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乐黛云

认识跃红转瞬已是20年！1985年深秋，在深圳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他颇具独到见解的发言和机敏干练的办事才能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后再次相遇在西安第二届年会时，没想到他和他的朋友们已经率先在贵州成立了属于中国第一批的省级比较文学学会。作为“文革”后首届高考入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一代，他那种满怀雄心壮志、不计功利得失的学术热情和干劲深深打动了我，使我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充满了信心。真的，纵然我自己50岁才开始涉猎比较文学，但有众多跃红那样的后来者，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不久，跃红为了自己的学术梦想，毅然放弃家乡已向他敞开的学术仕途之门，报考了北大的比较文学研究生，于是我们由乡亲进而成为师生，三年后又做了研究所的同仁，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惊涛骇浪，还是90年代的学术风风雨雨，不管是在多次国际会议对话的热浪中，还是在欧洲讲学之余的海滨漫步时，多年来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来的。

在比较文学学术界，跃红是出了名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干将。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连续四届的秘书长，也就是学会的“管家”，他为学会各方面的发展所做的个人奉献有目共睹，但是对于其间工作的艰辛，及其对时间的消耗，作为会长的我却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他所从事的全无报偿，有时还要挨骂的烦琐之事，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和所愿做的。对学会如此，对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也是如此。十多年来，他一方面做了大量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为研究所的学术行政和学术建设，默默无闻地操持着。直到2003年，从副所长被推举到北大中文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岗位上，不到一年时间，他突出的工作业绩已经让大家刮目相看了。我相信，他在这一领域还会继续有所作为。

尽管有如此繁重的学术事务工作，跃红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却从未松懈。他备课认真，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富于感染力，在历届学生中有良好的声誉，不少北大的优秀本科同学听了他的“比较文学原理”课程之后，在接受推荐和报考研究生时选择了比较文学专业。他参加编写的几部重要教材，所承担完成的章节往往思路严谨周密，材料翔实，分析很有说服力。他带出的不少研究生，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一般都得到好评。

在学术研究方面，跃红在比较文学理论、比较诗学、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文化研究等领域均很有成绩，发表了近百万字的著述。他关于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比较”的历史与现代多重涵义、比较文学的类型化研究模式的建立，以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系列文章，在学界都有很好的反响。他对于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兴趣，源自他数次去国外做访问学者和承担教学工作，目前，这已形成了一个他所选择的、新的学术方向。作为这方面研究的成果之一，《欧洲田野笔记》一书出版，随即被数十家杂志和媒体所选载，而那篇发表在《国际汉学》上的两万多字的《汉学家的文化血统》，其对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梳理和现实分析，没有亲历西方的文化环境，没有敏锐的跨文化理论眼光是写不出来的。最近我在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存·比较文学卷》时，翻拣到他15年前写成，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题目是“语言的激活：跨文化诗学视野下的言意关系研究”，其立论、观点、材料和分析，至今读来仍旧是严谨而富于新意，该篇已作为20世纪比较文学成果之一列入《文存》。

当然，在诸多领域中，跃红的学术研究重点始终是比较诗学，这在他的研究生阶段就已确定下来。这些年来他发表的文章中，也以这一领域的分量为最多最重。当他把这本积累了十多年，先后专题教学了七八年，立项研究写作了五年的《比较诗学导论》交给我，请我写序的时候，我深深感觉到它的分量，并意识到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

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说，自王国维先生于上世纪初发表《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以来，比较诗学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就开始在中国萌芽生长，钱钟书先生的研究为这一学科领域树立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尺度。近二十多年来，比较诗学学科在研究和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规模性的研究和教学队伍。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几本颇有创意的专著外，无论中西，都尚未有一部全面介绍这一学科产生的历史源起、学术语境、基本概念、理论特征、方法路径、研究范式以及具体研究示例等诸方面的系统性著述。现已出版的各种比较诗学论著，大多只是简略介绍了什么是比较诗学之后，就进入具体分析，缺少一以贯之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路径，正是“视其难者，觉得其理论原则和方法范式都有些难以捉摸；而视其易者，常常以为只要把两种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范畴概念放到一起，说说他们之间的异同就大功告成”。这种局面对于比较诗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深入都是不利的。然而，真正要写出一本系统性、导论性的比较诗学理论著述，没有丰富的研究实践、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对该学科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较强的逻辑综合写作能力，是很难做到的。我虽多次讲授过比较诗学这门课程，但总觉得力不从心，始终怯于将讲稿提升为一部系统的学术著作，而只能寄希望于比我更高明的后来者。跃红的这本书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实现了我的这一心愿。

通观全书，整体的结构系统和主要章节内容都是作者潜心研究多年的成果。围绕着什么是比较诗学，比较诗学的历史与现状，比较诗学的基本概念，怎样开展比较诗学研究，比较诗学的未来走向和深化可能等等，各章节之间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逻辑体系。全书以讨论比较诗学基本概念为逻辑起点，全面分析了比较诗学学科所产生的文化语境，在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学科在域外和本土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深入论证了比较诗学基本概念的意义内涵和外延；全书以当代诗学阐释学为理论背景，一方面借助以古今对话为契机的对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一方面以中西文化之间互为主体的应答逻辑为理论范式，结合比较诗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清理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比较诗学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另外，在如何营造良好的理论语境，如何在交流和读解中走进对方，以及如何寻找共同的话题等方面，也都提出了冷静而富于创意的理论思路；由于意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诗学对话归根结底要借助语言来展开，跃红在多年教学实践和深入读解的基础上，更尝试从视域融合与互译性可能、语词的文化血统与合法化接受、翻译的文化宿命与突围策略等不同侧面，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诗学语言转换和互译性的可能策略，把诗学翻译问题从一般性的语言探讨提升到了文化和理论对话高度来认识。其逻辑的严谨和理论分析的深透，无疑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此外，本书还在分析过程中结合了大量案例进行举证，尤其在讨论语言译解的部分更是细致入微，使理论的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为了帮助学习者增加感性经验和尽快进入研究实践，作者从总结已有的比较诗学研究实绩入手，清理并总结出当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深度研讨模式，并且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体会向读者示范了一些主要模式的研究实例，使得本书既有理论的系统构建，又有实践案例可资借鉴，为读者带来学习的方便，从而构成本书的另一特色。

本书讨论的虽是作为学科的比较诗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但是由于意识到中国文化和诗学现代性命题的突出意义，作者在其学术目标的侧重上，却是把中西诗学本身作为主体来加以论述和展开的。因此，有关中国传统诗学价值的重新体认、当下多边理论关系的梳理、中西文化对话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未来本土诗学体制的建构等，便情不自禁地成为作者叙述讨论的重心。这正说明作者是以冷静的历史意识和面对现实的学术态度，展现出一个中国学人的文化立场和学术责任意识。

总之，这本《比较诗学导论》虽然是以教材的名义出版，并且其结构和内容也适合于做教材，但就跃红个人所坚持的“见解必出于个人之思，文字必出于个人之手”的研究和写作态度，特别是就本书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而言，它更是一本有创意、有深度的学术专著，它为比较诗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思路。我愿意向国内外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者以及爱好者推荐这本重要的新作。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之路，已经走过四分之一世纪。回首来时路，当年的一大批新生代，如今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栋梁，跃红也不例外。正因为有了他们，我坚信中国比较文学必有无可限量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2005年春于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