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比较文学深化的必然

本节提要：

比较文学学科深化的必然；影响研究———比较诗学价值的沉潜；平行研究———空间扩展和跨文化视域；阐发研究———理论热与理论失效；寻找通约性———比较诗学的途径和目标。

除了文艺研究发展的历史自然趋势之外，比较诗学的兴起也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和研究深化的结果。

早期开创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欧洲学者，尤其是确立这一学科地位的法国比较文学界，所重视的研究主要还是有“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作家、作品、形象和文类的跨界实际交往和影响，在这一时期成为关注的重点。又由于置身于欧洲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所谓的比较大多主要是局限于欧洲或者说西方这样一个地区性的文学圈子之内，文学理论基本上是源于一个传统，即所谓自希腊、罗马以来的理论系统，一般欧洲各民族国家都大致能够认同这一共同的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渊源，因此，在它们之间展开美学和诗学理论之间比较研究的意义并不十分明显。况且，理论问题的玄妙和形而上特征，面对所谓影响关系的潜移默化过程，寻找所谓事实根据不是不可能，但的确也还是相当困难，有时候甚至令严谨的学者感到无比的绝望，一般敢于去尝试的人并不多见。所以，在那个时代里，比较诗学比较而言难以成为热点，所以也进入不了学术大师们关注的视野。

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学者大力提倡对缺乏事实联系的文学间现象进行“平行”研究以后，开始空前地扩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譬如在谈到西方比较文学界应该如何面对东方文学的成就和经验的时候，韦勒克就认为：“比较历史上毫无关系的语言和风格方面的现象，同研究从阅读中可能发现的相互影响和平行现象一样很有价值。研究中国、朝鲜、缅甸和波斯的叙事方法或抒情方式，同研究与东方的偶然接触———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一样名正言顺。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研究一切文学，并认为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是统一的。”这不仅为历史上缺乏事实联系的文学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依据，而且也为20世纪的各种人文社科理论进入比较文学领域提供了机遇，其中也包括各种相关的民族诗学理论。现代批评理论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界的势头，在20世纪后20年是如此的迅猛，甚至于超出了当初提倡平行研究，强调美学评价的理论元老们，譬如韦勒克等人的预料，以致30年之后，他本人竟成了反对比较文学理论化的领军人物，在比较文学的国际年会上批评理论对于文学的颠覆了。看来，历史对于某些个人角色扮演的规定、分配和颠覆，也常常是颇具反讽意味的。

应该说，在比较文学界，平行研究的兴起和各种现代批评理论的引进和运用，对于比较诗学的脱颖而出起到了重要的和关键的推动作用。

首先，它使缺乏事实联系的文学和理论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具备了合法的地位。非如此，我们很难想像，如何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放到一个学术平台上来加以对话和讨论。这在比较文学学科中以影响研究为主导的时期是很难想像的。

一般讲，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中，文学文本之间的影响、交流和研究相对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像神话传说、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文类，常常是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传播的首选，相对而言，从一开始他们就会尽快地进入接受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每一个时期内，多少都总是会存在一定数量和程度不一的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事实关系，从而成为影响研究的基础。

但是，正如地区文化内部的理论关系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各种文学理论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关系却总是相对滞后和踪迹不太明显。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于社会而言，通常的传播本身总是从形象生动、易读易懂的文学文本开始，它具有广泛的受众和消费群体，而美学和批评理论只属于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和批评家，其传播的相对滞后完全正常。另一方面，理论概念和文论体系本身的学术话语个性和抽象性，也加剧了译介和交流的难度，勇于尝试的译介者相对总是较少。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统计证明，在20世纪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西文学关系史上，尽管其他方面的交流热闹异常、数量可观，但是，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的交流却十分鲜见，甚至几乎就没有专门的论述出现。

处于这种状况下，如果仍旧画地为牢地局限于事实联系，那么，从跨文化角度进行理论比较研究的比较诗学，就根本不可能提上比较文学的议事日程。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外比较文学著述中，属于纯粹诗学研究的内容就十分鲜见。

