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打下信丰城决意入伍当红军

冬去春来，江南大地又是草绿花开，一片春意盎然。

1930年4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出征向信丰进发，11日攻克信丰县城，活捉国民党县长吴稔丰，击毙靖卫团团总王覃勋。

我早就听郭一清他们说过井冈山有朱、毛红军，红军是劳苦大众自己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

红军攻打信丰时，我们游击队正在游州堡以西山区活动。红军攻克县城后，我心中豁然开朗：“找不到郭一清他们，咱们找红军去！”大家一致赞成。

上西门外火神庙，那里住着红军的队伍。

我带着游击队员，急匆匆来到火神庙。我看到，庙门外站着红军哨兵，灰衣服，扎腰带，打绑腿，背大刀，深灰色的帽檐上缀着闪亮的红五星，威风凛凛。

我让队员在外等候，一个人朝哨兵走去：“同志！我是这里的游击队，要见你们负责人！”

哨兵看仅我一人，就把我领进庙里：“连长，来了一位老表，说是这里的游击队。”

连长很热情，他一面让我坐下，一面打量着我这位不速之客。

“小老表啊，看你小小的个子，但两眼炯炯有神，浓浓的眉毛有棱有角，满脸透着灵气，一看就是个结实、能干、稳重的小伙子。你是这里的游击队，这里的情况一定很熟喽！”连长一边打量我一边操着一口不大好懂的湖南话对我说。可以看出，他是在考查我。

我立即站起身来：“信丰暴动失败后，我领着五名队员在家乡打游击，这里的情况都熟悉。我们找不到暴动领导人，想当红军……”

连长很高兴：“好啊，欢迎。我们是工农红军的机枪连，我姓张，是这个连的连长。我们马上要开展扩兵筹款活动，那就请你带路啦！”

我心情十分激动：“连长，还有几个队员在外边等着呢。”

“快请他们进来！”连长拉着我，亲自到门口去接游击队员。

就这样，我们成了机枪连的战士。

4月12日，红四军在县衙右侧的大王庙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红军攻克信丰。会上，毛泽东宣讲了“十大纲领”，号召信丰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县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支援革命斗争。

我很想参加这个大会，但张连长让我带路领着筹款小组出去筹款，扩大红军。

我打游击时，就知道水东是有钱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于是我就领着筹款小组首先来到水东地主曾泽民家，借此机会可以抓到地主婆筹款。

曾泽民一家听到红军到来早已逃之夭夭，筹款小组把他家的米、谷、衣物都分给了贫苦群众。

回到连里，筹款小组汇报了筹款经过，并上交了所筹银圆。我因工作积极，受到了连长的表扬。

我说：“可惜没有抓到抢走我家鲤鱼的地主婆。”连长听到这话看了看我，似懂非懂，随即我向连长讲述了地主婆逼债的情形。

连长笑了，他拍着我的肩膀：“小老表，我们穷苦人哪家没有仇，哪家没有恨？我们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

我心悦诚服地点了点头。

4月13日，红军部队向古陂方向进发。这天一大早，部队吃过早饭就出发了。几名队员插在重机枪连队伍中间，我被安排在连长身边。部队出县城东门，过桃江木桥（风雨桥，能遮日、避雨、挡风），向东行进。

随着行军的脚步，我离家越来越远，脑子里想了很多，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母亲正在忙什么呢？我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恐怕就要遭难了。等跟着红军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了，我就回来好好孝敬母亲……

“辛龙保！”一个在家才叫的小名，一声急切而熟悉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猛然抬头，娘怎么在路旁等候？母亲一手提着盛着油炸小鲫鱼的篮子，一手拉住我的胳膊：“儿啊，你走了，弟弟妹妹都小，娘怎么办？快跟娘回去吧！”

原来，自打我离开家打游击以后，母亲就四处奔波寻找我。后来城里风声紧，就炸些小鱼到城里卖，主要是为了打听我的下落。

这天，母亲看到一大溜队伍向东开，就抄小路跑到队伍必经的坪石路口，直盯盯地寻找。

我们母子俩愣住了，连长愣住了，全连的官兵都愣住了。

部队继续前行，我们母子俩一个大步流星往前走，一个拽着胳膊往回拉，争得面红耳赤。

看着这种场面，听了母亲的叙说，张连长再也忍不住了，边走边从兜里掏出一把铜板塞给我，像是劝导又像是命令：“小老表，你回去吧，当红军干革命，在家乡照样可以干革命。”

我执拗不过，只好告别刚刚熟悉的红军队伍，气哼哼地跟母亲往回走，走了一路，吵了一路。

回到家，看到当年被靖卫团烧毁的房子，参加革命跟“白狗子”干到底的烈火又从心底燃起。但我不再任性离家，以免母亲伤心，而是一边拼命干活，一边劝导弟弟妹妹听娘的话，多替娘挑些担子。

几天下来，母亲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家中有了欢乐的气氛。

我利用各种时机，给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讲在外边打土豪的故事，告诉他们红军是保护穷人的好军队。母亲听得入了神，我就适时地与母亲商量：“到县上去参加赤卫军，在家乡附近干革命，家里有事也不耽搁，娘，你看这样行不行?”

母亲知道我是一个只要认准一条路，十头水牛拉不回的倔伢子，好在弟弟妹妹也能做些日常事了，就答应了我。

端午节的第二天，母亲把我的粗布褂子洗干净缝补好，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煮了，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经常回来看看，便送我到了县里苏维埃政府，我被安排在县赤卫军一班任班长。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别就是20年，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回归故里探亲，我们母子才又一次相聚。

我所在的中队有100多人，大多数队员手中的武器是从家里带来的鸟铳、大刀、梭镖。中队长谢宗夫，外号“铁古仔”，是太平围村人，使用一支单打一的步枪。中队主要担负警戒县城西区，保卫县苏维埃的任务。

小河堡的靖卫团，是信丰的主要地主武装，人数多，单打一步枪多，经常在上坝仔、黄土岭与县赤卫军交火。

保护红旗险丢命

红军转移以后，县赤卫军与小河堡民团的斗争也日益频繁，尔后就形成了信丰县赤卫军、游州堡赤卫队与小河堡地主武装赤白对立的局面。桃江以西的图古桥是游州堡与小河堡的分界线，县赤卫军经常在石子排、上坝仔西山与小河堡民团对峙交火。

当敌人向信丰城进攻时，唐年寨大山上的红旗就会摇晃起来，使东乡、西乡都知道敌情，以便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在红军时期，敌强我弱时，只要红旗一摇，村庄农民就鸣锣报警，放土炮，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也为赤卫军助威壮胆，给靖卫团以声势上的恐吓。

有一天，小河堡地主武装、民团打着白旗，耀武扬威地向信丰城赤卫军进攻。

赤卫军在石子排、上坝仔西山同敌人激战，在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中队长谢宗夫率县赤卫军向黄土岭、马鞍山方向边打边撤，敌人拼命追赶：“抓活的！……抓活的！……抢红旗！……”赤卫军迅速退到马鞍山上东侧的一片古松林里（这片松林里都是百年以上的粗壮老树）。

时任赤卫军一班班长的我一手拿着鸟铳一手打着红旗（冲锋时红旗在前，撤退时就在后边）。敌人边追边喊：“抓活的！抓住打红旗的小个子！抢到红旗砍了头有赏！……”

我护着红旗拼命地向马鞍山古松林里猛跑，心里想：人在红旗在，一定要保护红旗，红旗是军威的象征，是我们武装队伍的象征。当时口号就是“用武装保卫苏维埃”，因此，我誓死要保住红旗。

靖卫团“白狗子”跟在我身后紧追不放，在我扛着红旗、手提鸟铳即将被“白狗子”抓住的千钧一发之际，赤卫军中队长谢宗夫端起单打一步枪，对准跑在最前边的“白狗子”迅速地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人倒。后边的敌人见势不妙，放慢了追击速度，有的“白狗子”干脆停止追击。我利用古松树左拐右跑摆脱敌人。“白狗子”的指挥官看到唐年寨上的红旗和大圣寺塔上的红旗在急速地摇晃，害怕孤军深入遭到伏击，在太阳西斜时收兵归巢。

当敌人收兵归巢后，战友们一见面，都说：“好家伙，太危险了，多亏了谢队长这一枪救了你的命，也保住了红旗。”而后大家看到我身上被树枝刮破多道口子，个个都对我这个小个子班长刮目相看。这个说，好家伙，太险了，你太伟大了。那个说，是你打着红旗引开了“白狗子”。还有的说，咱曾班长天生命大，就像唐僧一样，碰到什么危险都能逢凶化吉，日后肯定能成大事，做大官。

面对大家的夸赞，我倒不好意思起来，忙说：“我不是命大，更谈不上伟大，咱们都是干革命。要革命，就不能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但话说回来，我们革命打仗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为了广大穷苦老百姓安定幸福地活。为了这个大目标就不能怕死，就是死了也光荣。”

听后，大家都点头称道：“对，对，对！当赤卫军不怕死，怕死就不当赤卫军！”

1949年11月底，我回到了阔别20年的家乡。

一天上午，我和曾在一起打游击的老表上南山寺的山上战地重游，猛然看见战壕里有一条巨蟒（长约5米），盘成一圈在晒太阳，我举枪就打，一枪毙命，曾纪杰、老黄等一伙人把蟒抬回城里打牙祭，美餐了一顿。南山寺的道士和上西门老表们都传开了：曾军长枪法真准啊，一枪就打死了大蟒。

有的老表说：“我们都不敢上山去，害怕蟒蛇，这回好了，可以上山游玩了。”

