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对话研究概述

2.1　对话研究概述

对话一词来源于希腊文Διáλογο，它的初始含义是两个人的谈话。大部分现代言语交际研究者们都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对话这一特殊的言语现象。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对话是两种意识的碰撞，不存在没有对话的言语，任何话语始终都具有双主体性”^[1]。这样，对话语与独白语之间传统的分歧就消失了，任何形式的言语都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受话人。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对话是指现实生活中生动的对话言语，它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对话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谈者参加，交谈者既是说话人又是听话人，两者互换角色；二是交谈者的言语行为表现为刺激（或行动）话语和反应话语的相互交替；三是对话跟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2]基于此，下面我们将对俄罗斯语言学史上的对话研究进行详细梳理。

早在20世纪初，俄罗斯的一些语言学家就意识到“对话”在语言中的重要性，并展开了对“对话语”^[3]的研究，譬如列·谢尔巴（Щерба Л.В.）、列·雅库宾斯基（Якубинский Л.П.）、维·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米·巴赫金（Бахтин М.М.）等学者。这些学者有关对话语研究的论著奠定了对话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尤以列·谢尔巴、列·雅库宾斯基及米·巴赫金的对话研究最具特色。

1915年，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列·谢尔巴在对卢日支塞尔维亚人语言研究的基础上著述并出版了名为《东卢日支方言》一书。列·谢尔巴在书中指出：“独白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性的语言形式，纯正的语言仅在对话中存在。”^[4]列·谢尔巴的这一论断说明了对话在语言中的重要作用，但列·谢尔巴也只是点到为止，他并没有详细论说对话的特点。“列·雅库宾斯基同意列·谢尔巴有关‘初始的语言就是对话语’的这一论断”^[5]。不仅如此，列·雅库宾斯基在1923年还发表了《论对话语》一文，文中作者从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系统地观察和分析了“对话”这一人类的言语活动。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行为的变体，人类行为既是心理（生理）现象又是社会现象。所以，语言既受心理（生物）因素制约，又受社会因素制约。

在《论对话语》一文中，列·雅库宾斯基主要论述了语言的形式问题，同时采用对比分析法重点分析了直接对话形式的特点：“（1）在直接的对话交际中，交谈者的视觉接受和听觉接受对话语的正确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视觉接受指直接的对话交际中交谈者的面部表情和身势语，听觉接受主要指语调和音色；（2）对语（реплицирование）是对话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个说话人的话与另一个说话人的话（或另一些说话人的话）相互交替，这种交替要么井然有序（一个说话人说完后，另一个说话人开始）地进行，要么以打断对方的话语的方式进行。对语结构简单，一般是不完全句；（3）言语交际中交谈者双方被相互打断的现象也是对话的一个显著特点；（4）人们日常交际对话中充满着模式化的语言。在对话交际中，日常生活环境是理解话语的一个重要因素。列·雅库宾斯基的这一发现对后来的言语体裁和功能语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5）对话还有机械性和无意识性特点。”^[6]

列·雅库宾斯基不仅全面地分析了直接对话形式特点，而且还提出了理解对话的一个重要理论：统觉量（апперцепционная масса）。列·雅库宾斯基指出：“我们领会、理解他人的言语（跟一切领会一样）是建立在统觉的基础上的；领会不仅仅是由外部的言语刺激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我们过去所有的内外经验所决定的，并且最终由领会人在领会当时的心理内容所决定的，这一心理内容构成了该人的统觉量。”^[7]列·雅库宾斯基的这一统觉量理论对语用学理论，尤其是语用学中语境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因此，列·雅库宾斯基是真正首先从事对话语研究的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他的《论对话语》一文是俄罗斯学术史上“第一篇专门研究对话言语的文章^[8]”，这一文章开启了后继的语言学家们的对话语研究之先河。

继列·谢尔巴与列·雅库宾斯基的对话语研究之后，米·巴赫金对对话语研究最为深入。米·巴赫金不仅关注到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形式，而且他还从自然对话与独白语中引申出了对话普遍性思想，并对具体文学作品中的文学话语的对话性进行具体分析。在对文学话语对话性分析的基础上，米·巴赫金在晚年又提出了人文话语的对话性。米·巴赫金与列·雅库宾斯基几乎是同时代的俄罗斯学者，对话思想是米·巴赫金的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之一，他创立了独特的话语理论，对话主义是他的话语理论的中心思想。米·巴赫金指出，“言语本质上具有对话性”^[9]，“一切表述都具有对话性，即是说都是对他人而发的，参与思想的交流过程，具有社会性。绝对的独白——只为表现个性——是不存在的，这是唯心主义语言哲学从个人创作中引出的一种假象。语言本质上是对话性的（交际工具）。”^[10]

