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章提要：

诗学的古典和现代意义；文艺学诗学与文类学诗学；比较诗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普遍含义与当下重心；诗学与文论；非学科时代与学科化时代。

“诗学”一词在现代意义上的运用，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其内涵与它们原初的古典意义均是不尽相同的，其间无疑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渊源，会牵涉到各种思想和理论的变迁，但首先强调它们不是一回事，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逻辑起点。

简略地说，在中国古代以至近代，所谓诗学，主要是以诗歌作为讨论对象，论及关于诗歌创作、欣赏、批评，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论、美学和思想文化问题的学问，人们通常习惯把这样的论述叫做“诗话”、“词话”、“诗论”，当然也有直接称之为“诗学”的，不过不太常见。

而在西方的古代以至中世纪，尤其在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代希腊，诗学主要是以古希腊悲剧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当时的主要文类如喜剧、史诗和抒情诗等进行综合研究，通过探讨诗的起源、诗的历史、诗的特征等，进而去阐述古代西方人的文学观念的学问，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之为poetics，翻译成汉语的意思也就类似于“诗论”、“诗学”等。不过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诗学研究仍旧有相当的距离，无论在研究理念、研究对象和理论目标方面，许多现代的学科化的诗学研究观念和见解对于西方古典的诗学而言，基本上都还不齐备。

在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经过了20世纪初叶以来中外学术交汇、对话、一定程度的融合和现代转型以后，诗学的概念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发生了学科理念上的根本变化。也就是说，在现代意义上，或者说在现代文艺学研究的意义上，所谓诗学，主要是指人们在抽象层面上所展开的关于文学问题的专门研究，譬如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美学论或者说从范式和方法论等思路去展开的有关文学本身命题的研讨。一般讲，它不像文学批评那样去阐释具体作品，也不像文学史那样去对作品做历史评价，而是关注和研究文学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文学意义产生的范式和途径，文学的语言性存在条件，文学的审美阐释模式，等等。

换言之，今天我们在多数场合所谈的所谓诗学，其实是一种广义的诗学，它更接近通常的文艺研究，或者说关于文学的批评理论研究，只不过，在这里用“诗学”概念来表达看上去更加具有历史感和意义的包容性，其关注的意蕴有着更多的感性、诗性、方法和范式诸方面的内涵，属于一种所谓“文艺学诗学”，作为一种习惯性的表述，就简称为“诗学”。至于从国别文学研究，尤其从中国古典诗艺以及整个诗歌学研究的意义上去谈“诗学”，同样也言之成理，不过，那已经是在相对狭义的范围和层面的讨论。这类研究如果从比较文学，或者说具体到比较诗学的视野观之，它更多是属于有关文类的专门理论研究，或者就可以称为特定的“文类学诗学”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范畴。

至于比较诗学，则肯定是从跨文化的立场去展开的广义诗学研究，或者说是从国际学术的视野去开展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跨文化研究。这里，比较诗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如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东方文论研究、一般的文艺学研究的核心差别主要就在于它特有的“跨文化”立场和学科知识结构。一个真正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尽管有着命运赋予他的文化血统和背景，但是在研究的立场和视野上，却应该是超越其上的。如同钱钟书先生那样，所谓“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以追寻人类“诗心”和“文心”的沟通，这正是比较诗学的价值目标所在。

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现代汉语的文化语境当中，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比较诗学之所以成为一个现代学术命题和比较文学学科范畴内的重要学科分支，它的产生和存在，至少基于以下的学术焦虑和理由：首先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学和文论传统在世界性文艺研究格局的被矮化和被忽略；其次是，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文艺研究领域的攻城掠地和话语霸权趋势；再就是，现代中国文艺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策略选择。为了实现中国的文艺研究在21世纪的现代突围，学界正在尝试各种路径，而很显然，比较诗学便是其中的重要学术抉择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在具体操作中，目前国内比较诗学界往往把学术研究的重心，较多地集中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及所谓“中国古代文化话语的现代转化”等命题上。很显然，比较诗学可能的学术空间绝对不可能仅限于此，它的理论、方法以及美学深度和广度都有待进一步开拓，但是，当下理论的迫切性和现有的本土学术资源，使得我们不得不把较多的目光和论述重心投注于上述命题，在今日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显然是一种普遍的学术宿命。在这一意义上，本书所存在的论述局限并不等于就是比较诗学的局限。正如我们之所以用“诗学”这个概念而不用“文艺学”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同样有着扩张、还原和返回文学研究本身的原初状态和本体存在的意味，其目的之一，显然暗含着找回“诗学”之所以作为“诗学”的全部生动性和丰富性的意图，但是，在具体论述中，又不得不较多地局限在文艺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中，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诗学”和“文艺研究”的概念抉择上真的具有随意性。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历史概念和现实命名的叠合，命题构想与论述局限之间的矛盾，更由于是在跨文化比较语境中对概念和范畴的整合运用难度，很可能导致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许多概念范畴在符号意味上的运用争议，即所谓“能指”的错位，以及在读解过程中对于其意义内涵歧义性的忽略，即所谓“所指”的差异，从而在学科研究的理解上引发一系列争议和追问。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以后深入加以讨论，因为如果在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科历史了解的情况下，一开始就引入问题的论争，容易让听众和读者摸不着头脑，甚至形成更多的误解。

无论如何，比较诗学作为20世纪文学研究学术现象的存在，可以说是已经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路程。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在他的诸如《人间词话》等著述，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就都曾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类似的研究手段。此后到了三四十年代，又如朱光潜在他的《诗论》，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已经自觉地运用了比较诗学的方法，同时还打破了中西界限，兼及了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学理论，而且还进一步打破了学科界限，广泛涉及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诸方面的知识整合。

然而，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现象成立，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自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艾田伯于1963年提出“比较文学必然走向比较诗学”的判断以后，差不多40年来，比较诗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它无可争辩的实绩，证实了这一历史预言和学科发展趋势的正确性。关于这一方面，读者只要看看本书开出的参考书目，便可以窥斑见豹。

毋庸置疑，一种新的学术现象的出现和存活发展，总有它得以成立的理由和背景。比较诗学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研究深化的重要分支，成为当代文艺研究的一片新兴领域，自然也有着它所倚赖的学术土壤，而不是空穴来风。因此，在我们开始认识和理解这一领域的知识结构和实际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时候，作为前提，我们首先需要系统地来关注一下这一学科所产生的时代文学研究背景，即所谓学科得以存在的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