在南山寺我还作了一首打油诗：

离乡二十载，弹指一挥间。

再登南山寺，山水变笑颜。

东看桃江水，江清鱼游欢。

南看马鞍山，古松已不见。

西看信丰城，古塔尤壮观。

歌颂共产党，人民把身翻。

建设好祖国，幸福代代传。

战地重游，为保护红旗，险些丢命的事萦绕脑际，记忆犹新。

枪支走火险中弹

1930年8月间，中共中央提出扩大红军队伍的号召，各地人们都积极响应，参加红军的人非常踊跃。当时，“立三路线”口号是：扩大红军一百万，打到南昌九江去，会师武汉，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此时，陈毅军长率红二十二军在江西信丰整编，我决心要当红军，就瞒着母亲，带领赤卫军一个班（12个人）背着自己的土枪、鸟铳，参加了红二十二军。我被分配在该军第四十六师二大队通信班任副班长。四十六师的师长是唐天际，政委是我寻找两年来的信丰暴动的副总指挥黄达。

我被编入二大队后的第二天，全军就向古陂进发，途经古陂时打了一仗（这是我参加红军打的第一仗）。

当时，二十二军有一支女子队（30多人），住在古陂圩南边，遭到古陂靖卫团突然袭击，给打散了，部分人员向村里撤退。此时，二大队肖大队长指挥本大队向靖卫团反击，把靖卫团打得落花流水，打死打伤数人，俘虏10人。尔后部队继续向兴国进军。

到达兴国的第三天，又向水东靖卫团进攻，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把水东靖卫团击溃，敌人四处逃窜。我跟着一个敌人猛追不舍，该敌一看即将被我活捉，就耍了花招，把钢壳怀表扔在地上，企图引诱我去捡怀表，放慢追击的速度。可他想得太天真了，我随手捡起怀表并高喊：“不要跑，再跑我就开枪打死你。”该敌一听，腿肚发软，双手抱头，跪在地上，口中哆嗦着说道：“请红军饶命。”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俘虏前一看，该敌居然没有枪，我问他：“你挎包里装有什么东西？”俘虏从挎包里掏出一本靖卫团的花名册和账单。我又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答：“我是书记官（相当于现在的司务长）。”

我把俘虏交给二大队，缴获归公，把怀表当场交给了肖大队长。

部队出发，又经过几天行军抵达吉安。在行军途中，女子队的姑娘们见到二大队的同志就特别高兴，因为都是信丰老表，老表见老表显得格外亲。（陈毅军长的第一任夫人就是该女子队的一位叫肖菊英的信丰姑娘。）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攻克了吉安，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

我们手中的武器因此得到更换，鸟铳换成了洋枪（套筒枪），还发了5发子弹。我摸着手中的洋枪，兴奋异常，情不自禁地说：“鸟铳终于换洋枪了。”

部队进驻吉安，四十六师二大队在吉安的青原山净居寺大庙里宿营。

一天深夜，大家正在酣睡，朦胧中，突然几声枪响，接着又听到急促的哨声，有人压低声音说着：“起来，起来，快到外面集合。”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睡梦中急急忙忙地爬起来，抱着枪就往门外跑。

肖大队长用低沉的声音说：“不许讲话，不要喧哗，各部队快速整队集合，带到集合场去。”

在集合场，唐天际师长向部队讲话：“同志们，今天晚上是紧急集合演习，检验一下我们部队战备情况，更是训练一下新同志，检验我们部队敌情观念强不强。通过观察大家的表现，发现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很多新同志还没有树立战备意识。我们执行的是武装任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敌情，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拿起手中的武器装备去消灭敌人……今晚紧急集合训练到此结束，回去后自己再认真检查一下战备落实情况，各部队带回休息。”

由于我是第一次参加紧急集合，心里很是紧张，加上天黑，着急忙慌的，连鞋子也没找到，打着赤脚，提着枪就跑出来集合了。当我听到带回休息的命令后，赶紧回到大庙住处找鞋子。其他同志一看我光着脚丫，都说：“副班长跑出去倒快，结果连鞋子都不穿，可能是他在家乡打赤脚习惯了。”大家哈哈大笑，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几天后我们每个新同志都领到了新军装、军帽、红袖章、鞋子和挎包等物品，每人还发了10发子弹。

新兵同志个个兴高采烈，心花怒放，都说，前几天土枪换成了洋枪，今天又发给10发子弹，打起仗来可比装火药的土枪方便多了，省事多了。

老兵看到新兵发了军装和子弹后的高兴劲儿就说：“比我们刚当红军时多多了，那时每人才给三发子弹。”当时，在红军中常说“一发子弹打冲锋，两发子弹留防身，三发子弹下仗用”。由于弹药缺乏，爱惜子弹跟爱惜生命一样。

又过了几日，红军整队浩浩荡荡、精神抖擞地向南昌进发。

我们新同志听了都兴奋不已，大家议论纷纷：这一回要打到南昌、九江去，我们可有机会到大城市里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了。

刚行一日，部队又回返，白天天气又炎热起来，新兵的心里直犯嘀咕：怎么搞的？不是说向南昌开进吗？怎么又往回走？大队领导也议论纷纷：天上飞机嗡嗡叫，我们又要往回跑，这是怎么回事？

事后才知道，“饮马长江，会师武汉”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瞎指挥。

次日，部队又返回吉安住了一夜，而后又向黄陂前进，途经泰和县要过河时，因船只有限，未上船的部队疏散在河滩上休息。此时，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旁边一名新兵摆弄着洋枪。子弹装上去，又退下来，可能是土枪换成洋枪过于激动的缘故，再加上刚发了10发子弹，就摆弄来摆弄去，并不时地举枪瞄准我坐的大石头。

我很警惕他的反复动作，笑着对他说：“老表，你别弄走火把我打死了。”

“不会的，哪能把你副班长打死哩。”

不过我还是觉得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比较好，于是就向一边走去。

突然“砰”的一声，我坐的那块石头火花飞溅。

果然不出我所料——走火了。此时，这名新兵被吓得愣在那一动不动，不知如何是好。

四十六师参谋长听到枪声，急速跑过来：“谁打枪？怎么回事？”

在场干部胆怯地告诉参谋长：“一名新兵装子弹不慎走火。”

参谋长狠批了这位干部一通：“你们要好好管理教育，不然，打死人怎么得了。”

参谋长这么一说，这名新兵已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嘴里不停地说：“我错了，我错了。”

事情都过去8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后怕，那时我若不离开那石头，也许就周游西天去了，真是万幸之万幸！

“AB团”打得我茫然

1930年初冬，红二十二军四十六师从泰和县过河到黄陂圩休整。此时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完毕，树上的叶子也陆续枯黄脱落，西北风不时飕飕地刮过，给人们带来一种空旷失落的感觉。

不久，红军中突然搞起了什么打“AB团”运动，黄陂街上巡逻哨兵陡然增多，警卫森严。

对于初当红军不久的我们，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光听排长说：“打‘AB团’了，打‘AB团’了。”

我就问：“排长，什么叫‘AB团’？是干什么的？”

排长回答：“我也不知道，也说不清楚，听说是什么反革命组织。”

听后，我大吃一惊，怎么咱们的工农红军队伍中还有反革命？（以后才知道这“AB团”是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西南昌后，蒋介石为防止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发展革命力量，指使陈果夫在南昌成立的反动组织，试图打入共产党内部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后被我党领导人及时察觉，于1927年春给予严厉打击解体了。1930年，中央“左”倾领导者又盲目地进行“肃反运动”，搞扩大化，导致了严重的“富田事件”。在这个错误决策之下，错杀了一批人，搞得人心惶惶，严重地破坏了红军团结稳定的局面，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随着所谓打“AB团”运动的进行，没过几天，我就目睹了一次血淋淋的恐怖场面。

二大队有一个连长被“肃反队”以“AB团”分子名义逮捕，两天后就和另外几个人一同被执法队拉到黄陂村外河滩上用大刀砍了头。不料，这个连长并没有死，夜里，他慢慢苏醒过来，双手托着满脸是血的头，摸到红军女子队找他妻子。女子队有人开门一见是个血淋淋的男人，顿时乱跑乱叫炸了营，说“AB团”暴动了，闹了一场风波。结果连长又被执法队抓去枪毙了。

当时，面对这莫名其妙的乱抓乱杀，部队中人人自危，那时每个人都把发的写有自己名字的红袖标卷进里面不给别人看，甚至两个人一块儿上街买东西，也互相提防着，生怕被别人抓住把柄，被打成“AB团”。

我带来参加红军的几个信丰游州老表，被打“AB团”运动吓得开了小差——回家了。

一天，师政委黄达拿着一块怀表问我：“这块表你要不要？”

仔细一看，这块怀表是我在兴国水东打靖卫团时缴获的，已上交给肖大队长。我心里顿时一愣，是不是肖大队长被打成“AB团”了？为了不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我赶紧说：“不要，不要。”

此后，我再没有见着肖大队长，后来才知道被枪毙了。

一天上午，我正在地上练习写字，通信员小吴告诉我，黄达政委在大队部，让我去一趟。我三步并作两步赶紧跑去。

黄政委听了我当兵两个月以来的思想汇报，对我两个多月来的成长进步给予肯定和鼓励，而后，从布夹中取出一张共青团员登记表让我填写。

我原来很想加入共青团，但一想起打“AB团”心里就起了嘀咕，正想找机会向黄政委问个明白，于是借机坦诚直言道：“我很想加入共青团，可打‘AB团’打得我心里好怕，这共青团和‘AB团’是一码事还是两码事？咱们这里的共青团都有些什么人？您能不能让我看看？”

今天，如果听到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让人笑疼肚子，可那时像我这样对“共青团”和“共产党”认识模糊的人不在少数，可以说是大多数。黄政委非常理解我的顾虑，说：“好吧，过两天师里正好要开共青团会议，你可以列席，好好了解一下，看准了就入，我做你的介绍人。”

两天后，我来到一间被改作师部会议室的祠堂楼上，列席共青团的会议。

会场正面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红纸上贴着用黄纸剪成的镰刀、锤子图案，图案下方写着“CPCY”四个字母。用旧桌凳摆成的主席台上，端坐着唐天际师长、黄达政委等领导，会场里用砖支起的几排长条木板上坐着参谋长、科长、参谋及朝夕相处的战友，也有不很熟悉的面孔。

