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相遇中的失衡

本节提要：

文论贸易赤字；庞大的文论西来之潮；东去的涓涓细流；交流的规模与不平等关系；成果队伍、人才结构；自我与他人的文化关系。

中西诗学在近代相遇和交汇的历史，是一场进口绝对大于出口的文化赤字贸易。

先看西方诗学走向中国这一方面。

尽管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西方文学就已经开始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但数量和品种都很少，多数也只是关于《圣经》的翻译和圣经故事改写。真正大规模的引进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晚清，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从梁启超、夏曾佑、黄遵宪等人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的主张以来，中国引进和译介西方文学的潮流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其潮流蔚为壮观。根据阿英的统计，晚清出版的一千多部新小说中，有三分之二其实是外国的翻译小说。而西方文论的引进又更要稍微晚一段时间，一直要到了五四前后才逐步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

整体地看，西方文论在中国本土的译介，至少先后经历了从五四到1949年、70年代末至今两次大的高潮。期间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值得强调的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长期主导。其中，不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文论，甚至“文革”时代的极“左”文论，也都同样缀满了外来理论的各种痕迹。

不管今天我们认为这种译介、研究和借鉴使用的广度、深度和严谨方面还存在多少问题，如果横向地和周边世界比较，或者是和西方译介研究中国文论的情况比较，便立即可以看出，无论是被动的接受或者主动的选择，也许除去日本外，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如此大规模地、全方位地引进各种各样的西方文艺学的思想、理论、方法、范式和概念的成果。特别是最近20年来，其引进的规模在文坛和学术界可谓铺天盖地。有关数量的统计学研究在这里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除了外来文论的引进、评介和运用实践，其他文论话语的声音早已经变得相当微弱，文坛和学坛上充斥的基本上也都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和言说话语。从古代希腊、罗马的诗学思想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文艺观念，从新古典主义的戏剧理论到启蒙时期的理论主张，从19世纪的各种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理论，从整个西方古典文论一直到所谓的后现代文论，包括史论、理论、方法及各种主义、流派，从经典大师到文论新秀，可谓全面深入，包罗万象。各种各样舶来的讲义、教材、文论史、文选、专著、选集、评述等等，充斥着我们的理论出版领域和图书馆的书架，各种外来的文艺观念、学术话语和修辞表达风格弥散在大学讲堂和研究论坛。学术期刊和学术讨论会上争论的焦点和主题，往往都是西方理论发展引出的话题，有的干脆就是典型的西方话题，不过是晚了半拍或者把讲坛搬到中国的汉语世界来了而已。以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关于中国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界患了“失语症”的论断和论争竟然莫名地成了文坛的热点话题。这里所谓的“失语”，其真实的含义并非说文坛和研究界都哑了自己的嗓门，处于理论的沉默状态，而是不满今日文学研究话语几乎都成了西方文论独白的天下，从而呼吁要发出自己文化和理论的声音。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恰当，但它至少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方文论话语确实是铺天盖地地来到了中国人的面前。

再看中国文论走向西方的情况。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在译介和引进中国文论方面，无论规模和深度都相当有限。只是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随着中国的开放，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影响和国家地位的提升，情况才稍微变得好一些。而且，在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和从事这类工作的人群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还是由域外和本土的中国人主动去担当的，真正西方血统的学者比例相当有限。

中西文论诗学交流这种不平衡局面的存在，与整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现实一样，今天看上去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就现象的起因而言，自然要由我们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失策去承担，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学术界的耻辱。不仅不是耻辱，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中国学术界知耻而后勇，敢于面对世界，大胆借鉴、参照他人长处的勇气和努力追赶世界脚步的欲望。同时，更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对大胆接受的一方而言，在从资料和信息掌握的广度和深度上，为今后的革新和创造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信息基础，在客观上奠定了未来新的理论和思想在中国能够形成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历史的可能性。

严格说来，西方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和研究，主要还是由汉学界和后来称为“中国研究”界的一部分人去缓慢展开的。

19世纪末以前，专门的中国文论在西方的译介基本上是空白。尽管通过对各家中国文化经典的译介，如《易经》、《老子》、《庄子》、《论语》、《诗经》等，不同程度上也把中国文论的某些思想带到了西方，但是，其实人们并没有怎么从所谓文论的角度去关注这些经典的意义，也并没有人真正有意识地去专门介绍和研究其间的文学批评思想问题。而且当时好像也真的没这个必要。