鉴于米·巴赫金话语对话性思想为本研究的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后面我们将会专节对他的对话性思想进行具体概述。

由于时代的局限，20世纪初期的学者们研究的对话语的语料主要来自于文学作品，学者们运用文学作品中提供的语料对现实自然对话的宏观特征进行概括总结。继对话语的初期研究之后，20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学者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对话语。这一时期的对话语的研究特色是“从语言的形式转向语言功能的研究，从书面语转向活的言语的研究”^[11]，学者们对对话语的研究更深入、更细致，他们用语言学的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对话的类型（研究者有：叶·加尔金娜费多鲁克〈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 Е.М.〉、阿·索洛维耶娃〈Соловьева А.К.〉和米·波丽索娃〈Борисова М.Б.〉等）^[12]、对话的语法特点（研究者有：叶·加尔金娜费多鲁克、塔·维诺库尔〈Винокур Т.Г.〉和姆·米赫林娜〈Михлина М.А.〉等）^[13]、对话的话轮问题等。娜·什维多娃（Шведова Н.Ю.）和妮·阿鲁玖诺娃（Арутюнова Н.Д.）是这一时期对话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列·雅库宾斯基在《论对话语》一文中对日常生活中的言语现象——对话语的特点进行了全面感性的概括。娜·什维多娃的《俄语对话语研究》一文是对列·雅库宾斯基的对话语研究的继承与发展，作者在列·雅库宾斯基对话轮的研究的基础上具体深入地研究了重复-话轮问题。列·雅库宾斯基在《论对话语》一文中概述了对话与口头独白和书面独白的特点，并提出了话轮这一概念，娜·什维多娃与妮·阿鲁玖诺娃继承并发展了话轮的研究。娜·什维多娃发现了俄语对话语中的重复-话轮这一现象，并运用语言学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具有表情色彩和主观情态意义的重复-话轮，她还根据附加词汇要素的词法属性划分出12种重复-话轮，并对它们的构成及表情性和主观情态意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不仅如此，娜·什维多娃在总结话轮的概念时首次提出了“对话统一体”这一对话单位概念。娜·什维多娃指出，“对话是谈话过程中表述的相互交替。两个表述的交替中，后面的表述在词汇-语法形式上总是从属于前面的表述，这种结构上第二个表述依附于第一个表述（没有第一个表述，第二个表述也不存在）并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在一起的两个表述被称为话轮。这种话轮的组合实质上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体——对话交际单位”^[14]。这一对话交际单位就是对话统一体，这一概念深深地扎根于对话理论之中，俄罗斯语言学界至今一直沿用着这个术语。

继娜·什维多娃之后，妮·阿鲁玖诺娃的《对话反应的某些类型和俄语中的疑问-话轮（почему-реплика）》一文无论在理论运用还是在材料运用上都是对娜·什维多娃对话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妮·阿鲁玖诺娃首次提出了话轮的刺激性和反应性特征，这是她对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在对话轮的刺激性和反应性特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人们对不同刺激性话语的反应，妮·阿鲁玖诺娃区分出“态势反应（реакция на модус）和陈述反应（реакция на диктум）”^[15]。对刺激性表述的态势反应和陈述反应的分析要求在情态意义层面上研究对话。依据反应的情态丰富性程度，妮·阿鲁玖诺娃又区分出“陈述对话和态势对话”^[16]两个对话类型。最后，妮·阿鲁玖诺娃还分析了带有疑问句“почему”的态势反应句。因此，妮·阿鲁玖诺娃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深刻细致地研究了对话统一体中的第二话轮（即反应话轮）问题，而且对对话类型及对话的情态性的研究启发了后继的对话研究者。譬如，这一时期的弗·加克（Гак В.Г.）、奥·奥扎罗夫斯基（Озаровский О.В.）等学者^[17]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研究了对话语的情态意义。