黄政委同我打了招呼，示意我在靠近门口的木板上坐下。

会议开始，首先由黄政委做了形势报告。他说：“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是我军的中坚力量，应该发挥带头作用、组织作用和宣传作用，共同为实现红军的神圣目标而努力奋斗……”

随后，几个坐在台下的同志发言，谈体会，表决心，讲的都是共产党、共青团带领大家干革命，带领大家打土豪劣绅，为人民当家做主谋福利的事例。

我越听越激动，越想越振奋，一边听，一边填表。会开完了，我立即把填好的表送到黄政委手上。

黄政委接过我的表，一眼就看到了写的最大的两行字：“今天我要加入共青团，我还要进（尽）快入共产党，一辈子跟党干，不怕分（粉）身碎骨！”

1930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2月底，红一、红三军团遵照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瑞金城北大柏地开办青年学校，挑选优秀年轻的战士进行重点培养，为红军的进一步壮大和革命的深入发展培养后备人才。

我遇到了好机会，被安排进红十二军青年学校学习，我未及洗去满身征尘便匆匆告别火热的战场，带着领导和战友的嘱托，来到青年学校。学员大部分都是吉安（府）的学徒工。

在学习中我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打了胜仗后，大家都兴高采烈，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大柏地还目睹了在龙冈战斗中被活捉的国民党前线总指挥兼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被枪毙的场面。

青年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〇六团政治处任宣传分队长。

此后，又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杨梅生团长指示宣传队全体打扫战场，收集枪支弹药和子弹壳。我在被打死的国民党官兵身上搜出了国民党钱票，上交归公后得到了杨团长的表扬，并奖励给我一条灰色军毯。

部队又回到黄陂休整。

有一天，“肃反”执法队来到宣传队，让我集合全队人员点名。突然的集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顿感紧张。

在点名中，只见“肃反”人员盛气凌人，最后点到我的通信员小赵时，小赵立即被逮捕带走了。

此时，我和全队人员异常紧张，生怕小赵在逼供的情况下乱说出点什么。

“肃反”人员没有再来，小赵也于第三天被枪毙了，我真不知是应该感到悲哀还是庆幸。

一天，细雨蒙蒙，在红十二军军部和三十六师奉命转移途中，我随三十六师越过军直属队向前开进，碰到了十二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他正被警卫部队押着在路旁休息。

忽然，彭加伦科长看见了我，就急忙喊道：“曾队长，你救救我吧，我冷得不行了。”

我看他只穿一件单衣，双手抱胸，浑身打着冷战，有气无力，非常可怜。

我没有答话，顺手将身上背的那条奖给我的毛毯给了他。

事后，毛泽东政委问十二军罗炳辉军长、谭震林政委、谭政主任：“你们政治部彭加伦同志哪里去了？”

他们回答：“打‘AB团’被抓起来了。”

毛政委一脸严肃地说：“哪有这么多‘AB团’，把他放了。”又说，“在打‘AB团’的问题上，我觉悟得比他们早一些。”毛政委怎么知道彭加伦的呢？因他吹、拉、弹、唱样样行，是个难得的多面手，很有才干，有时在会议休息时，给毛政委及各位领导唱京戏《韭菜打南瓜》，因此毛政委对他的印象很深。

部队到了闽西汀州府，彭加伦同志果然被放了出来。

有一日，彭加伦同志见到我特别感激地说：“多亏了你那条毛毯，不然我可能就等不到这一天了，是你的那条毛毯救了我啊。”

我笑了笑说：“我那条毛毯不算什么，关键是毛政委的话。”

他感慨地说：“是啊，感谢毛政委救命之恩。”

我又说：“我也好危险啊，我们宣传中队的通信员小赵不知什么原因就被逮捕枪毙了，把我们宣传队的人都闹得人心惶惶。在打‘AB团’肃反运动中，我险遭厄运，你我都经受住了考验。”

在以后的见面中，彭加伦同志常谈起毛毯救他的故事，他说：“我佩服你的胆量，在打‘AB团’的‘肃反’中，你不怕受牵连。”

我俩都很疑惑：我们工农红军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打蒋介石的，怎么在革命队伍中闹出了“AB团”的运动？真是难以理解。

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甚至死于非命，现在回想起那一段历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我回到离别20年的故乡，见到一起当红军的几个老表，他们说：“打‘AB团’好险啊，把我们都吓坏了，怕被当‘AB团’打了。所以我们开了小差，不然我们不也弄个一官半职的干干？古话说得好，胆小非君子，我们只能是一辈子务农，修理地球喽。”

我说：“当时，我到处打听你们。在‘肃反’运动的恐怖下，很想见到本乡老表说说话，聊一聊。你们回到家乡当农民向地球开战也很好嘛，搞好生产，多打粮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进青年学校 改名曾思玉

说是青年学校，其实除了听不到枪声闻不到火药味之外，与行军作战没什么两样。没有宿舍，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没有教室，老乡的打谷场和大树下就是课堂。枪天天带在身边，随时准备执行战斗任务。

开学了，300多名学员在打谷场上席地而坐参加开学典礼。“眼镜校长”（时间太久回忆不起校长的大名，只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显得很有学问）神采激昂地对学员讲了话：“同学们，共产党是代表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政党，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打江山的革命军队。中国的劳苦大众世世代代盼望着能当家做主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但他们当家做主了吗？富裕起来了吗？答案是没有。只要反动派掌权，只要土豪劣绅横行，劳苦大众就富裕不起来。只有把一切反动势力打倒了，劳苦大众才能当家做主，才能真正富裕起来！……”

开学典礼结束后，我领到三本油印的书——《政治常识》《军事教纲》和《识字课本》，还有一个草纸钉成的练习本和一支铅笔。

紧张的学习开始了，新发的铅笔舍不得用，因为那时的铅笔和练习本实在是太稀少了，做作业时先用小树棍儿在地上练习，写好了再工工整整抄在练习本上。

在一堂课上老师讲：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十月革命）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想，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课后，我问老师：“马克思是哪国人？列宁到中国来过吗？红军什么时候能夺下政权？”

老师讲阶级与阶级斗争，给我讲了目前的形势及以后的发展趋势，并告诉我：“我们迟早会夺取政权，会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是正义的力量，正义战胜邪恶是必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明白了，那到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将会永远地成为历史。这黑白颠倒的社会迟早会翻个个儿！

可问题又来了：“我们现在是无产阶级，将来革命胜利了，生活富裕了，不也成资产阶级了吗？”

老师耐心解释：“到那个时候，全国解放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社会财富共同所有，人人有饭吃有衣穿，那就不叫资产阶级了，叫共产主义。”

我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可仍然觉得不透彻，还要打破沙锅问（纹）到底：“都共产了，财富怎么分？地里活谁去干？”

……

不管老师怎么解释，我总是有问题等着他。

我不光问老师，也问同学，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是助民劳动还是训练休息，逢人便问，得空就提，久而久之，同学们便给我起了个外号——曾老问。

好学是知识的阶梯，知识是前进的动力。四个月下来，我脑子里“货”多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也变了。从小时候搅戏班子到砸茶摊，从参加信丰农民暴动到当上赤卫军战士、红军战士，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过滤，咀嚼，品味，加工，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过去有一种对社会不满的气儿，有一股拼命抗争的劲儿，但缺乏一个明确远大的志向。一连几天，我兴奋，思考，不再无休无止地提问，但脑子里一直在自问自答折腾着。

考试结束了，同学们都颇感轻松，与我同居一室的同学，说笑一阵，钻进被窝，很快，发出了鼾声。可我怎么也睡不着，母亲、连队、红军、中国……让我不断地联想。

“哎，谢金古。”我顺着自己的思绪，无意识地伸手推醒了刚要入睡的好友。

“干么子？老毛病又犯了！”答话的是一口地道的湖南腔。

“革命的大领导都有一个好名字，你说是从小起的还是后来改的？”我问道。

“乱弹琴，明天你去问问校长不就晓得喽！”谢金古的话里夹着奚落。

我并不在乎，认真地揣摩着自己的想法：“你看，列宁，是要带着苏维埃这辆社会主义列车奔向安宁，意味着消灭战争，走向和平；泽东，润泽东方，东方就是中国……”

“你小子个子不大，野心可不小哇。”他很幽默地说道。

“这叫雄心，我要改名字，改成能充分表达远大志向的名字。”我越想越激动，只觉得心里热血沸腾，不停地往外涌。

“明天还要开总结会，你不睡，也别打搅我们睡觉哇！”刚才打鼾的同学提出抗议。

我不再言语，但我的大脑依然在不停地思索。

列宁、泽东，各取一个字，叫东宁？中国安宁的意思。不行，我这辈儿是‘世’字辈，这音不能变。

要不叫‘是玉’？是块玉的意思？也不好，还是没离开自我。

要不就叫“思玉”吧？突然灵感一来，觉得这个名字符合我的理想，好！就叫‘思玉’，思党，思红军，思国家，思人民，立志把祖国建设得像玉那样美好！

“思玉……思玉……”我喃喃着，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向领导和同志们宣布：我改名了，叫曾思玉，思想的思，美玉的玉。

26年后，我任沈阳军区参谋长，谢金古（后改名黄达）同志任辽宁省副省长。我们两人相见，第一句就提起了我改名的话茬。他说：“老同学，战争年代你‘思玉’，现在可要‘建玉’了，你要帮我们把辽宁这块‘玉’建设好啊！”

张贴标语迷惑敌人

1931年5月底，“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红军打垮了蒋介石18个师的进攻，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大怒，自任“剿总”，坐镇南昌，调集30万重兵，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更加猖狂的第三次“围剿”。

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战略方针，首先实行战略退却，把敌人引向苏区纵深，拖疲了再打。

一天夜晚，红三十六师奉命从兴国境内的良村通过，向北机动，牵制敌人。

在急行军途中，红三十六师直属队在一片比较开阔的稻田里，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由于地形比较开阔，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虽然头上戴着伪装帽，但根本掩盖不了大部队行军的踪迹，情急之下部队只好就地疏散隐蔽。

