家的诗歌创作和艺术观念，概括了他的散文作品的特点，但未对小说文本进行具体分析。同年，老作家卡维林^[41]也发表文章，表达了自己阅读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作品的感受。卡维林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是复杂的，读起来有困难，其中充满着迫使你思考俄罗斯艺术基本特征的独特思想。这些作品不同于任何别的作家的散文。”这种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其散文作品中几乎没有借助于想象而构成的活跃的性格和经过深思熟虑的情节，也缺乏各个方面的牢固有力的联系。作品的特色当然来源于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个性，这一个性的特点之一是：“他不能走出自我，也许，这正是他的才华最突出的特征。对于他来说，读者首先是通信人，他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得到答复。”^[42]由于当时的苏联读者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作品相当陌生，上述评论只是起到了一种介绍和导读的作用。

1980年代末，帕斯捷尔纳克研究在解体前夕的苏联开始有了真正的进展。1988年，30余年前拒绝发表《日瓦戈医生》的苏联《新世界》杂志第1—4期连载了这部作品，并在第1期上登载了德·利哈乔夫的文章《关于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沉思》（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романом Б.Л.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此文可以说是俄罗斯国内学术界对这部作品的第一次认真的研究，也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研究从停滞走向活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开端。1989年，五卷本《帕斯捷尔纳克文集》开始陆续面世，致1992年出齐。同样是德·利哈乔夫在为这套文集写的总序中，描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和创作命运，联系时代语境的风云变幻系统地考察了他的诗歌和散文作品^[43]。同年，作家之子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Евгений Пастернака）根据父亲的档案资料、书信、相关文件和回忆录等编写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传记材料》（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1989）也得以问世，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作家的各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1989年2月，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创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莫斯科召开，诸多欧美学者（包括俄裔外籍学者）出席了在俄罗斯本土召开的这次大型学术会议，推动了帕斯捷尔纳克研究的进展。

1988—1990年间，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其人其作的论文大量出现在《文学问题》《文学评论》《新世界》《我们的遗产》《话语》《各民族友谊》《星火》《青春》《涅瓦》《莫斯科导报》等期刊上。《文学评论》杂志1990年第2期还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研究专辑。同年10月，国立彼尔姆大学举办了由众多高校学者参加的帕斯捷尔纳克学术报告会，会议论文也随后结集出版。后来收入《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论艺术》（Б. Л. Пастернак.Об искусстве，1990）一书中的В.Ф.阿斯穆斯（В.Ф.Асмус）的文章《鲍·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美学》（Творче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Б.Пастернака），梳理了这位诗人和作家的艺术观，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信息量，给人以诸多启示。

这一时期，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专题学术著作和论文集也在此时陆续问世，主要有：Н.Н.维尔蒙特（Н.Н. Вильмонт）的《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回忆与思考》（О Борисе Пастернаке: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мысли，1989）、В.阿尔丰索夫（В. Альфонсов）的《鲍·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Поэзия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1990）、Л.В. 巴赫诺夫（Л.В. Бахнов）和Л. Б.沃洛宁（Л. Б. Воронин）合编的《〈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面面观》（С разны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Доктора Живаго»，1990）、А.А. 加济佐娃（А.А. Газизова）的《日瓦戈与意义的综合：关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作品的思索》（Синтез Живаго со смыслом: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зе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1990）、З.А.马斯连尼科娃（З.А.Масленникова）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Портрет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1990），等等。显而易见，过去一个长时间内几乎处于沉默状态的学者们正在全面恢复一度中断的帕斯捷尔纳克研究。为这一学术史上的重大转变提供契机的是：1988年适逢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0周年，《日瓦戈医生》第一次在苏联国内发表；《帕斯捷尔纳克文集》（五卷本）开始出版的1989年底，作家之子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回了31年前父亲未领的奖章；1990年是作家诞辰100周年、逝世3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适时地宣布这一年为“帕斯捷尔纳克年”。这一阶段的帕斯捷尔纳克研究，除了关于作家传记材料的整理、生平和创作道路的描述、概观性评论和回忆录之外，大都围绕他的《日瓦戈医生》和诗歌创作进行评述，从而在广大读者面前展示这位一度被人为遮蔽的作家的创作面貌，并为后来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最后10年中，帕斯捷尔纳克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奥莉加·伊文斯卡娅（О. В.Ивинская）的《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时代的囚徒》（Годы с Борисом Пастернаком. В плену времени，1992）、叶莲娜·帕斯捷尔纳克（Елена Пастернак）和玛·伊·法因贝格（М.И. Фейнберг）联手主编的《关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Борисе Пастернаке，1993）、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传》（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Биография，1997）等由作家的亲属、友人编著的传记和回忆录类著作，提供了关于作家生平与创作、思想发展与情感历程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资料。Н. Б.伊万诺娃（Н.Б. Иванова）的评传《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命运与使命》（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участь и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ие，2000）则不限于作家生活和创作进程的描述，而是深入他的心灵世界，力求在与时代风云的紧密联系中把握其精神探索和艺术追求的动因、结晶和意义。瓦·索·巴耶夫斯基的两部专著《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人：诗歌创作体系的基础》（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 Лирик: Основы поэ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1993）和《关于〈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О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и его создатель，1998），分别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试图发现显示于其主要作品中的个性特色；伊·帕·斯米尔诺夫（И. П. Смирнов）连续推出了《互文的产物：以鲍·列·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为例的互文性分析入门》（Порождение интертекста: элементы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с примерами из творчества Б. Л. Пастернака，1995）、《神秘小说〈日瓦戈医生〉》（Роман тайн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1996）两本著作，前者探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歌和《日瓦戈医生》中的诗歌之间的互文性，后者则从历史、哲学、宗教、艺术和科学等不同维度，探讨作家如何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密码化”，致力于揭示作品的深层意义。Б.А.卡茨（Б.А. Кац）在他的著述《即兴之作的鸣响：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生活与创作中的音乐》（Раскат импровизаций: Музыка в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е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1991）中，考察了作家的音乐素养对他观照生活的视角和文学创作的重大影响，选题别开生面，拓展了人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认识和理解。