从20世纪后期到现在的俄罗斯学者们持续开展对话语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在继承前辈们对对话语语言层面和结构层面的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譬如，叶·泽姆斯卡娅（Земская Е.А.）、奥·西罗季尼娜（Сиротинина О.Б.）、奥·拉普捷娃（Лаптева О.А.）、娜·戈卢别娃莫纳特金娜（Голубева-Монаткина Н.И.）等学者^[18]。不仅如此，这时期对话语的研究特色是对话研究与语用思想相结合。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语用学这门学科不仅为俄罗斯对话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拓宽了对话分析的视角。语用角度研究对话的代表人物有叶·帕杜切娃（Падучева Е.В.）、妮·阿鲁玖诺娃、柳·费多罗娃（Федорова Л.Л.）、塔·维诺库尔^[19]（Винокур Т.Г.）、叶·泽姆斯卡娅^[20]等学者。其中，叶·帕杜切娃、妮·阿鲁玖诺娃与柳·费多罗娃的语用学角度的对话研究对本文的指导意义重大。

在俄罗斯语用学起步、形成乃至发展的过程中，俄罗斯著名学者妮·阿鲁玖诺娃与叶·帕杜切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5年妮·阿鲁玖诺娃与叶·帕杜切娃主编的《国外语言学新进展》系列丛书的第16期《语言语用学》和第17期《言语行为理论》两卷上发表的有关西方学者的著作的译介对语用学初级阶段发展的俄罗斯语言学界影响巨大。因此，妮·阿鲁玖诺娃与叶·帕杜切娃在20世纪后期有关对话的研究中也明显带有语用思想。叶·帕杜切娃在《对话语用层面的连贯性》一文中指出，对话中不仅有语义连贯性、词法连贯性，还有语用连贯性。作者在文中详细研究了对话中的四个类型的语用连贯性。如果说，叶·帕杜切娃的《对话语用层面的连贯性》一文是从语用的角度就对话的形式层面的研究，那么下面即将论述的分别由妮·阿鲁玖诺娃和柳·费多罗娃撰写的两篇文章《受话人因素》和《有关对话的两个所指层面的研究》则是从语用的角度开展的对话的话语层面的研究。

妮·阿鲁玖诺娃发现了受话人这一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语用参数，她的《受话人因素》一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言语活动中受话人这一因素。“任一言语行为都针对一定受话人模型”^[21]，“对表述的理解、阐释实际上取决于受话人因素”^[22]这些论断表明受话人这一因素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这里的受话人指“言语活动中第二交际参与者（消极参与者），不同的言语活动对它的命名各不相同：言语获得者、接收者、阐释者、听话人、受众、解码者、交谈对象等”^[23]。因此，这里研究的受话人范围广泛：他不仅指日常自然对话中的现实受话人——交谈对象，它也研究文学作品中假想的受话人——读者。妮·阿鲁玖诺娃指出，“与诗歌相比，小说的特点就是交际。文学交际与日常自然交际一样有其固有的语用参数，如言语作者、交际目的、受话人及与受话人有关的言后效果。”^[24]妮·阿鲁玖诺娃的这一文章蕴含了积极的对话性思想，她的“任一言语行为都针对一定受话人模型”的思想也说明了日常自然对话与独白言语之间分歧的消失，无论是日常自然对话还是独白言语中都充满着言语主体的对话，这一观点也反映在柳·费多罗娃的《有关对话的两个所指层面的研究》一文中。文中，柳·费多罗娃在对对话内容中区分出的所指层面（референтный план）、元所指层面（метареферентный план）及这两个层面相互关系的研究基础上指出，“对话与独白言语之间的传统分歧消失了，因为言语活动的任一表现形式都是处于交际情景范围之中，这决定了所指层面不可能独立于元所指层面之外而存在。换而言之，任何言语形式都有交谈对象，不论是现实的还是假想的：演讲-听众，书-读者，日记-作者本人”^[25]。在柳·费多罗娃所写的《有关对话的两个所指层面的研究》一文中具有积极的语用学思想。文中，她开篇就指出，“把对话作为言语交际形式进行分析就要求在交际情景的范围内研究对话，同时还要考虑超语言学因素”^[26]。

与俄罗斯学界对对话的研究相比，我国俄语研究学界对对话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基本都聚焦在对米·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白春仁教授等学者翻译出版了《巴赫金文集》，我国语言学界开始掀起了研究米·巴赫金的热潮，学者们尤其关注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发表了众多有关对话理论的学术著述，代表作品有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凌建侯的《话语的对话本质——巴赫金对话哲学与话语理论关系研究》及沈华柱的《对话的妙语——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等著作^[27]。