敌机在空中盘旋，接着就是扫射、轰炸，有几个同志正在敌机投弹轰炸的区域内，当场牺牲，还有几个同志受了伤。

时任分队长的我一看在这样开阔的稻田地，没有藏身之处（水中长着不高的晚稻，无法藏身），于是干脆躺在稻田地的田埂上，仰面朝天，双眼盯着飞机，把伪装帽盖在身上，这样可以清楚地观察敌机往下投弹的情形。我想，如果在我的上空投弹，投在田埂左面，我就向右滚，投在右边我就向左边稻田地里滚。

宣传队里有一位叫刘长发的宣传员，躲在路边的一个紧挨粪坑的简易草房里，敌机在离草房不远处投下了一颗炸弹，把他震进了大粪坑里。敌机投完炸弹飞走后，他就在粪坑里大喊大叫：“队长，队长，我掉进粪坑里上不来了。”听到他的呼喊声，我就和几个队员赶紧跑过去把他从粪坑里拉了上来，并让他赶快到水沟里去洗干净，抓紧时间，我们还要赶路。

从此，这件事就成了战友们的笑柄和口头禅，大家一见到他就开玩笑逗他：“小刘，你在大粪坑里喝了几口大粪汤，味道如何，香不香？”而每当有人一提起掉粪坑的事他就显得无地自容，后来还因为这个跟别人发了脾气，差点动起手来。为了维护战友之间团结友爱的关系，我为此宣布一条纪律：今后谁也不许再跟小刘开这个玩笑。

7月10日，一〇六团随红军主力出建宁，过梅江，直向苏区中心雩都、瑞金绝尘而去。

仲夏的武夷山，峰峦起伏，郁郁葱葱。烈日烘烤下的红军战士们，全无欣赏青山绿水的兴致，本能地迈着铁杵一般沉重的双脚不断地向前。

晌午时分，哨声响起，就地休息。战士们麻木的双腿一下子软了下来，古树下，凸石旁，斜坡处，席地而卧，像被伐倒了的丛林，横七竖八一大片。

此刻，我顾不上休息，带着宣传队到各片人堆里去宣传鼓动，活跃气氛，鼓舞士气。

蒋光头啊真凶残哪，

搜刮百姓打内战哪，

今天红军过武夷呀，

明天老蒋上西天哎，

……

我的一曲改了词跑了调儿的信丰山歌，驱走了战士们的倦意，引来一阵阵笑声。

接下来，我从挎包里取出一块蓝底碎花的头巾戴上，与队员们一起表演我们自己创作的活报剧《送郎当红军》，惟妙惟肖的对话与动作，把一个村妇挣脱家庭羁绊送丈夫当红军的故事，淋漓地展现了出来。

“大嫂子，再来一个！”我经常在节目中反串扮演农村妇女的角色，战士们一高兴，都这样称呼我。

演完节目吃完饭（其实就是自带的炒米干粮），部队继续前行。我们每到一地，最要紧的事就是刷写标语口号，刻印、散发传单，同时还注意寻找能说善唱能写会画（比较而言）的人才。

一天下午，部队进驻兴国东北部的龙冈、万溪一带，距战略退却目的地只有一天多路程了，我随同团长看望部队，检查行军中掉队、伤病、减员情况。

我们来到一个连队，连队正在集合点名，连长见团长走来，麻利地向团长报告，指挥部队坐下，脱帽，请团长讲话。

团长尚未开口，却一眼看见唯独后排一名肩膀宽宽衣服脏兮兮的战士帽子还在头上戴着，就顺口说：“大热的天，请那位战士把帽子摘掉。”

那位战士犹豫片刻，把帽子摘了下来，啊，原来是个斑秃。他这种病，在本连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下子弄得他很尴尬。

团长讲完话，连长告诉他，长斑秃的战士叫杜文达，话不多，很能吃苦，还写得一手好字。

一句话提醒了我，我跑过去，让小杜当场在地上写了“保卫兴国”四个字，比我写得漂亮，当即请示团长，把小杜要到宣传队。

7月28日，部队抵达兴国县的高兴圩、泰和县的老营盘一带驻扎下来。我老远看见兴国城里有一栋很高的建筑，墙面雪白，一下子来了精神，赶紧组织队员们挨家挨户去刮锅底灰，砍来棕树绑了两把足有小腿粗的大刷子。别看小杜个人卫生不太讲究，干起活来却很利索，也很有经验。他弄来半瓢糯米，熬成浆糊，把锅底灰研成粉末倒进去，两桶“高级墨汁”便做成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扛上刷子，挑起墨汁，抬着梯子，进了城。那栋建筑原来是个祠堂，房高两丈有余，长足有20米。我们按照事先设计，先在整个墙面勾画出大致轮廓，而后，我登上梯子，依次写下“打倒军阀”四个大字。再后，我与小杜一起，逐笔逐画地加粗加重，描写工整。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队攻占兴国城，派兵费了好大劲刮擦涂抹，这四个大字仍然依稀可辨。

7月底，我调任师政治部宣传队任中队长。

在此期间，我还带宣传队去筹款，到了地主家，我拿一根探棒敲墙插地，把地主家埋在地下的、垒在墙中间的金银财宝、粮食、衣物等都找了出来，收获甚丰。邓华政委笑着对我说：“你老曾真有一套，哪个地主家碰到你就算倒了霉了。”

在福建连城，有一户地主家的事情令我记忆格外深刻。那家地主养了100多只鸽子，他养鸽子不是为了吃肉，而是每天把鸽子放出去，等鸽子吃饱了粮食飞回来后，便给它们喝石灰水，喝了石灰水的鸽子就会反胃把吃的粮食都吐出来，地主就用这些东西喂猪、喂鸡等等，可见地主心有多“细”，剥削人的手段有多“高明”。

我们宣传队住在地主家院子里，待天黑鸽子归巢后就到窝里抓鸽子熬稀饭，改善伙食的同时也顺便解决了地主的“帮凶”。师长张宗逊、政委邓华对大家说：“宣传队的菜刀不响了，说明他们的大米鸽子肉粥已熬好了，咱出去吃啊。”于是大家一起围在锅前品尝鲜美的大米鸽子粥，边吃边笑，官兵关系非常融洽。

7月底，敌先头部队进至莲塘、良村、黄陂一带，搜寻红军踪迹。既然强盗已经送到大门口了，红军也不再客气，毛泽东、朱德亲自率领红军主力出击，经数日激战，歼敌先头部队大部。

蒋介石当头挨了一棒，怒火烧心的同时又庆幸找到了红军主力，他急令由广昌方向“围剿”的9个师从宁都一线长驱西进，企图将红军一举全歼在兴国东北部地区。

红军面临险境，毛泽东沉着应战，走了一招声东击西的妙棋，命令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佯装红军主力迎着敌军东进，牵住“牛鼻子”，红军主力则悄悄回师兴国西北，在深山中以逸待劳。

8月16日夜间，红军从良村翻山越岭，向东北方向进发，摆出一派要挺进宜黄、乐安与国民党决战的架势。红军在山上扬旗鸣号，大造声势，迷惑敌人，看上去似有千军万马，实际上只有师长张宗逊、政委邓华率领的三十六师。这时，肖克率领他的部队向西渡赣江，进一步来迷惑敌人。

我在行军中一边宣传，一边思考，我们这样造声势，当地老百姓看见了，听到了，可我们一离开，没留下多少直接表明红军东进的痕迹，一旦国民党军队找不到我们，继续西进怎么办？那不把毛总政委的整个战略部署打乱了吗？我把这个疑问向邓华政委提了出来。邓政委特别重视，立即召集干部开会，集思广益，决定以多个红军部队的代号（胜利部、前进部等代号），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在所有敌军可能经过的地方，写标语，造假象，一定要把敌人吸引过来。

这下我们宣传队更忙了。我们分组下到各团，在驻地老乡住房的外墙上，山头裸露的石头上，跨河拱桥的桥墩上，街路两侧的树干上，到处刷贴标语，还从山上砍来毛竹，削成竹片，写上标语，随手插在行军路上。

凡红军走过的地方，到处可以看到“打到宜黄去，活捉蒋介石（广州宣）”“抢占广昌城，打垮六路军（杭州宣）”“红军东进，越打越红（瑞金宣）”（当时红军部队以城镇名为对外代号）等标语口号，还经常能看到战士故意随手丢弃的废纸片，这样一来，就连当地的苏维埃、赤卫队，也都真的以为红军向东去了。

从广昌方向扑来的国民党军队马不停蹄地西进到石上、安福一带，忽见村寨山间路旁标语遍布，抓来的民夫也都说红军往东去了，立即向上司发电。

蒋介石果然上了当，急令正在西进的部队转旗向东，追击“红军主力”。红三十六师沉着与敌周旋，时隐时现，牵着敌人翻山越岭，拖得敌人疲惫不堪。这帮愚蠢的家伙，直到8月底才发现上了当，掉头西奔兴国，而真正的红军主力已经休整了半个月，正等着他们送上门。恰在这时，粤桂军阀进攻湖南，蒋介石不得不急调“围剿军”前去应付。敌疲我壮，我红军主力又乘机吃掉国民党一个半师。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结束后，部队向闽西转移。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1月27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们习惯叫的“毛主席”就是从此开始的。同月，我也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红三十六师在长汀府庆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家心情都很激动，欢欣鼓舞，保卫苏维埃的口号响彻云霄。

红三十六师在汀州休整时，宣传队住在汀州水东街，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患上了“打摆子”（疟疾）。一天上午，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汀州，我由于患疟疾不能走动，队员们一看敌机在空中盘旋，我又走不了，情急之下，他们把我用毯子一卷推到床铺底下，而后，他们都快速跑出屋外防空。

不一会儿，敌机投下的炸弹把我住的这间房连着的药铺炸毁了，我住的这间房屋顶被震塌，万幸的是这几间房子是木制瓦房。轰炸过后，宣传队的同志纷纷跑回来找我，一看屋顶震塌了，心里都替我捏了一把汗，都认为我凶多吉少。他们挪开屋顶房架，在床底下把患病的我拖了出来。一看我还在迷迷糊糊的昏迷之中，并没有受伤，都七嘴八舌地说：“队长命真大呀，屋顶都塌下来了，居然没有砸着，真是万幸。”（床铺挡住了砸下来的砖、瓦、木头。）

