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自由的手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以下简称MD）： 九岁以前，我的童年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中间只有一年在法国；更确切地说，十七岁之前我一直住在穷乡僻壤，母亲守寡，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十四岁以前，我讲越南语可能讲得比法语还要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我被迫跟母亲分开。

我们很穷，因此不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总之，那里是一片有充分自主权的白人殖民地，我母亲在法国政府中的地位很低，我们被降级到所谓的“当地人”之列。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社会关系（删去了几个词）并不是十分的自然。在十六岁之前，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越南人；我在西贡上中学，在我的记忆里，班上拿第一名的都不是法国人；可能哲学除外，有个法国女孩哲学拿了第一名；但是，除哲学以外，成绩最好的都是越南人。我母亲一方面接收寄宿生，另一方面也收留无力支付寄宿费的年轻女孩，还有一些其他人，所以屋子里住满了贫穷或富有的年轻女孩，总之……全都是越南人，我跟她们一起度过了少女时代。整个少女时代。有权势的公务员不会在家里接待我母亲，但是，年轻女孩的家长会接待我们。您知道，在当地学校做老师，根本没什么地位。我在大学毕业前，日子一直都过得很艰难。我有奖学金；说到底，这对学习有帮助。我本该成为数学老师，那是母亲的心愿。我们太穷，所以除谋生以外我不能有他想。直到大学读完，我才开始考虑，或许除了工作以外，我还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从二十六七岁开始写作，这有点晚了。但我认为，没有人不相信命运，即使他们嘴上不说。我有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丈夫，一个早逝的哥哥，一个因战争而死去的孩子；我的小姑子死在了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 。当特殊的不幸发生在你身上，例如因没有汽油、医生未能及时赶到之类的原因而失去一个哥哥或一个婴儿；不，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个人的不幸显然会战胜其他一切，但是……应当说我不可能从这种事情中缓过来，尤其是纳粹这种问题。跟所有人一样，我的生活……并不容易……十分艰难。

书并不总是一口气写完的；有时要花十年来写，有时要花六个月，有时是一个月。最早是《厚颜无耻的人》（Les Impudents），由布隆（Plon）出版社出版，我陷入了回忆，而且一时无法自拔，后来渐渐好些；到《平静的生活》（La Vie tranquille）就没那么糟糕了。还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以下有时简称《堤坝》）……我花了很长时间写作这本书，但重要的不仅是我的经历，还有这段经历的整个背景，也就是在柬埔寨这个我所了解的地区的悲惨生活；那时，我还在尝试摆脱自身的回忆，把视野放宽。写作《直布罗陀水手》（Le Marin de Gibraltar，以下有时简称《水手》）是为了让我从《堤坝》中缓过来；我有那么多回忆要说，但最终还是投入了完全虚构的冒险中，也就是写作《水手》。《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以下有时简称《广岛》）改变了我的工作习惯；对此我很高兴，然后……我做的事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使用了口语，而不仅仅是书面语，这让我感到开心。在《堤坝》背后，是一种我所了解的滥用权力，一种被打破的政治格局，人们称之为殖民主义。在《广岛》背后，同样也有一种对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恐惧。当我开始写《琴声如诉》（Moderato cantabile，以下有时简称《琴声》）时，我感觉《堤坝》已经很远了，而且……怎么说呢，我青春的账已经算清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写《堤坝》，想到我母亲因为这段经历而痛苦，我永远都不会平静，而且也不会继续写作。它是一种清算。在《琴声》之后，我才拥有了自由的手。但对我来说，《琴声》代表着一种与前几本书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改变，或许是自我的改变。

1962年10月10日，《鲜活的文学史》（Anthologie vivante），
罗杰·皮约旦（Roger Pillaudin）制作，国家台

1. 纳粹德国时期的一个集中营，位于柏林以北九十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村附近，是一座专门关押和处决女性囚犯的集中营。——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