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吴福辉

费冬梅的文学沙龙研究，与我过去一段时间内所做的海派、京派题目，靠得比较近。她像是擦身而过，向前跑去了，却让人眼前一闪。我是抱着极大的兴趣，来看待这个课题可以包容的那些新老问题之间的张力的，觉得真被道出一些微言大义来了。于是被邀写书序的时候，也就挣不脱，有点自投罗网的味道。

《沙龙》一书给人的总印象是：紧紧围绕着一种文学现象，从头至尾，全神贯注地加以考察。切口虽小，一旦切入，里面则是风光无限，四通八达。它说明只要这种文学现象真正具有典型性，如能抓住并辐射开去，是可以达到文学史的各个方面的。这里就有对文学沙龙的正面和侧面，内部和外部，性质和功能的多样叙述论证和条分缕析，特别是像作家与作家的关系如何构成作家群体，构成流派社团，对文学作品和文学风格的产生、传播起到什么作用，生成了怎样的文学环境等等的一一细说。抓得紧，放得开，直达文学史细节所能深入的程度，小题目被做大了。

寓论于述，是本书行文的特点。沙龙本身及能引发思考的文学问题甚多，作者先理清沙龙的概念，按照一定的梯次将曾朴父子的“马斯南路寓所”、邵洵美的“花厅”、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朱光潜的“读诗会”等四大沙龙的实例置于前，然后综合起来按照沙龙与人、沙龙与文学这样的两大板块来归总分析。就这样，此书的结构必然使得论述鲜活，有依有据，在事例中包含各种相关的问题。至于问题究竟怎样提出，是可见仁见智的。不过书中材料提出的丰赡与使用熟稔，竟让我这个1981年就为《十月》杂志写过介绍钱钟书小说《猫》的人感到吃惊。我这才悟及，《猫》不就是实写中国沙龙的一篇作品吗？我虽不主张用“索隐”的“对号入座”方法来读本质上属于“虚构”的小说，但如能将林徽因和朱光潜两个沙龙的十几位文化名人一一引入，破解原型，以增加对作品本来就有的“影射性”的理解，那还是有益的（我当年对《猫》的影射性略有所闻，但哪里下过这等寻觅的功夫呢）。

有许多沙龙问题，作者都是依仗这种细节在意义中的穿行，来完成阐释的。

比如沙龙跟时代的一致性及复杂性。中国最兴盛的沙龙年代，与现代文学的高峰期正好相合。“聚”和“散”都为作者所看重。沙龙的性质，当出自一种作家的聚集。这聚集的旺盛时间按照本书题目标示的是1917到1937计20年，按四大沙龙存在的时间是1927到1937共十年（从曾朴在上海法租界租住洋房，召集作家算起）。而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高点，之一是“五四时期”，之二即上世纪30年代。我曾经做过上世纪30年代小说的统计，将114位小说家的代表作170篇（部），按发表时序排列，结果前五年平均每年产生13篇（部），后五年平均每年产生24篇（部），30年代中期的繁盛状况便不待言了（见拙作《深化中的变异：三十年代中国小说理论与小说》）。这与沙龙产生的条件是相关的。作者认为，从西方引入中国的这种作家“类聚”方式，条件有四：一是文艺观念的相对接近；二是要有懂文艺、有组织力的召集人（最好是女性。作者钩沉的材料证明，当年曾朴想物色苏雪林和王映霞，但都因有短项而放弃）；三是要有提供“客厅”（“沙龙”原意）与待客的物质基础；四要正逢社会的文艺风气浓烈。这四条中，文艺观和作家群都需长期积累，物质水平也务与经济发展相搭配，那就难怪历史会选择1930年代这一时期了。聚不易，散也不易，将沙龙的“散”一并列入论述，是本书的独创，分析虽弱但线索都已经理出。《论语》原本产生于邵洵美沙龙，却终因林语堂与邵的政治社会观念有隙，而分裂了。另外一例是对林徽因诗《一句话》的评价不同，造成以“新月”为班底的太太客厅众人发生分歧，派中有派了。可见一个沙龙和任何群体一样，在未被社会承认的孤立状态下，可以一致对外，等被普遍承认的时刻反倒显出裂痕。沙龙聚散方式是文学史的常事，是规律，被作者一一点明。