我醒来后说：“我光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和房倒屋塌的声音，但是动弹不了，心里只能干着急，只好默念着‘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了……你们赶紧弄点水给我喝吧，我都快渴死了。”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趁国民党主力与粤桂军阀混战之机，红十二军三十六师进军闽西连城县，就在各项工作即将展开的节骨眼上，邓华政委找我谈话，调我到一〇八团二连当政治指导员。1931年12月，红三十六师从连城向泰宁方向进发，刚上任一〇八团二连政治指导员三天的我和连长孙福祥率领二连为一〇八团前卫连，当行军接近中午时，与国民党卢绍邦部前卫连遭遇。我们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并先敌开火，实行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战术，把敌前卫连击溃，敌人丢盔弃甲，四处逃窜。

孙连长率领一排、二排尾追逃敌，我带领三排随后跟进，进到村庄，我命三排在村庄边树林里休息片刻。我和通信员小李来到村里找老乡了解情况，摸摸敌情。

刚进入村口，忽见村西侧逃出十几个国民党兵，有的提着枪，有的一瘸一拐，慌慌张张朝我们这边跑来。相距不过几十米，敌人中如果有谁一扣扳机，我和通信员非死即伤。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急中生智大喊：“一班向左，二班向右，快打，猛打，消灭这股敌人！”通信员小李立即向敌人开枪射击。

原来这股溃敌就是刚才被打散的一小部分，本来已被吓得六神无主，猛然间又听到枪声和红军呼喊声，就更加不知所措，有的立马拨头而回，有的愣在那里发呆。

“赶快投降，缴枪不杀！”我面对溃敌厉声呵斥。

与此同时，枪声就是命令，听到枪声，在树林中休息的三排急速跑过来，十几个溃敌便乖乖当了俘虏。

战斗刚结束，师政委邓华就来到了一〇八团二连，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你们前卫连打得很好，发扬了你们连猛打猛冲猛追敢拼的战斗作风，当初我找你谈话让你当连政治指导员时，你讲不行，你说你不会指挥打仗，你这一仗就指挥得很好，加上你的这股干劲和不怕死的精神，以后你将大有作为啊。”

红三十六师攻泰宁，夺邵武，进而挥师战武平，打上杭，势如破竹，过关斩将，除害济民。一〇八团二连仗仗打头阵，打得很过瘾。唯一使我心里难过的是攻打武平时，我的好搭档孙福祥连长不幸牺牲。

1932年年初，闽西大部地区已经控制在红军手中，只有几处土围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盘踞着，成为安插在苏区的几处“白点”。上级命令彻底铲除这些反动武装，巩固和扩大苏区。

土办法打苦竹山无果

苦竹山位于闽西地区，是反动地主武装长期盘踞比较出名的土围子。这座土围子西南部有一潺潺的溪流穿过，中间是片方圆不过两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在盆地靠北山脚下，有一处小村寨，当地反动武装用围墙把村寨围起来，在里边固守生活。土围子高约6米，墙厚1米多，周长有1000多米，围墙上建有炮楼工事。这帮民团地主武装经常出来抢劫苏区百姓，袭击红军，破坏苏区，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是现在，可能只需几发重炮便可一举拿下，但在当时，红军装备很差，只能采取近乎原始的土办法攻打。

全团将围寨包围，从东西两面选择突破口，同时，展开强攻，借此分散守敌火力，打开一道缺口。我和新到任的何连长率领二连在围寨西门实施强攻，我们抬着梯子向围墙接近，一到射程内，守敌就凭借围寨堡楼，用火力阻击，全团部队多次强攻都未能奏效。

团长从火烧连营得到启发，想以火攻夺取土围寨，于是派人从附近老乡家买来十几只鸡，在鸡腿上捆上棉花，棉花上蘸满煤油，利用夜暗抵近围墙，点燃后往围寨里甩，试图以此办法引燃围寨。结果鸡不往围寨里飞，反倒起了给敌人照明的作用，使守敌借着火光看清目标，给围攻部队造成了一些伤亡。我的第二任搭档何连长和通信员小李当场被打中，壮烈牺牲。当时，我带司号员小马等紧随连长身后，衣服帽子被打破。

一看用借鸡杀敌这个方法不行，又改用猫绑棉花蘸煤油引燃，同样也不行。后又利用在两个山头拉上铁丝，挂上煤油桶引燃土围寨的办法，结果被守敌打漏，仍不起作用。

用了上述三种土办法都不起作用（土木结构的瓦房怎么能用几只鸡、一只猫、一桶煤油就被引燃？由于经验不足，当时有点异想天开了，此次经验教训很深刻）。我对失去何连长无比痛心。我想，无论如何也得把连长遗体抢回来，我就带几名战士利用深夜偷偷地摸到攻围寨的地方寻找，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将何连长和通信员小李的遗体运回苏区安葬。

几天后，司号员小马装了一桶水在连部驻地山坡上洗澡。我发现后马上对他说：“你不怕敌人看见开枪打死你？”小马见我说他，摇着头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距离他们打不着我。”调皮的小马还拿着自己的下身对准敌方土围子说：“打吧，打吧！请打我的屌。”他开着玩笑。可还没等小马玩笑话说完，他就被土围子射来的一颗子弹击中，血流不止牺牲了。我为此责备了自己很长时间，因为自己虽然意识到了他那样做的危险，可自己没能有效地制止他。如果那时果断地制止他，他就不会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战争年代，不可有一点松懈麻痹，否则就会出现不必要的伤亡。

几天后，张宗逊师长、邓华政委率一〇六团也赶来这里，经过仔细研究和充分准备，一〇八团配合采取强攻，一举歼灭了这股反动地主民团武装。老百姓拍手称快，县苏维埃政府和老百姓杀猪，送鸡、鸭、鱼等慰问红军。老百姓高兴地说：“这下咱们可以过安生日子了。”

归建上杭途中

攻占武平后，一〇七团留下来做群众工作，师首长率主力攻打上杭。攻克上杭后，二连奉命折回武平送信，接应一〇七团向上杭归建。

在由武平返上杭时，一〇七团张团长、罗政委命令来接应他们的我二连担任前卫连。对这种不合常规的安排，我和新由排长提职的唐连长尽管心里有点别扭，但从全局和纪律出发，只能坚决服从命令。

临近中午，部队进至距准备宿营的十方村大约6公里远的一个山坳地带，忽见前方村西有一溜国民党部队（钟少奎部的民团）懒懒散散地沿大路向南行进。我分析，可能是前几天遭我打击的国民党地方民团武装向南转移撤退，遂向团长报告。由于当时的任务是由西向东到上杭归建，而这股敌人是由北向南运动，我建议部队就地休息，待敌人走远了再行前进。

张团长与罗政委概略观察了敌情后，命令我二连出击，从侧翼追歼该敌，这次又出乎我所料，但命令既出，坚决执行。

我们二连涉过小溪，向敌人右侧猛插过去。溃逃的敌人并不应战，沿途丢下白洋、背包和抢来的牛等，加速奔逃。直跑出两三公里远，敌人占据一散落在半山坡上的村寨抵抗。战至太阳偏西，敌人看红军并无后续部队，遂向二连发起反扑。二连边打边撤，以伤亡20余人的代价，退到了一座山头。与敌人对峙到天色大晚，敌不善夜战，随即将部队撤走了，我才率领全连忍着饥饿撤离阵地，半夜时分抵达十方村。

刚落脚，张团长、罗政委就来看望，并告诉已经给二连做好了饭菜。我憋了一肚子气，见到张团长、罗政委劈头就问：“我是来接应你们的，我的连队冲上去了，你们为什么不来增援？我牺牲了那么多好战士，该由谁负责？……”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张团长、罗政委互相看了看对方，什么话也没说。

翌日，部队抵达上杭，我窝在心里的火仍然未消，把情况向一〇八团陈团长和张宗逊师长、邓华政委做了详细汇报。两天后，一〇七团张团长、罗政委在师召开的干部会上受到了师长、政委的严厉批评。

攻打红石寨险掉悬崖

1932年春，红三十六师回师赣东，仍然以扩大和巩固苏区，消除“白点”为主要任务。这些“白点”（土围寨）是苏区的祸根，特别是在反“围剿”战役中，这些民团、地主武装、地痞流氓对苏区百姓是惨无人道，是敌人的情报点、落脚点，牵扯了红军很多的兵力和精力。

我在任一〇八团二连政治指导员期间，真可谓是马不停蹄接连打仗，为了巩固扩大苏区，在连长缺位的情况下，不得不独自率领二连执行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当年，攻打江西石城县红石寨就是打土豪劣绅、地主武装的一个缩影。

在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我以十九兵团副司令员的身份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当我们在学院研究战例时，我同任过野战军第三十二军军长、驻民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的谭希林同志谈起攻石城县红石寨的战例时，谭希林同志说：“1932年攻打红石寨，我当时任红四军特务营营长，率领一个营配属一门山炮向红石寨发起了进攻。由于红石寨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指挥山炮把仅有的10余发炮弹打光，试图歼灭这股地方民团。结果伤亡挺大，却没有攻克，挨了批评。”

我接上话茬：“关于石城县的红石寨，我于1932年春也打过一次，你消耗了炮弹仅挨了批评，我却差点掉下悬崖送了命。”

谭希林同志说：“老兄啊，在攻打红石寨的战斗中，我们可算得上是难兄难弟啊。”

地处武夷山脉石城县以南约20公里的红石山，是一座孤山。红石山，因其主峰尽是红褐色裸露的石头而得名，远远望去，其形状就像一只伏卧的老虎，因而当地人又称其为“老虎山”。虎首高昂约200余米，虎身半蜷曲着，虎尾缓缓地伸向后方，虎头、虎身都是立陡立崖光溜溜的红石头。红石寨坐落在红石背、松山背之间，山顶有观音岩，岩下建有葱云寺，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寺庙。寺侧有一清泉，足够千人饮用。岩洞多傍悬崖，地形险峻。守敌长期设防，构筑坚固，易守难攻。