其次，20世纪，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学研究界的理论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今日众多的所谓新理论、新方法，都是那一阶段开始造起来的势。由于对于理论的热情，导致比较文学界的人们对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理论关系也产生了关注的热情和研究的欲望。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前主任克劳德·纪延（Clandio Guillen）就曾经说：“在某一层意义上说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应该是多年来（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至的高潮。只有当两大系统的诗歌互相认识、互相关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整个20世纪，伴随着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突破和转型，像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原型批评、现象学美学、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思潮相继出现，一时间掀起一股理论大潮，并且很快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主流，晚近又有所谓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的盛行，以致有人把20世纪的文艺批评学界称为理论的世纪。这股理论潮流对文艺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都造成强大的刺激，比较文学学科也没法例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推波助澜者的角色。即使是在中国本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新的主义、理论、概念和话语言说方式的引进和介绍，多少也都和比较文学学界的热情译介和大力宣传有关。譬如那个在中国被言说和引用过成千上万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的理论主张和著述，最早就是比较文学界引进的，他于80年代中期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和外语系科的授课和讲座，以及根据其讲义整理出版的讲演录，一时间成了不少新锐文论学者的案头必备和口头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梳理20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可以清理出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各种批评理论大规模进入比较文学研究，差不多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而真正形成高潮却要等到七八十年代。

就是在这一时期，与过去典型的，类似语文学、文献学方法的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在西方，尤其是在北美表现出明显的理论色彩，那种借助各种新的理论来发明阐发传统文学现象的做法，竟成为一时的风气。文学研究出版物中的哲学思辨和方法创新话语愈演愈烈，大有与哲学类、思想类学科一争高下之势。

围绕着理论进入比较文学领域的利弊，国际比较文学界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着激烈的论争。不过这一回的反方领军人物倒成了韦勒克，而正方领袖却是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西方后现代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佛克玛等人。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清理这场论争的是非曲直，因为一些在当时看似很对立的观点，后来都逐渐融合，而此后的学术研究现实选择，也已经为这场争论做了结论。其实，正方的辩护和反方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都推动了理论本身在学科内的健康运用和发展。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由于理论在比较文学界的风行，为比较诗学，尤其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学术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比较诗学质疑的声调就相对微弱得多了。

一方面，如同前面所言，一些明智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只有开展东西之间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从国际的意义上来面对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也才能对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加以检验。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学界，则是更多的学人开始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急迫的理论研究欲望，实际上也是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分不开的。

关于这一点，这里不妨略加详述。

众所周知，就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整体而言，二者均属于两种历史悠久和文化差异很大的文学传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它们曾经在互不相干的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传统和特色。尽管自近代以来，双方的交往日益加强，但是从历史的长时段去观察，它们在过去历史上的实际交流和相互影响并不如某些人想像的那么深广，其比较研究的空间也相当有限。因此，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但凡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从一开始就会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根据中西文学关系的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空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路径。

这一自觉的学术理论建设最初是由一批境外华人学者所肇始，8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学者也积极加入其中，并且有了更多的建树和发明。

最初，学者们在中西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范围中的努力，让人不断感觉到这类研究的条件严苛和材料的局限，前者在学术上要求尚属合理，但是后者就明显制约着研究的规模、范围和中西文学研究的学术和理论深度。

但是，在走向平行研究的广阔空间后，研究者又在所谓“可比性”的复杂性和伸缩性面前感到无所适从。如果说，材料的缺失影响了事实研究的展开，那么，缺乏限制的、A加B式的简单比附，又使平行研究面临肤泛和深入不下去的局面。

此时，西方理论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广泛运用，给从事中西比较研究的学者带来了灵感和动力。在总结五四以来前辈学人经验的基础上，一种叫做“阐发研究”的研究方法，开始在七八十年代的境外比较文学界大行其道，此后中国内地学者也积极跟进，还进而提出了所谓“双向阐发”的主张。这里所谓阐发研究，简单地说，就是运用各种外来的文学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和处理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检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北美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出版物，以及这一时期台港的比较文学杂志，譬如《中外文学》、《淡江评论》等，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之内，几乎当时多数的西方理论方法都被尝试着运用来处理各种中国小说、诗歌、戏曲以及历史散文等等。其间既有柳暗花明的发现和发明的惊喜，也有盲人摸象的片面，甚至有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的笑话。正是在这样亦悲亦喜，有所见又有所不见的研究经历中，有心的学者们开始不断发现一系列的所谓理论失效现象。