再如沙龙中的作家生存状态。作者指出，中国现代沙龙与古典文人的“雅集”不同，它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是以留学生、洋派西装少年为主流，是京派海派文人的源头。为什么表面上也找咖啡馆、书店开会的左翼没有沙龙？就因为来自西方的沙龙，内中各人虽然含有精神的共同点，但又是松散的、自由的，文学空间是个人的。左翼文人是集体的，有纪律的，是以统一目标为主旨的一群政治型作家。而且，沙龙多转型中的文人，曾朴自办沙龙，由“老新党”转为“老先党”；沈从文在林徽因的客厅和《大公报·文艺》的约稿圈子里完成了从民间身份向都市、学院身份的转变；徐志摩在京海之间游走；尤其特别的，是郁达夫和左翼作家交好，且又是唯美主义邵洵美的座上客。只要将郁达夫曾出现在多种沙龙的事例一摆，他的关心社会下层疾苦的广大同情心，及灵魂深处向往有个性的自由创作的焦灼感就十分明显。他的游离的生存姿态便跃然纸上。而总体上，许多作家正是在沙龙中经历了从传统文人间的血缘、地缘关系转向学缘关系，而获得现代性的。沙龙推动新潮，引进新人，它的某种先锋性质就凸出了。作者讲述这些沙龙事实，没有条条框框，没有一二三四，考察的深度只来自沙龙人际关系与都市文学空间纠葛的史料，使得我们脑中的文学史也变得“错综”起来。

沙龙和文学作品产生的具体关系并不易论述，作者并未回避。沙龙既然是文艺观点集中对谈、研讨的地方，产生流派、产生新人、产生新作品是自然的事。作者由沙龙交谈语境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提出“互动”的观点，更具体地提出沙龙文人的密往和沙龙作品有“互文”关系，在文体上形成独有的“影射小说”和“对话式小品”，是有一定信服力的。不过《珰女士》的举例还不够准确。此作品对左翼女性作家（暗含丁玲）的“合写”方式，并非沙龙作家独有。晚清民国的鸳蝴作家似乎早就发明“多人合写”小说的体例，为的是挖空心思地给文学做广告。倒是后面提到的林微音《花厅夫人》，无论故事、人物由来，或是文艺观念和笔法的依据，均来自沙龙，是标准的沙龙小说。可惜剖析得还不够，因为作者光注意沙龙创新体的能力，忽略沙龙对已有文体的改进成绩了。也由此忽略了对沙龙何以没有产生重大作品的讨论。因为文学毕竟是散漫的个体劳动，沙龙的社交性质容易引起创造性注意力的分散。沙龙利于交流，利于把新人推向文坛，如萧乾小说和何其芳散文得京派沙龙的推荐。它能启发、促进文艺的繁盛，能试验性地提出文学革新的命题，像在朱光潜的“读诗会”讨论过的新诗形式和前途，和“语体文”的发展走向，但不足以产生伟大的作品。沙龙摆了“精神贵族”的架子，容易拒人于千里之外，却并不开1930年代知识者精神文化的高端地位，所以受到左翼的批评。整个一部世界文学史、艺术史所支持的是“穷而后工”，是先进的人们在逼仄困窘的条件下经过思索产生的伟大作品。将来有没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尚不清楚。

一部研究专著也要受学者本人思想、视野、学识、才分的影响。费冬梅是位年轻学人，有一定文学功底，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刚出手的这本论著，根基结实。她肯下做材料的功夫，使用材料娴熟、有板有眼，已经很不错了。她的论述风格鲜明，对鲁迅、胡适、郁达夫的评价虽不一定精确，却绝不仰视，无顾忌，有新一代学人的爽快立场。她的思想方法以对待沙龙为例，比过去较为复杂，充满悖论。沙龙是什么？是聚也是散，包括分裂和游离；是群体行为，也有个体自由色彩；是民主对话讨论，又可保有排他的门户之见。这是一种开放而不封闭的学术观点，作为起步也很难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时期，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已近40年。调整作家评价标准之后，紧接着是以现代性研究为导向，直指文学流派研究，进入多元的文学整体格局。后来是考察现代期刊、出版、传播的兴起，逐渐传至对文人的写作方式、交流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研究。这种从人到作品的反复过程，在我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也有所反映。写抗战文学的时候，就专写了在战争环境下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写作方式的变化，自成一节。一定时代下，人怎样，文学怎样，“沙龙研究”就是人与文学的另一类关联研究，在本书中被作者把握住了！这种关联，必在人的理想和实用目的之间往返飞翔或降落，但在当今的情况下，文学商业化的现实使得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人们伤心、沮丧，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我相信，与人有血肉关联的文学还有希望。全世界的史前时代岩画，都画出了人类一旦劳动温饱有余就开始从事艺术、从事文学的铁一般事实，所以文学是不会绝的。应当警惕的倒是，文学来自社会的物质生活层面，究竟属于精神。凡是与人的关系密切的精神产品，都不能过度商业化、市场化。教育、医疗、文学过分市场化的结果，便是衰落。而文学“沙龙”同作家的精神关系和创作关系密不可分，现在作者的研究，表面的层面涉及得多一些，作家在沙龙内部会遇到哪些思想精神的压力、动力？沙龙作为人（作家）和人（作家）的交流形式，有哪些积极处和局限性？与商业化、市侩化有哪些遭遇和拒斥？这都是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研究沙龙的意义，只有在我们更加明白了文学的意义、文学中人和人的意义之后，才能拨阴霾而见广大蓝天，才看得更透彻些。我愿以此与年青的朋友共勉。

2016年2月29日（难得多一日）草于小石居，3月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