县城周围及邻县的土豪劣绅、反动地主都聚集在此，破坏苏区政权，残害百姓，大肆屠杀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罪大恶极，成为苏维埃区域内最大的白色据点之一。

这伙祸匪的存在，对巩固中央苏区和反“围剿”极为不利。因此，上级决定打掉它，消灭这些“白狗子”，铲除祸根。

那是1932年初春的一个黑夜，三十六师一〇八团围攻红石寨。我率二连奉命在红石寨东南侧担任偷袭任务。我们趁着夜暗，冒着蒙蒙细雨，沿着陡峭崎岖的小道，摸着石头攀登前进。

光秃秃的红石山，在蒙蒙的细雨下，变得更加光滑。二连指战员们一步一步地摸索着攀越陡立的悬崖峭壁，一不小心就可能掉下悬崖。尽管十分小心，可还不时传来令人揪心的声音，掉下去一个，又掉下去一个……

我一看这情景，一边告诫大家要小心，一边鼓励大家勇敢沉着，发扬顽强不怕死的精神。说着说着，我一只脚踩空，身体开始往下滑。求生的本能使我用双手死死抓住顺手而过的一簇芦茅草，顾不得芦茅草的刀锋刺把手割得鲜血直流。此刻我不停地提醒自己，一定不能松手。

我低声急叫：“通信员，快救我，快救我。”此时我紧张的心情不言而喻。

通信员急速地说：“快来，快来，救指导员！”

旁边几名战士快速摸过来，待自己站稳，靠住后，用人拉人的办法救我。

我告诉他们：“把枪膛里子弹退出来，把枪托放下来。”我一手抓住芦茅草不放，一手抓住枪托，被战士们拉了上去。

上去之后，战士们都说：“指导员呀，太危险啦！……”

我喘着粗气：“多亏这簇芦茅草让我抓住了，最重要的是在同志们的团结协助下我才能化险为夷啊，谢谢同志们！”

现在想起这一幕，都不寒而栗，庆幸自己的命大。

这一夜全团围攻无进展，拂晓前，二连奉命退回山下。

下到红石山山脚，天已放亮，我带一个排急忙到山下找掉下来的三名同志，可是都已壮烈牺牲，有两名战士头部摔破，头骨塌陷，另一名同志腿部摔断，流血过多牺牲，其状非常惨烈。我们含着热泪把他们就地安葬，我对着他们的坟墓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你们在这里安息吧，你们未完事业我们将继续完成。”

几天后，上级又来新任务，一〇八团归建。

乐安战斗险遭不幸

2001年6月，91岁的我到红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战地重游，从抚州出发沿着崎岖的沙石土道到达流坑村，参观了这座被称作“千古第一村”的村庄。流坑村的建筑有的是建于五代时期，距今已1000余年；有的是300多年以前的明末清初时期建筑。这些建筑保存得相当完整，不仅是建筑的造型、整体的布局显得大气磅礴、独居匠心，内部空间的利用及装饰都经过精雕细刻，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建筑艺术。

60多年前，这里墙壁上刷写的“穷人不打穷人”“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口号清晰可见。近70年的日晒雨淋能保存这样完好堪称奇迹。

来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尽管因年事已高，加之天气炎热，已颇觉劳累，但我迫不及待，又直接赶路来到乐安城。乐安地处雩山余脉，境内主要山脉有大树岭山脉、麻岭山脉和相山山脉。乐安县地形以丘陵、山区为主，地势东高西低，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北部较为平缓，南部群山逶迤，在城北有一条恩江支流缓缓流过。在不大的盆地上建起的乐安城，如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清时代大青砖砌成的城墙早已不复存在，城北面的稻田地也已楼房耸立，山坡下建起了乐安第二小学，东面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建起了烈士陵园。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学生去扫墓，去祭奠烈士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乐安，我受到了县委领导的热情接待，在听了他们关于乐安发展状况的介绍后，参观了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到眼前曾经熟悉但又有点陌生的山山水水，60多年前的那一刻似乎又重现眼前。

那是在1932年8月间，我从江西瑞金红军大学上干队毕业后，红三十六师命令我到一〇七团代理政治委员。

当接到命令后，我第一次感受到肩上担子特别沉，责任特别重。作为一名团政治委员，要坚决执行上级命令，随时准备率领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上级赋予的一切任务，半点不能含糊；作为一名领导者，要对全团1000多名可亲可爱的干部战士负责，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1932年8月15日，我们一〇七团被赋予配合兄弟部队扫清东面之敌的任务，受领任务后，我们构筑重机枪阵地，进行了战时政治动员，部队士气高昂，随时准备以火力支援曹里怀任师长的红七师强攻乐安城。

8月的天气像火炉，攻城的勇士们冒着酷暑在做最后的战斗准备。

乐安城守敌是国民党二十七师高树勋部下的七十九旅、八十旅的一部分。守敌利用大青砖砌的城墙构筑了工事、炮楼。城墙高约7米，城池坚固，城北是一片稻田地，晚稻的禾苗生长茂盛。

战斗打响后，曹里怀师长率部队在恩江支流以北的稻田地指挥强攻，部队抬着梯子，勇猛强攻城垣。

我把机枪连仅有的4挺重机枪布置在城东一线高地上。

8月17日上午，敌人在乐安城墙上用火力压制攻城部队，造成了攻城部队人员的伤亡。

我用望远镜看到敌人在城墙上的指挥官跑来跑去，想到擒贼先擒王，于是我指挥重机枪连向乐安城墙的指挥官射击。由于射手们技术不过硬，经验少，打不到点子上，不能有效地压制敌人。我心里着急，于是亲自操作一挺重机枪，从东面向北面城墙上成一线的敌人射击，打得城墙上的一面敌人抬不起头，把指挥官打得没了踪影，也压制了敌人的火力。

随后我告诉了机枪连长在射击时应该注意的动作要领。因子弹有限，为了节省子弹，有效地消灭敌人，采用“嗒嗒嗒，嗒嗒”的点射方法，既节约了子弹又有效地发挥了重机枪的威力，有力地支援了兄弟部队攻城作战。

当我和连长刚离开这挺重机枪，沿堑壕向西方走出10多米远时，突然，城墙上敌人“嗖嗖嗖”地向我重机枪连阵地发射了数发迫击炮弹，其中一发炮弹击中我刚刚离开的那挺机枪，重机枪被炸毁，射手当场牺牲。

通信员快速跑到我旁边，看到我毫发未损，惊愕地说：“政委，你命真大，你如果继续在那里射击，慢走几秒，那后果就不可想象了。”

我对他说：“战争是残酷的，有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我们要随时为革命事业献身，不能贪生怕死，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同志是非常光荣的。”

我鼓励同志们奋勇战斗，狠狠地打击敌人，为烈士们报仇，有力地支援兄弟部队攻城。

经过连续鏖战，配合兄弟部队，于8月17日12时，终于攻克了乐安城，全歼守敌。

以其人之“绳”还“缚”其人之身

1932年10月下旬宁都会议结束不久，一件匪夷所思的重大事件传进了我们的耳朵。由于毛泽东主席不赞成“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被“左”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撤销了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尽管当时我不可能知晓内幕，但我嗅悟出党的上层在战略方针上出现了分歧。我坚信有毛泽东主席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担心撤了毛泽东主席，红军还要硬打硬拼，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年冬天，也许是太阳神被战乱激怒了，江南的气候不再有如春的暖意，冷而沉闷，时有乌云卷着寒潮袭来。

1933年2月初，蒋介石的50万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被迫离开上海，迁入瑞金。惯于在大都市里搬弄洋词典发号施令的中央领导“光临”苏区亲理红军“朝政”，红军广大指战员心情都万般复杂。

反“围剿”开始后，“左”倾中央领导硬要红军强攻敌重兵驻守的南丰、南城，结果是损兵又折将。蒋介石又急调4个师增援，红军进退维谷，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在这紧急关头，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志顶住“左”倾瞎指挥的压力，当机立断，指挥红军主力秘密转移，以部分兵力转向黎川，引虎出穴，在运动中达到歼敌之目的。

蒋介石狂妄一时，以为红军败退，命令部队倾巢出动。各路敌军像一群群野狼捕食一样寻歼红军。岂料，他的五十二和五十九两个王牌师离开南城仅几十公里，便被红军在黄陂“煮了饺子”。

当时，我一〇七团在乐安北部山区隐蔽待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部队“大会餐”。

黄陂“挫失”，蒋介石“凄惨异常”（此乃蒋介石给陈诚手谕所言），但又为找到了红军主力而庆幸。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堂堂30万正规国军对付不了10万游击“赤匪”，遂调整部署，将其主力编为前、后两个纵队，统由心腹战将陈诚指挥，欲将红军歼灭在广昌地区。

这一次，我终于等来了一顿“美餐”。

3月中旬，陈诚秉其主子旨意，亲率两个纵队由黄陂向广昌方向开进。为使敌前后两个纵队拉开距离，创造战机，集中打敌后纵队，按照方面军首长决定，红十一军佯装红军主力，火速前往广昌北部，吸引敌前纵队加快推进速度；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在敌后纵队尾部积极活动，拖住它的尾巴，迟滞其行动；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广昌西北地区伺机歼敌。

20日黄昏，敌前纵队已接近广昌，后纵队才挪动到侯坊、东陂、草台岗一线宿营，两者相距有20公里。

战机悄然而至，红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力利用夜晚向预定地域全速开进。一〇七团冒着初春寒雨，急速调动，拂晓前进入东陂村东侧山地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了作战准备。