从理论体制的整体上去看，这种失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运用的放大失效，一是理论本身的逻辑演绎失效。

所谓理论放大失效，是指在通常的情况下，产生某一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在对本传统范围内的文学现象的描述、解释和结论过程中，具有一般普遍的有效性。可是当进入跨文化的传播时代后，一旦你试图用这一理论和批评方法来处理并非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现象时，这一理论话语本身就失去了对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控制，甚至是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出现荒唐的结论，或者就是干脆没法解读作品。所有这些，就是所谓理论放大失效的现象。

譬如用严格的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去解读中国的小说和历史散文文类。由于中国小说和散文文类在结构意识上并非如西方那样严谨明晰和充满隐喻性，其分析的结论就常常会溢出中国传统学术本文的意蕴，进而生出许多具有西方意味的判断来。

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H.Plaks）在分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金瓶梅》等四部作品的专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书中，基于西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读解分析理论，对这几部文学名著的思想主旨、结构、修辞和寓意等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发现所有这些被古代著名的文人学者重写过的所谓“奇书”，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所谓“奇书文体”的叙事特点，所有叙事要素都是作者精心的构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深刻寓意，甚至在作品回目数字的奇偶整合安排中，看似一般的数字游戏，实际上也具有严谨的结构思想和微言大义。按照这样的分析，这些文人作品从回目数字、结构安顿、修辞运用乃至物象游戏，无一不充满各种象征、讽喻、反讽和寓意，令人觉得中国以所谓“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叙事文类艺术成就之大，不仅远在同时代西方叙事文类成就之上，而且，即使与今日现代性的西方小说和叙事文类相比，也可以说是创意奇绝，叹为观止。然而掩卷之后，却不禁让人生出疑虑，就中国文化的特性和古代中国文人的思维和想像习性而言，如此严谨的结构和逻辑思想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当真那些在宇宙观上讲求天人合一，美学上崇尚模糊传统的文人学士们，有如此清晰明确的西方式结构思想、符号意识和数字逻辑安排能力？于是，对于这样的分析就不得不多少保留一些疑问了。西方汉学界一度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和叙事文类居高临下的贬低诚然不可取，但是，如果不是基于中国文化和诗学精神的分析拔高，恐怕也未必能够说服人。当然，这里并非是说这类分析读解没有意义，不过，属于此类的分析，在解释学的意义上，与其说是作者的发现，倒不如说是他者的跨文化读解和发明更加贴切一些吧。

再比如用精神分析和原型批评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文献资料中也时有牵强的笑话。研究者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生搬硬套的陷阱，这几乎是事先就可以预料的状况和风险。境外学界有一个广为流传而又近乎笑话的学术争论故事，这一事件涉及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蜡烛意象。在中国诗词中，譬如红烛、烛泪等，其修辞多与种种有关爱情的比喻和象征有关，于是有学者就试图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去加以阐发，并且认定蜡烛从根本上讲就是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以此为角度和起点，洋洋洒洒写成学术宏文发表。然而此见解一出，学界大哗，立刻就有学者质疑，因为，举个例子，若以此见解去分析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所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共剪西窗烛”该是一个多么荒唐恐怖的意象啊！与作品本意又何止相差万里。这当然是一类极端的例子，不能够以偏概全，不过问题分析的荒谬性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这些现象和问题却都清楚地说明，如果不对理论方法本身做出改造和创新，只是简单地套用和阐发，必然会出现一系列文化和审美尺码框架不合的问题，甚至处处遭遇陷阱。

那么，解决的办法又何在呢？

这里，如同一些雄心勃勃、志向高远的本土学人所声称和宣传的那样，也许我们可以理想主义地去想像，或许可以创造出一种跨越多种文化传统的、世界通用的文学理论，如同有些课程和著述所言的，把它们叫做“世界文学理论”、“总体文学理论”什么的。这样也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由于理论的文化差异带来的读解困扰。但是，面对严酷的中外文化发展落差和学术理论发展的严酷竞争现实，本书的作者却没有勇气喊出类似的口号。正如在当今以民族主权国家作为族群的全球性基本存在主体的时代，人类的基本事务主要还是由国家内部来解决，联合国至多扮演一个讲坛和协调机构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超级国家。同理，在民族文化作为族群的世界基本存在主体的时代，也同样难以想像，如何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联合国宪章》还有普遍性的，超越所有文化传统的超级通用文学理论。就作者目前关于比较诗学学科的价值观而言，我觉得还是谨慎一些为妙。也许，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只是建立一座讲坛，构建一种对话协调机制，搭建一个讨论问题的平台，共同来讨论不同文化、语言和族群之间的文学理论问题。它最好还是叫“比较诗学”，而不宜称为“世界文论”或其他什么过于吓唬人的学科名称。

