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冬，西京留守府充满着离别的氛围

明道二年冬，西京留守府充满着离别的氛围。钱惟演罢西京留守之职，移镇汉东（即随州）。这一人事变动与当时朝廷政局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位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人物，钱惟演终生处心积虑，谋取私利。明道二年（1033）春，太后病危，惟演请求以景灵宫使入京侍祠，希图固宠。三月二十九日，刘太后辞世，仁宗亲政，朝廷大政急遽变化。钱惟演因为后党的关系，受到御史中丞范讽的弹劾，不但没能回到汴京，反被调往落后偏僻的随州。这是他仕宦生涯中最大的失败。以垂暮之年，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就任于穷乡下邦，其心境之凄苦可想而知。

腊月的一天，钱惟演黯然启程，留守府诸位僚友依依送别：

诏书走东下，丞相忽南迁。送之伊水头，相顾泪潸潸。（《书怀感事寄梅圣俞》）

大家一直送到了离城几十里地的彭婆镇。当时细雨蒙蒙，寒风阵阵。饯别宴上，众人照例即席赋诗。欧阳修“路识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留守相公移镇汉东》）两句化用钱惟演早年诗句，切合当前情境，格外触动伤离情怀。抚今追昔，钱惟演作长短句付歌伎演唱，其辞悲凉，其声哀婉，令人潸然泪下，在座各位无不唏嘘……

在洛阳三年，作为一府之长，钱惟演爱惜人才，与后进平等相处，共同沉浸于文酒诗会的游乐生活之中。他为文士们提供了必要的“社会闲暇”。文学的历史表明，文学的成熟和繁荣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即一部分专门制作精神产品的社会阶层的形成直接相关。而“社会闲暇”，是文士们进行文学创作、展开文化活动的前提，是促使艺术创作专门化和精细化的必要条件。钱惟演对欧阳修、梅尧臣等“器其材，不撄以吏事”（《四朝国史·欧阳修本传》），使他们得以尽力于学。我们今天检视欧阳修自订的《居士集》和梅尧臣的诗集，都是从天圣九年开始正式著录作品的。洛阳时期是他们创作的共同发轫阶段。此外，钱惟演具有文学上的宽容和奖掖后进的精神。作为“西昆体”作家，他并不强制推行“西昆体”诗文，使新的文学风尚得以在宽松的环境中萌芽生长，这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还常常告诫年轻的僚属“当用意史学”（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以古鉴今，培养自己的远见卓识，并组织大家集体撰写了《都厅闲话》一书。这部带有练笔性质的同仁著作，今天已不复可见，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后辈文史才能的重视、培养和勉励。他在洛阳文人群体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钱惟演走后不久，王顾、杨愈、谢绛也先后任满离开洛阳。梅尧臣原是以叔父梅询门荫入仕，尚未取得进士资格，明年适逢大比，故而也于此后不久卸下河阳主簿之任前往汴京，准备参加来春的礼部省试。同行的还有王复、王尚恭、王尚喆。朋辈星散，盛事难继，欧阳修心中无限伤感：

岁暮寒云多，野旷阴风积。征蹄践严霜，别酒临长陌。应念同时人，独为未归客。（《别圣俞》）