“叭、叭、叭”，三发信号弹划破黑森森的夜空，红军主力部队同时向敌人发动攻击。

一〇七团的任务是卡住东陂至草台岗大道，钳制东陂之敌，阻其向草台岗增援。

战斗打响后，李团长在右侧山头阵地上指挥。我带重机枪连在左侧山头，听到草台岗方向枪声不断，我们这边却动静不大。不能在这儿干等，要把敌人搅起来，趁天没亮多干掉些，我心里想着，随即带着十几名突击队战士，迅速摸下山。在山下，隐隐约约看到一股敌人正在一个空牛棚外惊慌乱窜，举枪就是几梭子，死伤的敌人倒下了，没倒下的赶紧钻进牛棚。我率领部队越过大道，朝正在集合的另一股敌人又是一阵扫射。

片刻，村边一声狂喊：“快往东山上冲，抓住赤匪有赏！”这是个当官的，看来敌人醒过一点神来了。

我迅速率领重机枪连后撤，抢占靠道边的一个小高地，命令连长死守。

天将放亮，散乱的敌人在指挥官的督迫下往山上冲，红军勇士们依托阵地顽强阻击。

敌人一次次冲了又退，退下去的敌人在他们的指挥官手枪的威逼下，又接着往上冲。

稍后，更大的一股敌人沿大道向草台岗方向机动。

“坚决把这股敌人打回去！”我指挥重机枪连严密封锁大道，阻挡援敌。李团长命令预备队在大道右侧高地加入战斗。

敌人开始往回缩，我看敌人已无心也无力恋战，便令全团指战员冲下山去，追歼溃敌。

12时半，战斗结束，歼驻东陂的敌第九师100余人，俘300余人。

战后，打扫战场，清点移送战俘，无意中我发现每个俘虏腰间都缠着一根绳子。

“你们来打仗，还带上绳子干啥？”我走到一个小官模样的俘虏身边，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报告，我们出发前，师长亲自训话，说红军已经顶不住了，这次要全部消灭。红军都被共产党洗了脑，他们当了俘虏也要拼死抗争，带上绳子把抓获的红军捆回来，论功行赏。没想到我们先当了俘虏。”他耷拉着脑袋对我说。

看着这群俘虏的狼狈相，我猛然想起了一句古话，冷笑道：“这正是以其人之‘绳’，还‘缚’其人之身啊！”

但是，红军优待俘虏，他们的绳子自然派不上用场。

奔袭新淦县

1933年4月，我调任第一〇九团政委，部队驻在乐安县北部山区。

乐安县西邻新淦县（今新干县），新淦县东部为丘陵地形，属中央苏区范围，西部为水网平原地形，白区与游击区相互交错。赣江在县域西部地区纵穿南北，在赣江与其支流湄湘河交汇处坐落着新淦县城——金川镇。国民党第二军团总指挥兼二十五师师长孙连仲的指挥机关就驻在这个不足万人的小镇上。

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军队中不断有爱国开明人士或部队起义投诚。孙连仲的三个旅有两个旅在宁都起义投奔红军，另一个旅也人心浮动，孙连仲对部队的控制已经是摇摇欲坠。

5月上旬的一天，红三十六师获得情报：孙连仲正在新淦县城赣江码头调集兵力、船只和给养物品，迹象表明可能要向南昌方向逃窜。

机不可失，师长张宗逊、政委邓华命一〇九团紧急出动，奔袭新淦县城，欲活捉孙连仲。

一〇九团李团长是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军事训练有一套，但政治上首长们不怎么放心，因此，师长、政委下达命令后，又专门向我交代：率领部队单独深入敌占区执行任务，首要的是掌握好部队，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绝对保证部队不出问题。

当晚，部队出发不久，天就下起了雨，指战员们浑身上下淋个透，崎岖山路泥泞不堪，尽管给夜间急行军带来诸多困难，但我心里暗自高兴：这正是奔袭作战的天赐良机！

一路上，我不停地利用言传身教，进行宣传鼓动。重机枪连指导员刘贤权身体有病，我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有的战士身材瘦小，我就帮他们扛枪。30多公里山路，拂晓前就赶到了。

奔袭作战，一要奔，二要袭。奔到了预定位置，接下来便是突然袭击。

根据县城地界狭小，东高西低的地形，我命令部队在县城东侧各高地展开，把重机枪连设在中间地势最高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我一声令下：“打！”

霎时间，重机枪的呼啸声划破了雨夜的寂静，近千名勇士似山洪暴发一样向县城、码头冲去。

孙连仲做梦也想不到，在这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红军会突然兵临城下。他只得把手下的喽啰们收拢起来，仓促应战，自己却趁混乱之机，带上几个亲信，仓皇登上炮艇，顺赣江向南昌方向逃窜。

千余国民党士兵成了无头苍蝇，惊慌失措挤向江边码头，都试图抢登上船逃跑，在码头上乱作一团。

仅一个多小时，我便率领部队攻打到码头，众多国民党士兵见势只得乖乖当了俘虏。

孙连仲人虽跑了，但他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序列里消失了，原来属于孙连仲部队的成箱成堆的弹药、医药、胶鞋都换了主人！我和团长商量，我们的战士经多次行军打仗，衣服已破烂不堪，于是决定给每个人发一套新军装、两双胶鞋，新衣服上没有红领章，我就派人找当地的裁缝给加工红领章。战士们穿上了新军装，个个兴高采烈，像过年似的。随后，全团跟动员的群众和俘虏兵把物资转移到苏区，交师后勤部，后勤部供给处徐处长接收时兴奋地说：“曾政委，你们真是敢作敢为，不但全团换发了新装，还上交这么多弹药器材、药品和军装，真不简单啊。”

一〇九团打了一个漂亮的奔袭战。师长张宗逊、政委邓华非常满意，高度评价说：这是天助神兵，马到成功！

不久，师部得到消息：蒋介石在樟树机场。尚处在奔袭新淦俘敌上千，缴获颇丰的兴奋中的张师长、邓政委又下令要我带一〇九团奔袭樟树机场，去活捉蒋介石。这可出乎我们预料，但师部命令已下，只能坚决执行。

我带部队沿着公路向樟树机场疾进，遭到在赣江巡游的敌人炮艇的拦阻射击，部队是奔一路打一路，不时有人员伤亡。我一看情况非常不利，便当即下令停止前进，立即掉头撤回。回撤途中在一个茶亭看到李团长带了一些战士在休息，我向他简单地讲述了我们的任务和途中的情况。李团长说，收兵回朝。

遭敌追击竹鞭下藏身

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后，由于长期作战，苏区供应日趋紧张，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央红军于1933年6月7日利用空隙在永丰县藤田进行整编，实行了大师、大团编制（三三制，我任政委的一〇九团编入一军团二师六团，我改任六团俱乐部主任），并在此期间举行了一次运动会，五团的成绩非常显赫。周恩来总政委在运动会结束后的大会上讲了话。只见他眉清目秀，讲话声音洪亮，气宇轩昂，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战士们都说这位胡子首长讲话鼓舞人心，特具震撼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政委，他在会上着重表扬了成绩突出的五团，并宣称五团是“模范红五团”，从此，五团就出了名。

6月中旬，红六团奉命围攻抚州（今江西临川），其任务是攻克该城，筹款补给。结果围攻半月毫无进展，不仅军需储备的任务未完成，部队还几近断炊之境，朱水秋团长、宋金泉政委受到师政委刘亚楼的严厉批评。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朱团长、宋政委决定立即从全团抽调排长、班长和九连指导员共30人，组成精干的小分队，由我率领向抚州东北方向的白区打土豪筹款。

我受领任务后，与张指导员和排长按团领导的意图，认真研究后制订了行动方案。因为孤军深入白区，不可预料的危险和困难重重，且不容有丝毫的麻痹大意。我和九连张指导员及两名排长各带一把驳壳枪，全队每人佩带两枚手榴弹，一律换便衣，轻装而行，向着抚州东北的白区开进。

小分队跨过崇仁河上一座木桥，我特别嘱咐警戒部队军事哨排长：“我们还要从桥上返回来，你们要保护好这座桥。”

前进不到10公里，小分队突然与敌人先头部队遭遇。因只有4把驳壳枪和几十枚手榴弹，没有还击能力，与敌人硬拼无异于自取灭亡，只能主动摆脱敌人，所以我果断命令小分队沿原路迅速回撤。

敌人一路上用火力追击，并沿着小分队回撤的路线猛烈地尾追而来（敌人追赶和射击无疑给六团报了警，六团迅速做了准备）。

我率领小分队拼命回撤，敌人紧追不舍，当我们撤到桥中央时，才发现桥南段已被警戒部队拆除。我又命小分队返回到崇仁河边的竹林里躲避。敌人向竹林里猛烈射击，机枪、步枪响作一团，犹如热锅炒黄豆一样，在竹林里“叭叭叭”地响。

这时我们有的同志着急了，水性好的几名同志跳入水中奋力游到了对岸。张指导员让我一道下水游过去，我一看河面宽约百米，水流湍急，而敌人离我们又很近，已没有了足够的时间游到对岸。

我对张指导员说：“不行，不行，百米宽的河水要游过去需要时间，我们再快也快不过子弹。”

但他们执意要游过去，话刚说完，张指导员带领几人钻入了水中。这时我看到河岸竹林边被水冲刷的竹鞭可以藏身，于是我就带领没入水的副班长小杜跳入水中藏于竹鞭下。张指导员他们在水中拼命地往前游，遗憾的是即将接近对岸时，敌人的机枪、步枪一阵猛扫，几人全被击中牺牲，浮在水面，顺着水流漂向下游。