20世纪前50年，在西方汉学的文献中开始出现一些有关中国文论的翻译和介绍，像《文心雕龙》的节选、某些诗话、词话的节选等。当然，也有像瞿理思等人先后全文翻译的《二十四诗品》，不过他们更多是将其作为深邃优美的哲理诗来介绍的，至于像德国汉学家德博以《沧浪诗话》的德译本和导论评述作为教授论文的专题研究情形，几属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195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本（1970年台北英汉对照本，1980年香港再版本）；1962年中国的杨宪益、戴乃迪夫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第8期，第58—71页）上选译发表了《文心雕龙》的五个章节；使西方世界意识到在东方中国也有类似亚里士多德《诗学》这样体大虑周的鸿篇巨制式的著述，从而引发了汉学界较多研究的兴趣。

不过，对迄今未止的关于这一领域的海外学术史梳理的结果可以证明，在将来有一天西方主流学术世界真正对中国文论这一领域有需求和感兴趣以前，即使是当下的汉学界和所谓中国研究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也还未形成引人注目的翻译和研究的学术阵势，譬如像今天的中国学术界翻译、研究和应用西方理论的热情那样。

当然，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和历史文化尤其深厚的国家，随着其影响的增大，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全面影响，中国文化的因素日渐对世界变得重要，因此，相比较而言，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80年代到目前，在这大约50年期间，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论的关注，还是有了很大发展。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仅是在北美和英国等其他英语世界里，到2000年为止，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博士论文、研究专著、专题论文和翻译评述，可以统计到的大约超过了500种。其中中国不同时代的文论著述和各体文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关注。

随便举一些例子，在整体和系统研究方面，就有我们所熟悉的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费维廉的《中国文学批评》（Literature Criticism，1986）、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读本》、叶维廉的《地域的消解———中西诗学对话》、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等。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由梅维恒教授主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是一套长达1300多页的英文巨著，其中就包括《诗大序》、《文赋》、《文选序》、《沧浪诗话》和元好问的《论诗诗》等。接下来1996年由诺顿公司出版，宇文所安编著的《诺顿中国古典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其中就包含许多重要的文论的篇目。以诺顿文选在西方经典的位置，自然就使中国古典文学被正式列入了与西方经典并置的地位，其影响和意义不可小看。目前耶鲁大学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局计划出版的多语种“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七十卷，其中也包括某些文论的子集，一旦出版，其巨大的影响也是可以预料的。

就研究队伍的现状而言，过去那种基本上是由传教士、外交官和探险家充任汉学家的时代早已经过去，目前西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群基本上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是新一代的学院派西方汉学家，他们出身于诸如汉学系、东亚系、中文系这样一些西方中国研究院系，多数又都有在中国留学研究的经历，有较深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素养，敢于尝试文论研究这样相对艰深的课题。

第二种是50—70年代留学西方并且最后“学留”下来，现在就职于国外大学华人学者，这一批人为中国文论在西方的较系统翻译和深度介绍用功较多，可以说立下了筚路蓝缕的汗马功劳。

第三种则是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赴西方的留学生，在文论研究领域主要是一些赴北美留学以后留下来任教的学人，这部分人对内地的学术现状有较深的了解和体察，在经历了系统西学训练之后，常常行走于中西之间，开始能够比较有的放矢地研究文学理论之间的学术问题。在涉及跨文化文论研究的问题方面，处理起来也比较有现实感和问题意识。

以上仅仅就队伍的构成而言，同样也可以见出，即使是西方如此有限的中国文论研究队伍，其中具有中国文化血统的华人的参与，还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在评价所谓域外的中国研究，也包括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的时候，如何区分真正非我的“他者”研究与所谓华人的“自我”研究的差别和意义，未来也将成为一个细腻却十分重要的学术命题。不过有一点现在就可以断言，也就是说，时至今日，那种只是以简单的地域性差别作为区分跨文化学术研究尺度的做法，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显得过于粗糙了。

无论如何，尽管中国文论的西传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无法与中国对西方文论的引进相比，但是这种双向的交汇和相遇，毕竟实现了材料的大量译介和积累、人才的造就和一定的研究经验和学术成果，而面对此后研究上不断深化的要求，进入中西诗学之间正式的对话和比较就成为研究者们的必然选择。

在21世纪跨文化诗学研究注定成为学界关注重点的今天，重新去回溯和反省这一历史的过程，其意义主要是在于，它可以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尤其需要将我们的问题意识建立在一个更加理性和明晰的基础之上。

1.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80页。

2. 参见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第2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