在上述著作出版的同时，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研究论文也不断出现在各类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上。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遗产”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帕斯捷尔纳克系列报告会（论文集）》第1、2辑（Пастернак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вып.1,1992; вып.2, 1998），汇集了出席两次帕斯捷尔纳克国际学术报告会的俄罗斯及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学者提交的论文。《日瓦戈医生》依然是评论者关注的热点：1990年代俄罗斯学者（含俄裔外籍学者）发表的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论文中，绝大部分都是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评论。评论者们所注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过程和命运，以及它在本国和世界各国评论界所激起的反应。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Н. 穆拉文娜（Н.Муравина）的《〈日瓦戈医生〉和它的阐释者们》（«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и его истолкователи，1991），К. М.波利瓦诺夫（К. М.Поливанов）的《国内十年中的帕斯捷尔纳克研究》（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пастернакиана за 10 лет，1993），Л. 鲁道娃（Л. Рудова）的《近年来西方批评视界中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创作》（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и его творчество в западной критике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1995），Т.Н. 别洛娃（Т.Н.Белова）的《80年代英语国家关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研究》（Роман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в англоязы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80-х годов，1993）等。

（2）关于小说的形象体系和形象塑造。如М.В.洛贝齐娜（М.В. Лобыцина）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和他的原型》（Герой и прототип в романе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1993），К. М.波利瓦诺夫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в романе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1992），И.М.杜勃罗文娜（И.М. Дубровина）的《拥有世界和谐的信念：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形象体系》（С верой в мировую гармонию. Образная система роман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1996），Е. 别尔科夫斯卡娅（Е. Берковская）的《40年代的男孩和女孩》（Мальчки и девочки-40х годов , 1999），Л.А. 柯洛巴耶娃（Л.А. Колобаева）的《鲍·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形象结构中的“活跃的生命”》（“Живая жизнь” в образ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роман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Б. Пастернака, 1999），等等。

（3）关于小说的宗教意蕴和哲学内涵。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Т.И. 梅尔库洛娃（Т.И.Меркулова）的《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艺术知觉的“存在性”》（Об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ост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принятия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1992），Л.В.西罗坚科的（Сиротенко Л.В.）《鲍·列·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神话与民间创作》（Миф и фольклор в романе Б.Л.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1990），И.В.罗曼诺娃（Романова И.В.）的《为什么人们把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日瓦戈火葬了？》（Почему кремировали Юрия Андреевича Живаго?，1992）、《在死亡与复活之间：鲍·列·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火的主题》（Между смертью и воскресением: Тема огня в романе Б.Л.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1995），等等。

（4）关于小说的中的独特意象，主要论文有И.穆拉维约娃（И.Муравьёва）的《“蜡烛已经点燃”：鲍·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中的“家庭的思想”》（ “Свеча горела”: “мысль семейная” в романе Б. Пастернака，1991）、А.В.拉夫罗夫（А.В. Лавров）的《“道口的命运”：〈日瓦戈医生〉中交通序列的拥挤》（“Судьбы скрещенья”: теснот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ряда в «Докторе Живаго», 1993）、О.韦尔尼科维奇（О. Верникович）的《两种暴风雪》（Две вьюги，1994）等。