由此可见，俄罗斯学界的对话研究历史悠久。早期学者们主要从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宏观剖析日常自然对话语的特点，研究语言的形式问题。后来，学者们从语言的形式又转向语言的功能研究，他们运用语言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对话的类型、对话的语法特点、对话的结构特点。这两个时期的学者研究的对话基本都是日常自然对话（尽管早期对话研究的语料来自文学作品）。随着语用学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受话人这一因素在会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受话人不仅指日常自然对话中存在着的现实的交谈对象，而且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着的假想的受话人——读者。一言以蔽之，学者们通常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日常自然对话，而鲜有学者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对话。本书尝试运用语用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形式的对话，更深刻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1] Лагутин В.И．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з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диалога（к прагм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драмы）．Кишинев：Штиинца，1991．С.7.

[2] 徐翁宇：《俄语对话分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5页。

[3] 该术语的译文来自于徐翁宇：《俄语对话分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页。

[4] Щерба Л.В．Восточнолужицкое наречие．Пг.，1915 .С.101.

[5] Лагутин В.И．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з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диалога（к прагм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драмы），1991.С.6.

[6] Якубинский Л.П．О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В кн：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Язык и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М.，1986.С.30-58.

[7] Якубинский Л.П．О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В кн.：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Язык и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М.，1986.С.38.

[8] Лагутин В.И．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з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диалога（к прагм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драмы），1991.С.6.

[9]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10] 同上书，第195页。

[11] 徐翁宇：《俄语对话分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2] Галкина-Федорук Е.М．О некотор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языка ранних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Горького.—Вестн．МГУ．Сер．Обществ.наук，вып.1，1953（1）；Борисова М.Б．О типах диалога в пьесе Горького «Враги»«．—В кн.：Очерки по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фразеологии，стилистике．Учен．зап．ЛГУ，№198，серия филол.наук，1956（24）.；Соловьева А.К．О некоторых общих вопросах диалога．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65（6）.

[13] Винокур Т.Г．О некоторых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Автореф．канд．дис．М.，1953；Михлина М.А．Из наблюдений над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Автореф．канд．дис．М.，1956.

[14] Шведова Н.Ю．К изучению русской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Реплики-повторы．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56（2）.С.68-69.

[15] Арутюнова Н.Д．Некоторые типы диалогических реакции и“почему-реплики”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Научные доклады высшей школы：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1970（3）．С.46.

[16] Арутюнова Н.Д．Некоторые типы диалогических реакции и“почему-реплики”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Научные доклады высшей школы：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1970（3）.С.48.

[17] Гак В.Г．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зеркале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Очерки 6，7．Структура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1970（3），1971（2）；Озаровский О.В．К типологии способов выражения согласия-несогласия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ах.—В кн.：Тыпалогiя i узавмадзеянiе славянсгiх моуi лiтаратур.Тез．докл．и сообщ．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Минск，1973.

[18] Земская Е.А．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М.：Наука，1981;Земская Е.А．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учения．М.：Русский язык，1987；Сиротинина О.Б．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 её особенности．М.：Просвещение，1974；Лаптева О.А．Живая русская речь с телеэкрана．М.：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2001；Голубева-Монаткина Н.И．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о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опросов и ответов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91（1）.

[19] Винокур Т.Г．Говорящий и слушающий．Варианты 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М.：Наука，1993.

[20] Земская Е.А.，Шмелев Д.Н．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и．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М.：Наука，1993.

[21] Арутюнова Н.Д．Фактор адресата．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Том 40，1981（4）.С.358.

[22] Арутюнова Н.Д．Фактор адресата．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Том 40，1981（4）.С.357.

[23] Арутюнова Н.Д．Фактор адресата．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Том 40，1981（4）.С.358.

[24] Арутюнова Н.Д．Фактор адресата．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Том 40，1981（4）.С.365.

[25] Федорова Л.Л．О двух референтных планах диалога．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83（5）.С.101.

[26] Федорова Л.Л．О двух референтных планах диалога．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83（5）.С.97.

[27]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凌建侯：“话语的对话本质——巴赫金对话哲学与话语理论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1999年；沈华柱：《对话的妙语——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