我看到张指导员和战友们中弹牺牲，心如刀绞。

我在竹鞭下的水中一动不动，只听到敌人在头顶上“抓活的，抓活的”一阵狂叫，子弹“噗噗噗”地向河中乱射。

小杜在水中沉不住气，我示意他不要动，被敌人发现就没命了，我俩现在是在阎王眼皮底下。

大约接近中午时，小杜在竹鞭下悄悄地向下游移动，这时我更紧张了，担心小杜暴露后会发生危险。

我头部顶着竹鞭，蜷曲着身子在水中已经蹲了几个小时了，虽是6月，但在不见阳光的竹鞭下，也是上牙嗑着下牙，浑身发冷打着寒战。我只好用自己的双手捂在胸口上不停地按摩搓动取暖。我尽量把嘴露在水面上，但时不时有涌动的河水灌入口里，呛入鼻中。面对这一切，只有咬紧牙关去忍受克服，更重要的是密切注意敌人。为防止发生意外，我沿着竹鞭悄悄地向上游移动，欲离开这危险境地。正当我慢慢向上游移动时，对岸来了一对男女，他们放下渔竿坐在岸边开始钓鱼。只见男的上着白衣，下着蓝裤，女的穿花花绿绿的旗袍。男的手擎鱼竿，一会儿抬起，一会儿又甩入水中，女的打着伞，扇着蒲扇，他俩不时地说笑着，但听不清讲些什么。突然出现的情况使躲在竹鞭下的我不敢妄动，以免暴露。一旦暴露，钓鱼男女一喊，无疑是给敌人报了信。

我只有咬紧牙关忍受着水泡、寒冷、饥饿、站不起蹲不下的煎熬，等待黄昏时刻的到来。

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天终于黑了，钓鱼的男女走了，追赶的敌人撤了，竹林又恢复了平静。我从水中小心翼翼地爬上岸，四周探望确认无异常情况后，才把衣服全部脱光、洗净、拧干，擦了擦驳壳枪，找到一根竹竿扛在肩上，装成老百姓去寻找部队。

我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向前摸索，通过敌人露营的村庄时，看到敌人架起的行军锅在煮饭，马夫在喂马，敌人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吵架声、骂娘声此起彼伏，露营地混乱不堪。我正看着，突然，一名扛着枪的游动哨兵出现在我的眼前，哨兵问：“干什么的？”

我先是一惊，然后迅速镇定下来，发现哨兵是北方口音，然后就用生疏的当地话回答道：“老百姓，给你们送菜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混了过去。皓月当空，我顶着北斗星，向着西南方向走去……

中途，我看到西侧远方一点光亮忽闪忽闪地由远至近，迎着我而来，我猜测，这可能是敌人用来联络的信号。

我立即隐蔽在道旁的草丛里，果然看到一名军官扎着武装带，一名士兵挎着驳壳枪，手提马灯，两个人边走边说朝我走来……

我将驳壳枪子弹上膛，想把两个敌人干掉，忽又一想，我的枪和子弹在水中泡了一天，能否打响没有把握，又担心一旦枪响，惊动村里敌人，对于要脱离险境的我将更加不利，于是，只好暂且放过这两个家伙。

我警惕地继续往西南行走。时至深夜，突然听到前方不远处有狗叫声，我借着明亮的月光望去，隐隐约约看见前方山脚下有座房子，并亮着暗淡的灯光。

我悄悄地摸到房子跟前，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女人抱着小孩，坐在门前乘凉唠嗑。

我停下来仔细观察了一番，确认是穷苦的人家后，才大胆地走向前对他们说：“老表，我问问路。”

我的赣南土语打消了对方的戒备。

男主人说：“老表，请过来坐。”

我说：“老表家中有什么吃的吗？我赶了一天的路，什么东西也没吃，饿坏了。”

表嫂说：“有，有，有点剩饭，还有红薯。”

男主人进到屋里端出剩饭和红薯递给我。

我接过后，大口地吃起来，一整天粒米未进，实在是太饿了。

饭后，我确定了这家人是淳朴的乡民后，便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跟他们说：“我是红军侦察员。”

老表说：“红军上午刚从这里经过，往西南去了，我还给他们带了一段路，太阳快落时，我才回来。”

我说：“我们都是穷人，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是为穷人谋解放的。”

老表一听高兴地说：“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红军就是我们自己的队伍。”

我说：“老表，麻烦你，你还得给我带段路。”

老表说：“那好，没问题！”

吃完东西后我向表嫂谢别，随老表上了路。

路上，为防万一，我让老表折一些松树枝抱在怀里，告诉他每经岔路口时就放一根树枝当路标，以免后方大部队走错路。

当东方露出鱼肚白天将破晓时，我说：“老表，就到这里，天亮了我可以自己走。真是太麻烦你了，谢谢你，以后再见。”

又走了几公里路，我看到前方山坡上有人行走，两个哨兵端着枪，面朝北。看到哨兵端枪的姿态和走动的步伐，我心里豁然开朗起来，这是我们的部队。我兴奋地走到跟前向哨兵招手：“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哨兵回答：“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六团俱乐部曾主任。”

哨兵一听马上回答道：“噢，是曾主任啊，我们是三营。”

我又问：“营部在哪里？”

他手指着：“就在后边村子里。”

话毕，我直奔营部走去。

营长、教导员得知九连张指导员牺牲的消息，心情都特别沉重，并说：“曾主任，你们这次行动太危险了，辛苦了！”并张罗着给我安排吃饭和休息。

我浑身乏力，饭后便呼呼睡去。

当天下午，我回到团部，朱水秋团长、宋金泉政委、赖际发总支书记都来看我并安慰我。我带着埋怨情绪说：“敌人重兵已向我们发动进攻了都不知道，还蒙在鼓里，还派我们去筹款，结果我们白白牺牲这些同志，我也险些丢命，这样的行动如同儿戏。多亏我们与敌人遭遇，追赶我们的敌人枪声大作，起到了报警作用，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朱团长、宋政委、赖总支书记听我叙述完同敌人遭遇的情况和不满情绪，他们三位也深感内疚，并一再向我表示歉意：“对不起你和牺牲的同志，使你们遭受了这样的危险和痛苦，我们深感自责啊。”

他们又告诉我，随我出动的小分队还回来六名同志。

朱团长、宋政委对我说：“庆幸你们与敌十师和八十三师提前遭遇，枪声给我们报了警，使我们迅速安全转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你们小分队是有功劳的，20多名同志的牺牲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心情也很悲痛，我们会记住他们的。”

团领导临走之前让我好好休息，恢复一下体力。

我由于紧张、危险、水泡、挨饿、缺觉、劳累，生了一场大病。

红军勇士血洒苏区

第五次反“围剿”中，我调任五团俱乐部主任。

一开始，红军新上任的博古（秦邦宪）和“洋军师”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就摆开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意为御敌于中央苏区之外）的架势，面对百万敌人压境，把中央苏区的10万红军全部推向战场第一线。

1933年10月18日，红一军团奉命开进至黎川以东的湖场地区，配合三军团攻打资溪桥，欲夺回黎川。而此时黎川、资溪桥一线有敌7个师又1个旅的重兵把守。

到达指定地域后，部队加紧进攻准备。到处住满了红军部队，到处都有挥镐舞锹修工事的红军战士和民兵群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规模宏大的场面，不晓得高层领导从哪里搬来了这种遍地撒兵的新战法。

22日，攻打资溪桥大战打响了。由于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大批大批的勇士们，端着步枪，甩着手榴弹攻上去，又退回来；绕过去，又转回来……一连四天，勇敢顽强的红军战士倒下的倒下了，没倒下的疲惫了，而敌人依然在资溪桥发着淫威。

这样的打法不行啊！我心里在淌血！

红军实在攻不动了，不得不撤离黎川向西转移。

11月中旬，红一军团西渡赣江，试图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出去，向苏区回撤。

刚过河，即遭敌尾追侧击，红一军团在运动中吃掉部分追敌后，在云盖山、大雄关、朱马寨一线组织防御，红五团在朱马寨以西构筑防御工事。挖堑壕、交通壕，在南城县某村利用河塘挖陷阱，插竹扦，对山进行削坡，造地堡等防御设施，形成了三道防御阵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瞎指挥，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短促突出”的战法，结果没能挡住国民党重兵集团的冲击，在敌人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突击下，我红五团阵地被突破。

战局总是被动，军心势必受影响，部队中出现了开小差甚至投敌的现象。团政治处干部轮流到每个连帮助工作，说白了，就是扼住开溜投敌势头。我和五团总支书记王集成轮流到前沿连队七连帮助工作，轮到我去七连。当晚，干部轮流察看阵地，很晚才休息，可一早起来，就有人报告连长不见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失踪，十有八九是投敌，我立即向刘忠团长（兼政委）报告。

17日，10多倍于红军之敌向红五团阵地发动进攻，我顶替连长指挥战斗。

天近拂晓，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人在飞机大炮轰击下，一直从拂晓打到下午3点多钟，我五团的一线防御阵地全线丢失。紧接着，二线阵地也被突破，人员都退到了三线阵地。此时，刘忠团长命令我指挥重机枪连和团特务连花机枪排坚守第三线阵地（团指挥所），他率领六连（陈方仁任指导员）向敌人反冲击。敌人在我阵地前沿死伤惨重，横尸遍野。我指挥4挺重机枪利用一棵大松树下的地堡和交通壕狠狠地射杀敌人。敌人组织了“敢死队”（穿黑衣服，戴有两圈白色的黑帽子）分梯队、多波次的反冲击，战士们向敌人甩出最后一批从敌人死尸中捡来的手榴弹，经过一场白刃厮杀，把冲上来的敌人敢死队捅下了山。很快又一批敌人往上冲，红五团伤亡惨重（团长刘忠被撤职，陈正湘接任团长也负伤），不得不撤出阵地。后撤往竹林里集结，我碰到一营刘营长和三营梁兴初营长，我就说：“老兄，你们赶紧整理队伍，赶快后撤，敌机马上又要轰炸。”

红军撤回苏区，国民党军穷追不舍。洋顾问李德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坟地不回头，还要拿已经元气大伤的红军做赌注，以9个师的兵力“保卫广昌”，试图固守中央苏区。结果，尽管红军战士凭着坚韧和勇敢的战斗意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损失惨重。

部队到处充满着埋怨的怒气：敌人还是昨天的敌人，红军还是昨天的红军，今天咋就打不赢了呢？红军怎么了？

我止不住困惑、思考，进而怀疑、憎恨：李德把红军战士的生命当儿戏！思来想去，不由得为红军的前途焦急、忧虑……

12月，我调往红二师训练队任队长兼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