（5）关于小说的艺术形式方面的特色。如К.Г. 伊苏波夫（К.Г. Исупов）的《修辞考究的史诗〈日瓦戈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как ри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1992），Д. 穆罕默多娃（Д. Магомедова）的《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中的抒情情节和叙事情节的相互关系》（Соотношение лирического и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го сюжет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Пастернака，1992），Ю.Б.奥尔利茨基（Ю.Б.Орлицкий）的《〈日瓦戈医生〉作为诗人的散文：引申雅各布森一种提法的尝试》（«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как проза поэта: опыт экстраполяции одногоякобсоновского термина，1996），等等。

除了《日瓦戈医生》之外，1990年代的研究者们也给予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以一定程度的关注，如谢·巴文（С.Бавин）在他和伊·谢米勃拉托娃（И.Семибратова）主编的《白银时代诗人们的命运》（Судьбы поэтов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1993）一书中，系统地描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道路，评述了他的主要诗歌作品，呈现出他作为诗人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色。著名符号学家尤·米·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则在他的《论诗人与诗歌》（О поэтах и поэзии，1996）一书中，集中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作进行了深入而精彩的分析。只有为数不多的论文对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作品进行了研究，如А.维戈列克（А.Вегорек）的《20—30年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中的文学传统》（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 прозе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20-30-х г.г.，1991），柳·戈列利克（Л.Горелик）的《帕斯捷尔纳克中篇小说〈柳维尔斯的童年〉里的“普希金的暴风雪神话”》（“Пушкинский миф о метели” в повести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етство Люверс»，1994）等。

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厚。在一些老学者继续推出新著的同时，一批较年轻的研究者也崭露头角，表现出他们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第3次帕斯捷尔纳克国际学术报告会的成果《帕斯捷尔纳克系列报告会（论文集）》第3辑（Пастернак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вып.3, 2002），也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研究领域的一种连续出版物，在这一时期问世。从2003年起，11卷本《帕斯捷尔纳克全集》由俄罗斯话语（Слово）出版社开始出版，至2005年全部出齐。这套全集收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全部作品、论文、译作（所译16部剧本除外，另附有光盘）及其异文、大部分书信（第7—10卷），还有一卷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第11卷），附有详细的注释，为帕斯捷尔纳克提供了详细的文本、资料和线索。2010年3月5—6日，为着纪念作家诞辰120周年、逝世50周年，国立全俄外国文学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化史”学术委员会帕斯捷尔纳克专门委员会（2006年成立）、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语文学与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诗学意义与精神意义”（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поэтические и духовные смысл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各国代表提交的论文，随后结为《帕斯捷尔纳克论集（1）》（Пастерна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 I，2011），由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出版；《帕斯捷尔纳克论集（2）》（Пастерна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 II，2013）也于两年后问世。

出现于这一时期的期刊、论文集等各类出版物的论文中，И.А.叶萨乌洛夫（И.А.Есаулов）的《俄罗斯文学的复活节原型与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结构》（Пасхальный архетип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структура роман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2001），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考察帕斯捷尔纳克这部作品的布局谋篇，指出小说的篇章结构与东正教复活节原型中的聚合性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Н.А. 伊万诺娃（Иванова Н.Б.）在《奥秘的准确性：诗人与大师》（Точность тайн. Поэт и Мастер，2001）一文中, 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米·布尔加科夫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考察；谢·亚·福米乔夫（С.А.Фомичёв）则以论文《“一条笔直的干线飞奔向前，//时而驶向山麓，时而驰往山间……”：鲍·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铁路》（“Вперед то под гору, то в гору бежит прям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 ”: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в романе Б.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2001），集中考察了这部作品中的“铁路”意象及其意义，这类评论更表明帕斯捷尔纳克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伊·尼·苏希赫（И. Н. Сухих）的论文《日瓦戈的生命：诗歌与本原》（Живаго жизнь:стихи и стихии，2001）、В.波格丹诺夫（В.Богданов）为2005年版《日瓦戈医生》写的序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Но кто мы и откуда?...”），着重从人的存在和个体价值的角度阐释这部小说，也具有引领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作品深层内涵的意义。О.克林格（О. Клинг）的《鲍·帕斯捷尔纳克与象征主义》（Б. Пастернак и символизм，2002），В. В.阿巴舍夫（В. В.Абашев）的《“空间之爱”：鲍·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中的地域诗学》（“Любовь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оэтика мест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Б. Пастернака，2008）等论文，也显示出新颖的研究视角。