首先，要回到各自文学批评理论的传统本身，检讨理论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和适用度；接下来，要看看这些理论之间有哪些是可以兼容的成分，有哪些是各自的特色，有哪些是互补的长处等等；在此基础上，谋求认识自己，减少误会，理解对方，互识互补，共同发展。这也许可以说就是当前急需的跨文化诗学比较研究的现实目标。

至于所谓理论的逻辑演绎失效问题，则主要是针对理论系统和概念本身的内在关系合理性问题而言。譬如某种文论的系统、概念、范畴等，作为对于某类文学现象的相对规律性概括，按理说应该是具有所谓普遍有效性的，或者说，它可能用来解释所有一般的文学问题。但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情况常常与自然科学的情况不太一样，它的理论判断和总结，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大，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于是，出自自身文化的许多理论概念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其概念、范畴、修辞形式和理论话语的逻辑结构关系，常常只是在自身文化的传统界限内普遍有效，对于揭示自身文化内的文学现象特征有理论说服力。而一旦把这类理论引进另外一种文化传统的范围，其概念、范畴、言说习性和表述的逻辑关系链条就会发生断裂，没法用来谈论和概括非我的文学现象并将其上升到所谓规律性的表述。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文化影响和制约下的人们，对于同一类事物，往往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分类方法和表述体系。而其所总结概括的，又基本上都是本我文化传统中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事实。在其所表述的话语体系（能指）与意指对象（所指）之间，关系紧密，界限清楚，逻辑环节层层相扣，相关的概念在相关的文化语境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意义表达。而一旦越过这一关系范围，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连接的文化和逻辑链条即刻断裂，整个话语体系就变成了无根的、漂浮的能指，从而使得既有的话语体制和表述系统没法对外来的、新的意指对象进行言说、分类和概括定性。既然理论的逻辑演绎体系与非我的文学现象之间不能整合，也就更谈不上直接套用这种理论去解释和回答非我的文学问题了。

譬如西方美学中的“崇高”概念、“悲剧”概念，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骨”概念、“有”“无”的概念，印度文论中“味”的概念，日本文论中的“暧昧”的概念等等，我们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各自理论系统中独有的东西，不仅译介困难，而且相互之间很难理解。因为它们之间完全就不在一个理论的逻辑演绎系统之内，你如果不是深深植根于这种文化当中，生于斯，长于斯，基因中浸润着这一文化的元素，血管中流动着这一文化的血液，也就很难体察到它的本真和妙处。

如何来实现这些所谓缺少通约性的理论和概念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无疑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然而，理解性的对话却可以肯定是一种好的开始方式。根据跨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既然我们需要有参照，需要有他者，否则就没有办法理解对方，也难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那就需要想方设法去走进对方的理论逻辑，走进对方的话语结构，走进对方的概念范畴，甚至走进其理论的思维方式。我们当然不可能真正变成对方，但是，我们却可以试图尽量地去接近对方，认识对方，其实这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地接近我们自己。

这不仅是比较诗学，可能也是全球化时代所谓多元文化之间的历史宿命和现实使命。

从理论运用的困扰，进而走向理论的对话，再进一步走向比较诗学，这或许是一条中西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和深化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说就是，比较诗学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就是当代比较文学研究深化的必然方向之一和重要的发展趋势。正因为如此，最近三十多年来，比较诗学研究才逐渐成为比较文学学科中最有意义、最具有挑战性，同时也是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方向之一。

1.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比较文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44、145页。

2. 转引自叶维廉《比较诗学》总序第7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

3. 参见《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犜犺犲犉狅狌狉犕犪狊狋犲狉狑狅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犖狅狏犲犾：犛狊狌狋犪犮犺犻狊犺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