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意志——消灭贫穷——我省农民企业家座谈会侧记（上篇）

谁先觉悟，谁先冲出“左”的束缚，发展商品经济，谁就先脱贫致富

1969年秋，在高青县煤建公司当技术员的孙立斌，不忍看着自己年迈的老母、兄弟、妹妹和全村30多户老少长年在外讨饭，辞职回到了老家常家村。

在那“左”倾思潮猖獗的时代，像常家村这样穷得揭不开锅的不在少数。贫穷，这个可诅咒的恶魔，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这恶魔又摇身一变，带上了“红帽子”，竟堂而皇之地在中华大地上横行——“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串串“左”的咒语，编织成一个巨大的魔罩，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束缚、扼杀，甚至使他们像中了邪似的，越干，离社会主义的本义越远；越干，越与富裕无缘。

终于有人穷极而思变。

孙立斌回到村里，决心领着乡亲们求一条生路——建窑厂。

这在当时是冒着政治风险的艰苦创业，经过一冬春勒紧腰带的苦干，当窑厂为常家人燃起希望之火的时候，各方面的指责、谣言也扑头盖脸地向孙立斌压来：“孙立斌走资本主义道路，常家村的方向有问题。”

孙立斌百思不得其解：共产党领着老百姓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为什么挨饿讨饭倒成了光荣的事，拼力气挣碗饭吃就触犯了王法？这算什么“社会主义”？

这是当时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向虚假的社会主义所发出的大胆怀疑和愤怒控诉的声音。

而千千万万像孙立斌一样的共产党人和普通老百姓所发出的同一声音，就势所必然地汇成一声振聋发聩的巨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炸响的改革的春雷。

当改革的春雷滚过齐鲁大地的时候，在胶东半岛，在鲁西北平原，在泰沂山区，许多农村改革的带头人（也就是今天的农民企业家）发家致富，不失良机。

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之一的常宗琳，就是这样一位先觉悟者。他认准了只有发展商品经济（当时叫工副业）才能尽快摘掉穷帽子。他和大伙一起，一天一夜，办起一座海味饭店，23个昼夜，建成一处糕点厂，42天，盖起一个1200平方米的机件加工车间……改革，使长期在“左”的束缚下的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像核裂变那样迸发了。

“当初干的时候，也有人说三道四，俺们没理那个茬，觉得只有这样才像干社会主义的样子，才有奔头！”回忆起当年的创业史，常宗琳感慨而又自豪，他说：“现在越干越觉得这个道走得对，十三大报告中不是讲了吗：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摆脱贫穷，是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是啊，常宗琳当然有理由自豪：前不久，他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照片还上了《瞭望》杂志的封面呢！记者曾两次到他所在的新牟里村采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惊喜、是赞叹，别的不说，就说他们与英国英亚毛纺有限公司联合办起的毛纺厂吧，全套80年代先进水平的进口设备，电脑管理，产品全部出口国外。那气派，恐怕国营企业也只能望其项背，这个村今年全年总收入预计可达8000万元，纯收入可达1500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近200倍和43倍！

那些在三中全会以后，率先冲出“左”的束缚，发展商品生产不失良机的人们，都有理由感到光荣和自豪：你们是农村思想解放的先驱，是带头发展商品经济的功臣，你们用自己的实践给我们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写下了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治穷致富”！

和全国一样，山东也有自己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落后的原因，与客观条件差相比，观念的陈旧和保守似乎是更主要的改革，使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就显得贫困地区的贫困愈加扎眼。

据统计，到1986年，全省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贫困村5840个，贫困户108.9万个，仍占农户总数的6.9％。这些贫困户大部分分布在沂蒙山区。

贫穷的原因何在？有人强调条件差、底子薄。似乎很有道理，但却解释不了这样的事实：

同是沂蒙山区。沂源县东村在1984年还欠国家贷款80多万元，1985年改选了村级领导班子，换上了原来干运输、养殖业的杨恩文、朱新礼、朱圣堂这“三驾马车”。两年多，就带领大家发展起了皮毛生产、贸易服务、建筑建材、农林果等四大商品生产系列、27个企业，今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将突破1500万元，人均收入1050元。

还是在沂蒙山区。费县下牛田村，三面环山，土地瘠薄，1978年人均分配只有80元。后来全村群众在党支部书记陆宣带领下，狠抓山楂苗木商品生产，到1984年，一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万元户村”。