21世纪的最初十多年中，俄罗斯出版的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研究著作大量增加。这些著作中，有一部分仍然属于作家的生平记述、评传或回忆录之类，如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和叶莲娜·帕斯捷尔纳克（Елена Пастернак）夫妇合写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纪实性叙述》（Жизнь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2004）一书，以及他们两人的文集《被淹没与被寻得的——文章与回忆》（«Понятое и обретённое:статьи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2009），З.А.马斯连尼科娃根据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任妻子季娜伊达·奈高兹的口述编写而成的回忆录《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相逢》（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Встречи，2001），奥莉加·伊文斯卡娅和И. И.叶梅利扬诺娃（И. И.Емельянова）母女合写的《与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日子及他去世以后》（Годы с Пастернаком и без него,2007），В. 利瓦诺夫（В. Ливанов） 的《人所不知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Неизвестный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2002），А.格拉特科夫（А. Гладков）的《和帕斯捷尔纳克相遇》（Встречи с Пастернаком，2002），Н. Б. 伊万诺娃连续发表的两本书《帕斯捷尔纳克和另一些人》（Пастернак и другие，200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生命的季节》（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Времена жизни，2007），К. М. 波利瓦诺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与同时代人：生平·对话·比照·阅读》（Пастерна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Биография, диалоги, параллели, прочтения，2006），德·贝科夫（Д.Быков）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2007），В.Г.斯莫里茨基（В.Г.Смолицкий）的《我曾生活于那样的日子……：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Я жил в те дни...: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о Борисе Пастернаке，2012），等等。这些著作提供了关于作家生平经历的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与资料，对于进一步理解他的思想、情感历程和艺术创作具有极大的意义。其中，贝科夫的这部评传属于俄罗斯出版史上的一套历史悠久的丛书《名人生平》中的一种，出版以后受到好评。贝科夫没有拘泥于描述帕斯捷尔纳克的经历，而是力求走进他那始终伴有如此之多的悲剧和幸福的内心生活，在对于诗人及其诗歌世界的热爱中考察他的生平与创作；对于《日瓦戈医生》，著者也提供了新的阐释。这部评传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中短篇小说《柳维尔斯的童年》《空中线路》《中篇故事》和《帕特里克手记》等，也有所论及。

除了上述评传、回忆录类的著作外，最近十几年中俄罗斯学者推出的帕斯捷尔纳克研究著作，显示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特征与文化精神，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В.阿菲阿尼（В.Афиани）和Н.托米利娜（Н.Томилина）联合编著的《“嘈杂声跟在我身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与政权：文献和材料》（ “А за мною шум погони…”: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и власть.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2001），Т. В.阿鲁秋尼扬（Т.В.Арутюнян）的《帕斯捷尔纳克宗教世界观的独特性》（Особенност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я Пастернака, 2001），А. А.季特利亚诺娃（А. А.Титлянова）的《生态学者视野中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茂密的植物界”》（“Дремучее царство растений”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глазами ученого-эколога, 2008），谢·格·布罗夫（С.Г.Буров）的《帕斯捷尔纳克与恰达耶夫》（Пастернак и Чаадаев，2009），В.И.萨福诺夫（В.И.Сафонов）的两本著作《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神话与现实》（БорисПастернак.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2007）、《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并非天才，而是写作狂》（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не гений, а графоман，2011），等等。帕斯捷尔纳克具有深厚的哲学、宗教和艺术素养，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与创作蕴涵丰富，他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别具一格，于是，探讨他的世界观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侧重之一。

（2）从不同视角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进行综合研究，成为诸多研究者的一种选择。在这方面，近十几年来出现的重要成果，有В.阿尔丰索夫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Лирика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2001），Н.А.法捷耶娃（Н.А.Фадеева）的《诗人与散文：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书》（Поэт и проза. Книга о Пастернаке，2003），柳·戈列利克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与诗歌中关于创作的神话》（«Миф о творчестве»в прозе и стихах Бориса Пастернака, 2011），А.К.若尔科夫斯基（А.К.Жолковский）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常项、结构与互文》（Поэтика Пастернака: Инварианты, структуры,интертексты，2011），Б. 加斯帕罗夫（Б. Гаспаров）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诗学彼岸（哲学·音乐·日常生活）》[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поэтики (Философия.Музыка. Быт)，2013]，等等。其中，法捷耶娃考察了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中的“文学双语现象”（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билингвизм），即在统一的创作系统中存在两种语言表现形式——诗歌与散文的交替。著者通过大量文本中的例证，颇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描写大自然、表现爱情与生死的主题、传达哲学思考、描绘艺术时空、运用隐喻和象征手法时，都成功地交替使用了诗歌与散文两种语言表现形式。

在这一类研究著作中，И.А.叶萨乌洛夫的《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信仰：勃洛克、高尔基、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Мистик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 Блок, Горький, Есенин, Пастернак，2002）、瓦·索·巴耶夫斯基的《普希金—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化模式》（Пушкинско-пастернак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арадигма，2011）等，把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放到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致力于在他同自普希金以来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和同时代作家的精神联系中，发现他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品格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从而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他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