此类事例说明：与客观条件相比，人，特别是领头人是否具有商品经济意识，是决定贫困地区能否尽快脱贫致富的关键。用农民企业家们的话说，只要有了商品经济意识，条件差，可以改变；旱路不通，走水路；此地不赚钱，可到别处发财。

然而，时至今日，在一些贫困地区，具有浓厚商品经济意识的带头人还为数不多。而诸如“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宁喝稀汤，不当‘奸商’（买卖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之类与发展商品经济完全相左的传统观念却仍然“深入人心”，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对事物的判断。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小伙，在别人极力掇弄下去做豆腐生意。寒冬腊月，清早挑担出去，傍晚回来，挑出多少，又挑回多少。不同的是，出门是热豆腐，进门成了冰坨坨。家里人问起，答曰：沿街叫卖，多丢人！

如果这样一种观念意识成为一个地方公众的“主导意识”，那商品生产能发展起来才真是咄咄怪事。

由此看来，要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资金上的扶持无异于“杯水车薪”；物质上的帮助也只能救一时之急。关键是解决发展商品生产的主体——人的问题。观念要更新，素质要提高，这才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牛耳”。

观念的更新，不能等其“蜕变”，而要促其“裂变”。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和发挥“能人效应”，是“裂变”的“催化剂”

人的观念的更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小生产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人们，其僵化、保守的观念更不容易改变。

那么，只有等，任传统观念像礁石那样稳坐不动，也许有一天，改革的浪潮会将其冲击，剥离出新观念的端倪？

但是，不能等！在改革的巨轮推动商品经济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一味等待，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和不甘被贫穷压倒的人们，正在探求一条条使贫困地区尽快走上商品经济轨道的“捷径”。

郯城县一个小青年，不甘在家受穷，一边讨饭，一边来到南方打工。在那里干了不到两年，钱赚得倒不多，但学到了南蔗北移和条编手艺，更见识了南方人搞商品生产的本领。回来后拉起一帮人，又种甘蔗又搞条编，不仅自己富了，还带富了半个村。

据不完全统计，临沂地区近年来劳务输出的人数已达十几万人。他们分布山南海北，大部分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他们在商品经济的世界里闯荡，既可以赚钱，又可大开眼界，练得一身发展商品生产的本领。

实践证明，劳务输出，确为贫困地区群众跳出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圈子，跨进商品经济王国的“捷径”。在这一跳一跨之间，观念的转变是必然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走这条“捷径”的还大多是自发的。如果有一个专门部门，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这种劳务输出，选派一些较有知识、较精明的人到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回来后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效果会更好。有关资料表明，在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设有这样的部，统管（对外）劳务输出。并将此作为经济振兴的“秘诀”来标榜。

将贫困地区的群众尽快领出“野山”的另一条“捷径”，是充分发挥“能人效应”。

聊城市王口村有个能人叫范双成，1980年个人承包了村里倒闭的玛钢厂，几年工夫发展成由汽车配件厂、羽绒制品厂、精密铸造厂、彩色花砖厂等五厂组成的凤凰实业公司。“凤凰”一飞，不仅国家得利，范双成个人富了，也解决了250名闲散劳力就业，工人月工资平均150元。更重要的是，这五个企业又造就出一批“小能人”。现在，这些人准备干更大的事业，将凤凰公司发展成较大规模的企业集团。

这就是“能人效应”。一个人办起企业，就会将许多人卷入商品经济的旋涡。这些人在其中遨游、搏击，有的觉得臂膀硬了，就会到别处去创业，带起更多的人……这样像滚雪球般滚动，僵化、封闭的地带就会越来越少，贫困地区就会越来越少。

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成功，都意味着“能人效应”的实现。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实现”是不充分的。

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已有多方面的反映，现在更难的是一些能人创办的私营企业。一些专业大户和私营企业经营者反映，他们除了要上交国家税金外，还上交乡里、村里利润和管理费等，名曰“管理费”，其实上边什么都不管。

这也要交一点，那也要交一点，所剩无几，企业要扩大再生产就只有靠贷款。但私营企业贷款难。尽管他们有雄厚的资产作保证，但为争取到一点贷款，也得跑断腿。无非是因为他们是私营企业，有关部门总认为有点“那个”。

在贫困地区，政策应当更加灵活一些，以便吸引和鼓励一大批能人，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些能人（包括科技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到贫困地区来创业，组织和带动群众发展商品生产。如果一个个能人纷纷到贫困地区建功立业，定会像一块块巨石投进沉静的湖面，产生巨大的辐射和震荡，于是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也将为期不远！

（《大众日报》1987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